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要在世界美学的对话中发出本土声音，需全面回应“何为中国美学”这一重要议题，生生美学从范畴层面对这一议题作出理论解答。作为以《周易》“生生”为元范畴的中国美学形态，“生生”意即生命的创生，由“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生之德转化为生生之美，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真善美交融、德中含美的特质。中国美学主要存在于艺术与艺术理论之中，以生命的创生为内核，呈现乐以中和、气韵生动的独特审美品格。生生美学的当代价值在于，为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原生范畴，使“两个结合”在美学领域得以落实，并以生命感通为内容，为文明互鉴提供一种可通约的美学语言。
【关键词】生生美学 中华美学精神 中国美学 文明互鉴 文化基因
【中图分类号】B83/G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8.005
【作者简介】曾繁仁，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西方美学、审美教育与生态美学，主要著作有《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生态美学导论》《生生美学》等。
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美学？如果有，其中形态又是什么？这是我国美学界经常讨论的话题。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美学”，自20世纪初由西方传入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开展美学研究，大多沿用西方的概念、框架与尺度。讲得久了，一个疑惑便挥之不去，即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究竟有没有一套属于中华民族自身的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断增强的文化自信，让这个问题有了新的分量。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1]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对话与互鉴，前提在于各自有话可说、有理可讲。中国要在世界美学的对话中发出本土声音，就必须正面回应“何为中国美学”这一重要议题。
生生美学尝试对这一议题作出解答。这一美学理论立足《周易》“生生”的古老思想资源，重新梳理中国传统审美智慧，致力于建构植根本土的美学形态。那么，生生美学因何得以提出？其关键范畴“生生”具有怎样的理论意蕴？生生之美具体体现在哪些维度？这一理论又具备何种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何为中国美学：生生美学的提出
理解生生美学的提出，须先知道“中国美学是什么”这一议题所承载的分量。近代以来，西方学术范式被视作具有普适性的评判标准，美学领域亦是如此。在西方的学术叙事中，中国只有零散的审美感想，并未形成体系化的美学理论，中国艺术也被视作尚未发展成熟的形态。这类判断一度影响本土学术的理论自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学者谈论自家传统，多谨慎使用“审美智慧”“审美意识”等表述，而不敢径直使用“美学”概念，仿佛“美学”二字是西方的专属理论范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以西释中”，即用西方的概念来阐释中国的本土经验，契合既有范式则予以接纳，不相契合便加以舍弃。其结果是，中国审美传统中那些最鲜活、最根本的思想内核，往往容易遭到遮蔽与忽略。
事实上，对于“中国美学是什么”这一命题，国内数代学者已展开持续探索，只是答案散见于各家著述，未曾凝练形成获得广泛共识的理论范畴。蒙培元先生总结中国哲学的生态智慧，提出“中国哲学就是‘生’的哲学”。[2]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中同样提出：“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儒道两家是中国所固有的。后来加上佛教，亦还是如此。”[3]宗白华论中国艺术意境，直探其源，提出“这生生的节奏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源泉”。[4]方东美则言：“于山峙川流鸟啼花笑中见宇宙生生不已之机，见我心与天地精神之往来。”[5]诸位先生治学路径各不相同，结论却殊途同归，共同指向“生”这一关键观念，使之成为贯通中国哲学与中国美学的重要思想主线。这些探索启示我们，回答“何为中国美学”，可以从本土传统中的“生”这一观念寻找理论答案。
西方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难以完整涵纳中国传统的生态审美智慧，建构植根本土的生态美学形态具有现实必要性。生生美学的当代发轫，始于程相占2001年刊发的《生生之谓美》一文；2017年之后，经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学者系统阐发而形成体系。近年来，笔者对该理论加以阐发并展开专门论述。[6]这一理论的出现有着特定的时代语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强调与中华文化立场的坚守，为学界研究与言说、建构与阐释中国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提供思想底气，生生美学正是这一学术文化自觉的理论果实。
在理论命名层面，研究团队也曾经过反复斟酌：为何将其命名为“生生美学”，而非“生命美学”或者“意境美学”？究其原因，“生命美学”之名虽然响亮，但该提法早已见于西方学术体系。若以“生命”为名，容易与西方既有的学说相混淆，难以凸显中国思想的本土特质。“意境”是中国艺术理论中的经典范畴，擅长说明艺术作品的审美层次，却难以贯通宇宙论与伦理学，不足以统摄整个中国美学的元范畴。与之相较，“生生”则不同。“生生”是《周易》的原生概念，正如方东美先生的精当解释：“‘生生’将‘生’字重言，借以揭示宇宙生生不息的奥妙，阐明宇宙的创生是一个不停息的过程。”[7]叠字构词的“生生”，既是具有本土特质的中国语言，也承载着纯粹的中国思想：上通天地化育的宇宙论，中贯仁民爱物的伦理学，下达气韵生动的艺术论。相较于“生命美学”“意境美学”，以“生生”为中国美学命名，是更贴合本土思想根脉的理论选择。
“生生”何谓：从生生之德到生生之美
“生生”一词，出自《周易》。《周易》位居群经之首，是中国哲学的源头，也是中国美学的源头，其核心观念就是“生生”。那么“生生”二字当作何解？从语法结构来看，“生生”一词是动宾结构，前一个“生”是动词，后一个“生”是名词。因此，“生生”就是“生命的创生”。“生生”亦即促使生命得以生长，即生命不断地创生。这一看似平常的阐释，实则蕴含深厚的思想意蕴。中国哲学关注的不是静止不变的“存在”，而是生生不息的“生成”；并不试图在现实世界之外寻找某种恒定不变的本体，而是在天地万物化育流行的过程中，体悟宇宙的真相。
《周易·系辞上传》曰：“生生之谓易。”[8]《周易》所言的“易”，其内核便是生命的创生不已。同一篇另有两段关键论述。其一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9]阴阳二气一推一挽、相继相成，构成万物得以创生的内在机理，万物因此而生成、各成其性。这一道理其实并不玄远，昼夜交替、寒暑往来，即一阴一阳的推移；春天生发、秋天敛藏，正是相继相成的节奏。古人将这种最常见的自然经验，提升为宇宙的根本法则，表明创生就蕴藏在日用平常的现实经验之中。其二是“日新之谓盛德”。[10]创生并非一次性完成的事件，而是不断更新的持续过程，这正是宇宙最为宏大的德行。《系辞下传》对此进一步阐发：“天地之大德曰生。”[11]天地最大的德性，就是让万物得以生、得以长。上述诸说共同构筑起中国传统特有的宇宙观：宇宙是一个生机盎然的整体，“生”既是宇宙的根本德性，也是其运行的根本规律。
《系辞下传》复言：“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12]“絪缊”形容阴阳二气交融弥漫、密不可分的样态。天地之气交融，万物便在其中酝酿醇厚；阴阳相合，生命便化育而成。在中国传统思想视域下，创生是阴阳和合、绵绵不绝的自然过程。朱熹将此视作易学的第一要义，其在《周易本义》中指出：“‘易’之为义，乃指流行变易之体而言。此体生生，元无间断，但其间一动一静相为始终耳。”[13]大意是说，《周易》所揭示的是流行变易之本体，这个本体生生不已、从无间断，只是在一动一静之间互为始终。《易传》又以元、亨、利、贞四德配合天地化育的各个阶段：元代表生发的开始，亨代表生长通达，利代表成熟相宜，贞代表成实坚正，四德循环，正是一年四时、一生始终的写照。由生生不息推衍出日新其德的进取，由阴阳调和抵达保合太和的理想境界，最终落实为人参赞化育的伦理责任。所谓参赞化育，是说人凭借自己的德行与劳作，参与并成全天地化育万物的进程。人不是自然的旁观者，而是天地化育的参与者与成全者。生生的义理，由此完成从宇宙论向人生论的贯通。
此即“生生之德”。那么，“生生之德”本属于哲学与伦理学范畴，何以能够通向“美”的维度？这便触及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即真善美在中国传统中从来不是彼此分离的。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早在先秦时期就发展出完备的哲学与艺术体系，真善美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天地以生为德，人效法天地，以仁爱为德。而在中国传统价值谱系里，德之极致即美之极致，“生生美学”就是一种早熟的与真善交融在一起的美学形态。正是在此意义上，由《周易》所谓“天地化生万物”之“生生之德”，转化为“生生之美”，形成中国传统的生命哲学、生命美学。成全一个生命、赞叹一片生机，既是善，也是美。中国人见草木萌发而心生喜悦，睹枯木逢春而感叹造化，这种对生命创生的肯定与欣赏，正是“生生之美”最朴素的形态。
由此，“生生之德”成为“生生之美”，生生美学从正面回应开篇提出的关键问题：生生美学是一种相异于西方古典认识论美学的中华民族自己的美学形态，独具特色与魅力。西方古典美学立足认识论传统，致力于追问美的本质是什么；中国美学则立足生命本体，体认生的化育。两条道路，各有其美，而“生生”正是中国美学独有的理论品格。
生生之美何在：中国艺术中的生生美学
明确生生美学的理论内涵之后，仍需进一步回答现实问题：中国美学既然有自己的形态，具体彰显于何处？西方美学体系主要依托专门化、体系化的美学论著得以建构与传承，而中国美学的存在形态与之截然不同。宗白华等理论家认为，中国美学区别于西方之处是，西方美学理论主要在美学论著之中，中国美学理论则主要存在于艺术与艺术理论之中。由此可见，认识生生之美的真实形态，不能局限于纯粹的理论思辨，而需回归中国丰富的艺术传统与审美实践。循此看去，生生之美贯穿中国艺术历史、贯通古今审美实践：雅乐之历律相和，律吕相协；《诗经》之风动化生，草木鸟兽皆含生机；书法讲笔势，讲筋、血、骨、肉，字里行间皆是生命的迹化；国画重气韵生动，一笔之中见阴阳开合。戏曲则又是一种情形：戏曲审美须观众当场参与，观演相感，审美方得以当场完成。此“参与”之意，预示着中国美学与当代参与美学之间尚有可以深谈的余地。
礼乐传统集中体现了生生美学的中和特质。中国古代乐论秉持“乐以中和”的观念，将音乐的和谐秩序视作天地和谐的回响。《礼记·乐记》有言：“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14]极致的音乐审美，本质是与天地生生之和相呼应。古人制乐，讲究历律相和、律吕相协，以十二律对应十二月序，使音律起落契合四时流转、阴阳消长的节奏，音乐于是成为宇宙生机的回声。时至今日，古琴、编钟等传统乐声依旧呈现从容中正的气度，无高亢刺激之态，却绵长深厚，正是中和之美的遗响。《诗经》则构建起自然生机与人文情感相融相生的审美范式。古人以“风以动之，教以化之”[15]界定诗的社会审美功能，强调诗歌如春风化雨般感动人、化育人。《诗经》通篇以草木鸟兽、山川万物的自然生机为起兴载体，诗人借雎鸠和鸣、桃之夭夭、蒹葭苍苍等自然意象，咏叹的正是人间的悲欢离合。自然之生与人生之情，在诗里原是一气相通的。这种以物起兴、感物而动的方式，逐步沉淀为中国古典诗词托物言志、寓情于景的传统，其深层根基，正是以“生生”为核心的生命审美理念。
唐宋诗词将生生之美的审美表达推向巅峰。盛唐诗有一种特别的“气象”，李白的豪放、杜甫的沉雄、王维的空灵，风格不同，却都透出对生命饱满而热烈的爱。所谓“盛唐气象，生命顿悟”，体现出盛唐诗人对生命意义的当下领悟。宋词则是另一种美。词论家以“要眇宜修”[16]四字概括其审美特质，“要眇”凸显深微幽约，“宜修”彰显修饰之美。宋词擅长捕捉纤细、婉约、欲说还休的情感，于一草一木、一觞一咏之间体味生命的柔情与惆怅，将稍纵即逝的生命感受凝定为永恒的文字。无论是豪放词派的家国情怀、生命格局，还是婉约词派的细腻情思、个体体悟，皆是对生命存在的深度体察，是生生之美在文学领域的多样呈现。
书法艺术是能够直观呈现中国艺术生命气质的艺术形态。中国传统书论始终以生命体征喻笔墨精神，以筋、骨、血、肉阐释书法的生命质感。晋代卫铄在《笔阵图》中区分书法的生命境界：“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17]兼具骨力而略带血肉的字，称为“筋书”，是有生命的字；徒有肥腻形态而无筋骨支撑的字，则被讥为“墨猪”，是没有生气的字。书法家挥毫之际，提按顿挫、疾徐浓淡，将自己的生命力灌注到笔墨之中，白纸上的黑字因而成为“生命之舞”。王羲之的行草，字里行间有春风拂面般的流畅；颜真卿的楷书，横竖之间有凛然不可犯的骨力。字如其人，说的正是线条中流淌的生命。
国画讲究“气韵生动，意在景外”。画家画山水，不是复制山水的外貌，而是传达山水的生机；一树一石，皆讲求俯仰向背的姿态，仿佛正在生长。画面上留白之处，云气往来，正是生生之气流动的地方。戏曲的美则离不开观众。中国戏曲的审美讲究观演相感，审美体验并非单向度的作品欣赏，而是依托台上演绎与台下共情的双向互动、彼此感发，叫好声与会心处都是审美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平民的、参与的美。戏台可以简陋，生活气息却最浓厚，忠孝节义的道理、悲欢离合的情感，都在唱念做打之中代代相传。园林艺术则讲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巧于‘因’、‘借’，精在‘体’、‘宜’”。[18]园林虽是人工建造，却讲究顺应地势、借取自然，曲廊回转之间，窗外的远山、墙角的修竹都被“借”入园中，让人居其间便可体悟天地化育、生生不息的宇宙节律。
要言之，中国艺术无论何种门类，所表现、所追求的都是“生生”，即生命的创生、生机与生意。生生之美并不遥远，“生生美学”化育于广大人民的现实生活中，蕴含在让我们流连忘返的无数民间艺术之中，寄托着我们绵绵的乡愁与无尽的情思，需要我们好好体悟、好好研究。年画里的娃娃、窗花上的喜鹊、民歌中的山川等日常审美载体，无不承载着对生机绵延、生命繁盛的美好期许，让生生之美始终鲜活于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活之中。
生生美学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作为植根中华文脉的本土美学形态，生生美学兼具深厚传统底蕴与鲜明时代品格，其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可从学理建构、生态文明建设与中西文明对话三个维度进行阐释。
从学理建构维度看，生生美学是对中国本土美学体系的系统性正本清源。对中国传统“生生美学”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美学本身的探索。厘清生生美学的主要内涵与理论体系，本质上是回应“何为中国美学”的学术议题。长期以来，中国美学研究多依托西方理论框架与概念工具进行阐释，生生、气韵、意境等根植本土文明的范畴，长期处在意会有余而理论化不足的状态，缺乏系统化、理论化、体系化的学术建构。挖掘“生生”这一原生范畴，对其思想内涵、理论逻辑与审美范式加以体系化整理，是推进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19]生生美学的探索，正是“第二个结合”在美学领域的生动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传统审美智慧的贯通融合，推动古老的本土美学范畴完成当代活化与理论新生。这一落实是面向当代问题的理论创造：生生、气韵、意境等范畴一旦获得系统的理论形态，便成为可传授、可讨论、可检验的知识，让中国美学能以完整、自主、成熟的理论形态融入当代学术体系、参与世界学术对话。
从生态文明建设维度看，生生美学为当代生态意识的培育提供美学资源。中国传统美学讲天人相和，这一审美范式与发源于西方科学的、比例对称的“和谐之美”存在本质差异。中国的中和之美，重在人与自然的亲和相生，根植于“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宇宙观，彰显民胞物与、参赞化育的伦理情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庄严宣示，生生美学所阐发的万物并育、保合太和之义，与这一时代命题高度契合。生态危机归根到底是人对自然的认知偏差与态度失范，而审美态度的养成，往往能够超前于制度约束与技术治理。一个人若从心底里觉得山水草木可亲可爱，保护自然便不只是外在的义务，更是内在的情感自觉，这正是美学的意义所在。
从中西文明对话维度看，生生美学能够与异质美学体系开展平等深度的学术交流。生生美学并非封闭自守、本土自证的理论建构，而是具备开放性、通约性与对话性，愿意也能够与异质传统对话。伯林特毕生倡导参与美学，将美学一词追溯至古希腊语中“感官的感知”这一本义，主张审美不是袖手旁观的静观，而是人全身心地介入情境、介入关系的感性活动。笔者则立足中国生生思想传统，将生态美学理解为一种生成论的美学。二者理论路径虽各有侧重、存在差异，却拥有高度契合的共识。伯林特明确认可二者理论的内在融通性，并主动借用中国传统“天地”概念，阐释人类与自然共生共在的主要内涵，呼应生生美学的生命共生理念。
两种传统在生命理解最深处的相认，表明中西美学之间并非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生命感通在此可构成彼此通约的话语基底。这种跨文明的美学共鸣，印证了不同文明美美与共、共生互通的可能性。各美其美，先要确证自己的美；美人之美，方能欣赏他者的美；美美与共，才有天下大同的境界。2024年10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喀山“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就是要推动建设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百花园。”[20]生生美学的理论建构与学术实践，完美契合这一文明理念：对内立足本土文脉，完成中国美学的自我确证与体系建构，实现各美其美；对外秉持平等对话、开放包容的姿态，与西方美学展开深度互鉴、双向融通，践行美人之美。这一美学范式不仅是中华文明给予自己的美学确证，也是中国给予世界的美学答案。
结语
生生美学尚处于持续建构、动态完善的开放发展过程之中。理论命题的提出仅是起点，其核心范畴仍有待进一步打磨，艺术需要新的创造，美育价值需持续落地转化，中外美学的对话空间亦需不断深入。美育的生成从来不局限于课堂与书本，而是根植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实践，在人与山川草木、书画音乐的亲近中潜移默化养成。生生美学需在这一过程中持续接受检验，也期待学界更多探讨与补益，推动理论体系在现实观照中不断迭代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重新持续介入当代议题，并在回应时代命题中实现自我更新。只要“生生”的生命智慧与文化精神始终存续于中国文化基因之中，生生美学便会如其所赞美的生命一般，日新又新，生生不已。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生生美学与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3&ZD280）
注释
[1][20]习近平：《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求是》，2025年第20期。
[2]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页。
[3]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页。
[4]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6～87页。
[5][7]方东美：《生生之美》，李溪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7页。
[6]参见曾繁仁：《“生生美学”的提出及其内涵》，载郑敬斌主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十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7页；曾繁仁：《生生美学》（《曾繁仁学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8][9][10][11][12]王弼：《周易注疏》，（晋）韩康伯注，（唐）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352、348、351～352、376、392页。
[13]朱熹：《答吴德夫》，载《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见《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070页。
[14]孙希旦：《礼记集解》（下），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88页。
[15]《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毛诗正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页。
[16]王国维：《人间词话译注》，施议对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66页。
[17]卫铄：《卫夫人笔阵图》，载《书学集成·汉—宋》，王伯敏等主编，石家庄：河北美学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18]计成：《园冶注释（第二版）》，陈植注释，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47、51页。
[19]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责 编∕杨 柳 美 编∕澎 湃
Shengsheng Aesthetics: Origins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Spirit of Chinese Aesthetics
Zeng Fanren
Abstract: To articulate a distinct indigenous voice within global aesthetic dialogue, China must comprehensively address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What is Chinese aesthetics?" Shengsheng aesthetics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sponse to this inquiry at the level of categorization. As a form of Chinese aesthetics grounded in the concept of Shengsheng, which is the creation of life from the Book of Changes, as its meta-category, Shengsheng signifies the origination and continual regeneration of life. It takes the virtue of Sheng, described as the supreme virtue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transforms it into an aesthetic paradigm, thereby reflecting the intrinsic integration of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ere moral virtue inherently embodies aesthetic value. Predominantly manifested in artistic practice and theory, Chinese aesthetics centers on the creative generation of life, exhibiting a unique aesthetic character defined by harmonious joy and rhythmic vitality.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Shengsheng aesthetics lies in providing original categories for construct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ese aesthetics, facilit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within the field of aesthetics, and offering a commensurable aesthetic language based on empathetic connectivity with life to promote inter-civilizational mutual learning.
Keywords: Shengsheng aesthetics, spirit of Chinese aesthetics, Chinese aesthetics,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ivilizations, cultural gen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