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经济命脉和文化纽带，数千年来，先民依托长江流域差异化的自然特征，在长期治水实践中积淀丰厚的治理智慧，逐步形成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技术理念，天人合一、人水共生的生态理念，系统统筹、兴利除害的全局思维与官督民修、官民共治的管理模式。这些传统智慧与当代流域系统治理、人水和谐的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为长江流域生态修复、防洪减灾、水资源优化配置、跨区域协同治理与长效管护体系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长江流域 古代治水智慧 当代治理启示
【中图分类号】TV-092 【文献标识码】A
长江是我国第一长河，干流全长6300余公里，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峰，流经全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支流则进一步延伸至8个省（自治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经济命脉和文化纽带，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根基。长江流域横跨我国三级阶梯，地形气候复杂多样，降水时空分布不均，上下游水文特征迥异。这一自然禀赋造就水土丰沃、资源富集之利，也带来水旱灾害频发、河道淤积突出、水资源分配失衡之困。治水兴江，始终是该流域治理的重要命题。
长江治水实践源远流长，可溯源至新石器时期，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下游良渚文化已建成兼具防洪、蓄水、灌溉功能的早期水利设施。历经千年发展，战国都江堰因势利导，润泽巴蜀；汉唐逐步修筑堤防，构建防洪体系；宋元持续开发圩田、深化水土利用；明清逐步完善下游江海综合治理。历代先民在长期实践中因势利导、总结经验，探索出丰富的治水方略，有效兴利除害，保障流域农耕文明的持续繁荣，积淀了深厚的传统治水智慧，包括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技术智慧，天人合一、人水共生的生态智慧，系统统筹、兴利除害的全局智慧，官督民修、官民共治的管理智慧。这些传统智慧与当代流域系统治理、人水和谐的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可以为当代长江生态修复、防洪减灾、水资源优化配置、跨区域协同治理与长效管护体系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助力构建安澜、绿色、繁荣、和谐的长江治理格局。
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治水理念
长江流域横跨我国三级地势阶梯，上中下游地形地貌、水文水系差异显著。在长期治水实践中，先民立足各河段自然禀赋，形成“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治水理念：顺应地形水势，修建多种水利工程，以适度的人为干预趋利避害，实现人水和谐的治理效果。
长江上游山高坡陡，河流落差大、水势湍急，当地先民探索出无坝引水、平梁分水等治理方式。其中，战国都江堰水利工程依托岷江天然地势，逐步构建鱼嘴分水、飞沙堰排洪排沙、宝瓶口限流引水的工程体系，巧妙化解成都平原洪涝与缺水难题。至汉代，湔江堰选址于龙门山出山口，利用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特点，采用平梁分水方式，形成分水灌溉、泄洪排沙，相互依存、共为体系的工程格局。长江中游河湖交错、地势平缓、泥沙淤积，水患频发。针对这一特点，逐步形成筑堤御洪、陂塘调蓄、修筑圩垸的综合治理方式。两汉南阳地区依托长江支流天然陂塘资源，修建六门陂、钳卢陂等蓄水工程，构建“长藤结瓜”式灌溉体系，最大限度利用天然水资源，满足丘陵平原过渡区的灌溉需求。作为中游水患重点区域，荆江河段自东晋便开始修筑堤防抵御洪水，明代嘉靖年间已形成总长124公里的大堤防洪体系。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则依托圩垸、沟渠和陂塘形成蓄泄相济的工程体系，兼顾防洪排涝与农田灌溉。长江下游河湖密布、滨江临海，易受潮汐影响。当地因地制宜，形成塘浦圩田、疏浚通江、筑塘御潮的治理模式。自唐代中期起，太湖地区依托低洼地形，修建独具特色的圩田、柜田、涂田、沙田、垛田等多种小型灌溉工程。在沿海地区，则修建海塘以抵御海潮倒灌，疏浚黄浦江、吴淞江等河道，保障下游洪水顺畅入海。
纵观历代水利工程，虽形态功能各异，但均立足区域地形、水文、泥沙、潮汐等自然规律，通过分流、引水、排导、调蓄等多种手段提高治水效益，化水患为水利，实现“天工”与“人工”的有机统一。这些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治理智慧，为当代长江流域治理提供重要历史镜鉴。当前长江治理仍面临上游水土流失、中游湖泊生态退化、下游咸潮入侵等难题，传承古代治水智慧，需延续因地施策、顺势治理的逻辑，实施流域差异化、精准化治理：上游聚焦生态涵养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开展生态修复，契合上游山水河道自然禀赋；中游重点推进荆江河段系统整治、洞庭湖与鄱阳湖生态修复，恢复河湖天然调蓄功能，解决平原湖区淤积、调蓄不足难题；下游统筹防潮御潮、排涝治污与水网联通建设，构建韧性通畅的现代水网，贴合江海交汇地区的特殊水情。传承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传统治水理念，能够有效规避过度工程化、盲目改造自然的治理误区，持续提升长江流域综合治理的科学性、精准性与系统性，实现传统治水智慧与现代流域治理的深度融合。
天人合一、人水共生的生态思想
长江千年治水实践，始终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人水共生”的哲学思想，尊重自然节律、顺应水情规律，兼顾生态保育与水利长效发展。这一理念不仅维系古代长江的水系平衡与生态稳定，也为当代长江大保护、流域系统化治理提供重要历史借鉴。
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制度化的生态护水准则。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田律》，是我国现存较早涉及山林、水道保护的生态法律条文，其中记载：“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隄水。”该律法依据四季时序划定人类生产活动边界：春季禁止伐林壅水、夏季禁止滥垦滥捕，严格约束人为扰动自然的行为。其目的在于保护河流水源涵养能力、维系河道自然循环，从源头上防范水土流失与河道淤积等水生态问题，确立因时治水、依法护水的早期治理准则。
后世延续这一生态治水理念。儒家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深度融入治水实践。孟子提出：“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倡导取用有度，顺应自然。西汉大臣贡禹提出：“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繇此也。”[1]指出无节制的山林砍伐会加剧水土流失，直接诱发水旱灾害。唐宋时期颁布的《水部式》和《农田水利约束》等律法，为长江生态治理提供法律依据。北宋治水名臣苏轼提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虽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至如此。”[2]强调治水需兼顾水流自然规律与民生需求，摒弃盲目筑堤、强行束水的过度干预模式。
明清时期的治水困境与反思，从反面印证“人水共生”理念的重要性。随着人口激增，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大规模围湖造田、占水拓地，过度侵占水域生态空间，突破自然承载极限，导致水系蓄泄失衡、水患频发。面对这一困局，清代官员与思想家进行深刻反思。乾隆时期，湖北巡抚彭树葵指出：“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殃。”[3]湖广总督孙嘉淦则直指无序围垦、私筑圩垸阻滞水流、加剧汛情的危害。晚清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中系统总结，清代水患频发根源在于“向日受水之地，无不筑圩捍水……于是平地无遗利”[4]，深刻揭示违背自然规律、侵占生态空间必遭自然反噬的治理教训。
千年治水实践充分证明，“天人合一、人水共生”是古代长江治水的哲学基础，更是长江永续发展的法则，其重心在于平衡人与自然、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新时代长江流域治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将“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转化为“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治理实践，将“人水共生”的和谐理念融入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水文化的协同治理之中。传统与现代的深度交融，推动长江治理从被动防灾转向主动护水、绿色兴水，实现从“人水相争”到“人水和谐”的跃升。传统生态治水智慧在新时代长江大保护中焕发新生，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鲜活的长江实践样本。
系统统筹、兴利除害的综合思维
长江是一个结构完整、关联紧密的复合系统。水流的连通性与河道的整体性，决定了长江治水不能局限于单一河段、工程或治理目标。古代先民不断摸索、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形成系统统筹、兴利除害的综合利用思维，统筹上下游、干支流、河湖海关系，兼顾防洪、灌溉、航运、供水等多样需求。
汉代南阳地区的陂塘灌溉已形成典型的系统化管理，陂塘是南阳水利区主要的工程形式，大大小小的陂塘被渠道串联起来，形成长藤结瓜的体系，分散的水源被集中起来统筹使用。同时区域内修建完备的工程配套设施，闸或斗门、堤防、渠道共同作用，实现水资源的统一调节，形成蓄灌有度、管理有序的灌区。宋代以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圩田治理亦渐向联圩拓广，规制日渐完备。南宋时期，提出太湖流域圩区治堤与治田并举的治理思想，将辖区内零散分布的小型圩田整合为连片规模化联圩，扭转早期小圩布局零散、各自为战的无序格局。清代尤为重视区域统筹治理，朝廷出台一系列水利规制，划定圩堤高度、厚度、闸坝形制等工程标准，统筹圩区整体布局，并多次颁布禁令，严禁民间无序围湖造田、私自修筑圩垸，避免因过度围垦引发的湖泊调蓄能力衰减、河道淤塞、水患频发等问题加剧[5]。针对长江下游江海交汇、潮洪叠加的特殊水文特征，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实施多重治理举措：修缮并新建江浙海塘工程，采用石砌加固工艺筑牢入海口堤防，抵御海潮侵袭、防范海水倒灌；持续疏浚黄浦江、吴淞江等入江河道，清除河道泥沙淤积、拓宽行洪输水通道，保障下游洪水顺利入海，缓解长江下游江海交汇地带的水患压力。
“一水多用、利益兼顾”是古代水资源多样利用智慧的集中体现。古代长江治水在抵御水患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水资源价值，兼顾防洪、灌溉、航运、供水等多重需求，实现水资源综合利用与可持续发展。长江中游的长渠（白起渠），本是战国时期秦将白起为攻打楚鄢城所建的战渠，后世逐步演进为大型灌溉水道，不仅在秦代统一进程中发挥重要军事作用，更在两千余年里持续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历代开凿的长江流域运河体系，既打通南北水路航运通道，促进商贸流通与文化交流，又兼济沿线农田灌溉与城乡取水之需。洞庭湖、鄱阳湖等大型湖泊的治理，在保障调蓄洪水功能的基础上，合理开发水产养殖，实现防洪安全与民生经济的双向效益。都江堰、灵渠等水利工程，更是综合治水智慧的典范：都江堰分洪减灾、引水灌田、改善航运，全方位推动巴蜀地区发展；灵渠贯通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兼具航运与灌溉之利，促成南北区域互通发展。
官督民修、官民共治的管理智慧
长江治水工程涉及范围广、工程量大、牵涉民生利益，仅靠官方或民间单方面的力量难以维系久远。历代先民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官督民修、官民共治”的管理模式，实现官方与民间各司其职，兼顾宏观统筹与微观管护，有效保障治水工程的修建与维护，体现深厚的管理智慧。
长江干流大型水利工程，一般由朝廷及地方官府统筹规划、出资修建、专职管护，承担主要治理责任。例如，都江堰在历史演进中逐步成为国家水利工程，省、府（道）、县政府的官员对渠首、干渠和支渠等进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五代十国吴越时期，钱镠“置都水营田使以主水事，募卒为都，号曰撩浅军，亦曰撩清。”[6]专设水官、组建治水军士管护太湖水利；明清亦特设水利专职官员，打理苏松、荆州等关键水域的水利事务，牢牢守住区域治水的基础。而分布在支流区域的中小型水利设施、田间沟渠等末梢水系，则交由地方民众自主修建、维护管理，由官府督导，灵活协调各地农耕灌溉与日常用水需求，让水利治理更贴合基层实际。
在基层水利治理中，古代依托传统村社与宗族体系，形成以乡规民约为重心的民间管理模式，保障小型水利长效稳定运行。各地结合本土用水习俗制定乡规民约，明确用水次序、设施修缮、水费收缴、水质保护等细则，以低成本、本土化的方式规范基层水事秩序。例如，明代贵州鲍屯乡村水利这类基层工程，依靠村民守约自治、自主管护，历经数百年仍能持续发挥效用[7]。日常管护琐事与普通用水矛盾，多由宗族村社依托乡约柔性调处；当水利工程损毁等复杂争端超出民间自治化解能力时，则由官府刚性介入，通过立碑定规、颁布禁令、厘清权责、规范水权等方式妥善化解纠纷。
整体而言，这套“官督民修、官民共治”的管理模式，既发挥官方统筹布局、集中力量兴建重大工程的优势，把控流域治水的重点；又充分尊重民间用水传统与基层自治规律，激活民众主动参与治水的内生动力，实现大型水利工程官方治理与传统基层农耕社会的有机结合，保障古代长江治水事务权责清晰、运转有序、长效可持续。这一范式区分官府统筹与民间自治职责，以分层分域的管护体系为依托，以刚性规制与柔性调处的相互补充为运行之道，有效调和大型水利工程统一管理与基层水事自治之间的关系，与长江流域水系复杂、地域辽阔、用水需求多样的实际相契合。审视并汲取这一历史经验，可为当今长江流域管理制度建设、河湖管护办法完善与基层水事秩序维系提供有益的历史参照。
【本文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长江流域近千年水利设施变迁与水文数据集研制”（JZ110165C008202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班固：《汉书·贡禹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卷72。
[2]苏轼：《禹之所以通水之法》，载《苏东坡全集》卷48，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3]赵尔巽等：《清史稿·河渠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卷126。
[4]魏源：《湖广水利论》，载《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88—391页。
[5]《太湖水利史稿》编写组：《太湖水利史稿》，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
[6]钱泳：《履园丛话》，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7]谭徐明、王英华、朱云枫：《贵州鲍屯古代乡村水利工程研究》，《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11年，第3卷，第2期，第189—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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