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暨南大学迎来建校120周年。校庆前夕，印尼雅加达、坤甸等地的华文课堂里，师生以不同方式表达祝福。120年前，中国第一所官办华侨学校——暨南学堂在南京创办。1907年，21名爪哇少年登船北上，成为该校第一批学生。120年后，暨南大学与印尼之间形成了贯穿家族、校友与课堂的精神往来。
复校与寻根
2003年初，印尼八华学校校友会主席许升温找到梁世桢，提出复办八华学校的设想。真正让梁世桢下定决心的，是一本泛黄的八华学校40周年纪念刊。他发现曾祖父梁映堂竟是中华会馆的创办人之一，不仅遴选1907年第一批21名华侨学生赴暨南学堂，随后第三批学生也由他亲自带队前往南京。
“我从小在八华读书，却从不知道曾祖父做过这件事。”跨越百年的家族记忆，让梁世桢重新理解自己的使命——不仅要复办八华学校，更要将中华文化传承下去。
2008年，八华学校正式动工。梁世桢划出48000平方米土地，从幼儿园到高中实行中文、印尼文、英文三语教学。如今，学校每年约有250至300名毕业生，部分学生赴中国继续深造。梁世桢的六个孙子也都在八华学校就读，其中一人考入了清华大学。
“我们的校训是‘忠信敬’，与暨南大学的‘忠信笃敬’一脉相承。”对梁世桢而言，复办八华学校既是对曾祖父精神的接续，也是对自我使命的践行。
从失学到办学
2002年，印尼雅加达。印尼主协会文教部主任许月珠面对18名学生，开始了暨南大学函授班的第一堂课。这批学生中，不少是五六十岁的华人长者，他们少年时代因排华事件失去求学机会，如今重新走进课堂。
陈慧珍就是其中之一，1966年学校关闭后的几十年，她从未放弃阅读中文书籍，但“那不是系统的学习，只是自己胡乱看书”。通过学校的远程教育，她逐渐系统掌握华文教育知识。
2002年，她创办坤甸共同希望补习班；2011年成立共同希望基金会；2016年，共同希望语言学院正式获批，成为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第一所中文专业高校。陈慧珍常对学生说：“大学不是补习班。”在她看来，大学的意义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培养独立思考和组织的能力。
三语学校与本土化
2004年，陈友明提出“三语学校”概念。当时，印尼华文教育刚刚解禁，各地补习班迅速兴起，但缺乏统一标准、师资也参差不齐。他意识到，华文教育要走得远，必须走本土化、学历化、专业化的道路。
他本人就是这一理念的实践者。1967年，陈友明返回中国，后进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从大专读到博士。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华侨华人问题，陈友明说：“我不仅仅要研究教育……我还想怎么更好地把中国文化传承下去。”
如今，他是印尼三语学校协会会长，协会已有近100所会员学校。三语学校要求每天开设中文课程，每周至少10节，并逐步建立标准化教学体系。陈友明坦言，各校水平参差不齐，他希望推动中文列入正式外语，让中文也成为必修课。这是三语协会的目标，也是陈友明心中的“中国梦”。
孙爱玲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本土化”。她曾是印尼华人，后入籍新加坡，又回到印尼创办汉涵学府。她把自己比作“U盘”：“U盘里有很多东西，只要有一台电脑让我插进去，项目就开始走。”汉涵学府全部用汉语教学，并帮助学生赴中国升读大学。对于经历过社会动荡的孙爱玲而言，推广华文教育不仅是语言传承，也是沟通不同群体、减少隔阂的一种方式。
精神传承
在八华学校，每天清晨学生们都会诵读《弟子规》。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校友黄晓君、佘娇慧如今在这里任教。她们发现，学生学习中华文化后，不仅懂得孝敬父母，还开始主动帮助父母分担家务。
万茹是2013年毕业于暨南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硕士，如今也在八华学校任教。“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暨南人。”万茹说，“八华学校的学生到暨南大学求学，成为了暨南人；我是暨南人，又回到八华学校教书，完成了一个循环。”
姚文坚是印尼暨南大学校友会会长，1966年华校关闭后，他依靠自学维持中文水平。2007年参加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在雅加达的函授班后，他重新系统学习汉语，并进一步接触四书五经等文化经典。出生于1950年的曾庆祥曾就读于2006级函授班，2018年又读完国际汉语教育硕士。如今，他在家乡勿里洞推荐年轻人赴中国全日制学习，已培养出近20位华文教师。
这种传承，在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有更深的意义。陈慧珍发现，中资企业进入印尼后，她的学院成为重点招聘单位。她同时提醒中资企业要重视培养本土化人才。
从1907年第一批21名爪哇岛学生登船北上，到如今一代代印尼学子走进暨南园回国后成为华文教育的中坚力量，这条跨越百年的教育之路，承载的不仅是一所大学的侨教使命，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如梁世桢所说：“中华文化是我们的魂。”而暨南大学，正是这魂魄得以安放、传承的精神家园。（苏运生 周羽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