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持续介入青少年自我认识、情绪调节、人际交往和未来选择。在这一背景下，青少年迎来数字连接迅速扩展的同时，面临真实联结被削弱的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何种影响，关键取决于数字连接能否转化为真实的人际联结。这种联结要更稳定、更具主体性，连接青少年与自我、他人和现实生活。由此，青少年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以“关系增能优先、关系替代受限”为伦理尺度，推动关系友好设计，重建家庭、学校、同伴和专业服务共同参与的支持生态，并通过关系影响评估多方主体责任，使技术扩展的数字连接转化为真实联结。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 青少年心理健康 数字连接
【中图分类号】TP18/B84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4.013
张驰，北京交通大学心理素质教育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青少年与学校社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研究方向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家校社共育，主要著作有《学生团体心理辅导》（合编）、《遇见心世界：研究生心理成长自助手册》（合编）、《新时代研究生导学关系的内在机理、现实张力及其优化路径——基于共情理论视角》（论文）等。
引言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给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在技术发展中维护青少年的主体性、维系其真实社会联结、助力其健康成长，成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治理的重要命题。
2026年4月2日，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的通知，提出“推动智能技术与教育全要素融合、全过程贯通、全场景覆盖”，“注重学生的启智、心灵的培养，引导学生科学认识、合理利用智能技术”。[1]7月22日，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2]
青少年身心发展尚未成熟、社会经验相对匮乏、更易受到数字环境的塑造与影响，是人工智能深度渗透、受到技术作用的重点群体，其自我解释、情绪调节、人际判断和未来想象等，会在一定程度上均受到技术干预。实践应用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扩大心理知识和服务的可及性，降低情绪表达与初步求助的门槛，并借助个性化反馈提升教育、筛查和干预效率。相关领域专家指出，数字化干预是心理健康服务的发展趋势，具有传统心理健康服务难以具备的优势，根据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全球已有70%的国家采用数字化干预，替代或作为面对面心理干预的补充。[3]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可能引发算法偏见、认知外包、数字成瘾、情感依赖、数据泄露和价值误导等风险。[4]这意味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心理造成何种影响，关键不在于技术是否介入，而在于这种介入是沿着“关系增能”还是“关系替代”的方向展开。
具体来说，当技术帮助青少年理解自己、走向他人并参与现实建构，其发挥的是积极的关系增能作用；若技术凭借低摩擦和高度可控的互动，逐渐占据青少年自我解释、情绪调节、社会支持和目标选择的位置，则容易产生消极的关系替代效应。技术可以提供和拓展实现目标的路径，却不能代替青少年确立有意义的目标、形成持续行动的动力。
基于此，本文从关系视角，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内在机制与治理进路。首先，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何以由任务工具转变为具有关系属性的数字环境；其次，从青少年与自我、他人以及现实和未来的关系入手，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内在机制；继而以希望生成为价值目标，从发展伦理、支持生态和协同秩序三个层面构建治理框架。
介入青少年成长的关系转向
传统数字工具多围绕信息检索、内容呈现和任务完成发挥作用，用户通常在需要时调用，任务结束后，互动随之中止。相较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延续对话、记忆交互背景，并依据语言、偏好和情绪线索调整回应。这意味着，青少年不仅可以使用其完成工具性任务，还可以借助其分析自己的性格、判断一段友谊或解释一场情绪波动。技术由任务环节进入自我理解和社会判断后，作用就不再局限于效率提升。这种变化发生在既有数字生态之中，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和交互逻辑相互叠加，使青少年接触到的并非一个孤立模型，而是一套持续生成内容、评价和建议的技术环境。分析其心理影响，需要把模型能力、平台目标和现实关系放在同一情境中观察。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关系性影响，主要来自持续回应、个性适配和社会临场感。具体来说，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反复回应诉求、较少直接否定用户，并通过角色化语言营造被倾听的心理体验。然而，能够模拟共情表达并不意味着具有生活经历，生成式人工智能无法为建议承担长期现实责任。真实联结的概念有助于理解这种差异。联结感来自个体在关系中被接纳、被回应并有所归属，也来自其对关系的投入、对他人的理解以及共同经历的积累。数智技术能够帮助青少年维持亲友联系、进入兴趣群体和获得朋辈支持，因此技术本身不会必然削弱真实场景的联结。真正需要考察的是，数字化互动是否增加稳定支持和现实参与，青少年是否在其中保持表达、判断与行动的主动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同一特征可能产生不同结果。即时回应可以降低求助门槛，也可能使青少年更难忍受等待和不确定性；个性化适配可以提高建议的针对性，也可能反复确认用户已有的理解；较高可控性可以提供练习空间，也可能削弱青少年主动参与复杂人际交往的意愿。有研究表明，用户对人工智能的使用动机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人工智能的心理影响后果，不能脱离用户的使用动机和情境加以判断。[5]产品是否以延长停留和提高用户黏性为目标，家庭与学校能否及时回应，都会改变技术作用的方向。
关系增能和关系替代，可能随着使用方式的变化而发生转化。人工智能帮助青少年更清楚地表达自己，并促进其进入现实沟通，发挥的是关系增能作用。如果青少年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解释自己的情绪和问题，逐渐减少与身边人的交流，也不再主动面对和处理现实中的分歧，人工智能便可能挤占青少年自身和现实人际关系的功能空间，表现出关系替代倾向。因此，判断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青少年的影响，需要观察其自我理解、情绪调节和人际沟通能力是否得到提升，以及家庭、同伴和师生关系是否得到改善，不能只根据某次使用后的满意程度或使用次数作出判断。
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系机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不是一条由技术使用直接通向积极或消极结果的线性路径。青少年与自我的关系，决定由谁解释经验、判断价值和作出选择；与他人的关系，决定这些选择能否获得理解、支持和责任承接；与现实和未来的关系，则决定选择能否进一步转化为有意义的目标与持续行动。
青少年与自我的关系重构。青少年与自我的关系，既涉及如何认识和评价自己，也涉及如何理解和调节自身的情绪体验。青少年时期是自我同一性形成与整合的关键阶段，个体需要在家庭互动、朋辈反馈、学校生活和社会实践中不断回答“我是谁”“我能够做什么”以及“我希望成为怎样的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介入，为这一过程增加了能够持续对话、即时回应和个性化适配的“算法镜像”。此处的算法镜像是指，模型依据青少年的输入内容、既往交互和数据模式，生成关于其情绪、能力、人格与可能自我的反馈性解释。由此，生成式人工智能既可以帮助青少年梳理经验、命名感受，也可以为表达困难或缺少支持的青少年提供低门槛的自我探索空间。从这一意义上说，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青少年树立自我认知的辅助媒介。
然而，模型输出是用户输入、训练数据、模型规则、价值取向和平台目标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包含青少年已经表达的内容，也包含算法对这些内容的选择、归类、推断和重新组织。当青少年频繁借助人工智能生成个人形象乃至情绪解释时，其自我呈现可能逐渐由“我想表达什么”，转向“什么样的表达更像正确答案、更容易获得认可”。长此以往，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带来表达同质化、智能比较焦虑和自我否定等问题。一旦青少年将模型提供的概率性内化为对自己的判断时，算法镜像便会从自我探索的辅助工具，异化为界定自我价值的外部约束，进而出现将自我解释“外包”给算法的情况。
类似的重构也发生在情绪调节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持续在线、相对低评判感和较高可控性等特点，能够在青少年遭遇焦虑、孤独或挫折时迅速提供安慰、解释和建议。对话式人工智能所营造的低威胁互动环境，有助于降低青少年的自我表露顾虑和健康求助门槛，但当青少年反复以人工智能的即时回应替代对情绪的辨识、容纳和现实处理时，可能造成其挫折耐受、情绪理解和自主调节能力的降低。
因此，当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暂时性的外部支持，帮助青少年识别情绪、组织经验，并推动其向父母、教师、同伴或专业人员表达需要时，外部支持就可能逐步转化为理解和照顾其自身的内部能力；当技术反复代替青少年解释自我、判断价值、生成应对方案，并持续占据情绪调节过程时，便可能出现主体性的让渡。真正的技术有益，是外部技术支持逐渐内化为青少年自身的能力，而不是使自我解释、价值判断和情绪调节依赖算法完成。
青少年与他人的关系重构。归属、接纳和稳定的社会支持，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基础，但现实人际关系并不总能及时回应其需要。家庭沟通不足、同伴排斥和求助障碍，都可能使一些青少年难以找到安全的倾诉对象。相较之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持续在线、反复交流，回应更多是肯定性和支持性的内容。对于社交焦虑、现实支持不足或暂时陷入情绪困境的青少年而言，这种低风险互动能够扩大社会支持的可及性，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然而，真实的人际关系不仅包含倾听和安慰，还包含相互需要、彼此暴露、共同经历和责任承诺，也必然伴随着等待、误解、分歧与修复。[6]现实支持不足，可能促使青少年转向人工智能。低摩擦和高顺应的互动，同时抬高青少年对现实关系的回应预期，一定程度上减少青少年进入复杂交往、处理分歧和修复冲突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的现实关系投入下降，社会支持网络被削弱，导致青少年更加依赖人工智能满足情感需求。由此，形成“现实支持不足—技术补偿增强—现实交往退缩—技术依赖加深”的负向循环。当生成式人工智能进一步嵌入以停留时长、使用频率和付费转化为目标的平台机制，并与算法推荐、量化反馈和持续推送相结合时，这一循环还可能受到商业逻辑的影响而不断放大。数字连接数量的增加，也由此出现与现实关系联结同步弱化的情况。
评价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关键标准在于这种互动把青少年带向何处，并在持续使用中留下怎样的关系后果。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帮助青少年整理模糊的感受、预演重要沟通，并在发现危机信号时及时转介至家长、教师和专业机构；也可能被设计为尽可能延长互动、强化依赖，并逐渐取代现实的工具。前一种路径以促进青少年的能力、拓展现实支持为目标；后一种路径则以占据注意力和替代现实为结果。对于依恋模式、共情能力和社会技能仍处于发展阶段的青少年，应当将“促进而非替代真实人际联结”确立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心理健康的发展边界。
青少年与现实和未来的关系重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有效拓展青少年认识现实和解决问题的路径。面对难题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快速检索信息形成策略，显著降低知识获取的门槛，还可以减少重复性信息处理，使青少年将更多精力投入理解、判断、创造和现实行动。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具有一般的工具价值，还可以增强青少年自我效能感。
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擅长生成方案、比较选项和提供路径，却不能自动赋予目标以意义，也不能替代主体形成启动并维持行动的力量。如果目标主要由算法提示，方案主要由模型生成，困难的处理也由工具代劳，青少年虽可能拥有越来越多的选择，却越来越难以确认什么值得追求。这一困境恰好触及希望理论的重要关切。希望是一种以目标为导向的积极动机状态，由寻找可行道路的“路径思维”和推动个体沿路径前进的“动力思维”共同构成，其以目标为基本支点，而目标选择本身包含着对何者重要、何者值得以及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价值判断。青少年长期处于高度个性化的信息环境中，可能导致价值判断产生偏差。部分生成内容还存在文化语境脱嵌、价值来源隐匿等问题，使所谓“标准答案”脱离具体历史、社会关系和生活经验。其深层风险表现在，促使青少年的价值判断和目标形成过程外部化，即什么值得追求越来越取决于平台让其看见什么、算法反复确认什么，而不是青少年自身作出的反思性选择。
进一步而言，希望不是孤立个体凭借积极想象独自生产的心理品质，而是在社会关系和现实行动中不断发展的成长能力。真实的人际联结使青少年感到自己被看见、被需要并有所归属，他人和共同体则能够帮助其澄清目标、发现路径、承受挫折并维持行动。只有当技术生成的路径重新连接目标意义、关系支持与主体行动，数字连接才可能转化为真实的人际联结，技术赋能才可能进一步转化为希望生成。
面向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治理秩序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青少年群体影响的治理重点，不应局限于笼统限制使用或单纯提高服务效率，而应进一步确立明确的尺度。一方面，规范发展能够增进主体性、真实联结和希望生成；另一方面，约束以延长依赖为目标、持续替代人的思考、关系与行动的设计。
确立发展伦理，以增能而非替代校准技术逻辑。面向青少年的人工智能产品，应当把儿童最佳利益原则贯穿设计、测试和运行过程。《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提出，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应当具备用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过度依赖风险预警、情感边界引导、心理健康保护等安全能力，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同时，特别强调应当建立未成年人模式，提供未成年人模式切换、定期现实提醒、使用时长限制等个性化安全设置选项。[7]评价一款青少年人工智能产品时，除了检查其回答是否准确、内容是否安全，还要确定其是否帮助青少年形成独立思考、现实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体来说，平台需要清晰提示青少年正在与人工智能互动，避免产品通过角色设定和语言表达误导用户，使其误以为对方是能够承担关系责任的真实主体；产品不得暗示自己比父母、朋友或教师更值得信任，也不得通过排他性语言强化依赖；连续使用时间较长时，系统应提示休息；长时间倾诉负面情绪时，系统应引导其联系家长、教师、同伴或专业人员；学习和决策类功能，应保留青少年思考过程；不宜把某个答案解释成唯一正确的选择；应提醒核对信息来源，并把最终决定留给青少年本人。上述设计能够避免青少年习惯直接接受结论，确立比较、判断和选择的重要性。
心理健康服务的智能体，需要设置更严格的使用边界。青少年在对话中输入的家庭冲突、同伴排斥、情绪困扰和创伤经历属于敏感信息，平台应当限制收集范围，明确使用目的，并防止相关内容被用于广告推荐、用户画像和诱导付费。人工智能可以提供心理健康知识、一般性情绪支持、风险提示和求助信息，但不能在没有专业人员参与的情况下给出正式诊断、治疗方案和危机处置决定。应对自伤、自杀、虐待和严重暴力等风险，平台应及时启动人工复核，并提供能够实际联系到的家长、学校、医疗机构和未成年人保护渠道。
重建支持生态，在真实人际联结中培育希望。青少年转向生成式人工智能，往往与现实中的沟通困难和支持不足有关。家庭中缺少倾听，学校中不便求助，专业服务难以获得，都会使青少年更愿意向随时在线的人工智能表达。现实中，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需要家庭、学校、医疗和社会共同参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同样需要完善现实支持，使青少年在表达困难后能够找到真正可以提供帮助的人。
家长和教师需要关注青少年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具体目的和动机。家庭要为青少年提供稳定、可预期的沟通机会。家长应允许青少年表达负面情绪和不同意见，减少指责，使青少年在遇到问题时愿意先向家人说明。家庭规则可以由家长和青少年共同讨论，明确哪些场景可以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哪些信息不宜输入、使用多长时间需要休息，以及出现持续情绪困扰时应联系谁。
学校需要建立清晰的发现和转介流程。任课教师和班主任发现学生持续情绪低落、社交退缩或明显依赖人工智能时，应能够及时联系心理教师；心理教师判断风险程度后，可以与家长沟通，并在需要时转介至校外医疗机构或社会服务机构。学校还应通过体育、劳动、艺术、社团和志愿服务，为青少年提供共同活动和合作机会，使其在真实交往中学习表达、协商和处理分歧。
专业服务机构也应参与平台规则和转介流程的制定。心理教师、社会工作者、医疗机构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可以共同明确哪些情况需要提醒求助，哪些情况需要人工介入，哪些情况必须立即转介。把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作为心理筛查和早期预警的前置抓手，对青少年心理问题早发现、早识别、早预警，使隐性心理问题从藏在心里、藏在人工智能里，变成可及早关注、及时疏导的“问题信号”。[8]平台发现风险后，还应提供真实可用的联系方式、预约入口和后续跟进渠道。对于心理服务资源不足的地区，人工智能可以帮助青少年了解基本知识和寻找服务，但现实中仍需有人持续提供帮助。
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应侧重帮助青少年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如何影响自己的判断。青少年应明确，人工智能的回答来自训练数据和用户输入，共情性语言不代表其真正理解，也不意味其能够承担建议带来的后果。青少年还应学会识别情绪迎合、重复确认和商业推荐。
完善协同秩序，以关系影响评估各方主体责任。政府需要明确产品设计、数据使用、风险处置和未成年人保护的制度要求，并完善公共心理服务。平台掌握算法、产品规则和用户行为数据，应当对诱导沉迷、情感操纵、错误建议和转介失效承担相应责任。学校和家庭负责教育引导和现实支持，专业机构负责风险评估和心理干预。青少年应当全程拥有知情、表达、选择、退出、申诉和参与评价的权利。
产品上线前的安全评估，需要增设长期使用心理影响评估维度。自我发展方面，应观察青少年是否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写作、解释情绪和作出决定，独立表达和判断能力是否下降；社会关系方面，应观察其与父母、教师和同伴的沟通是否减少，遇到分歧时是否更倾向于退出现实交流，是否把人工智能视为唯一可信任的对象；现实行动方面，应观察青少年获得建议后能否亲自采取行动，还是持续停留在询问、比较和重新生成答案的过程中。这些变化需要在产品运行过程中持续观察，不应以使用时间和满意度作为评判标准，而需要通过长期跟踪、用户访谈、家长和教师反馈、专业评估以及独立审计，了解产品使用前后青少年的真实变化。
青少年的实际体验也应进入产品评价。青少年可以主动说明人工智能是否帮助其更清楚地表达，是否使其更愿意向现实中的人求助，是否出现难以停止使用或过度依赖的情况。家长、教师和专业人员可以观察其沟通、学习、睡眠、情绪和社会参与是否发生变化。平台应根据这些反馈调整产品功能。评估发现问题后，需要采取关闭相关功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修改交互语言、加强人工介入和暂停上架等措施。
结语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并非技术使用直接通向积极或消极结果的线性过程，而是在具体情境中动态展开。数字连接可以由技术迅速扩展，真实人际联结却只能在相互理解、责任承担、共同经验和现实互动中生成。这意味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青少年群体影响的治理重心，应由技术的直接效果转向其长期影响。对于青少年来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是帮助其找到可以信赖的人际支持、值得追求的人生价值和能够亲身践行的成长路径。
注释
[1] 《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的通知》，2026年4月2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604/content_7065138.htm。
[2]《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26年7月23日，第1版。
[3]陈雪峰：《未成年人心理问题的表征、成因与干预》，《人民论坛》，2026年第2期。
[4]陈秀芝、韩雪梅、魏梦凡：《认知评价与情感体验：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青年数字焦虑的双重机制——基于新浪微博文本的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26年第7期。
[5]侯洁、曾宏丽、王勍等：《AI赋能还是隐忧？大学生AI使用动机的异质性及与心理健康的相互作用》，《心理科学》，2025年第5期。
[6]韩秀、张洪忠、何康等：《媒介依赖的遮掩效应：用户与社交机器人的准社会交往程度越高越感到孤独吗？》，《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9期。
[7]《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2026年4月10日，https://www.cac.gov.cn/2026-04/10/c_1777558395078289.htm。
[8]孙宏艳：《青少年情绪疏导的现实挑战及柔性守护》，《人民论坛》，2026年第10期。
责 编∕李思琪 美 编∕梁丽琛
How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ffects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Zhang Chi
Abstrac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tinuously intervenes in adolescents' self-perception, emotion regulati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future career choices. In this context, while adolescents experience rapid expansion of digital connections, they face the risk of weakened real connections. The impac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hinges on whether digital connections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real connections. Such connections should be more stable and more subjective, linking adolescents to themselves, others and real life. Accordingly, adolescents' us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hould follow the ethical criterion of "prioritizing relational empowerment and limiting relational substitution". It is essential to promote relationship-friendly design, rebuild a supportive ecosystem with the joint participation of families, schools, peers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multiple stakeholders through relational impact assessment, so as to translate technology-expanded digital connections into real connections.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digital conn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