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既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更好服务青年优先发展、培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现实要求。当前，中国青年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西方理论套用导致主体性弱化、议题碎片化导致知识积累不足、数智时代解释工具滞后等问题。破解这些问题，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贯通党的青年工作实践、中国青年运动史和基层治理经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实践中提炼核心命题、夯实学科体系、完善方法体系、锻造标识性概念、拓展国际学术对话。只有形成具有中国立场、中国经验、中国表达，同时具备世界解释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青年研究知识体系，才能为新时代青年工作提供更加坚实的学理支撑。
【关键词】中国青年研究 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青年工作
【中图分类号】D432.6 【文献标识码】A
青年工作是党的一项战略性工作，关系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国家长治久安。青年研究以青年为对象，着力揭示青年成长与社会结构变迁、制度供给方式、价值生成机制之间的内在关联，是提升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科学化水平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学科支撑。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①202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②充分体现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理论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深刻阐明新征程上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目标任务和发展方向，为我们开展学术研究、推进理论创新、服务时代发展指明前进方向。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青年既是现代化建设活跃的生力军，又是现代化进程中对社会变化最为敏感、最先承压的群体。青年发展的质量，直接关系国家创新能力、产业升级动力和社会流动活力；青年价值观和社会心态走向，直接影响社会整合程度和国家凝聚力的形成；青年在科技创新、乡村全面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卫国戍边等领域的参与程度，直接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是否坚实、风险防控是否有力、治理效能是否显著。因此，青年研究不是对青年群体的“学术旁观者”，而是把握人口趋势与人才格局、洞察社会结构变迁、增强治理前瞻性的重要知识工程。面向新形势新任务，亟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牵引，加快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更好为青年优先发展提供学术支撑，为培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理论阐释。
为何构建：新时代青年研究需增强主体性、原创性和解释力
青年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存在，它处在从教育体系走向劳动市场、从原生家庭走向社会家庭、从个体成长走向公共参与的过渡节点。同时，青年是社会结构变动与风险压力最先沉降、最先显现的重要界面，对制度变迁的冷暖、张力和边界最为敏感。青年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代际现象”，而是社会结构演变、制度供给方式、文化价值传承和国家治理逻辑在青年群体中的集中呈现。正因如此，青年研究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实践属性和时代属性，它既要解释青年何以成为青年，又要回答这一代青年何以在时代浪潮和历史任务中被塑造、被命名，并在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过程中成为“一代人”。
回溯历史，从“五四”以来青年觉醒和青年运动的兴起，到革命年代以组织化动员锻造青年政治品格和行动能力，从新中国成立后青年组织体系和教育体系的蓬勃发展，到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深刻转型所引发的青年分化流动和思想变迁，再到新时代以来青年发展事业全面推进、青年优先发展理念日益确立，中国青年研究始终在时代大潮中提出问题、积累素材、形成解释框架，逐步构建起以青年价值观、青年社会化、青年就业和流动、青年组织和社会参与等为支点的知识图谱，并在长期探索中形成强调现实关怀、注重制度建设、贴近青年生活世界的研究传统。同时要看到，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国青年研究在知识生产范式、学术评价标准、核心概念生成和研究方法运用等方面，仍不同程度受到西方主导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影响：或以西方现代化经验为“隐性尺度”裁量中国问题，或以西方学术共同体的议题设置引导研究方向，甚至在某些议题上出现“以西释中”“以外裁内”的倾向。这些情况使得中国青年研究容易在概念上“借壳”、在问题上“跟跑”、在解释上“失真”，难以形成能够统摄重大现实、提炼标识性概念、产出原创性理论、有效进入治理环节的自主知识体系③。
套用西方理论带来的主体性弱化风险。西方青年研究往往以其现代化历程、阶层流动和福利保障制度为本源，背后嵌入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的价值预设，倾向于将青年理解为“自我实现的个人”，将青年问题理解为“社会保障的缺口”“文化选择的后果”或“代际权利的竞争”。这类框架在其本土语境中或具解释力，但在解释中国青年时，会导致遮蔽党的领导、国家能力与共同体建设的作用，忽视中国式现代化所提供的制度场景、发展目标与文明脉络。例如，青年就业不仅是市场匹配问题，而且与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协调发展、公共服务供给和劳动关系变化紧密相关；青年心态不仅是心理变量，而且与社会流动通道、主流评价体系和社会信任机制相互作用。若不加辨析地套用西方范式，青年研究可能陷入“概念很眼熟、对象很陌生”的悖论。研究看似精致完备，却对中国青年真实处境解释乏力；结论看似“国际水准”，却难以回答我们自己的重点关切。
议题碎片化带来的“空壳化”风险。青年研究具有跨学科属性，常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传播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学科交叉融合。这种开放性本是优势，但若缺乏稳定的核心问题和清晰的理论主轴，就会出现“热点驱动、议题漂移”的倾向：追逐平台热词，拼贴概念框架，用微观叙事替代学理阐释，用短周期定量数据替代长时段定性判断。表面议题繁盛、方法多样，实则对青年研究的一些基本命题缺少持续、深入、系统的回答。值得注意的是，碎片化会造成知识难以累积，概念难以沉淀为观点，观点难以升华为理论，研究成果难以转化为治理工具，最终导致学科边界被稀释、研究对象被泛化、解释能力被削弱，使青年研究出现“热闹却不成体系”“丰富却缺少主线”的情况。
对数智技术跟进不足导致解释工具滞后。技术变迁推动青年生活方式平台化和智能化，但我们的解释工具仍停留在“互联网时代”。当算法推荐、平台用工、数字社交、智能协作成为青年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成长不再仅发生于学校、单位和社区等传统场景，还发生在内容分发、圈层聚合、数据画像的新型社会机制之中④。青年被更高频率地卷入量化评价，他们的劳动强度和情绪节奏易被平台规则塑形，社会关系和公共表达也易被流量影响。青年研究若仍以传统场景为参照，就难以解释新兴领域青年的劳动形态，难以解释青年社会心态波动的触发机制和传播链条，也难以对人机共生背景下能力素质转型、社会关系重组和公共参与形式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更进一步，如果缺乏对数智时代的学理把握，我们就可能把“平台现象”误读为“青年偏好”，把“技术后果”误判为“代际特征”，从而在政策建议上出现靶向偏差。
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科建设”，而是需立足中国式现代化、面向国家治理需要、回应数智时代新挑战的知识再组织和理论再创造。既要在立场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确保研究方向不偏；又要在方法上实现“从现象到机制、从个案到结构、从描述到分析”的跃升，形成能够解释中国青年、服务国家战略、具备国际对话能力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源自何处：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
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既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把握青年与社会发展、生产方式、历史进程之间的内在关联，形成解释青年现象的科学方法论；又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学习如何看待青年和塑造青年，形成理解青年价值生成和责任伦理的文化视角。
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于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全过程。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重要贡献，就是把青年从“孤立个体”的抽象叙事中解放出来，放到社会关系总和、生产方式变迁与历史发展进程之中，从而为青年研究提供新的解释框架⑤。由此去认识，青年困境不是单纯的个人能力差异，而是社会结构转型、制度供给与风险分配机制在青年阶段的集中呈现。青年发展不仅是个体“向上流动”的选择，而且与劳动关系变化、社会流动机制、社会整合能力密切相关。用马克思主义青年观来映照现实，青年研究就能从“描述现象”走向“揭示机制”。在这一视角下，就业压力与不稳定就业不再是狭义的“就业问题”，而是产业结构调整、劳动治理逻辑变化与技能供给错位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外在表现；婚恋生育延后也不只是个体选择的结果，而是流动机会、家庭再生产压力与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作用的后果；平台化生活同样不应被简化为生活方式偏好，而是数字资本逻辑、竞争机制强化与社会评价体系量化叠加作用下的产物。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为青年研究提供清晰的规范性尺度和评价体系。衡量青年发展状况，不应只看收入、学历、岗位等指标，还要看青年能否获得体面的劳动和有尊严的生活、具备持续的学习和能力增长的机会，以及拥有参与公共生活、形成社会联结、实现意义安放的空间。同时，马克思主义青年观还要求我们把青年置于“现实的人”的维度上加以考察，青年不是数据意义上的样本集合，他们是在具体处境中劳动、交往、学习、消费、情感联结的行动者。这意味着青年研究需把宏观结构与微观经验联结起来，既要揭示制度如何塑造青年，又要解释青年如何在约束中形成策略、建构主体、生成价值，从而更准确地把握青年发展的规律性。
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养青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年的理解，不是简单地划分年龄阶段，而是将青年成长视为一段需要经由教育、礼仪和实践完成的“生成过程”。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次第顺序为骨架，以“民族大义”“立德立言”的价值取向为内核，以“经世致用”“兼济天下”的责任伦理为指向，形成一套关于青年如何立志、如何养德、如何成才、如何成事的整体性人生观。这启示我们，青年成长不仅是能力积累的过程，而且是意义建构和责任形成的过程；青年发展不仅关乎个人前途，而且关乎共同体秩序和文明延续。把这些优秀传统转化为青年研究的学术语言，意味着把青年议题从“生活方式”或“心理状态”层面，提升到文明脉络与意义生产层面。解释青年何以在现代化加速中需要稳定的价值锚点，何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需要涵养德性品质与公共精神，何以在技术塑形的生活中需要“反思的人生”和“安放的心灵”。由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青年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安身立命的根基，而且为推动青年价值生成、责任伦理与长期主义行动提供精神支撑，为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奠定基础。
同时要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强调“立德”和“成器”，又包含对青年生命力、创造性和多样性的尊重；既要求青年“有所立”，又提醒社会“有所容”。在当下量化评价、即时反馈等日益强化的社会环境中，这种对“节律”“间隔”“涵养”的重视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既有助于解释青年情绪波动和意义焦虑的深层机制，又提示青年政策与社会支持系统在提供机会和保障之外，还需重视价值引领与精神观照。我们不仅要回答青年“有没有发展机会”的问题，而且要回应青年“能不能有尊严地生活、能不能看得见意义”的问题。
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既要在党的青年群众工作实践中确立研究的政治方向、价值尺度和实践指向，确保青年研究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同向同行；又要从中国青年运动史与基层治理实践中持续增强问题意识、充实概念供给、锻造解释能力，使研究既有历史厚度、又有现实穿透力。只有把这些整合为一套知识图谱，青年研究才能形成“有根的理论”“有用的学问”“有力的话语”，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
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定位青年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的主体性，关键体现在方向的主体性。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青年、组织青年、服务青年的过程中形成的青年工作方法，是世界政治文明中独特而丰富的经验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青年工作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青年研究确立价值遵循和实践指向。青年研究要把国家发展战略内化为学术立场、研究主线和方法体系，才能避免“学术自转”“议题漂移”，形成服务国家发展的知识供给能力。在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关键要实现“四个贯通”。贯通“战略判断”与“研究议题”。把“青年工作是战略性工作”转化为青年研究的总体问题意识，围绕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需要什么样的青年、如何培养新时代好青年、如何更好保障青年发展、如何激发青年建功立业等形成学术议题，避免研究被短期热点牵引。贯通“价值引领”与“机制解释”。把理想信念教育、正确价值观引导从口号倡议转化为机制研究，系统阐明青年政治社会化、组织参与、公共精神培育与社会心态形成的路径和条件变量。贯通“组织体系”与“治理体系”。把共青团的组织体系放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加以理解，解释组织如何在风险化解与机会分配中发挥承接与缓冲功能，如何在青年成长过程中提供可持续的制度支持和资源链接⑥。贯通“学术表达”与“政策语言”。把学术概念转译为治理工具，把理论命题转化为政策建议，使研究成果能够进入政府工作链条，而不是停留在学术层面的自我循环。把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和坚持群众路线落实到研究中，以重大现实问题组织学术生产，以青年获得感和发展质量检验理论解释力，以系统视角理解青年发展所处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生态，以面向青年、依靠青年、为了青年的立场提升研究的公共性和现实性。
在历史纵深与现实场景中锻造解释力。中国青年运动史不仅记录百余年来青年群体的集体行动，而且揭示青年与国家命运紧密交织的历史规律，即青年何以在重大历史关头形成共同体认同，何以在组织体系中被动员和凝聚起来，何以在社会转型期承担开路先锋与创新主体的角色。将青年运动史纳入青年研究，是提供一种长时段视野，以历史尺度辨析“变与不变”，以代际更替理解价值生成与心态波动的深层规律，以组织传统理解青年参与公共生活的制度路径，从而避免把阶段性现象误判为青年发展趋势，把局部性问题误读为整体性问题。
基层治理实践为青年研究提供真实的第一现场。社会支持网络、公共服务供给、组织化参与渠道，最终都要落到社区、园区、乡村、街道、平台等具体场景之中。在这里，政策如何落地、组织如何承接、资源如何分配、风险如何化解等都构成青年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青年研究必须“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在城市更新与青年安居、就业服务与职业发展、婚育支持与家庭友好、社会心理与风险防控、志愿行动与基层公共治理、社会组织培育与青年参与、新就业形态与劳动权益保障等场域中开展深入研究，形成可复制和推广的治理经验。此外，基层还是概念创新的沃土。许多具有解释力的标识性概念，往往不是在书斋里“命名”的，而是在对现实复杂性的长期追踪中“长出来”的，是来自对青年生活状态、劳动形态、社会关系和情绪感受的持续观察。只有把青年运动的历史逻辑和基层治理的现实逻辑打通，让历史回答“从何而来、何以如此”，让现实回答“正在怎样、将向何处”，青年研究才能在纵向的历史视野与横向的治理场景之间建立起联系，形成既有纵深又有抓手的自主知识体系。
如何推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锻造青年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需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土壤，摆脱对西方理论范式的依赖，在我们自己的问题中生长理论、在我们自己的制度中校准概念、在我们自己的实践中检验解释力。
把核心命题做“深”。要把青年研究的核心命题说清楚，讲透彻。例如，青年在成长过程中面临哪些制度关口？流动机会如何形成、如何变化、又如何在不同群体间造成差异化的资源配置和风险分配？当代青年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在什么环境下被塑造和引导？青年如何进入公共生活、如何被组织起来、如何在社会参与中获得能力、形成责任？围绕这些命题，应形成更为学理化的研究议题和相对稳定的概念边界，避免研究对象被“现象化”“话题化”。避免以流行词汇替代学术概念、以短期热度替代长期关注，逐渐沉淀出一批可持续深入研究的问题群，形成可累积、可追踪的数据库。
把学科体系做“实”。一方面，要把研究“主轴”立起来，主轴明确，跨学科才有方向。经济学可以解释资源配置，社会学可以揭示分层流动，政治学可以剖析组织体系，心理学可以分析压力传导，传播学可以检视舆论环境，公共管理和法学可以回应制度供给，但所有视角都应回到“青年发展”这一主轴。另一方面，要把研究对象“落地到场景”。青年问题不是若干现象的并列，而是围绕青年成长的关键节点建立若干研究板块，把就业、住房、婚恋、生育、教育、流动、心态等看似分散的问题串联起来，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经验，能够贯通观念、行动、组织和制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体系，使青年研究的学科体系既开放又有序，既成体系又可迭代。
把方法体系做“硬”。青年研究中较常见的两种偏差，一种是材料很多，却停留在经验叙事；另一种是数据很多，却缺少解释力度。扎根中国经验的田野传统必须守住，它决定我们能否进入青年的生活世界。同时，主动吸纳数智时代的新方法，平台数据、行为数据、舆情数据、行政数据与调查数据的多源融合，有助于识别新变化、刻画新动向。数据回答“发生了什么”，而理论则回答“意味着什么”。青年研究要从材料进入问题，从问题中提出假设，用多源数据与田野素材加以检验，进而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把研究结论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建议，并在实践中不断反馈和修正。
把标识性概念做“准”。真正站得住的概念，往往来自对复杂现实的长期追踪和扎实的理论功底，而不是偶然间的灵光一现。青年研究要敢于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场景中提炼概念，但概念一经提出，需经得起两重检验：一是学术检验。概念是否具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是否可操作、可区分、可验证。二是实践检验。概念能否获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可，能否进入政策语言、能否帮助理解问题并改进治理体系。应把概念背后的机理讲清楚，把与相邻概念的边界划清楚。
把国际学术对话做“活”。自主不是关起门来写文章，而是能够把中国问题讲清楚、讲出去，并在世界知识体系中形成可对话的贡献。对西方青年研究，需系统梳理、认真剖析、择善而从。哪些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语境下仍具解释力，哪些需要改造，哪些当前不适配，都要讲清楚，避免简单移植和概念套用。同时，主动把中国青年发展经验、中国青年工作机制、中国式现代化的青年叙事，转化为国际可理解的学术表达，对话的目的不是“证明我们不同”，而是指出“我们能够解释的问题与能够提供的方案”，以更成熟的知识生产、更扎实的证据体系，不断提升中国青年研究的国际能见度和学术影响力。
总之，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做一套漂亮的学术包装，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揭示出青年发展背后的规律性，把理论知识转化为能够被政策体系吸收的治理工具，落地为青年工作的具体制度安排，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只有这样形成的知识体系，才称得上既有中国立场、中国经验、中国表达，又具备面向世界的解释力和影响力，才能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更坚实、更可靠的学理支撑。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兴青年群体的利益诉求与政治倾向研究”（项目编号：21@ZH025）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②《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人民日报》，2026年5月18日。
③陈云松：《“社会学想象力”的重思与拓展——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自觉》，《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④刘太石：《数字时代的中国青年文化变迁：趣味模式、社会区隔与平台化》，《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3期。
⑤吴鲁平、杨巧、简臻锐：《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及其最新发展》，《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1期。
⑥陆士桢：《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中的青年工作》，《人民论坛》，2023年第10期。
责编/银冰瑶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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