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构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伦理学发展的时代课题。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蕴含丰富的伦理意涵，既为资本逻辑划定伦理边界，系统性回应西方现代性伦理困境，也进一步拓展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的实践内涵，为建构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历史契机。当前，中国伦理学发展面临西方伦理学话语桎梏、传统伦理现代转化不畅等现实挑战。中国式现代化在本体论上确立“以人民为中心”，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伦理秩序的历史根基；在认识论上解构普遍主义伦理叙事，超越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思维。基于此，可通过重构重点概念、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衍生的基本理论命题、提升国际话语传播能力等路径，推进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伦理智慧。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理论创新 伦理学 自主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B8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8.003
【作者简介】孙春晨，湖南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伦理学会会长，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伦理学原理、应用伦理学，主要著作有《市场经济伦理研究》、《生死论》等。
长期以来，中国伦理学学科发展主要依托对西方伦理学理论和学说的引介、消化与应用，同时持续挖掘并激活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资源。然而，这种“向西方看”与“向传统看”的双重路径，始终未能解决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如何立足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建构既不依附西方现代性伦理叙事，也不拘守传统伦理文化形态，而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根基的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历史契机。作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并非对西方所谓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局部修正，而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生成的全新现代化理论形态。这一理论不仅指明中国的发展道路，而且改写现代性的伦理叙事方式，对现代化进程中诸多伦理问题作出中国式解答，由此衍生的一系列伦理学理论命题，构成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思想起点。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的伦理意涵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不仅涉及经济发展理论或社会治理理论，还包含现代社会组织范式、现代文明发展走向、现代人全面发展路径的伦理构想。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伦理文明，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规定性之一。
对资本逻辑划定伦理边界。西方现代性的伦理困境源于资本逻辑对现代社会价值与伦理秩序的全面支配。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伦理学虽然发展出形态各异的理论传统，但其生成语境始终依附资本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语境中，效率优先、个体本位和工具理性扩张，逐步被默认为现代社会的天然伦理前提。资本既塑造现代经济生活的运行方式，也深刻影响现代道德观念、社会伦理关系乃至人的存在和发展方式。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这一历史过程展开了有力批判：资本逻辑在创造巨大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造成人际伦理关系的物化，将全部社会关系纳入商品交换框架之中，“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1]资本逻辑催生的“物的依赖性”，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遮蔽和取代。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的重大突破之一，是重新界定资本在现代社会中的伦理地位与活动边界。中国式现代化正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中的正向价值，同时坚决拒绝将资本逻辑上升为支配整个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的全面发展而非资本增殖作为现代化的终极伦理旨归。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以伦理的方式驾驭资本、引导资本和规范资本，使资本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共同福祉。立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伦理学获得一种新的理论立场，即在充分肯定现代性积极成果的同时，对现代性引发的负面问题展开伦理分析和价值引导。
对资本逻辑设定伦理边界，重塑中国伦理学对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范式。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默认市场逻辑等同于伦理逻辑，将竞争、逐利和个体权利绝对化。而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竞争与合作、效率与公平、个体权益与共同体福祉并非零和博弈的关系，而是可以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辩证统一，从而建立充满活力且公平正义的现代伦理秩序。
回应现代性伦理困境。西方现代化历经数百年发展进程，积累了诸多难以解决的伦理难题，这些难题内生于西方现代化模式自身的制度逻辑与运行结构。贫富两极分化、精神世界空虚、生态环境破坏、文明冲突加剧等问题，是西方现代性危机的集中表现。面对这些难题，西方伦理学虽提出大量修补性方案，却始终难以突破其固有的理论框架。例如，面对贫富分化，福利主义伦理学试图通过二次分配缓解矛盾，但无法触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层面的根源性不平等；面对生态危机，深层生态学试图将伦理关怀扩展到自然，却难以在资本主导的发展方式中找到现实出路；面对文明冲突，普遍主义伦理学试图输出一套抽象的价值体系，结果反而加剧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抗与排斥。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以整体性思维回应西方现代性伦理困境，建构一系列具有范式革新意义的解决方案。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彰显普惠包容的伦理取向，它不把庞大人口视作发展负担，而是将14亿多人作为现代化的主体，实现社会整体发展与个体尊严的统一；共同富裕理念并不是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被动修补，而是将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确立为现代化发展的伦理目标；倡导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反对将现代化等同于物质主义膨胀，强调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升人的道德品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突破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抽象对立，将自然视为生命共同体不可分割的部分；走和平发展道路，打破国强必霸的旧逻辑，倡导文明交流互鉴而非文明对抗冲突。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对西方困境的回应清晰昭示，现代化并非只有西方那一套伦理叙事，现代文明也不必然要以两极分化、精神空虚、生态破坏和对外扩张为代价。西方现代性遭遇的伦理困境不是人类无法逃脱的宿命，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现代化模式的历史局限。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实践，为中国伦理学筑牢坚实的理论自信根基，使其能够结合本土现代化实践，重新审视现代性伦理问题，重构现代化伦理的发展逻辑。
对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理论的拓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确立为最高价值理想，这一理想超越历史上一些伦理学体系将人理解为抽象理性存在、感性欲望存在和伦理角色存在的局限，将人的解放置于现实的历史运动之中。然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部分伦理叙事中被视为远期目标，在现实的现代化进程中却往往被视作抽象道德口号予以悬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2]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意义在于，其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遥远的未来理想，转化为贯穿现代化全过程的实践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把人本身作为目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在“指导方针”一章“必须遵循的原则”中规定：“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3]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共同富裕，不是物质财富的平均分配，而是人的能力普遍提升、人的发展机会充分保障、人的社会关系全面丰富；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不是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再补上精神文明建设，而是强调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同步改善，使人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成为财富的创造者，更是精神和价值的建构者；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就是在现实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再是伦理学教科书中的抽象命题，而是中国式现代化每日鲜活的伦理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理论的拓展，对伦理学学科而言，其意义在于：将伦理学从主要关注行为规范的实践哲学，升华为关注人的完整生命实现的发展哲学。伦理学不仅要研究如何规范人的行为、如何调节人际关系、如何建构道德规范体系，更要研究如何通过社会制度安排、发展方式转变与文明形态提升，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现实条件。
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前提与现实挑战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为中国伦理学发展打开新的思想视域，也为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丰富的理论养分与深厚的现实土壤。然而，唯有重新勘定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方位，梳理其发展脉络，辨析其当前面临的多方面挑战，方能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何以成为推动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力量。
中国伦理学的百余年积累与范式转换。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伦理学学科，是在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逐步建立起来的。从严复、王国维、蔡元培等先驱引介西方伦理学学科范式，到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成为学科主流，再到改革开放以来伦理学的整体复苏与繁荣发展，中国伦理学已走过百余年发展历程。当前，中国伦理学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形成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伦理学基本原理）、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应用伦理学等多个分支领域，积累大量学术研究成果。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百余年来伦理学人的坚守与努力。百余年的学科积累，也为当代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奠定深厚历史底蕴。
然而，百余年学科发展进程中存在一个深层问题：中国伦理学的概念工具、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外部引入的。无论是20世纪初引入的西方近现代伦理学，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引入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体系、改革开放后大规模引入的当代西方伦理学理论和学说，都深刻塑造中国伦理学的整体学科形态。伦理学学科发展过程中的这种引入，在其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具有历史必然性与积极意义，但也逐渐形成一种路径依赖：部分研究者习惯于用外来伦理学理论框架框定中国本土道德生活经验，热衷于从西方伦理学学术话语中提炼问题意识，将中国人的道德生活实践当作外来伦理学理论的例证或注脚，导致中国伦理学难以形成具有主体性品格的自主知识体系。
西方现代伦理学话语的结构性制约。西方现代伦理学已形成一套高度成熟且体系化的话语体系。从理论形态看，这一体系涵盖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美德伦理学等多层级理论成果；从学科建制看，其影响已深入大学教育、学术出版、国际会议、评价体系等多个环节；从传播能力看，其依托西方现代化的先发优势而被赋予普遍主义的外衣，被部分学者视为现代伦理学的标准形态。这套话语体系，对中国伦理学的发展构成结构性制约。
这种制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问题设置权的垄断。一些中国伦理学者所研究的问题并非源自中国本土的实践，而是从西方伦理学的问题清单中直接移植而来。当西方学界反思现代性道德危机时，部分国内学者往往套用同样的概念框架来分析中国社会。这种“问题跟随”模式，致使中国伦理学难以提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原创性重大命题。二是概念工具的先行占据。现代伦理学的大量核心概念，如正义、权利、自由、功利、德性等，其定义方式、论证路径与学理特征均已在西方伦理学学术传统中被先行规定。中国学者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往往不自觉地接受概念附带的整套理论预设，难以跳出固有的逻辑理路。三是评价标准的外部化。国内部分学术评价机制主要以西方学术标准为依据，将在西方刊物发表、获得西方学界认可视为高水平研究的标志，进一步强化中国伦理学对西方伦理学话语体系的依附。
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中国伦理学的主体性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中国拥有悠久而深厚的伦理文化传统，正进行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实践，却尚未生成与之相匹配的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部分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虽然在西方伦理学理论框架内显得逻辑自洽、论证严谨，却无法真正解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伦理逻辑，既无力回应中国社会生活的价值需求，也难以在世界伦理文明对话中发出具有说服力的中国声音。
传统伦理现代转化的深层症结。面对西方伦理学话语的强势地位，中国伦理学发展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研究路径：回归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从中汲取思想资源，并通过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化，建构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中华传统伦理文化拥有数千年的深厚积淀，儒家、道家、墨家、佛家等各家伦理思想共同构成人类历史上最为丰富的伦理文化资源之一。仁义礼智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人合一、中庸和谐等伦理观念，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此而言，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不可脱离中华优秀伦理文化传统。
然而，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化也面临一定现实困难。中华传统伦理文化生成于农耕文明与宗法社会的历史土壤之中，其制度载体、社会生活基础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如仅停留于对传统伦理概念的现代语义重释，而未能实现传统伦理文化同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历史现实对接，这种转化便极易沦为抽象的文化怀旧，或成为脱离现实生活的伦理空谈。部分研究者试图直接从传统伦理文化经典中演绎出现代伦理学知识体系，其结果往往是在概念层面自说自话，既无法回应当代中国最紧迫的伦理问题，也难以与国际伦理学界开展有效对话。
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须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可融入现代社会。这种转化无法依托书斋之内的文本互释完成，而必须以现实的社会实践为中介。中国式现代化正是这一中介的当代形态，是重建中华文明现代形态最为关键的现实依托。唯有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依托，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化方能找到真实可行的实践路径，传统伦理文化形态方能升华为现代伦理文化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推进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本体论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对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推进作用，从根本上说，在于重塑伦理学的本体论基础，其使伦理学不再悬浮于抽象概念之中，而是牢牢扎根于当代中国最深刻的历史实践。
“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伦理本体的确立。西方伦理学的本体论设定呈现多种形态，有的以抽象理性个体为伦理本体，有的以感性欲望主体为伦理本体，有的以契约关系为伦理本体。这些不同的本体设定，共同构成西方伦理学的形而上学根基。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中国伦理学提供一种全新的伦理本体。
人民不是抽象的集合名词，也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人口总和，而是在历史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伦理主体。其既超越原子化个体的狭隘性，也超越抽象整体的空疏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4]人民作为伦理本体，意味着伦理秩序的建构不能从抽象原则出发，而必须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伦理评价的最高标准，既不是抽象的逻辑自洽，也不是少数精英的价值偏好，而是人民的真实生活感受与全面发展需求。
人民伦理本体的确立，赋予中国伦理学巨大的现实力量，使其深深嵌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伦理学的核心概念、重要命题和阐释论证，最终都要回溯到“以人民为中心”这一伦理本体之上，以获得自身的意义根据，从而保证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始终保持鲜明的人民性品格与实践性品格。
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伦理秩序的历史根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大论断同样具有伦理本体论意义。传统伦理学在讨论现代伦理秩序建构时，通常以西方现代文明形态为历史根基，默认现代伦理秩序仅能植根于西方现代性历史地基，自由、平等、正义等现代伦理观念也仅能以西方文明形态为实现载体。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突破这一固化认知，其向世界表明：现代伦理秩序完全可以在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中生成，并且这种新文明形态能够为现代伦理价值的发展和伦理秩序的建立，提供更加充分、更加全面的实现条件。
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伦理秩序的历史根基，意味着中国伦理学所研究的伦理秩序，是一种新型文明形态中的伦理秩序。这种伦理秩序既保留现代文明的全部积极成果，如人格独立、权利平等、理性精神等，又超越西方现代文明的内在局限，如资本支配、两极分化、对外扩张等。由此，伦理学的问题域将发生根本性转换：不再停留于对现代社会的一般伦理问题的抽象讨论，而是具体研究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过程中伦理秩序建构路径；不再把西方现代伦理秩序当作现成范本，而是将其作为现代文明的一种特殊历史形态加以批判性审视。中国伦理学将突破对既有伦理现象进行解释的局限，直接参与到一种新型文明伦理秩序的生成过程之中。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推进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认识论变革
本体论层面的重建，必然催生认识论层面的深刻变革，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为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开辟出不同于以往伦理学的认识论道路。
对普遍主义伦理叙事的解构。西方现代主流伦理学以普遍主义为基本认识论立场，声称其提出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是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和一切文化的普遍真理，是所有国家走向现代化都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这种普遍主义伦理叙事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反封建、反神学的进步作用，但随着西方现代化的全球扩张，其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霸权：将西方特殊历史条件下生成的伦理观念包装成人类普遍伦理，向全世界输出，甚至以此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解构这种普遍主义伦理叙事。其以雄辩的历史实践证明，现代化道路是多样的，现代伦理秩序的生成方式也存在着差异。不同文明、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国家，完全可以根据自身国情探索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建构起具有自身文明品格的现代伦理秩序。将西方伦理模式当作唯一普遍模式的叙事，属于认识论层面的独断论，既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客观事实，也严重阻碍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
对普遍主义伦理叙事的解构，不是走向伦理相对主义，也不是否认全人类存在共同价值。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追求不同文明在平等对话、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伦理学在认识论层面跳出“解构普遍主义就是走向相对主义”的理论陷阱，以更加成熟和包容的认识论立场，在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下，探索中国伦理文明与世界其他伦理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实现路径。
对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超越。在现代性伦理学认识论框架中，传统与现代被设定为尖锐的二元对立关系，这一叙事默认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对传统伦理文化的整体舍弃，对现代伦理观念的全盘接受；同时认定传统伦理文化的存续必然产生与现代性体系的内在割裂。这种二元对立叙事对20世纪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一百多年来，传统伦理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中国伦理学无法绕开的认识论难题。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实现对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超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对立面，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厚重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中国现代伦理秩序的建构，无需在彻底反传统与回到传统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完全可以在现代社会实践基础上，激活传统伦理文化的生命力，使其成为现代伦理体系的重要资源。
这种认识论上的突破，破解了困扰中国伦理学百余年的思想难题。以往一些学者或站在现代性立场批判传统伦理的落后性，或站在传统立场批判现代性的弊病，却始终无法找到将二者真正统一起来的现实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表明，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不是在观念层面通过调和两种理论实现的，而是在现实历史实践中生成的。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不断推进，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那些跨越时空、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观念，就会不断被激活、被更新、被重塑，成为现代伦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为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处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与西方现代伦理学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认识论原则。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推进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实践路径
本体论层面的重建与认识论层面的变革，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之中。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不仅为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指明建构方向，而且提供清晰可操作的建构路径。
重构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任何成熟的学科知识体系，都必须拥有一套自主的、成体系的核心概念。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任务之一，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对现有伦理学概念体系进行系统性重构。这种重构不是凭空杜撰新概念，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指导下，对不同伦理文化传统的概念资源加以整合、改造与升华，生成一套能够准确表达中国道德生活经验、回应中国现实伦理问题的概念体系。
其一，激活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重要概念。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异化劳动”“自由人联合体”等概念，不能仅作为思想史中的既有概念加以研究，而要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实践，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其成为解释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生活的强大理论工具。其二，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核心概念。对“仁”“义”“礼”“智”“信”“和”“中庸”“天人合一”等传统伦理概念，若仅停留在古代语境中对其进行语义考证，是远远不够的；应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重新激活这些伦理概念的生命力，使其成为现代伦理概念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三，批判性吸收西方现代伦理学中的概念。对“正义”“权利”“自由”“功利”等通行的伦理概念，需辨析其西方语境中自带的理论预设，剥离其所依附的特殊历史语境，依托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框架予以重新阐释，使之适应中国社会现代伦理秩序的建构实践。
通过对不同伦理文化传统概念资源的创造性重构，可逐步建构一套既具有深厚伦理文化渊源，又具有鲜明当代性与中国主体性的伦理学核心概念体系。这套概念体系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得以成立的学理基石。
深入探究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命题。在构建伦理学核心概念的基础上，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研究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基本理论命题，这些命题是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逻辑中生长出来的。通过对这些命题的深入探究，中国伦理学将走出零散观点堆积的研究状态，迈入逻辑严密、层次分明和开放发展的有机理论体系建构阶段。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的伦理内涵。系统阐释“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怎样的伦理秩序建构逻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分配正义理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如何破解现代性价值危机与意义危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将生成怎样的生态伦理范式，“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如何重构全球伦理秩序。这五个方面的理论命题，构成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伦理秩序生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深入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规律，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驾驭资本的伦理机制，揭示传统伦理文化现代转化的内在逻辑，总结科技伦理治理的中国模式，探索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实现路径。对这些伦理理论命题的研究，将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伦理经验，升华为具有普遍性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的伦理学原理。
三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伦理意义。立足世界历史宏观视域，阐明中国式现代化伦理道路对消解现代性普遍伦理危机的贡献，诠释中华伦理文明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和意义，论证一种非西方的现代伦理形态何以可能。这一层面的理论命题，将助力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突破地域局限，获得世界历史意义。
提高中国伦理学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能力。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呈现形态，一方面有赖于理论体系的成熟发展，另一方面依托于话语传播能力的充分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要求中国伦理学转变过去在国际伦理话语体系中被动“自辩”的状态，主动建构具有强大说服力与感染力的中国伦理学话语体系，积极参与世界伦理文明的平等对话。
国际传播意义上的中国伦理学话语体系建设，并非简单地将中国伦理学的研究成果翻译成外文，而是要在深入理解不同文明体伦理传统的基础上，找到中国伦理经验与其他文明体伦理经验之间的对话接口，用国际学术界能够理解的话语方式，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伦理逻辑，讲清楚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贡献，讲清楚中国道路对解决人类共同伦理议题的意义。同时，在科技伦理治理、生态伦理治理、全球伦理治理等重大领域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参与全球伦理规则的制定，改变西方主导国际伦理话语的格局。话语传播能力的建设向世界表明：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只属于中国的地方性知识，而是人类伦理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的中国伦理智慧。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页。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432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26年3月14日，第6版。
[4]《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296页。
责 编∕邓楚韵 美 编∕周群英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Ethics
Sun Chunchen
Abstract: Constructing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ethics represents an epoch‑making tas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thics. Rich in ethical implications, the theory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ets ethical boundaries for capital logic, offers systematic responses to the ethical predicaments of Western modernity, and expands the pract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theory of human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providing a historical opportunity to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ethics.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thics confronts challenges such as the discursive constraints imposed by Western ethical discourses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ethics.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ontologically establishes the "people-centered" ethical ontology and takes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s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 of ethical order. Epistemologically, it deconstructs universalist ethical narratives and transcends the binary thinking framework of tradition versus modernity. Building on thi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ethics by reconstructing core concepts, elucidating basic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of ethics derived from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city of ethical discourses, so as to contribute Chinese ethical wisdom to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ethic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