【摘要】经典现代化理论长期将西欧现代化经验视为普遍模式，并以此衡量其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然而，拉美现代化既区别于西欧内生型现代化，也不同于东亚追赶型现代化，而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走出一条具有自身鲜明特征的发展道路。其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根植于三方面相互关联的历史因素：1492年以来长期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依附地位，印第安文明、伊比利亚文明和非洲文明长期交融形成的混合文明结构，拉美社会应对现代性冲击所形成的巴洛克式调适机制。在世界体系的约束与本土混合文明的支撑下，拉美通过持续的巴洛克式调适，逐渐走出一条兼具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依附性与自主性特征的混合调适型的现代化道路，形成独具区域特色的现代化发展形态。
【关键词】拉丁美洲 现代化 世界体系 混合文明 巴洛克式调适
【中图分类号】 K73/D5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8.010
【作者简介】韩琦，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拉丁美洲历史、拉丁美洲经济史、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主要著作有《拉丁美洲经济制度史论》、《墨西哥文化革新运动与现代化》（合著）、《跨国公司与墨西哥的经济发展》等。
关于拉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因受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学界长期陷入一种“成败叙事”或“制度功利叙事”中。这类研究将拉美现代化置于西方现代性的单一评价坐标系中，以欧美现代化的成熟范式为标准答案，以“达标与否、成功与否”评判拉美数百年的发展进程，却始终难以充分解释一个事实：拉美国家虽然经历长期的政治动荡、经济危机和社会冲突，却始终未曾中断对现代化的探索与追求，并逐渐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与西欧相比，拉美并非现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与东亚相比，拉美也未能形成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追赶型工业化道路。然而，拉美并非简单复制外来模式，而是在不断吸收、改造和重构外来制度与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独特的发展经验。因此，拉美现代化的独特性并不能简单归结为成功或失败的问题，而应当从其历史和文明的形成机制加以理解。其现代化道路形成于三个层次的历史结构之中，即世界体系构成其外部环境，混合文明构成其内部基础，而巴洛克式调适则构成其回应现代性的主要机制。三者互动，共同塑造拉美现代化道路的独特面貌。
世界体系中的拉美：现代化的外部结构
拉美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首先源于其在现代世界历史中的特殊定位。与西欧现代化发端于自身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变迁不同，拉美自诞生之日起便处于一个不断扩展的世界联系网络之中。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不仅是欧洲海外扩张的重要起点，也是现代世界体系形成的重要开端。拉美并非在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之后才被纳入其中，而是在这一体系形成过程中被塑造并逐渐成长、发展起来。因此，理解拉美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首先必须考察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
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与拉美的诞生。1492年以后，西班牙和葡萄牙相继完成对美洲广大地区的征服，并将其纳入伊比利亚殖民帝国体系之中。伴随跨大西洋、跨太平洋航路的开辟，美洲、欧洲、非洲和亚洲之间逐渐建立前所未有的全球联系。以萨卡特卡斯和波托西银矿开发为代表的大规模贵金属生产，以加勒比地区和巴西种植园经济为代表的商品农业，以及横跨三大洲的奴隶贸易网络，共同构成早期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全球史角度看，16世纪不只是欧洲扩张的时代，也是世界市场形成的时代。大量白银经由大西洋贸易体系从拉美流入欧洲，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进入中国和东亚市场；欧洲制成品则持续涌入美洲殖民地。正如一些全球史学者所指出的那样，1571年马尼拉航线的开通，标志着世界贸易网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连接。[1]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拉美并非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而是构成该体系的重要节点。
由此可见，与长期保持相对独立发展轨迹的东亚国家不同，拉美从16世纪开始便深度嵌入世界经济体系，其经济活动、人口流动和社会结构的发展，始终与全球市场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拉美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独立于现代世界体系之外的“传统时代”，其历史演进从一开始便与现代世界体系相伴而生。
美国社会经济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16世纪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形成标志着现代世界体系的诞生。[2]虽然这一理论主要关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但对于拉美研究而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拉美并非后期才被动卷入现代化浪潮的地区，而是在现代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就被赋予特定位置和功能。对此，马克思有过精辟的论述：“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3]这种历史起点，深刻影响拉美此后500年的发展道路。
殖民经济与外围结构的形成。伴随世界体系扩张而形成的，是拉美在国际分工中的外围地位。殖民时期的拉美经济并非依托本土市场组织生产，其生产活动主要服务于欧洲和世界市场需求。西班牙在墨西哥和安第斯地区建立以贵金属生产为中心的殖民经济体系，葡萄牙则在巴西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糖业种植园经济。17世纪以后，蔗糖、可可、烟草、靛蓝棉花等出口商品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4]该经济模式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殖民地生产的主要目的并非满足本地社会需要，而是响应世界市场需求。生产结构、贸易流向乃至交通网络布局，都围绕国际市场运行而展开。
与此同时，殖民地经济发展呈现显著的不平衡特征。一方面，部分出口部门深度嵌入世界市场；另一方面，本地工业和内部市场发展相对有限。殖民当局长期推行贸易垄断和重商主义政策，限制殖民地制造业发展，让其充当原料供应者和商品市场的角色。这种国际分工格局虽然推动了部分地区的经济繁荣，却使拉美逐渐形成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此后兴起的咖啡经济、矿业经济和出口农业虽不断变化，但其基本逻辑与殖民时期形成的经济结构具有明显连续性。
因此，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拉美面临的首要历史约束并非技术落后或资本短缺，而是在现代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便已固化的外围经济结构。其独立后两百年的现代化探索，在很大程度上，始终围绕如何突破这一结构性限制而展开。
殖民权力结构与社会等级体系。现代世界体系带来的不只是经济联系，更是一套新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秩序。殖民统治时期，西班牙和葡萄牙王权在美洲建立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系。从宗主国层面的国王、西印度院、贸易署，到殖民地的总督、检审庭、都督、市政会以及教会的各级组织，共同织就金字塔式的殖民统治的网络。这种政治体系既体现伊比利亚王权专制传统，也体现殖民统治对社会管控的需要。
在这一基础上，殖民社会形成复杂的等级结构。出生于欧洲的半岛人、在美洲出生的克里奥尔人、梅斯蒂索人、穆拉托人、印第安人等，分别处于不同社会位置。虽然不同地区情况存在差异，但整体而言，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精英集团手中。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等级结构不仅表现为经济层面的不平等，而且与肤色、血统深度绑定，体现为种族不平等，并延伸至文化与知识领域。欧洲文化被视为文明和进步的象征，原住民文化与非洲文化则处于从属地位。由此形成的文化等级秩序，深刻塑造拉美社会的自我认知。
秘鲁社会学家阿尼瓦尔·基哈诺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权力的殖民性”（colonialidad del poder），从四个层面展开分析：其一，种族作为社会分类的重要原则，在拉美独立后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以“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等新的话语体系完成观念重塑，继续框定印第安人和黑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其二，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科学、理性、进步、发展）成为唯一合法的认识方式，拉美本土知识传统被系统性地贬低为“迷信”“落后”；其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多种劳动控制形式（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劳动）共存于同一空间，并非“前现代残余”，而是现代（殖民）世界体系的关键特征——中心区域之所以能够形成纯粹雇佣劳动形态，恰恰建立在边缘区域的存在之上；其四，“现代性”和“殖民性”不是先后关系，而是共生关系。[5]尽管基哈诺的理论主要用以解读独立后的拉美社会，但其历史根源是在殖民时期形成的。
因此，殖民统治留下的不仅是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更是一套由殖民权力塑造、长期延续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秩序。这种结构，后来成为拉美现代化进程必须面对的重要历史遗产。
政治独立与殖民结构的历史延续。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大西洋革命浪潮席卷西半球。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战争动摇了伊比利亚殖民帝国的统治根基。1810年至1826年间，西属美洲大部分地区相继独立，1822年巴西完成独立进程。
独立虽促成主权国家的诞生，使拉美诸国能够以新的政治身份参与现代世界体系，但拉美独立运动本质上是克里奥尔精英主导的政治革命，而非深刻的社会革命。政治层面的独立并未脱离世界体系，殖民时期形成的基本结构也未被彻底改变。外向型经济模式仍然存在，社会等级关系依然延续，新国家的建构不得不面对各种殖民主义遗留问题。
因此，政治革命与结构延续并存的历史特征，构成拉美现代化的起点。拉美现代化并非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简单转型，而是在世界体系外围地位和混合文明基础上开启的现代国家建构。这一历史起点，决定拉美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具有不同于西欧和东亚的发展条件，也预示其后持续不断的巴洛克式调适。
混合文明与巴洛克传统：拉美现代化的文明基础
如果说世界体系塑造拉美现代化的外部环境，那么混合文明则构成其现代化进程的内部基础。与欧洲、东亚或伊斯兰世界不同，拉美并非建立在单一文明传统基础上的历史共同体，而是在殖民扩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混合文明。[6]1492年以来，印第安文明、伊比利亚文明和非洲文明，在同一历史空间中持续交融碰撞，共同塑造拉美社会的文化结构、价值体系和社会认同。这种独特的复合型文明结构，让拉美在应对现代性挑战时，既不全盘排斥外来文明成果，也不机械复刻外来发展模式，而是在不断融合和调适中逐步探索形成自身的发展道路。
三种文明传统的相遇与融合。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后，欧洲人与美洲原住民开始了持续数百年的接触过程。在欧洲殖民征服之前，美洲已孕育出多支发展相对成熟的文明体系。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安第斯地区的印加文明，以及遍布美洲大陆的众多原住民社群，共同构成美洲文明的重要基础。这些文明不仅拥有成熟的农耕体系和社会组织，还形成了独特的宇宙观、宗教观和社会价值体系。
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者的到来，使伊比利亚文明成为重塑拉美殖民地社会的重要力量。天主教信仰、罗马法传统、城市制度、王权观念，以及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两大主流语言，逐渐传播到整个拉丁美洲。与此同时，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将数百万非洲人带入美洲，非洲文化由此扎根，成为加勒比地区与巴西社会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文化替代。尽管殖民统治带有明显的强制性，但欧洲文化并未完全消灭原有文化传统。印第安文化在许多地区顽强延续，持续影响殖民社会的发展；非洲文化在宗教、音乐、饮食和日常生活中留下深刻印记。经过长期互动，不同文明之间逐渐形成复杂的融合关系。例如，墨西哥亡灵节融合天主教节庆传统与印第安人的祖先崇拜观念；安第斯地区的圣徒崇拜，结合了印加文明的地方神灵信仰；巴西的坎东布莱教则将非洲约鲁巴神灵与天主教圣徒相对应，形成新的宗教崇拜形态。这些现象表明，殖民时期的拉美并非单纯的欧洲化过程，而是不同文明不断重组和再创造的过程。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拉美文明并非欧洲文明的海外延伸，而是一种新的历史文明创造。其最重要的特征不是文化纯粹性，而是文化混合性。
“文化互化”与拉美混合文明的形成。古巴人类学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在研究古巴社会时，提出文化“互化”（transculturación）概念，用以解释殖民社会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过程。他认为，传统人类学中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理论，往往强调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被动接受，而无法解释古巴社会的大量文化创新现象。在他看来，不同文化接触之后，并非只有一方改变，而是各方都发生变化，并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新的文化形态。因此，文化接触既意味着原有文化因素的部分消解，也意味着新的文化内涵的创造生成。[7]这一理论，对于理解拉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自16世纪起，印第安文明、伊比利亚文明和非洲文明开启持续数百年的互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吸收大量原住民词汇，天主教仪式融入地方宗教传统，欧洲建筑形式与本土审美相结合，非洲音乐传统深刻影响拉美流行文化发展。历经长期演化，拉丁美洲逐渐形成一种既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原住民社会的新文明形态。
由此可见，拉美文明并非若干文明因素的浅层拼接，而是长期互化积淀形成的文明复合体。这种复合性深刻影响拉美社会面对现代性的态度：因其文明本身就是多元融合的产物，拉美对外来观念与制度表现出较强的吸纳能力，同时会结合本土发展需求对外来元素进行重构与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互化”不仅是拉美文明形成的历史过程，也是理解其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线索。
殖民地巴洛克文化与文明认同的形成。如果说文化互化理论揭示了混合文明形成的机制，那么殖民时期的巴洛克文化则是这种文明融合最重要的历史表现。17世纪后，巴洛克艺术随天主教传播进入美洲。欧洲巴洛克风格诞生于反宗教改革时期，强调视觉冲击、情感表达和宗教象征。传入拉美后，这一艺术形式迅速与当地文化发生融合。在墨西哥、秘鲁和基多等国家和地区，大量教堂、修道院和宗教艺术作品体现出明显的本土化特征：欧洲宗教主题与印第安装饰图案相结合，基督教符号与地方文化元素并存，由此形成“印第安巴洛克”或“拉美巴洛克”，与北美新教文明发展路径形成显著差异。
这种融合不只局限于艺术领域，还体现在社会生活与文化认同层面。巴洛克塑造了殖民地的社会运行逻辑，使底层群体能够柔性调适、改革殖民秩序。殖民地民众接纳欧洲文化形式的同时，不断赋予其本土内涵，将外来文化融入本土社会逻辑，逐步形成全新的本土文化传统。原住民虽在政治与军事上受殖民统治，却并未被动接受文化同化，而是从内部重塑西方文化结构，将伊比利亚文明转化为一种真正属于美洲的新的文明形态。
由此观之，巴洛克并不仅仅是一种艺术风格，而是拉美文明交融的历史产物。其兼容外来形式并予以本土化释义的调适模式，逐步积淀为拉美社会独特的文化底蕴。
巴洛克现代性伦理与巴洛克式调适。厄瓜多尔哲学家玻利瓦尔·埃切维利亚将拉美长期形成的巴洛克文化传统，概括为“巴洛克现代性伦理”（ethos barroco）[8]。他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并不存在唯一的发展模式，而是形成了现实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巴洛克四种现代性伦理，分别对应不同文明回应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路径，而拉美的历史经验则集中体现为巴洛克现代性伦理。[9]
巴洛克现代性伦理的要义在于，在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前提下，既不完全拒绝现代性，也不完全服从现代性的单一路径，而是在不断吸收、改造、重组和意义重构的过程中，实现外来制度、文化和价值体系同本土文明的有机结合。其不是简单的接受或抵抗，而是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之间持续调适，以维系社会运行和文明连续性。由此观之，这一哲学命题为理解拉美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理论启发。
自哥伦布抵达美洲以来，无论是种族混合、宗教融合、制度移植，还是社会生活方式的重组，都不是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单向替代，而是在冲突、互动、协调与重构中不断形成新的平衡。奥尔蒂斯提出的“文化互化”揭示了混合文明形成的动力机制，巴洛克文化则成为这种文明融合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表达，而埃切维利亚进一步将这一历史经验概括为“巴洛克现代性伦理”，揭示了拉美回应现代性的基本文化逻辑。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现代性伦理不仅表现为一种文化存在方式，而且进一步演化为贯穿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实践。
受巴洛克现代性伦理思想的启发，本文提出“巴洛克式调适”这一分析概念，用以阐释拉美现代化道路的形成机制。所谓“巴洛克式调适”，指混合文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围约束下，通过持续吸收、重组、再创造与平衡，实现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依附与自主之间动态协调的现代化形成机制。该模式植根于殖民时期，延续于独立后两百余年的现代化探索之中。简言之，巴洛克现代性伦理揭示了拉美回应现代性的文化逻辑，巴洛克式调适则进一步揭示，这一逻辑转化为拉美特色现代化路径的形成机制。
巴洛克式调适与拉美现代化道路的形成
19世纪初拉美独立运动后，拉美国家在政治独立的基础上，逐步开启现代国家构建的长期进程。与西欧现代化主要发生于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拉美现代化始终是在世界体系和混合文明双重条件下展开的。一方面，外围地位决定其发展受制于国际市场、资本流动和国际分工体系；另一方面，殖民时期形成的混合文明，使现代性不断与拉美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发生互动。拉美现代化是在外部压力与内部传统之间持续进行调适的过程，巴洛克式调适构成贯穿拉美现代化道路的形成机制。
国家建构与巴洛克式调适（1820～1870年）。独立后的半个世纪，是拉美现代化起步阶段。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历史成就并非经济增长，而是民族国家的建立。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结束后，拉美各地区逐步完成从殖民行省向主权国家的转变。围绕国家组织形式和发展方向，中央集权制与联邦制、自由派与保守派展开长期博弈；各国通过边界战争、平定地方叛乱和政治整合，逐渐确定国家疆域与权力结构。至19世纪中叶，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等主要国家相继形成较为稳定的政治框架，地方军阀与区域集团经过竞争和重组，确立各国统治联盟和领导集团。民族国家的建立结束了殖民帝国解体后的政治碎片化，为后续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奠定基本政治基础。同时，自由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共和制、公民权利和民族主权等现代政治观念被引入拉美。多数国家颁布宪法，建立总统制和议会制度，尝试参照欧美模式构建现代国家机器。从形式上看，拉美现代化已然起步。
然而，这类制度推进并未带来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拉美混合文明传统的双重约束下，拉美逐渐形成带有鲜明巴洛克特征的发展道路。
在世界体系层面，西班牙的行政管控被英国“非正式帝国”取代，后者通过贸易条约、贷款和投资掌控拉美经济，却无需承担直接统治成本。由于缺乏工业化基础和资本积累，各国不得不重回农矿产品出口模式：智利的小麦和铜、阿根廷的皮革和羊毛、巴西的咖啡进入欧洲市场。拉美由西班牙殖民地转变为英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外围区域，依附关系发生变化，但经济结构本身并未实现根本转型。
在社会层面，殖民时期形成的大地产制度和等级社会得以延续。独立战争推翻的是宗主国统治，而非殖民社会本身。克里奥尔地主精英、军人集团和天主教会，依旧掌控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群体仍处于社会底层。殖民时期的权力结构并未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嵌入民族国家。可以说，独立后的拉美国家仍然维持着“大庄园主—军人—教会”三位一体的权力共同体，只是其合法性来源从君主权威转向民族国家和共和制度。
在政治层面，面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全球扩散，拉美国家既无法退回殖民时代的君主制秩序，也难以照搬欧美制度，由此形成一种新旧交融的政治结构：在制度形式上普遍接受共和宪法、代议制度和权力分立原则，在实际运行中则依托个人权威、地方网络和军事力量维系统治。共和政体的外壳，同以个人为中心、以庇护网络为纽带的权力结构相结合，考迪罗主义随之盛行。考迪罗是殖民时代地方权威传统的继承者，其既利用宪法和选举获得合法性，又依靠私人效忠关系和军事力量维系统治。
因此，这一时期拉美现代化的实质，不是以社会革命摧毁旧秩序，而是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以现代国家形式包容和重组殖民遗产，[10]实现对新世界体系的适应性嵌入。
“欧洲化”与巴洛克式调适（1870～1930年）。1870～1930年是拉美现代化进程的第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也是拉美全面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欧化时代”。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扩张的推动下，拉美各国依靠咖啡、小麦、牛肉、羊毛、矿产品和热带经济作物出口，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比如，1850～1880年智利出口值增长50倍，阿根廷增长10倍；1876～1913年，该地区初级产品出口值占世界贸易总值约三分之二；1910年拉美铁路里程已占世界总里程的10%。1865～1914年拉美吸收伦敦对外新增资本流出的17%。1914年，拉美已成为全球商业和金融体系中名副其实的一员。[11]出口繁荣带动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早期城市化和早期工业化发展，催生由商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国家官僚构成的中产阶级，也形成产业工人阶层以及早期工会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运动。与独立后的国家建构阶段相比，拉美现代化开始从政治整合转向经济和社会转型。其进程并非按照欧美模式展开，而是在世界体系和混合文明双重约束下形成独特的巴洛克式调适。
在经济领域，拉美深度融入由欧美工业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心国家工业化对粮食、原料和矿产品的巨大需求，使拉美获得发展机遇，但也使其锁定于初级产品出口国的位置。铁路、金融和贸易的发展促进了现代经济成长，却进一步强化了对国际市场和外国资本的依赖。因此，拉美实现的是出口导向的现代化，而非自主工业化，其经济增长始终伴随外围地位的延续。
在政治领域，拉美并不推崇以“自由、民主与法治”为信条的古典自由主义，而更青睐以“秩序与进步”为旗帜的实证主义。面对国家整合尚未完成、社会结构高度分化的现实，拉美统治精英认为稳定比民主更重要，发展比自由更迫切。于是，各国在经济上普遍实行以“自由土地”和“自由劳动力”为口号的资本主义改革与对外开放，在政治上则维持寡头威权统治。墨西哥原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的独裁统治长达35年，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国则形成寡头共和国体制。这种制度安排，形成“经济自由而政治控制、现代化而非民主化”的特殊发展模式。欧洲自由主义在拉美并未被简单复制，而是在本土历史条件下被重塑为以秩序保障进步的国家理念，体现出拉美对西方现代政治模式的创造性重构。
在社会文化领域，欧化倾向尤为明显。受欧洲文明优越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科学种族主义影响，许多拉美精英将“欧洲化”视为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南锥体国家积极吸引欧洲移民，扩大公共教育，希望通过人口更新和文化改造推动国家进步，“种族漂白”甚至成为部分国家社会工程的隐含目标。然而，以长期积淀的混合文明为基础的拉美社会，并未因此走向欧洲式的同质化。欧洲移民和现代教育最终被吸收进拉美既有文明结构，成为混合文明继续演化的新因素，而非取代混合文明本身。
综合来看，1870～1930年的拉美现代化，本质上是一场欧化背景下的巴洛克式调适。拉美接受了欧洲的资本主义市场、实证主义思想和文明化理想，却没有复制欧洲发展道路，出口增长没有改变其外围地位，政治现代化没有导向自由民主，“欧洲化”也没有消除混合文明。相反，外来的现代性因素被不断吸收、改造和重组，最终形成一种兼具现代化、依附性和混合性特征的发展模式。这种在欧化与本土现实之间寻求平衡的调适，为20世纪30年代以后自主工业化、民众政治和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工业化与巴洛克式调适（1930～1982年）。1930～1982年，是拉美现代化进程中最具创造性与复杂性的阶段，也是巴洛克式调适机制走向高度成熟的重要时期。在世界经济大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冲击下，原有以初级产品出口为核心的国际分工体系发生断裂，拉美国家由此获得内向发展的自主空间。在这一背景下，拉美经济逐步由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模式转向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显著增强。1950～1981年，拉美经济年均增长5.3%，制造业年均增长6.1%，1980年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达到25.4%。[12]城市化加速推进，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迅速壮大，社会结构发生深刻重组，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大大增强。
在这一过程中，拉美形成了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的政治调适模式。面对社会结构快速变动与大众政治兴起，各国普遍通过国家直接动员工人、农民与城市中下层群体，建立以领袖、国家与群众直接联系为基础的政治结构，形成不同于寡头威权时代的政治整合机制。拉萨罗·卡德纳斯、热图利奥·瓦加斯与胡安·庇隆等领导人推动的制度实践，将经济民族主义、国家干预主义与法团主义相结合，使国家成为社会整合与经济动员的主导力量。这一模式并非简单的威权主义延续，而是对自由主义政治模式与工业化社会结构之间张力的创造性回应。
与此同时，文化民族主义逐步兴起并深化。相较于19世纪末的欧化取向，拉美知识界开始重新评价混合文明传统，将印第安文化、非洲文化与欧洲文化要素纳入民族国家认同体系，使种族和文化“混血”（mestizaje）逐渐从被否定的社会现实转化为被肯定的文化资源。这一转向不仅重塑了国家认同，也为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新的合法性基础。
在经济领域，形成发展主义与工业化的调适模式。面对国际分工的不平等结构，拉美国家通过保护国内市场和扩大国家干预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试图摆脱单一初级产品出口模式。1949年后，以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经济理论形成，该理论提出“中心－外围”结构分析和“贸易条件恶化论”，强调外围通过计划化、一体化、土地改革等措施推动工业化与经济结构升级，以改善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13]这一理论既接受工业文明和现代经济体系，又拒绝自由放任原则，体现出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主动改造。
在社会领域，形成社会整合与社会动员的调适模式。随着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农民组织的发展，国家通过工会、社会保障、教育扩张和福利政策，将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纳入国家体系。传统寡头统治逐渐转向民众参政模式，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根基逐步夯实。
进口替代工业化进入升级阶段后，拉美国家又出现官僚威权主义的调适模式。20世纪60年代初，主要拉美国家遭遇工业化市场和资本瓶颈，同时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民众未能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状况，加上冷战压力和古巴革命的示范效应，不少国家社会运动和社会冲突不断，一些国家遂建立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在由军人维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同时，启用技术官僚主导经济发展。与19世纪的考迪罗主义不同，这种威权体制以“发展”与“国家安全”为合法性基础，对社会进行再整合，是制度化、组织化的现代强国家形态，体现出国家治理能力在危机中的再强化。
这一时期，在思想和实践层面出现了依附理论与社会主义实验的调适模式。面对传统发展道路的局限，拉美学者提出依附理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系统性批判，依附论激进派倡导拉美国家与资本主义体系“脱钩”。同时，古巴社会主义实践试图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智利阿连德政府、牙买加迈克尔·曼利政府、圭亚那福布斯·伯纳姆政府、新格林纳达莫里斯·毕晓普政府，也进行了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尝试。这表明拉美已不仅是现代化理论的接受者，而且开始成为现代化理论和发展道路的重要创造者。
总之，这一时期的拉美现代化并非线性发展过程，而是在世界体系危机与重组背景下，通过民族主义、民众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发展主义和依附理论、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官僚威权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探索等多重机制交织而形成的巴洛克式调适过程。在此过程中，拉美不仅重构了国家与社会关系，也不断重新定义现代性本身，使其现代化道路呈现出高度复杂性与创造性。
全球化与巴洛克式调适（1982～2020年）。1982年债务危机标志着拉美现代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不同于前一阶段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危机为拉美自主工业化创造发展空间，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滞胀”，凯恩斯主义经济范式遭遇挑战。以玛格丽特·撒切尔、罗纳德·里根改革为代表的英美新自由主义浪潮，推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美国高利率政策与全球金融体系重构，直接触发了拉美债务危机。1982年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外债后，拉美陷入长期经济停滞，人均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20世纪80年代因此被称为拉美经济“失去的十年”。从世界体系视角看，此次危机不仅宣告拉美发展主义模式的终结，更意味着世界体系重新收紧，拉美自主发展的外部空间被大幅压缩。
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拉美国家普遍接受国际金融机构主导的结构调整方案，实施以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宏观经济稳定并推动拉美融入全球市场，但结构性弊端也十分突出。一是改革缺乏渐进过渡，激进的市场开放加速本土制造业衰退和去工业化趋势加剧；二是过度弱化国家治理与调控职能，致使产业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受到冲击。[14]最终，拉美虽然实现经济全球化融入，却未能实现产业升级，许多国家出现“再初级产品化”现象，再度陷入对矿产、能源和农产品的出口依赖。然而，经济层面的结构性倒退并未中断拉美现代化进程，在世界体系重新收紧的背景下，拉美开启新一轮巴洛克式调适，在政治、社会、文明发展层面实现突破。
其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浪潮，终结了拉美长期的军人威权统治，绝大多数国家建立竞争性选举制度和文人政府，民主政治逐渐成为区域共识。与此同时，社会力量迅速壮大，原住民运动、妇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新社会运动蓬勃兴起，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此类运动突破传统的阶级诉求，更加关注身份认同、文化权利、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反映出拉美社会结构和政治参与方式的深刻变化。
其二，原住民问题重新政治化。新自由主义改革推动土地、资源和公共服务市场化，冲击原住民社区赖以生存发展的共同体秩序，造成原住民群体的大规模反弹。1994年，墨西哥萨帕塔运动的兴起，标志着原住民群体重新进入政治舞台中心。同期，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的原住民运动持续壮大，有力推动多民族国家建设和自治实践。安第斯地区提出的“美好生活”（Buen Vivir）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区合作与文化多样性，突破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是印第安文明传统对现代化模式的重新诠释。[15]这一时期，混合文明不再仅仅是一种文化身份，而逐步转化为制度创新和发展理念的重要来源。
其三，从文化层面看，全球化并未消解拉美文明的多样性，反而促进不同文化传统的重组再造。阿根廷学者加西亚·坎克里尼提出的“杂糅文化”理论指出，全球化进程加速跨文化接触，推动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多维交互，现代性与传统、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在持续互动中形成新的杂糅文化形态。与文化混合（mestizaje）不同，文化杂糅（hybridization）更具包容性和动态性，不仅涵盖传统的种族和文化的融合，更能阐释现代技术、媒介与跨领域的文化交融过程，兼顾其中的权力博弈、文化创造及其演变结果。[16]对于拉美而言，全球化不是文化同质化过程，而是混合文明不断重组和再创造的过程，这也是全球化时代拉美巴洛克式调适的文化逻辑。
其四，面对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的社会矛盾和发展困境，21世纪初拉美出现以乌戈·查韦斯、卢拉·达席尔瓦、埃沃·莫拉莱斯和拉斐尔·科雷亚等人为代表的“粉色浪潮”。左翼政府依托大宗商品出口收入增长，扩大公共开支，有力促进了社会公平。[17]在政策层面，无论是21世纪社会主义、资源民族主义，还是包容性发展政策，其共同特征都在于重新强调国家在发展中的作用，纠正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社会失衡。这些探索并非简单回归20世纪的发展主义，而是在全球化条件下重新寻求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同时，以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为代表的新结构主义，也强调生产结构升级、技术创新、社会包容与可持续发展，试图在传统发展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找新的发展道路。[18]
1982年后的拉美现代化，是在世界体系重新收紧背景下展开的全球化与巴洛克式调适过程。债务危机和新自由主义改革使拉美失去此前相对宽松的自主发展空间，但拉美社会并未停止现代化探索，而是通过民主化转型、新社会运动、原住民自治、“美好生活”理念、文化杂糅理论、“粉色浪潮”，以及新结构主义等多种形式，对全球化进行本土化改造和创造性回应。与前一阶段通过工业化探索自主现代化不同，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是在全球化约束下重新激活混合文明资源，拓展有限的发展自主性，从而形成全球化时代具有鲜明拉美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结语
拉美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根源于世界体系、混合文明与巴洛克式调适三者的历史互动。作为现代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最早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地区，拉美现代化始终受到外围地位的结构性制约；与此同时，拉美又是在欧洲伊比利亚文明、美洲本土和非洲文明长期交汇基础上形成的混合文明，其现代化不可能简单复制西方模式。巴洛克式调适作为连接世界体系与混合文明的历史形成机制，推动拉美不断吸收、重组和创新外来制度与文化资源，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依附与自主之间寻求动态平衡，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历史特色的发展道路。因此，拉美现代化既不是西欧现代化的“迟到”版本，也不能简单以欧美或东亚的发展模式加以衡量，而应被理解为混合文明在世界体系外围位置上的现代转型历程。
拉美现代化的历史不仅揭示了一种具有区域特色的发展道路，也为理解现代化道路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历史视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利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发展机遇，立足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积淀，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尽管拉美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轨迹存在显著差异，但两种不同的历史实践从不同角度说明，现代化道路既不能脱离世界体系提供的时代条件，也不能脱离文明传统积累的历史资源，需要通过符合本国历史条件的历史形成机制，不断塑造和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向。现代化道路的差异，不能简单归结为文明先进与落后的差异，而是不同文明在世界体系中的历史位置、文明基础及其历史形成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或许正是拉美现代化道路给予中国式现代化，以及现代化理论研究的重要启示。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拉丁美洲通史编纂”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4&ZD307）
注释
[1]D. O. Flynn and A. Giráldez,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The Origin of World Trade in 1571,"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995, (2).
[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尤来寅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194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9页。
[4]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张凡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27～33页。
[5]A. Quijano, "Coloniality of Power, Eurocentrism and Latin America," Nepantla: Views from South, 2000, 1(3).
[6]本文所称“混合文明”，并非仅指不同文明因素的简单融合，而是指印第安文明、伊比利亚文明、非洲文明，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长期互动所形成的复合文明结构，其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多重历史层次和复杂内部结构的复合文明体。
[7]F. Ortiz, Cuban Counterpoint: Tobacco and Sugar, trans. by H. de Oní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0, pp. 97-310.
[8]有人将ethos barroco译为“巴洛克精神”，但作者在其著作中讲的并非“精神”，而是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压力下形成的一种文化存在方式及现代性中的生存逻辑，因此，译为“巴洛克现代性伦理”或“巴洛克伦理”更符合原意。
[9]B. Echeverría, "Modernidad y Capitalismo (15 tesis)," in Las Ilusiones De La Modernidad, México, D. F.: UNAM / El Equilibrista, 1995, pp. 133- 197.
[10]美国学者费尔南多·L. 阿尔维斯（F. López-Alves）认为，拉美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民族”概念的构建方面开创了现代性的某些原则。
[11]C. M. Lewis, "Moder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 H. Holloway (ed.), A Companion to Latin American History,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1, pp. 285-306.
[12]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189～200页。
[13]韩琦：《拉丁美洲结构主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
[14]韩琦：《简论拉美新自由主义的演变》，《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2期。
[15]A. Acosta, El Buen Vivir: Sumak Kawsay, Una oportunidad para imaginar otros mundos, Quito: Ediciones Abya-Yala, 2012, pp. 11-18, 161-222.
[16]N. G. Canclini, Hybrid Cultures: Strategies for Entering and Leaving Modern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0, pp. 12-40.
[17]参见韩琦： 《拉美国家左翼政府回归的原因及可能影响》，《人民论坛》，2023年第4期。
[18]韩琦：《拉美的新结构主义理论——转型时期现代化道路的新思考》，《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3期。
责 编∕张 贝 美 编∕梁丽琛
Why Is Latin America's Path to Modernization Unique
Han Qi
Abstract: Class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has long regarded the Western European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as a universal model and used it to measure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es of other regions. However, Latin American modernization differs both from Western Europe's endogenous modernization and from East Asia's catch-up modernization; rather, it has forged a development path with its own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under unique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uniqueness of its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rooted in three interrelated historical factors: its long-standing position as a peripheral, dependent entity within the capitalist world-system since 1492; the hybrid civilizational structure formed by the prolonged intermingling of Indigenous, Iberian, and African civilizations; and the Baroque-style adaptation mechanisms developed by Latin American societies in response to the shock of modernity. Constrained by the world system yet supported by its hybrid local civilization, Latin America—through continuous Baroque-style adaptation—has gradually forged a hybrid, adaptiv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at combines elements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and dependency and autonomy, thereby forming a form of modernization with distinctiv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Latin America, modernization, world system, hybrid civilization, Baroque-style adap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