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古代高度重视防间保密工作，积累一定的智慧和经验。《周易》《孙子兵法》等典籍，都强调防间保密工作。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我国先贤探索出用特殊的方法传递保密情报，对间谍使用反间手段，对保密工作建章立制等经验。随着历史演进，防间保密工作在观念上不断强化，方法和手段不断丰富，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对确保军事斗争的胜利和维系政权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代 防间 保密 方法 制度
【中图分类号】K236.2；D691 【文献标识码】A
防间与保密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中国古人对机密泄漏的危险早有清醒认识，“事以密成，语以泄败”的古训流传至今。《周礼》记载有“环人”之官职，主要职能是“捕谍贼”，说明先秦时期已高度重视反间谍工作。自先秦至明清，历代不仅在法律中设有“漏泄”和“间谍”罪名，更在实践中形成系统的保密制度。中国古代高度重视防间保密工作，在方法、技术和制度等层面积极探索，积累一定的智慧和经验。
“成于密败于泄”的防间保密理念
古人对防间和保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是随着军政斗争的不断升级而越发提高的。众多先哲都认识到，防间和保密工作不仅与政权存亡休戚与共，而且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周易》对上古时期军政斗争情形有一定折射，强调做好保密工作。《周易·节卦》初九爻辞云“不出户庭，无咎”。“不出户庭”除指没有危险，也强调“慎言语、守机密”的重要性。[1]《周易·系辞传》强调：“乱之所生，则言语以为阶。”各种危险的根源，是言语泄密。《周易》的理念，得到先秦时期许多重要思想家的响应。韩非分析和总结重要信息的泄露，是酿成国家灭亡征兆的原因之一。《韩非子·亡征》指出：“浅薄而易见，漏泄而无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语者，可亡也。”如果机密信息遭到泄露，不仅可能带来社会安全隐患，甚至导致政权倾危。
古人深知防间保密之难，密谋的作战计划泄露可能会酿成灾难。《吕氏春秋·审应览·重言》提出“虽善匿，弗能隐”之类警示。该书记载，齐桓公和管仲刚开始密谋进攻莒国，作战计划就遭到泄露。齐桓公立即下令调查，发现是东郭牙走漏消息。这令齐桓公非常不解，因为他和管仲密谋时，东郭牙并不在旁。进一步调查发现，东郭牙虽没偷听对话，却“看出”谈话内容。他在远处看见国君和管仲商议事情时充满怒容，举手投足都带着兵革之气，判断是要打仗。而且，齐桓公的嘴型正好是个“莒”字，手臂也指向莒国。当时诸侯之中只有莒国不归服齐侯，据此判断其为攻打对象，东郭牙竟然猜中结果并造成泄密。《吕氏春秋》指出：“桓公、管仲虽善匿，弗能隐矣。”虽说齐桓公和管仲很会隐藏，但作战机密同样会遭到泄露。从此事可看出，防间保密工作的难度很大。托名管仲的著作《管子·宙合》指出：“谋不可以泄，谋泄菑极。”“菑”（zāi），相当于“灾”。密谋的作战计划一定不能泄漏，否则就会酿成灾难。
身处列国纷争时代，防间和保密工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军事家孙子十分重视保护军事机密，在《孙子兵法·形篇》中指出：“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这里的“藏”指保护军事信息的安全，要“藏”到“九地之下”或“九天之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保而全胜”。战争决策和战术设计都需做好保密工作。例如，在军事行动展开之前封锁重要关口，同时废止通行凭证，即“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孙子兵法·九地篇》）。孙子主张施用“诡道”之法，通过释放虚假信息干扰和误导对手，即《虚实篇》所说“形人而我无形”。“无形”是为保密工作所设的目标，也可认为是最高境界，即“形兵之极，至于无形。”《虚实篇》强调：“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
明清时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们，尤为注重防间保密工作。明代王阳明在《议夹剿兵粮疏》中提出：“一应机宜，务须慎密周悉。”王阳明在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的战争中，由于防间保密工作出色，声东击西的战术设计得以很好实施。为防止军情泄露，明代戚继光制定了非常严厉的惩罚制度，对泄露军情者一律予以重罚。《练兵实纪·练胆气》规定：“凡承受到军期密约号令，及关报贼情事宜文字，只可传到将领等人员自知，常作提备，不许漏泄令众人知之。如漏泄，致贼乘我者，军法不贷。”清代揭暄在《兵经·机》中指出：“谋之宜深，藏之宜密。”《兵经·秘》强调：“谋成于密，败于泄。”也就是说，军事行动的成败往往和防间保密工作密切相关，需予以充分重视。
“阴符”“阴书”等防间保密技术不断迭代
围绕防间和保密工作，古人总结出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用特殊的方法进行情报的保密传递，对间谍使用反间手段，并对保密工作作出严格规定。早在先秦时期，兵法典籍《六韬》记录古人使用“阴符”和“阴书”等方法，传递秘密情报。所谓阴符，是以铜版或竹木版制成，不同长度的阴符代表着不同含义，使对手无法窥探究竟。据《六韬·龙韬·阴符》记载，一尺长阴符代表“大胜克敌”，九寸长代表“破军擒将”，八寸长代表“降城得邑”，七寸长代表“誓众坚守”，一直到最短的阴符长三寸，代表“失利亡士”。八种阴符只用长度传递信息，不书写文字，即便被敌人所获，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泄密风险。阴书，设计更为巧妙复杂，比阴符传递的内容更多，可实现“相参而不相知情”的目标。《六韬·龙韬·阴书》记载：“书皆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再离者，分书为三部。三发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参而不知情也。此谓阴书。”阴书需要至少三支竹简，书写人将竹简竖放，但文字却是横写，每支竹简上只有三分之一的文字，三支竹简分别交给三人传递给收文者，极大降低泄密的风险。
为保护信息安全，孙子强调应搜捕间谍并巧妙地使用反间。《孙子兵法·用间篇》指出：“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这里对反间谍的实施方法进行总结。先是展开积极的搜查和摸排，一旦抓到对方的间谍就应进行策反和拉拢，争取能够为我所用。如能巧妙使用反间，不仅能够防止敌方的渗透行为，还能通过二次派遣间谍巧妙地对敌人进行分化，展开欺骗行动。而且，可通过反间来侦知对方的生间、死间等，从而最大程度地破坏对方的间谍行动计划。
杜牧在注《孙子兵法》时，对保密工作给予突出的强调。例如，《形篇》“题解”指出：“因形见情。无形者情密，有形者情疏；密则胜，疏则败也。”通过“示形”等行动，可以有效地保护好己方重要机密。杜牧强调：“闭迹藏形。使敌人不能测度。”作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一定要懂得将己方作战意图藏好藏深，使敌人无法找到破绽。宋代许洞《虎钤经》不仅高度重视用间之道，更重视反间术。《知奸篇》强调：“知奸之道，兵之本也”。即便面对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等约束，也要学会变通。对方的使者往往担负着刺探情报的职责，因此应做到“留使者不可久”。
为保护军事信息的安全，古人发明很多技术手段。北宋曾公亮、丁度编纂的《武经总要》记载“符契”“传信牌”“字验”等技术手段，并对保密工作有严格规定。例如，《前集·行军约束》云：“凡行军，主将不以有无事机，并须日一发奏，仍入急递。”军队要员在报告军情时必须派遣亲信，用“急递”或“急脚递”，避免因途中发生意外而导致军情泄露。宋神宗时强调传送特急军情需持金字牌，字牌刻有“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字样，并且鸣金开道，一切车马均需让路。机密文书要用蜡密封，做好严格的交接。如果延误时日或泄露军情，将受到严厉惩罚。《武经总要》所载“字验”制度，在传递重要信息时，可以拟定固定字条替代军中常用术语，比如，请求划拨弓箭粮草和兵力等，都有特定词语作为暗号。南宋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记载当时设立“名递之法”和“数递之法”，通过暗语来传递重要信息。与上述“字验”制度相似，这些方法能够起到一定的保密作用。
除拥有高明的方法和手段，运用时还要见机行事，不拘泥一格。抗金名将岳飞巧妙运用反间，尤其值得称道。据《宋史·岳飞传》记载，金人为更好地牵制宋兵，在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南）扶植傀儡政权大齐，刘豫充当傀儡皇帝，且经常配合金兵对宋兵展开袭扰。宋兵经过严密搜捕，成功抓获一名间谍。岳飞故意将其错认成自己派出的间谍“张斌”，严厉呵斥其给刘豫的信件没能及时送达，按罪当斩。但也愿意给间谍戴罪立功的机会，重新送出一封邀请刘豫夹击金兵的密信。间谍只能顺水推舟认罪，并接受新任务。间谍逃回金营后，为表忠心把信直接献给金兀术，金兀术一看大怒，上报金主，最终废黜刘豫。
明清时期防范和排查奸细的方法值得关注。基于御倭战争实践的总结，郑若在《筹海图编·经略·严城守》中指出：“夜巡诘奸细，为第一要紧事也。”平时需派人携兵在深林幽谷中仔细排查，夜间布置军事行动时，需逐队亲自通知，强调全员静音，任何人不得高声呼喊。同时，加强对重点人群和重点场所的搜查，尤其关注那些“异言异服”之人。一旦发现面貌可疑之人或是游手好闲之徒，继续予以追查。
防间保密的惩处机制日臻成熟
由于军事机密直接关乎战争胜负与国家存亡，古代关于防间保密工作的制度化探索起步较早，并取得明显成效。儒家典籍《周礼》强调做好防间保密工作，并通过官职设置来予以强化。例如，“夏官”中设“环人”，职责为“察军匿，环四方之故、巡邦国，捕谍贼”。先秦时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们要求严惩奸细。孙子在《用间篇》指出：“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行动计划如果遭到泄露，将对有关人员处以死罪。《六韬·龙韬·阴符》：“泄者、告者皆诛之”。法家提倡连坐制度。例如，《史记》记载，商鞅主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2]战国尉缭的《尉缭子·伍制令》鼓励互相检举揭发，所谓“揭之免于罪”。通过免罪来鼓励揭发检举，是对告密行为的提倡，使连坐制度变得更严酷。
汉代以后，有关防间保密的制度建设经验日臻成熟，设官时也有更多考量。东汉末年，为加强对军队的管控，曹操开始设立“校事”，以之为耳目，加强对所属人员的控制。东吴的“中书”虽名称不同，工作性质相似。当时，吴国在边境地区设“刺奸屯”，每屯设有固定的贼曹担任长官，配“刺奸”若干。唐代李辅国设“察事厅子”，唐代中期设武德司，都是皇帝的耳目。宋朝建立初期，宋太祖赵匡胤再设武德司，后改名为皇城司，除严密监控群臣，也承担对外防谍的职能。当时，京城聚集全部重要政府机构，成为间谍汇集之地，皇城司负责侦察潜伏在京师的间谍活动。
明清时期，防间和保密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明朝统治者吸取元朝政制松散的教训，对内统治收紧，厂卫制度一度畸形发展，但对防间保密工作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围绕制度建设进行诸多探讨，一方面加大奖惩力度，另一方面建设必要的管理制度。而且，与奖励相比，统治者更注重强化惩罚力度。戚继光《纪效新书·行营篇》规定：“凡陆兵舟行号令，示各总知悉，违者连坐。”
连坐制度在民间依靠保甲制度发挥作用，通过发放“连坐信牌”完成身份识别，防止奸细渗透。《筹海图编·经略·严城守》强调“各甲自相纠察”。如发现容留奸细的行为，则“一甲连坐”。即便寺庙也在特殊时期发放信牌，模仿保甲制度实现“各房互相纠察”。王阳明推行“十家牌法”防间谍。据《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十家牌法”指编十家为一牌，“沿门按牌审察动静”。如果出现隐匿行为，则“十家连罪”。明代还有尹耕提倡的乡约制度，追求实现相似效果，通过颁发“堡符”和“门符”识别奸细，防止对方刺探情报。清统治者重视和传承明代的制度设计，配合传统宗族制度继续施行，称之为“宗族的保甲乡约化”[3]，不仅能保证基层的治安与教化，也能有效防范间谍。
清代统治者围绕防间保密设计的制度更为严密，密折的设计堪称代表。康熙年间已形成奏折制度，用于君臣之间的秘密信息传递。[4]雍正朝之后，此举也因军机处的设立而更受重视。康熙朝时期，有权进折人员非常有限，除宗室姻亲、汉族异姓王公和中央官员，只有少数地方官员和内外蒙古各部王公。在雍正朝及乾隆朝，有权进折之人仍非常有限，而且被要求做好严格的保密措施。军机处的办公场所在显要位置摆出“枢密重地”字样，严令禁止无关人员进出和靠近。[5]围绕信息安全和秘密传递的建章立制也越发成熟，既讲究快捷，又强调保密。[6]
乾隆六年，监察御史仲永檀呈奏，称大学士张廷玉有收取贿金嫌疑，同时弹劾张党泄密。这令乾隆大为震惊，意识到此次弹劾可能源自鄂张两党相争，但泄密问题事关重大。于是，立即命鄂尔泰、张廷玉、讷亲等人共同查办。结果，鄂善被查出确有欺君枉法、收受贿金的行为，泄密行为也对鄂尔泰更加不利。乾隆向来痛恨臣僚泄露机密，决定加大惩处力度。不久，鄂党成员鄂善被赐自尽，围绕密折的保密制度建设也进一步趋于严格。
为加强保密管理，清统治者围绕密折制度制定多种措施。雍正时期，首先，打造专用的箱锁用于奏折的存放。锁钥只有具折之人和皇帝本人掌握，他人不得私开。其次，奏折直接送内廷，军机大臣只是代转，不得私自拆阅。此外，军事朱批需要及时回收。在乾隆朝，围绕密折的保密管理更加严格。为确保保密，乾隆强调满族官员书写奏折时使用满文，书写密折时不得商议。皇帝的朱批，不许泄露任何一字，要求“凡事俱应慎密，不容宣泄”[7]。同时规定马上飞递须分两人或三人分别传送。嘉庆时期，严禁太监经手部院衙门奏报政务之折，即便亲王也不许与军机大臣商讨军机大事。严格的保密管理，对维系清政权的稳定和安全运转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古代防间和保密工作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社会，防间和保密工作一直受到统治者高度重视，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探索出用特殊的方法传递保密情报，对间谍使用反间手段，对保密工作建章立制等智慧和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先贤不仅认识到防间和保密工作的重要性，而且还意识到存在“善匿弗能隐”等难点，因此不断强化认识，从源头上寻找原因，从根本上防止泄密隐患。一旦发现间谍和泄密现象，则给予严厉惩罚，甚至不惜推行严酷的“连坐”制度。由于军事机密直接关乎战争胜负与国家存亡，因此惩处较为严厉。《孙子兵法·用间篇》指出：“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有关防间保密的刑律和军法纷纷出台，推行严厉的惩处、全域性的连坐问责，及正向的告奸激励，以便进一步强化全员防间保密的自觉性，牢固树立法律意识。
先贤不断探索创新方式方法，不仅大力改进技术手段，还在反间谍等具体实施上不断进行探索，总结出富有创见的方法和手段。仅就古代传递军事信息的保密技术措施，历史上有“符契”“传信牌”“字验”等。不断规范流程，更新技术。流程的规范可控，可进一步规避泄密风险，甚至实现反向追责。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中对封泥的技术流程进行考证发现，一旦传递过程中出现破损等现象，接收方就可以启动追责。这种文书传递的全程保密管控，是一项重要发明，并在后世通过“字验”等技术手段实现迭代更新。
中国古代防间保密的制度建设日趋完善，并于明清时期形成体系化，甚至为达成更好的追责而呈现严酷的一面。重要信息的安全管理不断得到强化，对维系政权的安全运转起到保障作用。但是，对民众防范过严的缺陷，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官民对立，甚至在特定时期易为对手所利用。明末左懋第《春明梦余录·详察密封疏》建议文件秘密等级分为“当密”和“不当密”，以及“可密于事先”和“不必密于事后”等多种情形。左懋第等有识之士认为，过度的管制也可能会造成信息传递阻碍，甚至发生诬陷。
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指出：“自古防寇，未有专言战而不言守者，亦未有专言守而不言战者，二事难以偏举。”自古以来的军政斗争，其实都存在进攻与防御的辩证关系，情报领域的对抗也是如此。作为中国古代兵家的杰出代表孙子，对此问题有深入思考，强调己方需通过主动出击而有所作为。他重视通过“示形动敌”来获取情报，同时强调示假隐真，巧妙地运用“反间”和“死间”注入虚假信息，保护己方重要信息的安全。孙子的这些方法广为岳飞等历代军事家继承和推崇，在实践中得到较好运用和借鉴，不仅成为战争中的制胜之策，而且为后世防间保密工作奠定良好基础。[8]
注释
[1]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47页。
[2]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710页。
[3]常建华：《清朝大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73页。
[4]朱灵慧：《言语不通，讯无别故: 清代前中期奏折之“译讯”考察》，《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128—135页。
[5]昭梿：《啸亭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3页。
[6]杨芹：《晚清军机处的秘密来信》，《读书》，2024年第5期，第68—74页。
[7]梁章钜：《枢垣记略》，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
[8]熊剑平：《由“先知”求“先胜”：孙子对情报的功能定位及历史影响》，《管子学刊》，2024年第3期，第115—128页。
责编：陈 楠／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