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化基础设施涉及产学研多个领域，呈现技术密集、快速迭代、数据驱动、赋能广泛等新特征。当前，其发展正从单领域推进转向跨领域系统集成，从传统形态向新型形态跃升。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是涉及理论认知、建设模式、运营机制的全方位变革。理论上，突破传统经济学要素边界，确立“虚实融合、系统协同”的新范式；实践上，通过“六张网”系统布局，实现从单一功能向综合生态的跨越。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需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创新驱动、注重需求引导，以“六张网”为骨架、以新型基础设施为牵引、以传统基础设施更新和数智化改造为重点、以可持续运营为监管重要依据，探索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的新规律、新机理，构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底座。
【关键词】现代化基础设施 六张网 理论与模式创新 新质生产力 实数融合
【中图分类号】 F294/F4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7.004
【作者简介】史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浙江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浙江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低碳经济、产业发展与产业政策，主要著作有《新能源产业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国能源利用效率问题研究》《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研究》等。
现代化基础设施是与新产业、新技术、新范式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如5G、工业互联网、新型电网、数据中心、算力网等，也包括经数智技术改造升级的传统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航运、水运等。与传统基础设施相比，现代化基础设施涉及产学研多个领域，具备多种功能、多种效用，既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规律既具有传统基础设施的一般性，也具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所赋予的独特性。随着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发展，传统基础设施理论的局限性逐步显现。“十五五”规划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在此背景下，探索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的新规律、新机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历程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演进脉络，是一部从“瓶颈制约”到“总体适应”、再到“适度超前”与“现代化”的跨越史。根据我国基础设施的供需关系与不同时期的政策导向，其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关键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服务于工业化的推进，国家战略导向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体系，投资重点呈现“重工业优先”特征。建设目标主要是解决“有无”问题，突出战略安全和自主可控。由于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重工业优先战略导致农业、轻工业及基础设施投入相对不足，能源、交通等关键领域增长缓慢，基础设施一度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第二阶段是1978至2011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转向调整农、轻、重比例关系，解决基础设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等问题。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农业、能源、交通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突出加强煤、电、油、运的建设。经过改革形成新的投资机制，多渠道筹集资金，鼓励外资和民营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打破了单一依靠政府投资的局面。尤其是进入90年代中后期，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快。1998至2002年国家发行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重点投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成京九铁路、沈大高速、小浪底水利枢纽等一批重大工程。2003年后，国家陆续颁布一系列重点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投向西部地区的资金明显增加，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百亿元以上跨区域重大项目相继建成。[1]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后，国家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电力、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抗灾和保障能力建设。“十二五”规划提出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基本建成国家快速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网。
第三阶段是2012年以来，传统基础设施滞后的局面基本结束，现代化基础设施快速发展。我国基础设施总体规模居世界首位，形成超大规模网络优势，总量短缺和能力不足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较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2]
当前，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体系完备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交通、能源、水利、数字四大领域主要指标均居世界首位或前列，形成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硬底座”。一是综合交通网。“十四五”时期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是1949年以来投资最多，网络建设最快的五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超600万公里；高铁营业里程突破5万公里（占世界2／3以上，居世界首位）；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居世界首位）；港口万吨级泊位3061个、民用运输机场270个，均居世界前列。二是能源电力网。发电装机约40.1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建成47条特高压通道（长度超6.5万公里），是唯一全面掌握并商业化应用特高压技术的国家；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超62%。三是国家水网。水库总库容超1万亿立方米；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三峡工程、白鹤滩水电站等世界级水利枢纽全面投运。四是数字新基建快速发展。5G基站总数510.2万个（占世界69%）；千兆宽带用户2.55亿户；算力总规模居世界第二位；光缆线路总长度超7499万公里。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3]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指出，“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同时把握好超前建设的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要“系统谋划、整体协同”，“统筹各类基础设施布局，实现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协调联动”。[4]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未来五年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作出再部署。“十五五”时期，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重心正从传统基础设施的“规模扩张”，转向以“六张网”（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构建，重点强化系统融合与内涵提质、安全韧性、绿色低碳及数智化协同能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现代化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的区别
传统基础设施主要包括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交通运输设施，以及电力、水利等能源设施。传统基础设施的物理特性具有基础性、不可贸易性、不可分性，以及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等。从建设的角度来看，基础设施投入具有资本密集性、建设和回报周期长，物理连接系统性与网络性越高、功能与作用越强，一旦建成技术水平相对固化等特征。相比传统基础设施，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呈现全新时代特征。
现代化基础设施可分为信息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三大类。[5]前两类突破传统基础设施的概念边界，可统称为新型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数字基础，是“数字世界的底座”，主要包括5G网络、光纤宽带、数据中心、智算中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区块链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提供通用、基础性的数字化能力，是数据传输与计算的基础。其概念的确立，突破传统基础设施的物理形态局限，将数字化的感知、传输、存储、计算能力纳入基础设施的基本功能范畴。创新基础设施是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在传统基础设施概念中并未涵盖。其主要包括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大科学装置）、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属于面向未来开展技术储备的基础设施，可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前沿技术和持续创新动力。将科技创新所需的基础设施列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体现出我国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彰显了现代化基础设施的独特之处。融合基础设施是信息技术在垂直行业的价值化体现，包括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例如，对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级，使其更加智能、便捷和高效，形成智能交通（如车路协同）、智慧能源（如智能电网）、智慧市政（如智能水务）等。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形成“基础支撑—价值转化—持续创新”的螺旋上升发展范式，持续支撑国民经济产业转型升级。
与传统基础设施相比，现代化基础设施除具备先行性、基础性、准公共物品性等共性特征外，还具有以下四方面鲜明特点。
现代化基础设施具有突出的技术密集性和创新性。其聚焦前沿技术领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汇融合的产物，具有技术驱动和高创新性特征。现代化基础设施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先进技术为支撑，关键设备的技术代际周期短，更新迭代快，淘汰速度也较快，技术设施存续周期远短于传统基础设施。例如，数据中心和通信设备的更新周期通常只有3至5年，而传统公路、桥梁的使用寿命可达数十年。此外，现代化基础设施是新技术落地应用的“试验田”和“加速场”，其不仅是基础设施，更是孕育未来产业的土壤。当前，科技创新对于产业发展的引领力、驱动力日益显著，未来产业的竞争成为产业竞争乃至国家竞争的制高点。重视未来产业发展，不仅有利于国家在新科技革命大潮中把握产业的发展方向，也是企业寻求持续增长和创新突破的重要途径。[6]把握这一战略主动，也需正视其发展挑战。作为新技术的载体，现代化基础设施往往面临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的不确定性，然而一旦实现突破，便可催生爆发式的经济增长点。与传统基础设施主要发挥“稳增长”作用不同，现代化基础设施更侧重于“调结构”和“促创新”。
现代化基础设施具有强赋能性。传统基础设施主要通过“投资带动效应”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通过用时间消灭空间，促进要素的空间流动。而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对使用者的“创新赋能效应”，其通过工业互联网、5G网络、人工智能等赋能千行百业，加速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催生大量新业态和新应用场景。其中，信息基础设施的突出功能是支撑数据的收集、存储、加工与运用。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供给能力具有共享性、累积性和倍增性，与传统要素（如土地、劳动力）的有限性形成鲜明对比。信息基础设施为数据转化为生产要素提供基础平台。例如，算力和通信设施为传统基础设施搭载智能监测调度系统，实体设施运行中生成的海量数据反哺算法迭代，形成“实体＋数字”的双向赋能。
现代化基础设施具有一定的贸易性。现代化基础设施提供的服务具有可交易、可定价、可跨域交付的属性，正日益成为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算力作为一种新型服务商品，可实现异地调用、按需付费，已初步形成可贸易形态。此外，现代化基础设施通过空间同步布局、数据标准统一、应急机制联动，实现各类基础设施功能互补、资源共享，其价值随覆盖范围和连接密度的扩大而呈指数级增长，同时改造和提升传统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与传统基础设施不同，现代化基础设施具有“万物皆可联”的特征，5G、物联网等设施构建起高速泛在、天地一体的立体网络，实现人、机、物的全域信息交互，改变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联系互动方式和规则，推动形成新的工业生产制造和服务体系。由此衍生的算力、数据、数字服务等新型要素资源，依托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实现跨域流通、按需交易与价值结算，拓展了国际服务贸易的新边界。
现代化基础设施具有新的运营模式。其投融资模式与传统基础设施截然不同：信息基础设施具有产业特征，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综合运用多元化金融工具，拓宽民间资本参与渠道。融合基础设施是“公益性”与“商业性”的结合，让使用者同时成为建设者和受益者，其建设模式由传统的“政府主导”转向“多方共建”，从而大大降低建设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从运营形态来看，现代化基础设施使传统基础设施由“封闭独立”转向“开放共享”，其运营不是孤立的，而是强调数据流动与资源复用，通过云化数据中心实现服务的灵活交付，以及算力、数据和应用的开放共享。例如，现代数据中心突破传统服务器存储单一功能，形成云算力、大数据、产业园区深度耦合的一体化发展形态——园区内部署先进的云计算平台和人工智能算力集群，直接支撑上层的人工智能训练、自动驾驶模拟等高新技术研发。围绕数据中心，园区吸引算法公司、数据清洗公司、软件运营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简称SaaS）平台入驻，形成完整的数字经济生态圈。数据中心园区既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也可孵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充分诠释现代基础设施作为新技术载体和未来产业孵化器的双重角色。
总之，与传统基础设施“重资产、长周期、低迭代”不同，现代化基础设施呈现“技术密集、快速迭代、数据驱动、赋能广泛”的新特征。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重在“补短板”，提供有形要素；现代化基础设施则重在“促创新”，提高国民经济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基础能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
现代化基础设施理论与实践模式创新发展
从1943年“基础设施”概念提出至今，基础设施的内涵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深化和扩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这一战略部署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正经历从单领域推进向跨领域系统谋划、从传统形态向新型形态的历史性转变，既蕴含深刻的理论创新，也催生丰富的实践探索。
传统基础设施理论指导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局限性。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主要指交通运输、能源供应、水利设施、通信网络等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基本服务的物质工程系统。针对传统基础设施的特点，学界研究相对成熟，且形成一定理论观点：一是讨论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类研究视角将基础设施视为一种重要的公共产品。政府通过大规模基建投资，利用乘数效应放大社会总需求，从而在经济下行时实施逆周期调节，刺激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就业，但其效果会随时间衰减。二是侧重分析基础设施建设背后的社会关系，认为基础设施的本质是经济活动的“一般生产条件”。其关键作用在于服务生产要素循环，通过“用时间消灭空间”提高资本流动性。基础设施可分为提供物质条件的“物质基础设施”和提供社会条件的“社会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设被视为“资本的空间生产”过程，其不仅重塑物理空间，也塑造新的社会关系。三是讨论基础设施的规则、产权与交易成本问题。其中，产权理论探讨如何通过制度设计界定产权、激励投资和保障公共利益。该理论认为，清晰稳定的制度是降低基建领域高昂交易费用的关键。产权安排（公有、私有等）直接影响基础设施的供给效率。
上述观点主要从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改善要素流通效率、完善社会关系、增进社会公平、提升制度地位等维度，论述基础设施的作用及其建设路径，对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然而，其理论观点受限于以规模扩张、政府主导、单一物理形态为特征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在指导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时存在一定局限性。本文以下内容，初步凝炼了现代化基础设施的若干理论问题和实践模式创新。
现代化基础设施的理论创新。从理论层面看，现代化基础设施的理论创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从“物理实体”到“虚实融合”的内涵重构。传统理论多将基础设施界定为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硬件基础设施），视其为服务于特定经济活动的辅助性工具；而现代化基础设施理论则强调“实数融合”，即物理基础设施与数字基础设施的深度耦合。算力网与新一代通信网被喻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水电煤”，它们不仅本身是基础设施，也为传统基础设施（如水网、电网、交通网等）提供“神经中枢”。这种理论创新，打破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界限，确立了数据要素在基础设施配置中的中心地位，突出体现了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三大特征：一是技术赋能，以先进数字技术为动力，迭代快且“创造性破坏”能力强；二是泛在互联，打破“距离衰减法则”，促进更广范围的经营主体互联互通；三是深度融合，加速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交叉融合，降低数字技术使用门槛。
从“增长支撑”到“创新引擎”的角色转变。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已难以满足新的发展需要。现代化基础设施是新质生产力的物质载体，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驱动力。将数据要素纳入基础设施的运行之中，不仅提高了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也支撑其他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整体跃升。这一作用范式的转换，深刻回应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十五五”规划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标志着基础设施建设从“跟随需求”向“引领发展”的战略转向。现代化基础设施不仅服务于当前经济活动的顺畅运行，更成为孕育新技术、催生新业态、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平台。这不仅是物理设施的升级，更是生产关系的重构。其不再仅仅是产业发展的“外部条件”，而成为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关键载体”和“内生变量”。这一变化对现代化基础设施的科学定位及其相关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影响。
从“单一物化指标”到“系统协同论”的范式跃迁。传统基础设施的评价体系侧重于投资额、里程数等规模指标，其发展成效主要体现为规模化增长和服务范围的扩大，总体上是孤立的行业工程。而现代化基础设施呈现“技术突破→产业渗透融合→网络生态构建”的演进路径，实现了从“工具性”到“系统性”的跃升。现代化基础设施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底层支撑系统定位，突出整体联动、协同运转的系统属性，摒弃单一维度的量化评价模式，更加注重技术渗透效能、综合服务质效、生态环境约束等多维度、全方位的综合评估。现代化基础设施的系统协同论，除了强调基础设施集成融合发展模式外，还强调“建”与“用”的统筹，主张通过“算电协同”“数智赋能”，实现跨行业、跨区域的系统集成。例如，依托智能调度技术推动AI算力中心消纳绿电，既能有效破解算力产业高能耗难题，又可赋能电网灵活调节、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这类跨界协同赋能效应，是传统基建发展理论无法阐释的全新发展优势。与此同时，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在追求经济运行效率的基础上，兼顾发展韧性与绿色低碳属性，关注社会公平正义，着力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均衡城乡基建资源配置，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实践范式。2026年4月，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7]“六张网”贯通能源水利、算力通信、市政民生、流通循环等各领域，既涵盖传统基础设施的提质升级，也包括新型基础设施的前瞻布局，系统勾勒新时期基础设施建设体系的骨架，集中体现基础设施建设模式的转型。
系统集成，打破部门壁垒。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大多存在标准不互通、空间布局难协同、应急调度联动不足等问题。“六张网”建设以全域统筹为出发点，通过空间同步布局、数据标准统一、应急机制联动，实现各类基础设施功能互补、资源共享。这种系统集成的思维，跳出交通、能源、水利、市政、信息等传统的基础设施的划分方法，以跨领域的分析框架重新审视基础设施体系的构成与功能。[8]
思路创新，坚持存量提质与增量优选并举。一方面，聚焦存量资产的数字化改造。例如，针对城市地下管网这一“里子”工程，利用物联网传感器和数字孪生技术，对老旧燃气、供水管网进行智能化升级，不仅消除了安全隐患，更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防”的运维变革。另一方面，增量建设强调适度超前与精准布局。“十五五”期间，预计总投资额达20万亿至35万亿元的资金将重点投向“六张网”。其中，国家水网骨干工程、特高压输电通道、“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等重大项目，均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战略考量，旨在通过优化空间布局提升要素配置效率。
运营模式创新，从“政府兜底”到“多元共生”。这是现代化基础设施最显著的实践创新。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赖财政投入和城投债，而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技术迭代和高风险特征，催生全新的运营逻辑。具体包括投融资模式的市场化，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金融工具，有效撬动民间资本。例如，在充电桩建设中，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政府仅给予适度补贴和标准引导，形成“谁投资、谁受益”的市场化机制。去中心化实体基础设施网络（DePIN）建设，利用区块链通证激励机制，引导个人和中小企业参与基站、存储、传感器等微基础设施的建设，使用者同时成为建设者。该模式将网络建设的前期资本成本分散至个体贡献者，大幅降低中心化部署所需的资本支出，其去中心化的节点布局亦消除了单点故障风险，从而提高网络覆盖密度与韧性。“云＋数＋园”的产业生态化运营模式，推动数据中心从租赁机柜向提供算力服务转型。运营方通过构建“云原生”底座，将算力、算法、数据打包为服务产品，联动产业链上下游共建产业园区。这一“基地＋基金＋产业”的模式，将基础设施建设转化为产业孵化过程，实现基础设施运营从传统资产租赁，向专业化服务输出、产业增值共享的业态跃升。
实数融合，赋能降本增效。一方面，算力、通信设施为水网、电网、地下管网、物流网配备智能监测调度系统，助力传统基础设施数智化升级；另一方面，实体基础设施运行中生成的海量数据和丰富场景，能反哺算法迭代，增强数字设施的整体效能。这种虚实互促的融合模式，使传统基础设施在数字化赋能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此外，基础设施建设可实现全生命周期的数智赋能：在设计阶段，利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进行模拟仿真；在建设阶段，应用盾构换刀机器人、3D打印等智能装备；在运维阶段，依托大数据平台实现预测性维护。例如，在物流网建设中，通过无人仓、无人机和智能调度系统，不仅提升物流速度，更显著降低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直接赋能实体经济降本增效。
综上所述，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构建，是一场涉及理论认知、建设模式、运营机制的全方位变革。在理论上，其突破传统经济学的要素边界，确立“虚实融合、系统协同”的新范式；在实践上，通过“六张网”的系统布局，实现从单一功能向综合生态的跨越，特别是去中心化物理基础设施网络（DePIN）等新型运营模式的探索，为解决基础设施公共性与商业性之间的矛盾提供中国方案。
同时要认识到，现代化基础设施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仍处于持续深化的过程中。这既要求在理论上重新思考基础设施的内涵、功能与运行逻辑，也要求在实践中打破行业壁垒、推动系统集成、拥抱数字浪潮。唯有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相互促进，才能真正构建起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底座。
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基本思路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以及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必须跳出传统路径依赖，深刻把握中央关于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的战略部署，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创新驱动，不单纯追求规模的扩张，而是要实现由“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转变，由单一领域推进向网络化、系统化、智能化融合转变。
以“六张网”为骨架，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关键载体。坚持系统融合、立体互联，打破行业壁垒和区域分割，改变过去铁路、公路、水运、民航及各类管网各自规划的局面。着力推动交通、能源、水利、信息等基础设施的跨界融合与协同建设。以综合立体交通网为骨干，统筹水网、电网、通信网、算力网、物流网及城市地下管网的规划建设，实现多网融合、无缝衔接。重点解决“最后一公里”和“中梗阻”问题，构建海陆空一体化、地上地下空间协同利用的立体网络体系，提升整体网络韧性和运行效率。
以新型基础设施为牵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新型基础设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物质载体，深刻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要求高度契合，具有“先行引领”的战略价值。[9]“十五五”时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适度超前”：一方面，支撑新能源、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另一方面，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绿色燃料、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所需的底层设施。推进信息通信网络向“智联泛在”演进，推进5G-A（5G演进）网络重点覆盖，加速万兆光网规模化应用，启动6G技术研发与标准制定。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推动算力资源向可再生能源富集地区适度倾斜。强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为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领域攻关提供支撑。
以传统基础设施更新和数智化改造为重点，提升存量设施效能。将科技创新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驱动力，全面推动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深度应用。不仅要将基础设施作为新技术的物理载体，更要利用数字技术重塑基础设施的运营模式。推动基础设施从“物理设施”向“数字孪生”演进，实现感知、分析、决策、执行的智能化闭环，让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拥有“智慧大脑”。推动“新基建＋工业化”，以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标识解析体系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新基建＋城镇化”，结合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慧能源等场景，构建城市“数字孪生体”，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注重需求引导，坚持以人为本。以提升生产效率、改善民生、增进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为三大主要目标，建立“需求清单—方案设计—投入产出测算”路径。通过数据驱动的用户画像、场景分析，推演不同群体（制造业、低收入群体、偏远地区等）的需求，制定可量化的服务指标（如通勤时间缩短、跨区域物流时效提升、医疗服务响应提速等），精准对接产业转型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确保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最大最优效能。
以可持续运营为监管的重要依据。提升运营可持续性，是基础设施长期发挥效益的重要保障。针对部分项目设计过度超前、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过热、设施重建设轻管护等问题，必须坚持适度超前和集约高效利用，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更新和数智化改造，切实提高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综合效益。通过做优增量、盘活存量、降本增收、加强养护，有效提升运营可持续性。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基础设施应对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能力。重点加强城市地下管网、防洪排涝设施、能源保供设施的韧性建设，确保国家经济命脉安全畅通。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标准化协同推进。根据现代化基础设施的特征，采取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的治理模式，政府制定底线要求与公共服务目标，市场在资源配置、技术创新、运营效率方面发挥主体作用。建立跨行业、跨区域的统一数据标准、接口协议、数据治理标准，降低集成成本与运营风险。完善数据产权、数据交易、隐私保护、信息披露、招投标等模式的法治框架，确保公平、公正、透明。建立从设计评审、建设验收到运维绩效常态化的评估机制；根据对生态环境、社会公平、区域气候韧性的影响，设立绿色融资、税收优惠、绿色采购等激励措施。
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融入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全过程。大力发展绿色交通、清洁能源体系，推广节能环保材料和施工工艺。实施全生命周期碳管理，从选址、设计、材料、施工、运维、拆除各阶段，建立碳排放评估、碳足迹披露、碳交易对接与碳收益分配机制。推动能源互联网、分布式能源、储能、需求侧管理等协同优化，尽量以可再生能源为主，降低化石能源占比。在标准、材料、施工方法、运维流程中嵌入绿色评估指标，形成统一的绿色标识体系与认证体系。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史丹学部委员工作室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项目编号：DF2023YS2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大开发促进大发展——西部大开发新成就巡礼》，2008年3月1日，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0803/01/t20080301_14694648.shtml。
[2]国家发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发展司：《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2025年12月25日，https://www.ndrc.gov.cn/xwdt/dt/sjdt/202512/t20251225_1402613.html。
[3]《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人民日报》，2020年2月15日，第1版。
[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强调 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人民日报》，2022年4月27日，第1版。
[5]何召鹏：《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红旗文稿》，2025年第19期。
[6]史丹：《发展未来产业 把握战略主动》，《国家治理》，2024年第17期。
[7]《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人民日报》，2026年4月29日，第1版。
[8]李连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思考》，《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9]汤蕴懿、罗顺志：《以新型基础设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探索》，2026年第1期。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frastructure Theory
Shi Dan
Abstract: Modern infrastructure involves multiple fields such as industry,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presents new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echnology-intensive, rapid iteration, data-driven, and extensive empowerment. Currently, its development is shifting from single-domain advancement to cross-domain system integration, and is upgrading from traditional forms to new forms. Building a modern infrastructure system is a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involving theoretical cognition, construction models, and operation mechanisms. Theoretically, it needs to break through the boundaries of traditional economic factors and establish a new paradigm of "integration of virtu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and systematic collaboration"; practically, it should, through the systematic layout of "six networks", achieve a leap from a single function to an integrated ecosystem. Facing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building a modern infrastructure system requires adhering to the systematic perspective, strengthening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demand guidance. With "six networks" as the framework, new infrastructure as the driving force, traditional infrastructure renewal and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as the focus, and sustainable operation as the important basis for supervision,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new laws and new mechanisms of moder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to support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modern infrastructure, six networks, theory and model innov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tegration of real economy and digital economy
责 编∕张 贝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