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人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受到高度重视。吕振羽（1900—1980）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为党的干部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他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在湖南地区传播抗战救国的思想火种；皖南事变之后，他遵照中央指示前往华中局党校从事教学工作，为敌后根据地干部夯实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以中共中央党校顾问、教授的身份，投身于历史教学与师资队伍建设。这段跨越数十年为党育人的实践经历，充分体现出吕振羽先生强烈的时代担当与使命自觉。
培育湖湘抗日骨干
吕振羽先生的干部教育事业，发轫于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作为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九一八事变后他便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抗日文章并组建抗日团体，因而成为日本特务机关的针对目标。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他从北平秘密转移至南京，接受中央“速回湘开荒”的指示回家乡湖南开展抗日工作，自此，踏上抗日救亡与干部培育之路。
1937年9月，吕振羽先生抵达长沙，年底在徐特立和湖南省委的领导下开展文化抗日工作，联合在湘中共党员与进步文化人士发起成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通过报刊宣传党的抗战路线和方针政策。1938年春，日军觊觎武汉、进逼湖南的态势日趋明显，他敏锐地意识到培养本地抗日干部的紧迫性，随即向湖南省委建议创办战时讲学院，为保卫湖南储备力量。这一建议得到徐特立与湖南省委的高度认可，并获得了中央的支持。同年6月，他到邵阳筹办讲学院。他依托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巧用统战策略，借国民党内部矛盾获得当局一定程度的支持，又在武冈县塘田寺借得“塘田别墅”作为校舍，塘田战时讲学院就此在湘中大地落地生根。
塘田战时讲学院内设教务部、学生生活指导部、研究部、补习部、事务部和办公室五部一室，教师队伍主要由湖南省工委从文抗会等抗日救亡团体选派，学校内部还秘密建立了党组织。除党支部外，还成立了以吕振羽为组长的三人领导小组，统筹决定学校各项重大事宜。这所讲学院并非普通学府，而是以抗大、陕公办学精神为核心，融合中国传统书院体制与现代学校制度的特殊教育阵地，以“匡时致用之学术”为宗旨——立足抗日救亡的时代需求、学术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其办学宗旨、教育方针与教学模式，皆彰显出鲜明的务实性与时代性。
讲学院课程设置紧扣农村游击战争与武装斗争实际，兼顾应用性与理论性：既开设战时防务、抗战常识等实用课程，也设置中山学说、中国近代史、哲学概论等理论课程；教材多选用《共产党宣言》《大众哲学》《论持久战》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吕振羽先生更是亲自主讲中国近代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核心课程。
除课堂教学外，讲学院格外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与组织能力，鼓励学生深入周边乡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与民众教育。学生们走访农户、演出抗战戏剧、教儿童唱爱国歌曲、开办农民识字夜校，将抗日宣传与文化建设有机结合，既深得当地民众认可，也让学生积累了宝贵的群众工作经验，践行了“树立救亡工作据点于农村”的初心，塘田战时讲学院也因此成为培养湖南抗日救亡人才的摇篮。
就在讲学院在湘中声名远播之际，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与破坏悄然袭来。1939年4月，在国民党顽固派的高压之下，塘田战时讲学院被迫停办。虽仅办学7个月、招生200余人，但讲学院的影响却非常深远。讲学院解散后，学员们分赴各地继续战斗。这批骨干力量成为南方抗战的重要生力军，塘田战时讲学院也因此在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干部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筑牢敌后干部思想根基
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办学实践，为吕振羽先生积累了丰富的干部教育经验，也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理论教育对革命干部的重要性。皖南事变后，华中抗日根据地成为重要战场，根据地干部迫切需要提升理论水平。他的干部教育足迹也随之延伸至华中大地。
1941年5月6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在江苏盐城成立并领导建立了华中局党校。党校学员多为新四军团以上干部及县区地方干部，他们长期在敌后游击环境中浴血奋战，亟须用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头脑。中央高度重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动员了大批专家学者赴盐城，吕振羽先生便是其中之一。1941年，受周恩来指派，他与夫人王时真辗转抵达盐城，化名为柳岗和江明，同年9月被委派至华中局党校任教，1942年3月返回延安。
在华中局党校，吕振羽先生主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史、中国哲学史等核心课程，其讲课记录被党校整理成《中国社会史十讲》《中国哲学史十讲》，成为敌后干部理论学习的重要资料。据当时的学员回忆，吕振羽先生熟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结合自身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授课逻辑严谨、深入浅出，擅长用生动鲜活的案例解释抽象的理论知识，让原本晦涩的理论变得通俗易懂，深受学员欢迎。他始终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员，鼓励大家独立思考、各抒己见，从不将个人观点强加于人。
朴实的工作作风、言行一致的高尚品德、和蔼待人的性格，让吕振羽先生赢得了学员与同事的广泛敬重，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同志与学员们更是亲切地称他为“老夫子”。在华中局党校的执教经历，不仅为华中抗日根据地培养了一批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的骨干干部，也让他的干部教育理念在敌后战场得到进一步实践与深化。
史学教育与人才培育
新中国成立后，吕振羽先生先后担任大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奠定重要基础。因病辞去相关的职务后，他赴北京养病，自1955年秋至1963年初，受聘于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担任兼职教授及历史教研室顾问。这一时期，是他学术生涯的最后阶段，也是他为党的干部教育事业持续奉献的绚丽篇章，其在党校的历史教学实践与学术成果，不仅推动了党校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更是其个人学术体系的最终总结与升华。
吕振羽先生与中共中央党校的结缘，始于1955年。时任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邀请其为师资训练部讲授中国历史，吕振羽先生欣然应允，直言“党员理论工作者为中央党校讲课，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份赤诚与担当，成为他此后7年深耕党校教学的初心。1959年秋，中共中央党校开办理论班，旨在培育理论和宣传战线的领导干部，他正式承担起理论班中国古代史的授课任务，并兼任历史教研室顾问。尽管彼时他健康状态不佳，却始终不辞辛劳、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将毕生的史学研究成果与教学经验，毫无保留地倾注于党的干部教育事业。
在7年多的时间里，吕振羽先生的教学工作丰富而系统，全方位助力中央党校历史学科的发展：一是为理论班和新疆民族干部班系统讲授中国古代史，为不同类型的干部群体打牢历史知识基础；二是对历史教研室教师开展十余次业务辅导，系统讲解中国历史的重点内容与治史方法，极大地提升了青年教师的学术素养与教学能力；三是指导历史教研室编写贴合党校教学特点的教材与参考资料，如《中国历史讲授大纲》《中国历史学界几个重要学术争论的介绍》，成为中共中央党校历史教学的重要支撑；四是为历史教研室指导三名研究生，为史学界培育新一代青年学者。
吕振羽先生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当属《中国历史讲稿》。这部著作源于1961年上半年他为理论班授课的讲稿，由历史教研室教师根据速记整理而成，于1984年正式出版。全书共18讲、近30万字，完整涵盖从原始社会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古代历史，既是其经典著作《简明中国通史》的姊妹篇，更是对前者的修正、补充与深化，堪称其一生中国通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除系统授课外，吕振羽先生还为中央党校学员和教师作了10余次高质量的专题讲座。其中，“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波澜和曲折”，从宏观视角剖析中国历史的发展特点与内在规律，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意义；“新疆和祖国的历史关系”则以翔实的史料充分论证了新疆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加强民族团结，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
在传道授业的同时，吕振羽先生更以自身的治学风范与人格魅力滋养后人。他将毕生治学经验凝练为“约、博、精”三字，主张治学当由专精到广博，再由广博求精进，为青年学者指明了治学方向。他反复教导青年“治学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鼓励大家勇于创新、不被成说束缚，坚守学术初心。他为人谦逊低调，谈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贡献时，总是先推重郭沫若、范文澜等前辈，称自己仅“做了一点点”。他学术胸襟开阔，始终坚持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推动20余位著名史学家到中央党校授课，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一段佳话，让中央党校的课堂充满学术活力。
吕振羽先生对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培养出一批优秀干部，更在于他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与党的人才培养工作深度结合，探索出一条理论指导与实践运用相协调、学术研究与人才培育相统一的育人路径。在晚年，他凭借开阔的学术视野与谦和务实的人格风范，为中共中央党校营造了优良的治学环境，也为后辈学者树立了治学修身的榜样。他所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