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列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之首，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领导地位的认识深化，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统领性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立场、制度安排和治理体系，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探索、发展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诸多特点和优势，都是在党的领导这一根本政治前提下形成和彰显的。党的领导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方向和命运，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政治保证。
关键词:习近平党建思想 党的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25；D26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集中概括为“十四个坚持”，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排在首位。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也是对百余年党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立场、制度安排和治理体系，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探索、发展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诸多特点和优势，都是在党的领导这一根本政治前提下形成和彰显的。党的领导，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党的十九大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2]列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首，并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修订后的党章总纲部分[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4]。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政治保证。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十四个坚持”中居于统领性地位
2026年6月15日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提出“十四个坚持”，即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彰显独特的理论品格。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环环相扣、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根本遵循。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总论，集中体现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分论，分领域阐述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收尾，凸显保障性作用。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中，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居于总揽全局、提纲挈领的统领性地位，从价值论的高度回答“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为什么要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为新时代管党治党确立政治方向与价值坐标，确保党的建设始终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核心展开，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落脚点”。作为总论的核心，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与总论中的其他“三个坚持”同向发力、相辅相成，其中，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维护最本质特征的政治原则，规定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方向；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战略方针层面回答如何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厚植最本质特征的价值依托与精神动力，从价值追求层面明确了党的宗旨立场。分论中“九个坚持”，将总论的统领性原则具化为制度安排与行动指南，系统回答新时代“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是方法论与实践路径。最后，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既是前列各项要求有效贯彻落实的制度支撑，也是确保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的关键所在，发挥重要的保障作用。管党治党的成效关键在于责任落实。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要求各级党组织切实扛起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将统领全局的宏观目标和协调各方的具体要求转化为履职尽责的行动自觉。“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集中概括，构成这一重要思想的“四梁八柱”。
党的领导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方向和命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5]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在因素，而是贯穿其形成、发展和完善全过程的最本质特征，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方向和命运。
党的领导由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所规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要求有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处于领导地位。政党的性质与国家的性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深厚理论沃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建立独立政党，由无产阶级政党掌握国家领导权，才能彻底消灭剥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运动作用的部分”[6]。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提出“职业革命家”理论，认为工人阶级必须组织为政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以先锋队政党为领导核心，“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而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7]，并强调“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8]。这充分表明，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建立和巩固的政治前提。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锋队组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9]。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不变色的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前进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从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认识党的领导地位，对“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10]，将党的领导地位视为中国革命成败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1]，指明，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统领性地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并指明其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强调“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12]，将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政治前提；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提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13]；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使党的领导理论日趋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总之，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党的领导视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前进的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地位，是在一百多年的风云激荡中，由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郑重选择和确认的。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发展与完善，同向同行。党的领导不仅是历史经验，而且是不断推动中国社会前进发展的重要引擎。
党的领导地位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各种救国方案都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以严密的组织体系和科学的理论武装，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实践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在长期历史奋斗中赢得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结果。
党的领导引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探索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正是依靠党的坚强领导，我国才能在经济基础极其薄弱、外部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以和平方式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步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一历史过程中，党通过强大的政治势能和组织网络，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历史性地拉入社会主义的轨道。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导地位。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党领导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制度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党的领导，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国际风险时，中国始终能保持经济的旺盛活力，维持政治的稳定与社会主义方向。历史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从创立到持续发展的政治保证，是中国在复杂历史条件下不断开创新局面的关键所在。
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统揽全局的关键，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软弱涣散状况，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党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理顺党政关系，从体制机制上确立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通过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清除党内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党的领导不褪色、不生锈。强大的内生动力，确保党的领导的正当性、有效性，根植于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之中，使党的领导获得持久而深厚的民心支撑。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例如，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这一系列非凡成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最生动、最有力的回答。历史证明，正因为有党的坚强领导，我国才能在各种风险挑战面前保持战略定力，集中力量办大事。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政治保证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指导实践。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14]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保驾护航。
以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什么别的性质的现代化。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特征，也是最根本的政治保证。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根本原因在于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现代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前进。一方面，党的领导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坐标。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为主要目标，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在国家治理中有效驾驭资本，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矛盾，确保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现代化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历史过程，需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我们党凭借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科学的理论指导，通过制定和实施中长期发展规划，兼顾国家的长远利益与阶段性任务，实现二者发展的有机统一，使国家治理能够保持高度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前瞻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提供方向引领。
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15]，列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的首位，提出“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16]，将党的领导从政治原则层面向制度规范层面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为此，应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严密党的组织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确保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通过理顺党领导国家机关、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的体制机制，确保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更加顺畅、高效。通过完善以党章为中心的党内法规体系使党的领导规范化、程序化，实现党的领导与法治体系的有机结合。以制度化方式将党的领导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充分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效能，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根本制度保障。
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复杂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17]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党坚持科学执政。在治国理政具体实践中，始终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强化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尊重客观规律，提升科学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科学配置治理资源的能力。党坚持民主执政。坚持党的领导要与发扬人民民主紧密结合，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将党的政治主张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通过吸纳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力量凝聚治理共识，从而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最大化。党坚持依法执政。既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又带领人民制定和执行法律，并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实现党规党纪与国家法律的内在统一和良性互动，始终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实现党的领导，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仅要求党在政治上“把准方向”，而且要求党在实践中具备破解国家治理难题的硬核本领。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是将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支撑。
注释
[1][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88页、第75页。
[2]《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第1版。
[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5日，第2版。
[4][1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70页、第63页。
[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3页。
[7][8]《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4页、第624页。
[1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1页。
[1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15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6页。
[13]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页。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8年3月12日，第1版。
[15][16]《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新华网，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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