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越来越多的“95后”“00后”不仅拒绝杠杆，而且将“零负债”视为一种自律与自由。青年消费、储蓄、借贷观念的变化，体现他们在即期消费、延期消费，以及提前消费之间选择的变化。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有的青年放弃当下的即时消费快感，转向增加储蓄和延迟满足。较高的预防性储蓄有助于抵御风险，同时需看到，过度累积会抑制即期消费和创业活力，不利于释放内需潜力。对此，既要正确看待，又要加强引导、完善制度。
【关键词】青年 储蓄 消费观念 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当下，曾经信奉“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的青年消费逻辑正在发生转变。社交媒体上，“无债一身轻”的话题阅读量破亿，越来越多的“95后”“00后”不仅拒绝杠杆，而且将“零负债”视为一种自律与自由。青年消费、储蓄、借贷观念的变化，体现他们在即期消费、延期消费，以及提前消费之间选择的变化。青年储蓄倾向的变化受制度变迁、文化观念嬗变、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的影响，这些因素通过作用于消费者的心理和信念形成不同的储蓄观。在生活资料匮乏时，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为了战胜贫困、应对未来风险，储蓄成为必然选择。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有的青年放弃当下的消费快乐，转向增加储蓄和延迟满足，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
制度变迁对青年储蓄观的影响
每一次制度变迁，都会对劳动就业、商品供给、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等带来深刻影响，而这些方面又是促进青年储蓄观变化的重要因素。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低储蓄倾向。1950年至1978年，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青年所处的制度环境有三个特点：消费品短缺，实行行政配给和凭票供应，居民消费选择自由空间很小。国家推行高积累政策，职工工资水平低，且增长缓慢，收入大多只能用于日常基本开销。同时，由于收入与工龄挂钩，青年职工收入较低，平均储蓄倾向较低，即使个别人有些许储蓄，也多为持币待购，属于商品短缺下的被动储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整，国家在住房、医疗、就业、退休等方面实行统包政策，形成无风险预期，居民缺乏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而储蓄的动机。
改革开放初期，居民收入不断增长。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从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向企业放权，从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到推行工资和就业制度改革，一系列制度变革深刻影响消费者。职工收入较快增长，平均工资较改革开放前增长1.8倍①，带动储蓄倾向有所提高；国家福利制度进一步强化，体现在价格补贴、住房补贴、医疗、退休福利等方面，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商品供给制度发生变革，票证逐步取消、市场逐步放开，消费者选择空间明显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1988年的调查显示，消费者储蓄目标排序：“提高食品质量”（37.5%）、“增加供养子女费用”（19.3%）、“购置耐用消费品”（17.7%）②。这一时期，由于福利保障力度较大，人们对未来风险的紧迫感不强。同时，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青年在耐用消费品方面表现出攀比心理。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高储蓄倾向。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随着市场化改革力度不断加大，青年的储蓄动机和行为发生显著变化：收入分配和人力资本开始成正比，高学历青年收入不断增长，激发全社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热情，为子女教育而储蓄成为众多家庭的首选；传统福利制度逐渐解体，物价补贴取消、公房大规模销售、就业全面市场化等，使青年通过储蓄实现自我保障的紧迫感明显增强；人们对制度环境变化的长期考量增加，跨时消费储蓄的最优均衡纳入人们的决策。1997年“城镇居民生活进步状况调查”显示，储蓄动机排在前四项的是子女教育、应对疾病及意外急用、日常开支和防老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我国居民储蓄率不断提升。社会保障体系虽持续完善，但保障水平仍相对有限，尤其是在医疗、养老等方面，居民仍需依靠大量个人储蓄应对未来的刚性支出，相关领域的改革仍在深化。住房商品化使住房兼具消费、投资和身份认同等多重属性，后两重属性不断推高房价。高房价一方面迫使青年压缩即期消费、增加储蓄，另一方面让购房青年背负房贷，这在客观上强化一些青年的储蓄动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商品极大丰裕，基本物质需求满足后，体现生活品质和社会认同的商品需求比重上升。
文化观念对青年储蓄观的影响
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文化特征，文化对青年储蓄观具有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传统观念下的预防性储蓄观。传统观念强调延迟满足，认为储蓄从来不只关乎个人理财，更承载着代际伦理和家庭延续的意义。父母需为子女教育、婚丧嫁娶而储蓄，子女则需为父母的养老、医疗而存钱。储蓄既是家族财富积累能力的证明，又是保障后代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这种为后代长远考虑的动机往往比为自己养老的动机更加强烈，也更能抵御短期消费的诱惑。同时，生存艰辛的记忆会通过家庭教育、民间谚语代代传递，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等，都强调储蓄是防范风险的有效缓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节俭的重要性，如“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将节俭与勤劳、诚信并列，视为一种美德。从短缺社会走向丰裕社会的过程中，这种储蓄观不断延续，成为一种文化惯性，通过家庭教养传承给年轻一代。当前，有的青年仍保持较高的储蓄倾向，是因为他们的储蓄观中蕴含着为未来不确定性提供保障的忧患意识。
消费主义影响下的借贷消费观。消费主义思潮产生于消费社会，以物品极大丰裕和高度商品化为标志，以满足消费者欲望为目的。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消费品市场逐渐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消费者获得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商家为销售日益丰富的商品，将文化符号融入营销策略；大众传媒通过仪式化和景观化等技术手段，为商品赋予符号意义，并通过意义赋值实现对青年欲望消费、情感消费和认同消费的影响。消费的目的不再只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也成为彰显社会地位和生活品位的符号标识。这种由资本和大众传媒共同营造的理想生活方式，对青年的延迟满足能力形成较大冲击。“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的理念，激发一些青年的超前消费意识，使其更愿意通过借贷来满足当下收入难以支持的消费欲望。有的青年延迟满足能力不断下降，逐渐沉迷于借贷消费带来的即时快感，在追求即时满足的同时，忽视这种生活方式可能是对个人长远发展的透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于2025年初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显示，“90后”一代的负债率达78.3%④。借贷消费在促进消费市场繁荣的同时，可能加重有的青年的债务负担，甚至可能引发个人和家庭的财务困境。
技术创新对青年储蓄观的影响
当前，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青年储蓄观产生重要影响。两类技术创新对青年储蓄观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数字技术属于赋能型技术，通过赋能金融业发展，带动数字金融蓬勃兴起，催生移动支付、手机银行、数字钱包等支付方式创新，支付方式便捷化进一步满足青年当下“即时消费”的心理冲动；人工智能技术属于替代型技术，容易引发青年对就业不稳定的风险预期。两种技术创新并非直接降低或增加储蓄，当技术扮演交易“润滑剂”时，容易刺激消费、降低储蓄；当技术成为劳动力的“竞争者”时，可能加剧焦虑、推高储蓄。
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弱化青年的损失厌恶心理。数字金融与网上支付，主要是通过提高交易效率、稳定心理账户来影响储蓄倾向。相关研究认为，数字金融整体上降低居民储蓄率，其作用机制表现为：线上支付将消费行为从物理的现金支出，转变为数字的符号变动，弱化青年因付现行为带来的损失厌恶心理。例如，以花呗、京东白条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消费，降低青年的流动性约束，使其不再需事先积攒足够资金便可实现消费。移动支付让账户余额随时可用，信用消费实现先享后付，以往因取现不便或信贷审批繁琐而被抑制的消费冲动得以即时满足。由此可知，数字技术的发展有利于降低储蓄、促进消费。当然，数字技术也并非绝对地降低储蓄率，用户的数字素养起着“分水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素养较低的用户，数字金融会助长其借贷消费；数字素养较高的用户，数字技术反而有助于提高其理财效率、促进储蓄，数字金融的使用也会增强高金融素养用户的储蓄倾向。数字金融中的账单提醒、自动存钱等功能，在有效克服理财拖延、培养储蓄习惯方面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强化青年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生产技术变革，正在引发深刻的经济社会结构调整。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改变劳动者的就业预期、收入预期和社会保障预期，推高储蓄倾向。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是多方位的，较为明显的是放大人们对未来风险的感知，催生通过储蓄规避风险的储蓄观，进而成为促进储蓄率提升的技术因素。其对青年储蓄观的影响机制表现为：机器替换劳动加剧青年群体对生存和发展的不确定性预期，为应对未来潜在风险，他们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前提下，主动减少地位性消费、符号性消费、情绪性消费和享受性消费，将更多收入转化为预防性储蓄。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的影响下，储蓄的意义正从“积累财富”转变为“防御风险”的工具，青年储蓄不再仅是为了改善生活，而是为了在智能化浪潮中降低风险。
青年群体因其独特的职业集中度、岗位性质及所处的制度环境，正成为受人工智能技术影响较为显著的群体之一。有研究显示，22岁至25岁年轻人在人工智能暴露度高的职业中就业率下降约13%，而年长员工或人工智能暴露度低行业的就业率则相对稳定甚至有所增长，这表明人工智能时代，经验与隐性知识正变得更有价值。《社交求职——2026年1—2月中高端人才求职招聘洞察》显示，2026年1到2月，AI岗位在新经济全部岗位中的占比，从2025年同期的2.29%跃升至26.23%，几乎占据新经济招聘市场的四分之一⑤。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引发青年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分化，有的青年被挤出传统职业赛道，部分青年则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得到跃升。
对青年群体预防性心理变化，需依靠制度创新加以应对
人们普遍存在损失厌恶心理，即面对等量的损失和收益，损失带来的痛苦远大于收益带来的快乐，因而有的青年更倾向于通过储蓄规避损失。损失厌恶心理对青年“零负债”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损失厌恶心理强化青年群体对风险的感知。损失厌恶心理放大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影响，即由于担心未来收入下降带来痛苦，人们倾向于将新增收入储蓄起来，以此应对未来可能的风险，这无疑强化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影响。同时，损失厌恶心理导致人们对收入变化和消费变化的不对称感知，当收入减少时，因担忧未来收入继续下降，从而增加储蓄；当收入增加时，又担心未来支出增长更快，同样增加储蓄。这种心理不仅是青年群体的个体心态表征，而且是社会转型期制度变革、文化观念嬗变与技术迭代升级所催生的风险感知的集中映射。
损失厌恶心理对经济状况具有放大效应。人们出于对收入减少的恐惧，将消费资金转向储蓄，大幅削减非必需消费。这种审慎倾向往往超出理性计算，如实际收入可能仅下降5%，消费却可能下降15%，从而使得全社会消费明显收缩。损失厌恶心理对青年婚育、购车、购房等大额支出决策的影响较为突出，他们容易将即期支付视为当期损失，从而对组建家庭、养育子女等未来收益感到高度不确定，延迟乃至放弃相关决策。对企业经营者而言，面对消费者损失厌恶心理持续上升，投资决策更趋保守，倾向于通过裁员、压缩产能和去杠杆来减少现金流损失。个体作出的理性避险行为，加总后可能会造成非理性的整体收缩。
综上，我国较长时期保持较高储蓄率，表面上看是量入为出、勤俭节约的文化惯性使然，深层次看，主要原因在于制度变迁引发的风险预期变化。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青年就业形态与社会保障正经历深刻变革，新就业形态涌现，收入不确定性增加，进一步强化有的青年通过增加储蓄对抗风险的预防性心理。较高的预防性储蓄虽有助于抵御风险，但过度累积会抑制即期消费和创业活力，不利于释放内需潜力。对此，既要正确看待，又要加强引导、完善制度。需加快健全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构建青年职业发展和终身学习支持体系，以制度的确定性对冲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有效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充分激发青年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增强青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注释】
①③孙凤：《消费者行为数量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0-175页、第1-6页。
②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居民的消费选择与国民经济成长》，《经济研究》，1988年第1期。
④《“零负债青年”，什么样？》，央广网，2026年4月13日。
⑤《春招市场回暖 AI能力成求职核心指标》，人民网，2026年3月10日。
责编/孙渴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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