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是中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当前，中国在总体上已经成为全球产供链网络的重要国家，但以生产性服务为代表的、面向企业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相对薄弱，会削弱中国企业的全球产供链网络韧性与效率。解决这一问题，需以市场化机制为主要途径，充分发挥好政府的综合协调与服务职能，为企业提供公共服务与制度性保障，促进企业的国际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推动中国标准和服务品牌“走出去”，实现“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的双轮驱动。
【关键词】企业国际化 海外综合服务 全球产供链网络 韧性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全面兴起并逐渐深化的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大大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参与经济体带来不同程度的收益。进入21世纪，尤其最近几年，受贸易摩擦、地缘冲突等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在这一背景下，各经济体乃至微观主体都开始重新考虑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收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以增强各自在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化过程中的产供链网络韧性。其中，构建与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被视作重要的举措之一。
2025年10月，我国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①。“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②本文从多层网络与生产性服务国际化的角度，讨论如何构建与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增强中国企业的全球产供链网络韧性。
全球产供链涉及多层网络
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等相关学科中，“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三个关键词有着较为明确的界定，彼此之间既有联系，也存在差异，而且都可以冠以“全球”二字。“产业链”是指不同产业/行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和经济纽带而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形态。“价值链”是指一个产品或服务在从概念到最终使用整个过程的所有活动或任务所创造的价值而形成的链条式形态。“供应链”则是指围绕重要企业，通过对商流、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而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以及最终用户联成一个整体的功能性网链结构，从而完成从原材料采购到中间品和最终产品制造、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整个过程。
在现实当中，全球产业链也必然涉及价值链和供应链，而且涉及多层网络，即包括空间节点，如港口等交通枢纽之间的网络、各主体如企业、行业、国家之间的网络及其背后的物流网络、资金流网络、信息流网络、人才流网络、技术流网络、契约网络（法律关系），甚至涉及国际政治（军事）关系网络。
因此，一国/企业的全球产供链网络韧性并非是单一、平面式的，而是全方位、立体式的，包括（国际）专业化分工模式的韧性、产供链空间分布的韧性、企业边界与分工环节的韧性等。国内外，尤其是海外综合服务网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对于增强一国/企业的全球产供链网络韧性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在全球产供链网络中的变化
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新发布的1995年—2022年跨国投入—产出表数据，可以看出，在过去近30年时间里，全球产供链网络呈现出三个基本特点：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逐渐参与到全球产供链的网络分工之中，游离于全球产供链分工网络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少；少数发达国家始终处于全球产供链网络的中心位置，显示出较强的稳定性；中国在全球产供链网络中的位置发生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先是从低端环节嵌入由少数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产供链分工网络，并由此开启一个从边缘到中心、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历程。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1995年，以及加入的当年，中国总体上在全球产供链网络中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而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发达经济体则处于中心位置。到了2010年，中国向全球产供链网络的中心区域演进，出度中心度指数接近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发达经济体。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GDP规模衡量）和第二大贸易体（以进出口贸易规模衡量）。2022年，中国的出度中心度已经超过美国、德国，成为全球产供链网络的重要国家。
从生产性服务业视角，比较各经济体在全球产供链网络中的地位，这些生产性服务业包括12个行业或种类，即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机动车和摩托车修理、陆路运输和管道运输、水运、航空运输、仓储和运输支持活动、邮政和快递活动、电信、计算机编程和信息服务活动、金融和保险活动、房地产活动、行政和支助服务活动，以及专业、科学和技术活动。中国在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机动车和摩托车修理、水运、航空运输，以及专业、科学和技术活动等4种生产性服务方面进入全球前十，与最前面的经济体相比仍然存在差距。
构建与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基本逻辑
当前，中国在总体上已经发展成为全球产供链网络的重要国家，但以生产性服务为代表的、面向企业的综合服务体系相对薄弱，这会影响中国企业的全球产供链网络韧性与安全。如何以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化为抓手，构建与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增强产供链网络的效率与韧性，成为中国当前及未来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化包括“引进来”与“走出去”两个方面，前者涉及中国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向外资开放，而后者是指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进军国际市场。总体看，中国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不高、国际化和高端化不足，尚未真正嵌入或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高端生产性服务⟷高端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如高端制造业和农业）”的高端市场循环。③
如图所示，第一象限刻画以生产性服务为代表的、面向企业的综合服务体系与企业的全球产供链网络韧性/安全性之间的关系。现实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基本规律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容量不断扩大，分工与专业化逐渐深化。在这一趋势下，经济效率越来越取决于在不同生产活动之间建立起来的互相联系，而不仅取决于生产活动本身的生产率状况，这一现象被称为“分工经济的网络效应”。形象地看，农业、采掘业和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砖块”，而服务业则是把它们黏合起来的“灰泥”。
有学者把生产性服务提供者比作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专家组。④他们认为，在生产性服务中，大部分都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因此，它们的产出体现有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的服务。由于这些产出被用作商品与服务进一步生产的投入，其最终是物化在为最后使用与出口而提供的商品与服务当中。基于此，生产性服务部门是把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商品生产部门的飞轮。在生产过程中，它们为劳动与物质资本带来更高的生产率并改进商品与其他服务的质量。通过生产性服务这一途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积累、日益专业化与迂回生产，表现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经济。
在开放经济中，一系列金融服务、信息服务、专业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组成服务纽带，当生产过程逐渐由分散在不同国家的生产区段合作进行时，对生产性服务纽带的需求就会明显上升。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所带来的生产区位的转移与生产区段的分散就说明这一点。以电信、运输、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性服务技术的迅速发展，大幅降低国际服务链的相对成本，从而间接促进生产区段分散的国际化，生产性服务的国际贸易也因此获得快速增长。
如图第二象限所示，一般而言，含有较强竞争力的生产性服务的产业链/环节，其在全球产供链网络中的地位相对较高。这也符合“微笑曲线”的基本逻辑。然而，这些“内嵌”的生产性服务有可能来自外国企业，并有可能受其制约而成为“卡脖子”要素。因此，构建自主可控、内外贯通的综合服务体系非常重要。
另外，产供链网络地位的高低、产供链网络韧性的强弱，是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并进行国际竞争和比较的结果。保持产供链网络韧性并不意味着放弃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由此带来的效率提升，也不意味着拒绝产供链网络开放。相反，理性的策略应该是，在开放竞争中，提升产供链网络地位；增强产供链网络韧性，实现韧性与效率之间的动态权衡——从“双低”（低韧性、低开放水平）的权衡演进到“双高”（高韧性、高开放水平）的权衡，如图的第四象限所示。
总而言之，以统筹产供链网络开放与暴露、产供链网络韧性与效率，以及产供链网络地位升级为目标，构建与完善面向企业的综合服务体系，是中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之一。这一举措本身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基础。
构建与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实施路径
近年来，中国出海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对高质量、专业化海外综合服务需求显著增加。结合中国的实际，要解决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相对薄弱问题，可以考虑从四个方面着手。
以市场化机制为主要途径，充分发挥好政府的综合协调与服务职能。构建与维护富有韧性和效率的全球产供链网络，本质上是企业自身的市场经营行为，因此，市场化机制是主要途径。然而，市场中的企业可能对产供链网络中的少数几个层级，如一级、二级的供应商或客户有所了解，但对整个产供链网络的状况未必知晓。在这种由网络复杂性导致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采取的行为可能对自身，乃至整个产供链网络是有害的。因此，提升复杂产供链网络的透明度有助于降低风险、增强韧性、提高效率。而关于整个产供链网络的信息就类似于公共产品。在这方面，市场机制可能出现失灵或低效等问题，但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例如，政府可以采用人工智能（AI）与大数据手段整合相关数据库，覆盖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国别贸易指南、重点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报告、法律条约数据等方面信息，构建智能集成、及时更新的信息服务与咨询平台。
将外交、法律、财税、经贸、投资、知识产权等服务职能与资源整合起来，为企业的全球化经营提供制度性与机制性保障。2026年2月11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统筹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众多领域服务资源，⑤为企业提供一站式、专业化、精准化的海外综合服务。下一步，还需推动与更多国家和地区，构建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或双边经济合作和优惠贸易安排；推动落实现有双边投资协定（BIT），并促成更多的双边投资协定的达成，为企业的全球化经营提供制度性保障。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签署税收、知识产权保护、司法协助、反垄断等领域的双边合作文件，为企业的全球化经营提供机制性保障。
建立海外综合服务站，促进企业的国际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充分发挥企业、行业协会、政府及其海外派出机构的不同作用，形成“企业为主体、行业协会为桥梁、政府及海外派出机构为支撑”的协同机制。企业是海外服务体系的直接建设者和运营者，需承担主体责任。例如，通过设立区域服务中心、备件仓库、技术支援团队、雇佣和培训本地员工，构建本地化服务能力；通过开发远程诊断平台、提供多语言客户支持系统，推进数字化服务升级；从“卖产品”转向“卖服务”，如设备租赁+运维、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创新服务商业模式；积极申请政府补贴、出口信贷、风险保险，参与行业协会组织的海外展会、对接会，主动对接公共支持资源。行业协会发挥“连接器”作用，代表企业集体发声，并推动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协作机制。政府及其海外派出机构需为企业创造公平、安全、便利的外部环境。
推动中国标准和服务品牌“走出去”，提升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的双轮驱动，增强中国企业的全球产供链网络韧性与效率。未来的竞争，不只是“谁卖得多”，更是“谁服务得好”。要实现“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双轮驱动，需以标准为引领，掌握规则制定权；以服务为重点，构建长期客户关系；以品牌为旗帜，塑造专业可信形象。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从“有形产品输出国”跃升为“系统解决方案提供者”和“全球服务领导者”。具体实施机制包括：与重点国家签署双边标准互认协议，减少重复认证；出口信用保险应覆盖“服务合同”，而非仅限于设备销售；推动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保障云服务、远程诊断合法运行；推动中国工程师执业资格被更多国家承认（如PMP、FE等对等认证）；鼓励龙头企业牵头制定国际标准（如ITU、ISO、IEC）；鼓励国内企业通过海外并购或合作方式，快速进入、拓展乃至引领国际服务市场。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24&ZD057）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2273034）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5年12月12日。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国政府网，2026年3月13日。
③程大中：《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开放：理论、实证与战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
④[加拿大]赫伯特·G.格鲁伯、迈克尔·A.沃克著，陈彪如译：《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
⑤《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新华网，2026年2月11日。
责编/张凡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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