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行走山河，是人类认识世界、联结彼此的社会实践。我国先民通过文字典籍、摩崖碑刻、山水绘画、创世史诗等载体，将一部分山河行走、跨域交往的史料记录留存、代代赓续，沉淀为中华文明集体记忆。数千年的游历实践，打破山川阻隔、地域壁垒与族群界限，推动各民族实现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巩固与发展，筑牢坚实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历史根基。
关键词:游历 行走 大好河山 文明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行走山河，方知神州疆域之辽阔；履践四方，始见中华文明之悠远。中国古代行旅以探索山河地理、经略国家疆域、互通四方物产、延续千年文脉为主要使命，兼具政治治理、经济联通与文化传承价值。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各类远行游历、官民行旅、族群迁徙、四方探访，从来不是单纯的空间位移，其本质是人类基于生存发展、物资互通、精神求索的内在动力，所形成的持续性空间迁移、社会交往与文明建构过程。历代民众的跨区域往来，依托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万里茶道、京杭大运河，及其赣鄱—北江延长线等国家级文化廊道有序铺展。帝王巡狩四方以定疆域秩序、商贾奔走万里以通天下贸易、士人辗转南北以传华夏文脉、僧侣渡海穿山以融中外智慧、百姓往来乡土以联四方人情，多样的行旅形态，塑造了古代中国的疆域版图、经济脉络、社会结构与文化格局。
中华行走文明源远流长、赓续不息
行走，是中华先民认知山河大地、建构家国认同、联通四方族群的实践路径。跨越山川的异地出行、奔赴边疆的远方探索、贯通南北的跨域往来，让古人突破狭小地域的认知局限，完成人与土地、人与社会、人与文明的深度互动，实现族群互通、文化互鉴、文明共生，这也是古代行旅超越普通出行、具备恒久文明价值的关键所在。
中国古人的山河行走，有鲜明的利益价值属性与精神追求动因。无论是中央王朝主导的疆域巡视、边疆开拓、版图勘定，民间社会自发的长途商贸贩运、物产互通，还是文人士子坚守的访古探秘、求知悟道、游学修身，所有逆旅行为的主要内核，都为探索山河、联通地域、凝聚共识、传承文明。这种以探索、担当、传承为内核的行走精神，贯穿整个古代行旅史，铸就中华行走文明厚重务实、胸怀天下的独特底色。
中华行走文明源远流长、赓续不息，拥有清晰可考的历史脉络与制度支撑。早在殷商时期，商业文明已然初具规模，先民跨域经商成为常态化社会行为。《尚书·酒诰》所载“肇牵车牛，远服贾”，真实记录殷商民众牵引牛车、远赴他乡从事商贸交易，以劳作远行孝养父母、维系生计的社会图景，这也是中国传世文献中较早关于规模化跨区域商贸行旅的记载，印证上古时期民间远距离行走、物资互通的悠久传统。
及至西周，国家正式将全民行旅活动纳入官方治理体系，构建起体系化、层级化、全覆盖的道路接待与出行保障制度。《周礼·地官·遗人》记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1]这一制度以都城为中心、以全国官道为脉络，按照十里、三十里、五十里的层级梯度，依次设置休憩庐舍、留宿路室、大型候馆集市，分层供给饮食、住宿、物资储备，全方位服务官方使臣、公务官吏、游学士人、行旅商贾。这套成熟的公共服务体系，标志古代行旅从无序、自发的民间行为，迈入制度化阶段。
千百年来，古代所有跨区域行旅活动，均依托贯通陆海、连接南北、通达边疆的线性文化廊道有序开展。纵横万里的古道陆路、贯通南北的河湖水道、联通中外的海上航线，绝非单纯的交通通道与通行载体，更是物资流转的经济动脉、文化传播的文明走廊、族群交融的社会纽带的空间脉络。依托全域廊道网络，疆域经略、物资流通、文化传播、族群互动、中外互鉴得以持续发生、层层深化，支撑起古代社会的流动与发展。
中华先民深谙文明传承之道，在持续行走探索的同时，构建起文字、石刻、图像、口头四维一体的完整游历记录留存体系，实现行走实践与文明传承的双向赋能。历代文人墨客以游记诗文、方志典籍、地理图志记录山河风貌、行走见闻、风土人情，构筑完整的文字山河体系；四方行者以摩崖题记、古道碑刻、关隘题字留存行走足迹、纪事沿革，形成难以磨灭的实物见证；历代画师以山水画作、行旅图景、航海路图表征山河地貌、出行场景、江海航运，留存鲜活的视觉史料；各地各族民众以创世史诗、迁徙记忆、古道传说传承族群行走历史、交融故事，保留活态的非遗记忆。多维立体的记录方式，让山河行走的瞬时体验转化为永续传承的文明财富，沉淀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博大精深的底蕴。
古代行旅的三种主要类型
中国古代社会的所有远距离空间迁移与行走实践，均由生存、生产、生活三大需求驱动，对应生拓、生易、生思三种主要游历类型[2]，覆盖官方治理、民间经济、精神文化三个维度，共同构筑起古代探索性游历的完整体系，成为推动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生拓之行，筑牢大一统疆域根基。生拓之行，是古代王朝基于族群存续、国家安全、疆域稳固的主要需求，开展的政治性、战略性、治理性行走实践。其主要目标在于开拓疆域边界、勘定版图范围、认知山河地貌、宣示王朝秩序、巩固边疆防务、完善天下治理，主要表现形式包含帝王巡狩、使臣出使、官吏戍边、边疆踏勘、军旅经略等官方主导的远距离空间活动，是古代国家治理、疆域建构的实践载体。
上古帝王巡狩制度，是中国最早、最典型的国家性疆域生拓行走。《穆天子传》详细记载了西周第五位天子周穆王姬满西行巡狩、登临昆仑的壮阔历程。此次旷古西游，并非后世虚构的神话传说，而是西周中期中原王朝主动联通西北边疆、对话游牧部族、开展疆域探索的重大政治实践。通过远距离的疆域行走与部族会盟，中原农耕文明与西北游牧文明实现早期的交流互鉴、友好联结，开启多民族山河共生、文明交融的历史序幕。此次西行确立昆仑山在华夏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自秦汉大一统格局确立后，历代王朝相继延续疆域生拓行走传统，不断夯实国家认同基础。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一生五次巡游天下，其中四次东巡齐鲁海疆，遍历名山大川、登临东海之滨、立石刻铭纪功，规整天下秩序、震慑四方疆域、整合全国治理，完成大一统王朝的疆域宣示。汉武帝多次遍历边塞、巡行四方，勘定边疆版图、拓展王朝疆域、稳固边防体系，极大拓宽中原王朝的山河认知边界。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多次南巡江淮、遍历南北，巡查河工水利、安抚江南士族、整合南北治理、平衡区域发展，实现全国疆域治理的统筹完善。历代帝王的跨域皇家行走，打破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的治理壁垒，让中央王朝得以实地掌控国土风貌、体察国风民情、安定四方民生、规整天下秩序，持续夯实华夏大一统的疆域格局与治理根基。
在边疆治理、版图拓展与中外联通进程中，全国性文化廊道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西汉张骞沿河西走廊西行，穿越戈壁荒漠、遍历西域诸国，拓展了中原王朝对西部疆域、西域地貌、部族风俗、域外物产的认知，为丝绸之路贯通、边疆纳入帝国治理体系奠定基础。历代朝廷使臣、戍边将士、治边官吏沿唐蕃古道、西南丝绸之路、河西廊道往来穿梭，持续深化中原与青藏高原、西南边疆、西域大地的政治联结、文化互通、治理交融。数千年持续不断的边疆生拓行走，结合边塞诗文、疆域舆图、边关碑刻、经略文书的全方位记录传播，将西部山河、边疆地域、边陲族群纳入中华一统疆域叙事体系，持续强化九州同源、山河共绪、天下一家的集体家国认同。
生易之行，形成多民族共生格局。生易之行，是古代民众基于农牧生产、物资调配、民生保障的现实需求，自发开展的商贸性、民生性、互通性行走实践。神州大地山川纵横、气候秉异、地域辽阔，南北东西物产禀赋差异显著，中原农耕物产、草原畜牧物产、山地林草物产、海洋渔盐物产各有不同，天然形成物资互补、互通有无的现实需求。其中农耕出产的茶叶输往牧区的长距离贸易交换，构成万里茶道、茶马古道的千年叙事。这种地域禀赋差异催生的行走动力，驱动历代商贾民众跨越千山万水、奔走四方市集，形成绵延数千年、贯通海内外的商贸行走传统。
古代跨区域、跨国界的商贸往来，依托成熟完善的线性文化廊道网络有序铺开，各条廊道各司其职、相互联通，构筑起全国一体化、中外互通化的商贸流通体系。京杭大运河及其赣鄱—北江延长线贯通中国南北水系，串联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承载着全国粮食、食盐、布匹、果蔬、手工业制品的流通任务，平衡南北物产差异、调剂全国民生供需，是古代王朝经济运转、民生保障的重要生命线。
茶马古道纵横川、滇、藏高山峡谷之间，以川滇茶叶、中原手工业品交换青藏高原马匹、畜牧物产，搭建起中原农耕文明与雪域游牧文明互通有无、深度联结的专属纽带，成为西南地区多民族共生交融的重要廊道[3]。万里茶道自江南茶区向北延伸，纵贯中原腹地、连通北方草原、直达俄蒙域外，形成跨越地域、族群、国界的世界级商贸长廊。海上丝绸之路依托古代舟楫航海技术，联通中国沿海与南洋、西洋诸国，实现中外商品、物种种质、手工技艺、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的双向跨海交融，造就古代繁荣的海外交流格局。西部诸多商贸廊道依托昆仑山脉周边绿洲、古道干线延伸拓展，中原商旅西出阳关、穿越戈壁，将内地物产输往西域，同时将昆仑特产的和田美玉、西域良马、番地果蔬源源不断输入中原。这一千年商贸格局，让昆仑山不仅成为华夏精神圣山、山河原点，更成为古代中西商贸互通、族群往来、文明交融的重要枢纽。
绵延千年的生易商贸行走，带来的价值不仅是物资流通、物产互补、民生丰盈，更实现多民族深度杂居、风俗互渗、技艺互传、命运共生。各大廊道沿线兴起无数集镇渡口、商贸码头、行会会馆、馆驿旅舍，成为四方商旅聚集、各族民众共处、南北文化交融的主要场域，是古代民间鲜活的民族交往空间。长期常态化的商贸互通与民间往来，打破地域隔阂与族群壁垒，让国内各民族形成相互依存、优势互补、不可分割的经济共同体，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发展，筑牢坚实物质根基与社会根基。
历代食货典籍、漕运文献、商旅笔记、古道碑刻、行会题记、市井画卷、民间歌谣，全方位、立体化记录古代商贸行走的繁荣图景与民生百态，完整留存多民族共生共荣、互通交融的鲜活历史，见证中华民间行走文明的蓬勃生机。
生思之行，延续中华千年文脉。生思之行，是古代士人、僧侣、学者基于精神求索、知识求索、道德修行、文化传承的高阶需求，开展的知识性、智慧性、文化性行走实践，集中体现为文人游学、士人宦游、贬谪行旅、僧侣云游、地理科考、画师写生等行走形态，是古代具人文底蕴、精神价值，赓续文脉的行旅类型。
古代先贤素来秉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游证学、以游悟道、以游识广、以游传文”的求知理念，深知书斋所学有局限、山河实景见真知。通过跨域行走、实地探访、四方体察，打破书本认知桎梏，印证典籍所载山河风物，感悟天地自然道义，体察世间民生百态，传承弘扬智慧文脉，让行走成为求知、修身、悟道、传文的重要路径。
文人士大夫是生思行走的主体，肩负中华文脉传承的重任。司马迁年少遍历天下、探访四方古迹、搜集民间口述史料、考证各地风土风物，穷尽行走见闻积淀千古史实，最终铸就《史记》这一史家绝唱。[4]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历代文豪，一生辗转蜀道险峰、长江万里、运河两岸、边塞戈壁，在山河行走中体察世事变迁、感悟人生际遇、体察民间疾苦、抒发家国情怀，留下无数千古传诵的诗词文赋，丰富了华夏文学宝库与精神内涵。明代徐霞客毕生以山河为书、以步履为笔，数十年奔走西南山河、遍历华夏秘境，开展系统性、实证性的地理科考行走。他实地踏勘全国山川脉络、江河源流、岩溶地貌，完成《溯江纪源》等经典考据，科学梳理印证华夏山川“万脉发于昆仑”的地理格局，开创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岩溶地貌系统科考研究，以实地行走、实证考察完善了华夏山河认知体系，将古代地理研学、山河考据推向全新高度。[5]
宗教云游、跨海弘法进一步丰富了生思行走的精神内涵与文明价值。魏晋至隋唐，法显、玄奘沿丝绸之路西行万里、穿越荒漠雪山，远赴天竺求取佛学经典、探访异域风貌、记录域外民情；义净泛舟南海海路，跨海求法、传译经文。唐代鉴真和尚秉持弘法初心，不畏沧海险浪，历经六次艰险东渡，最终成功抵达东瀛，将华夏佛学、建筑、医药、艺术、礼仪文明远播海外。一代代僧侣的跨国行走、求知弘法，不仅完成宗教文化的传承传播，更搭建起中外文明互鉴、文化交融的重要桥梁，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开放性。
千百年间，历代贤士旅人以脚步丈量神州山河，以笔墨记录时代万象，以体悟沉淀人文智慧，将个体的求知感悟、行走体验、人生情怀，升华为整个民族的山河认知、审美范式、价值理念与文化根脉，让中华文脉在山河行走中代代延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制度机制和记录体系确保行旅文明不断传承
千年不绝、绵延不息的山河行走实践，并非民众自发无序的零散行为，而是依托成熟完善的官方治理制度、官民协同的服务体系有序开展。同时，古人以多维立体、层层互补的记录体系，将瞬时的行走体验转化为永续留存的文明财富，构筑起古代行旅文明绵延千年的传承基石。
制度层面，中国古代逐步构建起官民协同、全域覆盖、层级完善、古今延续的出行保障与流动治理体系。西周首创分层级的官道接待制度，奠定行旅治理雏形；秦汉整合全国交通网络，建成贯通南北、连接朝野的驿传体系；隋唐水陆驿站制度臻于鼎盛，覆盖内地州县与边疆重镇；元代站赤制度进一步拓展延伸，实现偏远边疆全域通达；明清承袭前代制度并优化民间通行管理，形成千年延续的制度传统。历代王朝依托完善的官道、驿站、关隘、巡检体系，配套符节、公验、路引分层通行管理制度，实现有序治理与合理流动的动态平衡。先秦两汉以符节为官方信物，专供使臣、军政人员通行履职；隋唐以公验、过所为主要通行凭证，规范官吏、士人、商贾、僧侣的跨域出行；明清以路引管控民间百姓远行，细化人员流动治理规则。这套分层管理制度，在有效维护社会治安、管控无序流动的同时，充分保障王朝疆域经略、士人游学求知、合法商贸流通的有序开展。与此同时，民间社会自发形成的客栈、马店、会馆、寺观、乡舍，有效补足官方驿站体系的基层短板与偏远盲区，构建起官办为主、民办为辅、全域覆盖的出行服务体系，共同支撑起古代千年常态化、规模化的跨区域行走实践。
记录层面，古人构建起文字、石刻、图像、口头四维一体的完整游历记录留存体系，全方位、全维度留存行走文明成果，实现行走实践与文明传承的深度绑定。文字典籍记录舆地山河。历代山水诗词、纪行骈赋、游记文集、名山图志、方志舆图，系统梳理各地山川地貌、江河脉络、风俗民情、道路格局、行旅故事，构筑起完整的文字山河体系，成为后世认知古代行旅文明的重要文献依据。碑刻实物留存行走足迹。古道山崖、关隘要塞、运河渡口、名山胜境、会馆书院留存的摩崖题记、纪事碑碣、修缮题刻、功德碑记，真实见证历代山河行走、通道修缮、商贸往来、族群交往的鲜活历史，是刻在石头上的图书馆，久经岁月风雨侵蚀而终得幸留的一手实物史料。视觉画卷再现行走图景。历代山水画、行旅人物图、边塞风物图、江湖远航图、航海针路图，以直观的视觉形式，生动表现古代山河风貌、陆路游历足迹、江海航行场景、民间行旅百态，填补文字记载的场景空白。口头非遗传承族群记忆。全国各地各民族留存的创世史诗、族群迁徙歌谣、家谱始祖移居记忆、古道行走传说、边疆交往故事，以活态非遗的形式，代代传承族群行走、迁徙交融、山河共生的集体记忆，留存了官方文献之外的民间行走历史。四类载体相互印证、互为补充、立体赋能，让古代行旅成为可考证、可阐释、可传承、可活化的厚重文明载体，持续强化神州大地农耕、游牧、海洋文明三足鼎立、九州一统的山河共识与文明认知。
古代行旅塑造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与精神特质
依托万里线性文化廊道铺展绵延的千年行走实践，深度建构古代中国疆域格局、经济体系、文化形态、民族关系，持续塑造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与精神特质，是铸就、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层动力与重要支撑。
疆域行走筑牢大一统空间认同。中国先民以昆仑山为天下龙脉之宗，通过数千年持续的实地踏勘、疆域行走、文献考据、图像固化，构建起“万脉归宗、九州同源、山河一体、天下一家”的整体性山河认知。将中原腹地、北方草原、青藏高原、江南水乡、四海边疆的山川脉络、疆域版图连为有机整体，让大一统从单纯的政治制度理念，转化为根植于山河认知、融入民族血脉、深入人心的文化共识与家国信仰。
商贸行走深化多民族经济互利共生。纵横东西、贯通南北、联通中外的千年古道商贸网络，彻底打破地域阻隔、山川壁垒与族群界限，让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众在物资互通、市集共生、商贸往来中深度联结、彼此依存、互利共赢，形成牢不可破的经济共同体，为民族交融、国家一统奠定坚实物质基础。
文化行走推动多文明深度交融共生。历代文人研学漫游、僧侣跨海云游、民间四方往来，搭建起文化双向、多渠道传播的桥梁，推动中华文教礼制向边疆辐射浸润，同时吸纳边疆民俗文化、域外文明精华融入华夏体系，双向交融、互鉴共生，丰富了中华文明多元包容、兼容并蓄的文化内涵。
跨国廊道行走助力中外物种交换与文明互鉴。陆上丝路、海上丝路的跨国行走，实现了中外物产、物种、技艺、文化、制度的双向多层流动。域外果蔬作物、手工技艺、工业技术传入华夏，华夏礼乐文明、农耕技术、文学艺术、建筑技艺、医药文化远播海外。双向的文明交流与物种互鉴，丰富了华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体系，铸就中华文明开放包容、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鲜明特质。
综上，中华先民依托纵横万里、贯通全域的线性文化廊道，以疆域经略安天下、以商贸互通富民生、以文脉传承润华夏，开展绵延数千年、从未中断的探索性山河行走。从昆仑圣山奠定九州同源的山河基底，到万里古道成就多民族交融共生的社会格局；从文人墨客步履山河、赓续文脉，到市井民间互通有无、联结四方，一代代中国人的山河行走实践，层层积淀为大一统的疆域认同、多元化的文明格局、共同体的民族根基。
古代行旅是一套完整、系统、立体、永续的文明实践与传承体系，生动记录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壮阔历史，充分彰显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鲜明特质。新时代，深度挖掘古代行走文明的深厚历史底蕴和精神内核，可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华文明叙事建构、文化自信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提供源源不断的深厚历史滋养与宝贵治理智慧。
注释
[1]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周礼》（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87—288页。
[2]吴必虎、黄珊惠、钟栎娜、谢冶凤：《游历发展分期、型式与影响：一个研究框架的建构》，《旅游学刊》，2022年第37卷第3期，第50—67页。
[3]木霁弘：《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线路》，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24—129页。
[4]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0—60页。
[5]【明】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溯江纪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126—1129页。
责编：陈 楠／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