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积淀了深厚的廉洁文化底蕴，在思想体系方面，中华传统廉德文化深深植根于上古“敬天保民”的政治理念，经周代制度奠基、儒家体系化建构、百家多样阐发，逐步形成以德为魂、以廉为核、以民为本、礼法并重的思想体系。在制度体系方面，从周代“六征”察廉、汉代“察举考廉”，到唐宋“科举倡廉”、明清“重典惩贪”，形成选拔察廉、考核督廉、礼法护廉、奖惩促廉的闭环制度体系。在人格典范方面，历代清官廉吏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操守，“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行动，成为弘扬廉德文化的生动载体，为后世树立了精神标杆。新时代新征程上，传承发展弘扬廉洁文化，需深挖文化精华，夯实思想根基；融入宣传教育，厚植文化土壤；创新表达形式，增强传播活力；完善制度衔接，强化实践落地；坚持开放包容，推动融合发展。
【关键词】廉洁文化 传统廉德 六征之法 儒家思想 当代传承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4.003
杨朝明，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原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著作有《从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孔子文化与当代中国》《让儒学温暖世界》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1]廉洁，既是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价值，又是为官从政的立身之本，还是社会文明的关键标尺。从《尚书》“慎乃在位”“克明俊德”的为政箴言，到《论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价值坚守；从周代“六征”察廉的制度设计，到历代清官廉吏的人格典范，中华传统廉德文化历经数千年传承，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滋养心灵、规范行为、涵养政风的精神源泉。当前，学界对传统廉德文化的研究，多聚焦儒家廉德思想、历代廉政制度或清官个案，缺乏对传统廉德文化体系化、学理化的梳理，尤其对周代官人之法等早期廉德制度的文化基因挖掘不足，未能充分实现传统智慧与当代实践的深度融合。因此，本文立足周代“六征”制度、儒家廉德思想，旨在凝练传统廉德文化的中心要义，系统剖析中华传统廉德文化的文化基因，为廉洁文化建设提供历史镜鉴与文化支撑。
传统廉德文化的思想根基
中华传统廉德文化深深植根于上古“敬天保民”的政治理念，经周代制度奠基、儒家体系化建构、百家多样化阐发，逐步形成以德为魂、以廉为核、以民为本、礼法并重的思想体系，为廉德文化奠定坚实理论根基。
上古肇始：敬天保民，廉德朴素萌芽。夏商时期，廉德尚未形成系统理论，却蕴含敬天畏民、崇俭尚廉、公正恤民的朴素内核。上古统治者以天命为政权合法性依据，认为天命无常、惟德是辅，政权存续的根本在于敬天、畏民、崇俭、戒贪。
夏禹以身作则、勤政节俭，“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开创俭廉立国、勤政为民的早期典范；商汤秉持罪己安民、宽仁恤众的理念，反对奢靡暴政，将公正无私、体恤民生融入治国实践。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贪奢无度，违背敬天恤民之道，最终国破身亡。这一历史教训，促使周人深刻反思“天命靡常”的规律，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左传·僖公五年》)的思想，将“德”与“廉”绑定，认为为政者唯有修德守廉、敬德保民，才能获得天命眷顾，反之则会失去民心、丧失政权。夏商时期的廉德较为朴素，奠定敬天、畏民、崇俭、戒贪的原始伦理，成为廉德文化的源头活水。
周代奠基：德礼为本，廉德制度初创。周代是廉德制度化、体系化的关键奠基期。周公制礼作乐、推行“董正治官”改革，将廉德理念系统融入国家治理，构建起以选官、考核、监督、奖惩为一体的完整制度，形成德主刑辅、礼廉合一、廉为关键的治理体系，其主要思想集中见于《逸周书·官人解》《孔子家语·刑政》《孔子家语·执辔》。[2]
周代廉德体系的首要基石，在于确立德主刑辅、教化为先的原则。孔子师徒重视“古之听讼”的治民理政经验，他们所谓“古”，大约应该指文王、武王、周公时期，《孔子家语·刑政》提出：“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周代廉德以教化育廉为根本，认为廉生于德、德源于教，唯有先修德、重礼义，方能从根源杜绝贪腐，而非一味依赖刑罚惩戒。孔子进一步指出，“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君主率先垂范、廉洁自律，是廉德推行的关键，彰显上行下效、正身率下的廉德逻辑。这种“德厚而刑薄”的治理智慧，深刻揭示了周代廉德重教化、慎刑罚的价值取向，与儒家“不教而杀谓之虐”的理念一脉相承，将廉德治理的重心放在心性涵养与德行培育之上。
在此基础上，《孔子家语·执辔》谈到“古之治天下”的情形，以“御民”喻治国，生动阐发廉为政本、身正令行的治理思想，“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齐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顺从，刑不用而天下治”。孔子将治国比作驾驭车马，德法如缰绳、刑辟如鞭策，缰绳正则方向明，鞭策当则法度立。[3]统治者唯有公正无私、清廉自守、体恤民生，才能凝聚民心、天下归之。正如驾车需“均马力、和马心”，治国亦需“均齐民力、和安民心”，廉德并非单纯约束官吏，更是维系民心、稳固邦本的根基，凸显以民为本、廉以安民的治理本质。这种以“德法”为重心、以民心为归依的廉政观，为周代吏治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
周代廉理念最终落实为系统的制度实践，其重要载体便是《逸周书·官人解》所载“六征”察廉之法。这一制度层层递进、由表及里、环环相扣，从内德到外迹、从心志到言行，全面考察官吏廉德品行：一曰观诚，考察人在富贵贫贱、宠辱困厄不同境遇中能否坚守本心操守；二曰考志，辨别志向正邪高下；三曰视声、四曰观色，察内在心性与外在神色；五曰观隐，洞察私下伪装；六曰揆德，综合评判德行。与此同时，周代构建起天子巡狩、史官监察、岁终考核、三年大计的配套监督机制，将察廉贯穿官吏履职全过程，形成以德为先、廉为标尺、全程监督、奖惩分明的廉德治理闭环，标志着中华廉德从朴素道德倡导，正式走向制度化、规范化、体系化的制度实践阶段，为后世廉德文化发展奠定坚实制度根基。
儒家升华：仁礼为纲，廉成修身之要。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世风日下，孔子继承周代德治廉德思想，创立儒家学派，将“廉”纳入“仁、义、礼、智、信”五常体系，从修身、为政、处世三个维度，构建了系统完备的儒家廉德思想，使廉德从政治准则升华为全民修身的道德追求，成为传统廉德文化的主要思想体系。
修身之廉：克己复礼，守廉固本。儒家廉德思想，以“修身”为起点，强调“廉者，德之基也”，将廉洁自律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首要功课。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主张克制私欲、遵守礼制，而“廉”正是克制贪欲、坚守底线的关键要求。他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明确义利之辨，认为君子当以道义为先，不贪不义之财、不逐不当之利，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作为价值坚守，拒绝被物质欲望裹挟。
孟子继承孔子思想，进一步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人格，将廉洁守节作为人格尊严的底线，无论富贵贫贱、顺境逆境，始终坚守清廉本心，不卑不亢、不贪不腐。荀子则强调“廉而不刿”（《荀子·不苟》），主张为官做人方正刚直、廉洁自律，同时不苛刻伤人，做到刚柔并济、守廉有度。儒家认为，修身之廉，关键在“慎独”“慎微”。《中庸》言“君子慎其独也”，强调个人的自主意识，这是“修己”的境界，即独处之时、无人监督之下，依然坚守廉洁底线，不欺暗室、不谋私利；同时“勿以恶小而为之”（《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刘备遗训），从小事小节做起，防微杜渐，杜绝贪腐之念萌芽。这种“克己慎独、守廉固本”的修身理念，成为传统廉德文化中个人修养的重要准则。
为政之廉：为政以德，廉以安民。儒家廉德思想指向为政者，强调“政者，正也”，为官者当以身作则、廉洁奉公，才能上行下效、风清气正。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认为统治者自身廉洁正直、以德治国，百姓自然拥护，国家自然安定；反之，“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官者贪腐奢靡、品行不端，即便政令严苛，百姓也不会信服。
儒家明确为官廉德的主要要求：其一，廉洁无私，“临官莫若平，临财莫如廉”，[4]为官者面对财富诱惑，当坚守廉洁底线，不贪赃枉法、不徇私舞弊，做到公正无私、清白为官；其二，勤政为民，廉非独善其身，更要兼济天下，为官者当“先之、劳之”（《论语·子路》），勤勉务实、体恤百姓，将廉洁操守转化为为民办实事的行动，践行“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其三，尚贤守正，为官者当摒弃私心、举贤任能，不嫉贤妒能、不结党营私，坚守公正立场，维护政治清明。儒家还特别强调“廉”与“礼”“法”的结合，认为“礼以行廉、法以护廉”，礼制规范官员行为，杜绝奢靡贪腐；法律惩治贪腐行为，保障廉洁政治，形成“德主刑辅、礼廉合一”的为政廉德体系。
处世之廉：见利思义，廉以立身。儒家廉德思想，不仅针对为政者，更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将廉洁守节作为处世立身的基本准则，倡导全社会形成“尚廉耻贪”的价值风尚。孔子强调“见利思义”，认为人人面对利益时，都要先判断是否合乎道义，合乎则取、不合则弃，杜绝唯利是图、见利忘义。
儒家重视“廉”与“耻”的关联，形成知廉耻方能守节操的观念，将廉洁视为尊严，贪腐视为耻辱。孟子言，“人不可以无耻”“耻之于人大矣”（《孟子·尽心上》），认为羞耻之心是道德的开端，羞耻心对于人来说至关重要。唯有以贪腐为耻、以清廉为荣，才能坚守道德底线、端正处世态度。这种“见利思义、廉耻立身”的处世理念，推动廉德从政治领域延伸至社会生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道德追求。
“廉耻之节”与“廉耻之心”。羞耻心是道德的起点，知廉耻方能明是非、辨荣辱、守节操。廉耻是内在敬畏，廉是外在操守；无廉耻则无廉德，不知耻则无所不为，贪腐、枉法、徇私皆由此生。儒家以廉耻为为政根本，治吏之要。《孔子家语·五刑解》提出：“凡治君子，以礼御其心，所以属之以廉耻之节也。”治理官员，不靠严刑，而以礼教涵养廉耻之心、气节操守，使其耻于贪、耻于私、耻于枉、耻于辱。官员有廉耻，则见利思义、不贪不义、不徇私情、公正无私；无廉耻，则虽有刑罚亦难止贪。
礼育廉耻，重在心治。孔子主张以礼化心、以耻束行，对官员过失，不直斥其罪，而以委婉之词[5]，激发廉耻、唤醒自觉，使其主动自省、弃恶从善。廉耻之治，重在心治而非身治、内省而非外制，从根源上杜绝贪念。廉耻是“不想腐”的道德根基。廉耻之节，本质是内在道德自觉、人格尊严、气节风骨。为官者以廉为荣、以贪为耻，方能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守清廉、拒贪腐、恤民生，成为廉吏典范。简言之，廉耻为廉德之魂、气节之本、为政之基；知廉耻、明荣辱、守节操，是儒家廉德文化的精神追求。
百家互补：廉德共识，多方赋能。除儒家外，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也从不同维度阐释廉德思想，与儒家廉德理念互补共生，丰富了中华传统廉德文化的思想内涵。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清心寡欲”，认为贪腐源于欲望膨胀，倡导“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德经·十九章》），摒弃奢靡贪欲，回归自然本真，以淡泊之心守廉洁之节，为廉德文化注入清心守静的智慧。墨家倡导兼爱、非攻、节用、尚贤，反对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主张为官者节俭自律、体恤民生，将廉洁节俭作为治理国家、凝聚民心的重要举措，为廉德文化增添务实利民的内涵。法家虽重法治、轻德治，但也强调“廉为吏之本”，主张以法律约束官员行为，严惩贪腐，同时倡导官员公而忘私、廉洁奉公，将廉洁作为官吏考核的重要标准，为廉德文化提供制度约束的思路。诸子百家虽主张各异，但在“尚廉耻贪、廉洁立身”方面形成共识，共同构筑中华传统廉德文化多样互补、兼容并蓄的思想格局。
传统廉德文化的制度实践
中华传统廉德文化，不仅有深厚的思想根基，还有贯穿历代、系统完备的制度实践，从周代“六征”察廉、汉代“察举考廉”，到唐宋“科举倡廉”、明清“重典惩贪”，形成选拔察廉、考核督廉、礼法护廉、奖惩促廉的闭环制度体系，为廉德文化落地生根提供了坚实保障。
先秦：廉德制度的初创与探索。先秦时期是廉德制度的初创期，周代“六征”之法开系统察廉先河，春秋战国各国在此基础上，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廉德制度，奠定了传统吏治察廉的基本框架。周代除“六征”察廉外，还建立了天子巡狩、史官监督、岁终考核的配套制度。天子每五年巡狩四方，通过观民风、考典制间接核验地方官吏德行操守；史官独立记录官员言行，形成常态化廉德监督；岁终考核与三年大计结合，依据廉德表现决定官员奖惩，构建“考察—监督—奖惩”的廉德闭环。例如，《孔子家语·执辔》中谈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观治乱……王者又以孟春论吏之德及功能……夫季冬正法，孟春论吏，治国之要。”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富国强兵、整顿吏治，纷纷推行廉德制度改革。鲁国注重“诛心”，严惩为官贪腐、违背廉德者，强调“廉耻为要”；齐国管仲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管子·牧民》），将廉作为国家治理的四大支柱，建立官吏廉德考核制度；秦国商鞅变法，以严刑峻法惩治贪腐，明确官吏廉洁准则，为秦统一后的廉德制度奠定基础。
秦汉：廉德制度的确立与发展。秦汉时期，大一统王朝建立，廉德制度正式确立并逐步完善，形成“察举考廉、礼法并重、重典惩贪”的制度模式，廉德成为官吏选拔、考核的重要标准。周代《周礼·天官·小宰》确立“六廉”考核标准，汉代察举、考课制度承袭此制，以“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六项标准考核官吏，将廉洁与政绩、品行绑定，考核结果直接决定官员升降奖惩。此外，汉代设立御史大夫、刺史等监察官职，负责监督百官廉德行为，弹劾贪腐官员，形成中央到地方的廉德监察体系。
秦朝虽未能维持太长时间，但其推行的“明法度、定律令”，以严苛法律惩治贪腐，官吏贪赃枉法者严惩不贷，为汉代廉德制度提供法治借鉴。秦汉时期，礼法并重，既以儒家廉德教化官员，又以法律约束贪腐行为，实现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推动廉德制度规范化、制度化。
唐宋：廉德制度的成熟与完善。唐宋时期，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廉德制度发展至成熟阶段，科举制倡廉、考课制督廉、监察制护廉、礼法教化育廉，共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廉德制度体系，廉德文化深入人心。唐代完善科举制，将儒家廉德思想纳入考试内容，选拔人才遵循“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注重考生廉德素养，从源头培育廉洁官员。同时建立严密的官吏考课制度，《唐六典·吏部·考功郎中》明确官吏考核标准，以“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为中心，廉洁是首要考核指标，考核不合格者贬官罢黜。唐代还设立御史台，作为最高监察机构，监察百官廉德，严惩贪腐，同时推行“谏官制度”，鼓励官员直言进谏、弹劾贪腐，形成完善的廉德监督体系。此外，唐代重视廉德教化，将儒家廉德思想纳入官学教育，教化官员修身守廉、勤政为民。
宋代继承唐代制度并进一步完善，科举制更加公平公正，廉德素养仍是选拔关键；考课制细化廉德考核指标，注重日常廉德表现；监察体系更加严密，设立御史台、谏院，形成“台谏合一”的监察模式，强化廉德监督；同时宋代提高官员俸禄，减少贪腐动机，配合严刑峻法惩治贪腐，形成“教化＋高薪＋严惩”的廉德治理模式。宋代士大夫阶层崛起，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推动廉德文化达到新高度。
明清：廉德制度的强化与反思。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强化，廉德制度进一步强化，重典惩贪、严密监察、廉德教化多管齐下，同时出现制度僵化、贪腐屡禁不止的问题，引发对廉德制度的反思。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苦，深知贪腐危害，推行“重典惩贪”。朱元璋颁布《大明律》，又作《大诰》重治贪，设剥皮实草等严刑，对贪腐者严惩、连带追责。同时明代完善科举制、考课制，以廉德为主要标准；设立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形成“科道并举”的监察体系，监察范围覆盖百官；推行廉德教化，兴办学校、宣讲廉德，培育廉洁官员。然而，明代中后期，君主昏庸、宦官专权，廉德制度形同虚设，贪腐泛滥，王朝走向衰败。
清代继承明代制度，初期励精图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重视廉德建设，雍正朝推行“养廉银”制度，提高官员俸禄，杜绝贪腐；完善监察体系，强化廉德监督；重视廉德教化，倡导清官廉吏精神。但清代中后期，吏治腐败、贪腐横行，廉德制度逐渐失效，最终走向灭亡。明清时期，廉德制度虽严密，但缺乏民主监督、制度僵化，难以根治贪腐，为后世廉德建设提供了深刻教训。
传统廉德文化的人格典范
中华传统廉德文化，不仅有思想指引、制度保障，更有历代清官廉吏，堪称人格典范，他们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操守，“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行动，成为传承弘扬廉德文化的生动载体，为后世树立了精神标杆，推动廉德文化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先秦廉吏：廉德初显，立身守节。先秦时期，廉德理念萌芽生长，清官廉吏虽数量不多，却品行高洁、守节不移，以立身守廉、公正无私的人格风范，开启清官廉吏之风，为后世树立廉洁初心、公正标杆。鲁国柳下季，为官清正、处事公允，断案不徇私情、不偏权贵，体恤民生疾苦，即便遭权贵排挤、仕途坎坷、屡遭贬谪，依然坚守本心、不改节操，以清廉无私、刚直守正的品格，成为先秦早期廉吏典范。郑国子产，为政清廉、刚正不阿，执掌国政期间，推行改革、轻赋惠民、整饬吏治、抑制豪强，为官一生清廉自守、不贪不腐、生活俭朴，去世时家无余财、两袖清风，深受百姓爱戴，孔子赞其“惠人也”（《论语·宪问》），是先秦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标杆。
晋国太史董狐，秉笔直书、守持廉正，不畏权贵、不避灾祸，以“书法不隐”（《左传·宣公二年》）的史德坚守为官准则。晋灵公荒淫暴虐、多行不义，权臣赵盾虽有过失却忠君爱国，史狐不惧权势，坚持“赵盾弑其君”的史笔，既不阿附权臣，也不畏惧君王，以公正无私、守廉持正的品格，彰显先秦廉吏的气节风骨。齐国晏婴，身为名相，厉行节俭、清廉自持，身居高位却生活俭朴、衣食朴素、不事奢靡，拒绝奢靡馈赠、不贪私利，辅佐齐君整饬吏治、体恤民生，以清廉自守、刚直敢谏的品格，成为先秦廉吏的重要代表。
先秦廉吏，立身守节、公正无私、体恤民生、不畏权贵，虽处礼崩乐坏、世风动荡之世，却坚守廉德初心、不改清廉本色，以人格力量为后世清官廉吏树立典范，开启中华廉吏文化之先河。
汉唐廉吏：清风劲节，勤政为民。汉唐时期，廉吏辈出，他们坚守儒家廉德，勤政为民、廉洁奉公，成为廉德文化的典范。西汉董仲舒，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反对豪强贪腐，倡导廉德教化，以廉德修身、以正直为官，深受敬重。东汉杨震“四知拒金”的典故流传千古，有人深夜送金，称“暮夜无知者”，杨震严词拒绝：“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后汉书·杨震列传》）其一生廉洁自律、不贪不腐，为官清正、刚直不阿，成为千古廉吏标杆。唐代魏征，为官清廉、直言敢谏，辅佐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不谋私利、不徇私情，生活俭朴、两袖清风，以廉德立身、以忠诚事君、以爱民为本，深受后世敬仰。狄仁杰，为官清正、廉明公正，不畏权贵、严惩贪腐，体恤百姓、勤政为民，被誉为“大唐青天”，其廉德精神流传千古。
宋元廉吏：风骨卓然，名垂青史。宋元时期，士大夫廉德情怀浓厚，廉吏风骨卓然、名垂青史。北宋包拯“铁面无私、清正廉洁”，为官刚直、不徇私情，严惩贪腐、为民做主，生活俭朴、不事奢靡，百姓称其“包青天”，成为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清官典范。范仲淹先忧后乐、廉洁奉公，为官清廉、体恤民生，推行新政、整顿吏治，一生清贫、不谋私利，以廉德情怀影响后世无数仁人志士。南宋文天祥忠贞不屈，面对外敌入侵，坚守气节、宁死不降，为官一生廉洁自律、不贪不腐，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的气节，诠释廉德与气节的统一，成为千古传颂的民族英雄与廉吏典范。
明清廉吏：坚守本心，为民请命。明清时期，吏治时有腐败，但仍有众多廉吏坚守本心、为民请命。明代海瑞“一生清廉、刚正不阿”，为官不贪不腐，穿布衣、吃粗粮，严惩贪腐、打击豪强，为民请命、直言敢谏，被誉为“海青天”。清代于成龙“天下廉吏第一”，为官清廉、勤政为民，历任多地，始终坚守廉德、不谋私利，生活俭朴、清苦自持，严惩贪腐、安抚百姓，深受百姓爱戴，康熙赞其“清官第一”，成为清代廉吏的典范。
这些清官廉吏，跨越千年、风骨永存，他们的事迹与精神，将抽象的廉德理念转化为具体的人格力量，激励后世为官者坚守廉洁、勤政为民，也让廉德文化融入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传统廉德文化的时代价值
中华传统廉德文化历经数千年积淀，蕴含的思想智慧、制度经验、人格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对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社会风尚培育，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能够为当代实践提供历史镜鉴与文化滋养。
思想价值：筑牢廉洁文化的精神根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关键在于思想引领。传统廉德文化蕴含的“敬德保民、义利之辨、修身守廉、勤政为民”的思想，能够为当代廉洁文化提供深厚的精神根基。
传统廉德文化强调以德为先、廉为核心，与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道德要求高度契合，能够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防线，自觉抵制贪腐思想侵蚀；传统廉德文化的义利之辨，倡导见利思义、先义后利，能够引导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摒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形成尚廉耻贪的价值共识；传统廉德文化的修身慎独智慧，能够引导党员干部注重个人修养、严守廉洁底线，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从思想根源杜绝贪腐之心。
制度价值：提供廉洁治理的历史镜鉴。新时代廉政建设，需要制度保障，而传统廉德制度积累的选拔察廉、考核督廉、监督护廉、奖惩促廉的经验，能够为当代廉洁制度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周代“六征”之法观人于微、综合评判，启示当代干部考察要坚持日常观测与情境测试结合、显性政绩与隐性品德并重，全面辩证评价干部廉德；汉代察举考廉、唐宋科举倡廉，启示当代干部选拔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严把廉洁关；历代监察制度的完善，启示当代要健全纪检监察体系，强化全程监督、常态化监督，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闭环；明清重典惩贪与“高薪养廉”的探索，启示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奖惩机制，激发干部廉洁履职、勤政为民的内生动力。同时，传统廉德制度礼法并重、德治与法治结合的经验，启示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以廉洁文化教化引导，以党纪国法约束惩戒，筑牢廉洁治理的双重防线。
人格价值：树立廉洁修身的精神标杆。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需要榜样引领，而历代清官廉吏的人格典范，能够为党员干部和社会成员树立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廉洁从政的精神标杆。
包拯、海瑞、于成龙等清官廉吏，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操守，勤政为民、不谋私利的情怀，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的风骨，能够激励党员干部坚守廉洁底线、践行初心使命，摒弃特权思想、官僚主义，做到清正廉洁、为民服务。其修身齐家、家风清正的品行，能够引导社会成员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培育廉洁家风，筑牢家庭廉洁防线。其坚守气节、宁死不屈的精神，能够激励全社会崇尚廉洁、鄙视贪腐，形成崇廉尚洁、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
文化价值：丰富廉洁文化的内涵底蕴。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支撑，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中华传统廉德文化能够丰富当代廉洁文化的内涵，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感染力。
传统廉德文化融合儒家、道家、墨家等诸子百家智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思想理论、制度规范，也有诗词歌赋、典故传说，能够为当代廉洁文化创作提供丰富素材，推动廉洁文化大众化、通俗化传播；传统廉德文化蕴含的家国情怀、民本思想、修身智慧，能够赋予当代廉洁文化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文化底蕴，增强廉洁文化的亲和力、感染力与影响力；传承弘扬传统廉德文化，能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注入活力。
廉德文化的当代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6]“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7]这为传统廉德文化活化利用、落地实践指明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从古代廉吏典故、传统治吏智慧中汲取管党治党经验，引用杨震“四知拒金”、张伯行《却赠檄文》、于成龙清廉事迹等廉洁典故，告诫党员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传统廉德文化正是滋养党员干部思想、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的本土精神资源。传承弘扬中华传统廉德文化，不是简单复古、照搬照抄，而是坚持守正创新，立足新时代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与加强廉洁文化建设要求，深挖传统廉德文化基因，推动传统廉德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深挖文化精华，夯实思想根基。传承传统廉德文化，重中之重在于正本清源深挖中华优秀传统廉德文化精华，剔除封建人治、等级糟粕，提炼契合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的价值理念，筑牢全社会崇廉尚洁的思想根基。
提炼以德为先、廉洁奉公的为政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廉洁自律最大的对手是自身欲望，传统“慎独、慎微、慎初”修身智慧正是抵御贪欲的内在防线。要传承《论语》“为政以德”、“政者，正也”、《逸周书》六征察廉和《孔子家语》廉耻之治等思想，引导党员干部摒弃特权思想、私心杂念，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
提炼见利思义、淡泊名利的价值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张伯行的《却赠檄文》，指出“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8]提醒广大党员干部小事小节最易失守，要从小处守住廉洁本心。要继承儒家义利之辨，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全社会树立以清为荣、以贪为耻的价值共识。
提炼修身慎独、自省自律的修养理念。2017年1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四知拒金”的典故，[9]提醒广大党员干部唯有内在觉悟，才能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要汲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气节、杨震“四知拒金”背后的自省自觉，引导党员干部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到无人监督亦坚守底线。
提炼敬德保民、勤政为民的民本理念。清代于成龙被康熙誉为“天下廉吏第一”，一生布衣蔬食、轻徭薄赋、惩处豪强。习近平总书记以于成龙、海瑞等廉吏为标杆，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将清廉操守转化为民办实事的实际行动。要传承历代清官的为民情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同时，深化传统廉德专题学术研究，厘清周代“六征”、历代考廉监察制度完整脉络，推出通俗化、学理化研究成果，为廉洁教育、制度完善提供历史镜鉴与学理支撑。
融入宣传教育，厚植文化土壤。传承传统廉德文化，关键要把传统廉德资源全方位融入各类宣传教育场景，分层分类开展教化，厚植崇廉尚洁社会土壤。
干部教育培训常态化。将周代“六征识人”、儒家廉耻修身、历代清官典故纳入党校（行政学院）主体班次必修课，用好杨震、包拯、于成龙、张伯行等经典廉洁案例开展警示教育与榜样教育，对照“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的要求，常态化开展廉政谈心、自省检视，从传统廉德中涵养清风正气。
校园思政一体化推进。把“见利思义”“慎独守廉”等传统廉德内容融入中小学思政课、高校通识课程，通过情景剧、廉洁故事会等形式，讲好清官拒贿、勤俭奉公故事，从小培育青少年廉耻之心，扣好人生廉洁第一粒扣子。
社会普及通俗化。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城乡文化广场、社区讲堂常态化开展廉德宣讲，深入而通俗地解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等传统名句，让廉洁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廉洁家风专项培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10]要深挖《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中的清廉家风智慧，开展廉洁家书、家风分享活动，引导党员干部管好家人亲属，筑牢家庭拒腐防线，以清廉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
创新表达形式，增强传播活力。传统廉德文化想要贴近大众、打动青年，必须打破古籍说教的老旧模式，创新传播载体与表达形态，提升吸引力、感染力，真正实现创新性发展。
活化历史文化载体。依托周文化遗址、清官故里、古代监察衙署、廉政教育基地等打造廉德文旅线路；挖掘周代“六征”、清官事迹等打造廉德文创、主题展览，让古籍文字、历史遗迹可看可感。
做强新媒体传播矩阵。借助短视频平台推出清官微纪录片、廉德典故动漫、古风廉洁宣讲短片，以年轻化语态解读“四知拒金”“却赠檄文”等经典故事，适配青年群体阅读观看习惯。
打造本土廉德文化IP。以历史上如子产、杨震、包拯、海瑞、于成龙等廉吏为原型创作影视剧、舞台剧、主题书画，把传统廉德精神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扩大廉洁文化传播覆盖面。
融合公共文化服务。图书馆、文化馆定期举办廉德书画展、经典廉文诵读、传统廉政典籍读书会，将尚廉元素融入群众日常文化生活，潜移默化塑造社会廉洁风尚。
完善制度衔接，强化实践落地。传统廉德不能停留在文化宣传层面，必须与新时代干部选拔、考核、监督、奖惩制度深度衔接，实现德治教化与制度约束双向发力，把历史智慧转化为管党治党实操举措。
干部选拔考察借鉴周代“六征”之法。参照观诚、考志、视声、观色、观隐、揆德分层察人思路，落实“选拔干部以德为先”要求，在干部日常考察、任前核查中，既看工作实绩，更重点核查家风操守、公私边界、小事小节，全方位识别干部廉德素养，杜绝“伪廉洁”“两面人”。
完善常态化廉德考核机制。吸收汉代“六廉”考课、唐宋考课制度经验，将修身自律、为民清廉、家风建设纳入干部年度考核、专项考核硬性指标，考核结果与评优、提拔、问责直接挂钩。
健全多样化监督体系。借鉴古代史官监察、巡狩考核、台谏并举制度，统筹纪检监察、人大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及时纠治贪腐苗头，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长效闭环。研究我国古代反腐倡廉历史，考察历代治吏得失，完善当代监督体系，以传统全程察廉制度为历史参照完善当下监督机制。
健全激励与问责配套机制。一方面，宣传表彰清正为民、坚守底线的优秀干部，树立新时代廉吏标杆；另一方面，对贪图私利、家风败坏、突破廉洁底线的干部严肃追责问责，形成激浊扬清、崇廉抑贪的鲜明导向。
坚持开放包容，推动融合发展。传承传统廉德文化，既要扎根本土文脉，也要拓宽视野兼容吸收，实现传统智慧与现代廉洁治理、全球廉政文明互鉴融合。对内持续深耕“两个结合”，把传统执中守廉、修身保民思想融入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以中华五千多年廉德底蕴夯实文化自信；对外辩证借鉴各国权力制约、透明监督有益经验，与我国礼廉合一、以德治心的传统智慧互补，形成兼具民族特色、时代特质的廉洁治理方案。同时，推动传统廉德文化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清官故事、中华廉德理念，向世界传递和而不同、崇俭尚廉的东方治理智慧，为全球反腐败、文明对话贡献中国方案。
注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391页。
[2]其中，今本《孔子家语》虽有后世整理痕迹，但这与作伪完全不同，尤其治吏、廉耻相关记载可与《礼记》《逸周书》互证，可作为儒家廉德思想参证材料。
[3]杨朝明：《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
[4]引自刘向《说苑·政理》，“子贡为信阳令，辞孔子而行。孔子曰：‘……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
[5]如贪污称“簠簋不饬”。见《孔子家语·五刑解》《汉书·贾谊传》。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13页。
[7]习近平：《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求是》，2024年第8期。
[8]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求是》，2026年第13期。
[9]《总书记据典话廉》，2024年2月23日，https://www.qstheory.cn/laigao/ycjx/2024-02/23/c_1130080682.htm。
[10]习近平：《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求是》，2025年第3期。
责 编∕方进一 美 编∕梁丽琛
Traditional Chinese Integrity Culture and Its Inheritance
Yang Chaoming
Abstract: The five-thousand-year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accumulated a profound cultural foundation of integrity. In terms of the ideological syste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ntegrity culture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ancient political concept of "respecting heaven and loving all people". It was established by the Zhou Dynasty's system, systematized by the Confucian school, and elaborated by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gradually forming an ideological syste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irtue-centered, integrity as the core, people-oriented, and combining rites and laws. In terms of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from the Zhou Dynasty's "six-checks" to assess integrity, the Han Dynasty's "examination and assessment of integrity", to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promotion of integrity through examinations", and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mphasizing laws to punish corruption", a closed-loop institutional system was formed, with the features of selecting officials through integrity assessment, integrity assessment and supervision, protection of integrity through rites and laws, and promoting clean officials and punishing corrupt officials to encourage integrity. In terms of the role models of integrity, upright and honest officials of all dynasties used their integrity and self-discipline as a code of conduct, and their actions of "being diligent and serving the people, being honest and impartial" as actions, becoming vivid carriers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grity culture, setting spiritual benchmark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In the new era and on the new journey,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explore the cultural essence and consolidate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integrate integrity culture into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and enrich the cultural soil; innovate expression forms and enhance dissemination vitality; improve institutional connections and strengthen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and adhere to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to promot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o as to inherit, develop and promote integrity culture.
Keywords: integrity culture, traditional integrity, "six-checks" method, Confucian thought, contemporary inherit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