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具体展开。其关键不在于以西方理论解释中国问题，也不在于提出若干孤立的本土概念，而在于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世界历史视野为方法，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中华文化主体性为根基，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从理论输入型学科转向知识生产型学科。这一转向的实质，是重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问题来源、概念生成和理论表达机制，使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带来的学科重塑效应转化为持续知识生产能力，推动中国学派从概念倡议走向体系化建构。
【关键词】中国国际关系学 自主知识体系 知识生产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学派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4.002
胡继平，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为日本政治外交、东北亚地区安全、大国战略等，主要论文有《稳定中日关系需要克服诸多挑战》《全球化蜕变及其对“全球南方”的意义》《“全球南方”集体行动的心理逻辑及中国的合作回应》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时代要求更加鲜明地指向知识生产能力、学科主体性和理论原创性。国际关系学是直接面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通过理论引介、学科补课和方法训练，形成较为完整的教学科研体系，也逐渐形成能够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学术共同体。同时应看到，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知识生产存在一种深层惯性，即问题多由西方理论设置，概念多从外部范式移植，研究常以中国经验印证既有命题。这样的学科形态有其历史合理性，却难以充分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理论创造，也难以回应世界政治变迁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
因此，讨论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不能停留在是否需要自主、如何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如何建设中国学派等一般层面。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中华文化主体性为根基，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从理论输入型学科转向知识生产型学科。所谓知识生产型学科，是指一个学科能够从自身所处历史实践中提出问题、生成概念、建构命题、组织方法、形成共同体积累，并在解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过程中贡献具有普遍启发意义的学术知识。
理论输入型学科难以充分解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变迁
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恢复和发展，离不开对外部理论资源的系统借鉴和吸收。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批判理论以及案例比较、定量分析等理论与方法，为中国国际关系学夯实学科基础、训练研究规范、拓宽国际视野提供了重要条件。若没有这一阶段的理论引介，中国国际关系学不仅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建立现代教学科研体系，也难以形成与国际学界对话的基本能力。问题不在于对西方理论的引介，而在于把理论引介固化为长期依赖，把外部问题意识误认为国际关系学的天然起点。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启示我们，理论不是脱离现实历史的抽象体系，而是对现实矛盾、社会实践和历史运动的思想把握。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国际关系理论同样如此。任何理论都有其历史发生条件、经验边界和价值预设。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于欧洲国家体系、殖民扩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结构以及美国霸权秩序等特定历史经验。其虽能够解释一部分世界政治现象，但不能穷尽人类国际关系实践，更不能成为解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唯一框架。
理论输入型学科的局限，在于它使得中国经验在逻辑上从属于外部理论预设。问题来自外部理论，概念来自既有范式，中国实践则被作为案例、材料或经验补充。在这种结构中，中国国际关系学看似研究中国，实际往往是在他者设定的问题中寻找中国位置。其结果可能是，中国式现代化被纳入既有现代化叙事，中国外交实践被简化为大国崛起案例，中国参与国际制度建设被解释为既有霸权更替逻辑的局部变化。这不仅会弱化中国经验的原创意义，也会遮蔽当前国际政治正在发生的结构性转变。
更深层看，理论输入型学科容易造成三重错位。一是问题错位，即学科主要回应外部理论争论，而不是首先回应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化提出的真实问题。二是概念错位，即使用既有概念描述中国实践时，常常把中国经验压缩进外部概念能够容纳的部分，难以呈现其制度逻辑、文明根基和实践机制。三是评价错位，即以是否进入西方学术议程、能否回应西方理论分歧作为衡量学术价值的重要尺度，而没有把能否解释中国实践、回应世界共同问题、形成持续积累作为更根本的衡量标准。
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视野看，国际关系不是抽象的国家间静态互动，而是生产方式、交往结构、力量格局、制度安排和文明形态共同作用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现代社会发展时揭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趋势，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随着生产和交往的发展而不断扩大。[3]这一视野要求国际关系学把世界政治理解为现实的历史运动，而不是把现实的历史裁剪为既有理论的注脚。今天，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结构性变化，集中体现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和平发展推进现代化，开放大国在维护主权安全与拓展国际合作之间形成新的平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国际制度建设、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和全球南方合作中持续呈现世界意义。这些新的历史实践，构成中国国际关系学必须正面回答并加以理论化的时代命题。
由此看，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是简单地反对西方理论，也不是在既有理论旁边添加若干中国术语。真正需要改变的，是学科的问题来源和知识生产方式。中国国际关系学应当把外部理论作为可对话、可比较、可借鉴的知识资源，而不是把它作为决定中国问题能否成立的先验尺度。只有当中国实践能够成为理论生成的源泉，中国问题能够成为学术创新的起点，中国经验能够进入概念和命题的建构过程，中国国际关系学才可能从理论输入走向知识生产。
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知识封闭。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不是排斥外部知识，而是确立理论主体性。一个成熟学科必须能够在开放吸收中保持自身问题意识，在国际对话中坚持自身判断尺度，在比较研究中形成自身概念能力。中国国际关系学需要摆脱两种简单化倾向，一种是把自主理解为拒绝西方理论，另一种是把开放理解为服从西方理论。前者容易走向封闭，后者则容易丧失主体。真正的知识自主，是以中国实践为理论源泉，以世界问题为共同关切，以学术规范为共同语言，在开放比较中形成原创性解释。
进一步说，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知识生产转向，不仅不是把研究对象从西方转向中国，也不是把中国经验放进既有理论框架中重新说明，更不是为了解释中国的特殊性，而是要从中国实践中提炼、丰富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科学定律，改变知识生成的基本链条。中国式现代化、周边外交、全球南方合作、国际制度改革等实践，首先应当被转化为具有学术意义的问题意识，再由问题意识凝练为概念结构，并进一步形成能够解释机制、比较经验、接受检验的理论命题。只有形成“实践提出问题、问题生成概念、概念组织命题、命题接受经验检验”的完整链条，中国国际关系学才能在吸收外部理论的同时，摆脱依附性解释，真正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运动转化为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资源。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要求学科把“解释中国”与“解释世界”统一起来。中国经验的理论意义，并不只是说明中国道路的特殊性，而在于揭示现代化、发展、安全、秩序和文明互动中的一般性问题。能够从中国实践中提出具有世界解释力的命题，是中国国际关系学实现知识自主的关键标志。
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文化主体性构成国际关系学知识自主的深层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国际关系学重建问题意识的现实根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许多基本假设，深受西方现代化进程影响。在西方历史经验中，现代化往往同资本积累、殖民扩张、霸权竞争、制度输出相互交织，现代国家成长也常被置于权力竞争和秩序替代的叙事中。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平发展，强调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作出系统阐释，为国际关系学重新理解现代化与世界秩序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4]
中国式现代化改变国际关系学关于发展、权力和秩序的传统设问。它表明，大国发展并不必然通向对外扩张，国家能力提升并不必然以霸权替代为目标，现代化道路也不应被单一文明经验垄断。对于国际关系学而言，这不是一般性的政策判断，而是可以转化为理论命题的历史经验。它要求我们重新理解发展权利与国际公平、国家复兴与世界和平、现代化多样性与国际秩序包容性之间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为理论创新的来源，正是在于其改变了现代化与国际关系之间长期被西方经验塑造的解释路径。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国际关系学知识自主的直接土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理念和实践。习近平外交思想集中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创新，为中国国际关系学把外交实践转化为学术体系提供了思想资源。[5]国际关系学的任务，不是重复政策表述，而是揭示其中的理论问题、概念逻辑和实践机制。
在这一意义上，全球治理应当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学理化的框架中把握。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贯通发展、安全、制度、技术和文明议题，呈现为中国参与世界秩序变革的复合问题域。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仅涉及国际制度运行，更涉及发展权利、规则代表性、公共产品供给和共同安全的理论问题。中国国际关系学应当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中提炼关于制度公正、治理有效性、全球南方合作和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命题，使外交实践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场域。
文化自信为国际关系学知识自主提供更深层的主体性支撑。文化自信进入国际关系学，不是为既有理论增加传统文化修辞，也不是从古代典籍中寻找现代概念的简单对应物，而是改变国际关系学的问题意识、概念生成和理论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6]深刻揭示中华文化主体性对于当代中国理论创造的基础意义。中华文明重视天下关怀、和合共生、义利统一、协和万邦，这些思想资源不是现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却能为我们理解秩序、关系、安全、发展和文明互动等领域问题提供不同的研究入口。
文化自信对国际关系学的作用，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在问题意识层面，文化自信使中国学者不再把西方历史经验预设为世界政治的普遍道路，而是从文明多样性和现代化多样性出发理解国际秩序。在概念生成层面，文化自信使中国学者能够客观看待中华文明关于天下、和合、义利、互鉴的思想资源，并从其当代实践转化中，提炼具有现代解释力的概念。在理论表达层面，文化自信要求中国国际关系学形成既有中国立场又能被世界理解的学术语言，把价值判断转化为理论命题，把文明资源转化为解释框架。
文化自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际关系学长期受一种隐蔽的经验等级支配。西方经验往往被赋予普遍性的知识霸权地位，而非西方经验则通常被降格为特殊性的地方性知识。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改变这一知识结构，不仅不能把传统文化作为装饰性资源，也不能把中华文明理解为静止不变的观念集合。真正具有学理意义的文化自信，是在中国实践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结合中形成新的概念能力，使中国学者能够以自己的历史经验理解世界，以自己的问题意识解释现实，以开放的理论表达参与人类共同知识生产。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和中华文化主体性并不是并列堆放的材料，而是知识自主的三重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现实问题，新时代外交实践提供经验机制，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价值底蕴和概念资源。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从经验描述推进到理论建构。没有中国式现代化，国际关系学缺少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研究的现实源泉。没有外交实践，理论建构容易悬空。没有文化主体性，概念创新容易停留在对外部理论的翻译和改写。
由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和中华文化主体性构成的三重根基，也使中国国际关系学能够更有力地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国之问要求学科说明中国为什么能够走出不同于西方扩张道路的现代化道路，世界之问要求学科回答动荡变革时代的国际秩序如何实现更加公平正义，人民之问要求学科把发展权利、安全权利和文明尊严纳入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视野，时代之问要求学科面对科技革命、全球治理赤字和文明关系重组提出新的解释框架。由此形成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知识自主，不是封闭地强调中国特殊性，而是在中国实践中提炼能够回应人类共同问题的理论能力。这也意味着，文化自信必须落实为概念创造能力和理论组织能力。没有概念创造，文化资源容易停留在价值宣示。没有理论组织，外交实践容易停留在政策描述。只有把文化主体性、现代化经验和外交实践组织为相互支撑的理论结构，文化自信才能真正成为国际关系学知识自主的深层动力。
学科格局重塑牵引国际关系学提升知识生产能力
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知识生产转向，不仅源于理论自觉与实践创新的内在驱动，也得益于学科生态的制度性重塑。近年来，国家安全学和区域国别学的设立，从知识社会学层面为这一转向提供了结构性的支撑条件。这种变化不是国际关系学外部环境的简单调整，而是可对国际关系学问题边界、方法结构和人才培养体系形成结构性牵引。国际关系学如果仍以传统大国关系、战争和平、联盟竞争和国际制度运行为主要研究对象，则难以承载新时代中国面对的复合性国际问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国际关系安全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支点。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等纳入整体性视野，[7]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安全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对国际关系学而言，总体国家安全观突破了把安全窄化为外部军事威胁和国家间权力竞争的传统理解，要求把国家安全置于民族复兴、人民安全、发展进程和国际秩序变迁的整体结构中加以把握。
国家安全学的兴起，对国际关系学构成分流、重塑和牵引。分流在于，原来由国际关系学承担的部分安全议题进入更加综合的国家安全学框架。重塑在于，安全研究的中心不再只是外部威胁、联盟政治和军事威慑，而是对国家安全能力、社会韧性、技术治理和国际秩序条件的综合分析。牵引在于，国际关系学必须重新界定自身对于安全问题的解释边界，从国家安全工作中提炼新的安全概念、风险分析框架和秩序治理命题。
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改变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基础。区域国别学以特定国家和区域为对象，重视对语言能力、历史脉络、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和现实政策的综合研究。其进入交叉学科门类，回应了国家战略需求，也提醒国际关系学不能把世界简化为抽象国家单位之间的结构互动。[8]没有扎实的区域国别知识，国际关系理论容易空转。没有从区域经验中生成理论的能力，区域研究又容易停留在材料积累。二者的关系不应是学科边界之争，而应是经验厚度与理论抽象之间的相互成就。
国际关系学的学科主体性，需要制度层面的支撑。比较观察美国和欧洲国际关系学科布局，可以看到成熟的国际关系知识生产并不只是理论家个人创造的结果，更是高校院系、政治学训练、区域研究、战略研究、安全研究、智库体系、期刊出版、政策部门和基金支持之间长期互动的产物。霍夫曼指出，美国的国际关系学具有鲜明的“美国性”，即制度（基金会、大学、智库）对研究范式有明显的塑造作用。[9]欧洲国际关系研究则与历史学、国际法、政治理论和区域一体化研究密切相关。[10]美欧两种知识生产模式的差异背后，共享着同一个基本命题：知识生产需要稳定的制度作为支撑条件。
从中国学科建设看，国际关系学长期依托政治学发展具有历史合理性，但当研究对象拓展至国际秩序、国家安全、区域国别、海外利益、科技竞争、全球治理和文明关系时，原有学科结构对知识整合的承载能力已经不足。推动形成更有利于知识整合的学科制度框架，进一步优化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学科的资源配置与评价体系，是建设知识生产制度的重要议题。稳定的问题领域、课程体系、教材体系、资料体系、专业期刊和评价机制，是中国国际关系学从理论输入走向知识生产的基础性条件。
学科制度建设的意义，集中体现在知识组织能力上。国际关系学需要能够把国家安全学提出的安全问题、区域国别学提供的具体经验、外交实践形成的政策创新、全球治理呈现的复合议题组织成具有解释力的研究议程。缺乏这种组织能力，学科分流会造成知识碎片化，交叉学科会变成简单拼盘，政策研究会停留在即时阐释层面。中国国际关系学要在新的学科格局中保持主体性，就必须形成一套能够贯通宏观理论、中层机制和具体经验的知识生产机制，使学科分化转化为理论深化，而不是导致学科“稀释”。
这种知识组织能力还应体现在人才培养和评价标准上。国际关系研究不仅不能只训练学生熟悉若干理论流派，也不能只要求研究者掌握政策热点和国际时事。面向自主知识生产的学科建设，应当把理论训练、历史训练、区域训练、语言训练、方法训练和政策训练结合起来，使研究者既能把握世界政治的结构性变化，又能进入具体区域和具体议题的经验内部。评价标准也应从单纯追逐外部议程和即时热点，转向鼓励长期问题意识、原创概念提炼、扎实经验研究和理论命题积累。只有这样，国家安全学和区域国别学带来的学科重塑，才能转化为提升中国国际关系学知识生产能力的契机。
由此形成的学科格局，不应被理解为对国际关系学的分解或弱化，而应理解为对国际关系学知识生产条件的再组织。国家安全学强化安全问题的总体性和战略性，区域国别学强化世界经验的具体性和历史性，政治学门类和国际关系学科制度建设则强化理论积累的稳定性和共同体训练。三者结合起来，要求国际关系学从单一理论演绎转向综合知识生产，在总体安全、区域经验、外交实践和全球议题之间建立可持续的解释框架。学科主体性的真正含义，不是守住既有边界，而是在新的知识分工中形成组织复杂问题、提炼中层机制、生成理论命题的能力。对于学科制度建设而言，关键不只是调整学科目录和归属，更是构建支持长期研究的知识基础设施。稳定的课程体系、核心教材、案例库、区域数据库、政策研究平台和学术评价标准，都是理论创新的制度条件。倘若没有这些条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容易停留在号召层面，难以沉淀为可积累、可传承、可检验的学术体系。
中国学派的成熟取决于从概念倡议走向体系化建构
学科制度的完善，须落实到学术共同体的理论创造上。如果说制度建设是知识生产的基础设施，那么中国学派的体系化建构，便是这一基础设施之上十分关键的“产出”与“标识”，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20多年，学界围绕中国学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自主知识体系进行了持续讨论，提出了若干具有标识性的概念和理论尝试。这些努力具有开拓意义，表明中国国际关系学不再满足于简单接受外部理论，而开始尝试从中国经验、中国思想和中国实践中提出理论表达。任晓等关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讨论，已经把问题从学派命名推进到知识体系建构层面。[11]但中国学派不能停留在概念提出阶段。一个学派能否成立，取决于是否形成稳定的问题意识、主要概念、理论命题、方法路径和学术共同体。概念如果不能回答问题，就只是术语。命题如果不能解释现实，就难以成为理论。理论如果不能进入课程、教材、研究议程和学术共同体，就难以成为知识体系。因此，建设中国学派，关键不是罗列天下、关系、共生、道义等概念，而是分析这些概念如何进入体系化知识生产。相关概念不仅需要明确问题指向、逻辑关系、解释范围、经验检验方式和国际对话条件，也需要同中国外交实践形成相互促进。围绕道义现实主义的讨论提示我们，原创理论必须面对概念精确性、变量关系、解释边界和经验检验等问题。[12]只有当中国概念进入可分析、可讨论、可检验的理论结构时，它们才真正成为自主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是中国学派从概念倡议走向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贯通中国历史、中国实践和世界变局。郭树勇关于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演进的研究指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经历了从外交学中国化到外交理念学理化的推进过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学理化正在引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协调发展。[13]这一判断说明，自主知识体系不是离开中国外交理念另起炉灶，而是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创造转化为学术体系。
推进习近平外交思想学理化，不是把政策话语改写为学术话语，也不是用学术话语包装政策表述，而是揭示其中包含的理论问题、概念逻辑和实践机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高度相互依存时代国际关系形态的变化。正确义利观涉及国际合作中的利益、责任和道义关系。新型国际关系涉及国家间交往方式的规范重塑。全球治理观涉及国际制度合法性、代表性和有效性。这些都可以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重要理论议题。
知识生产型学科需要学术共同体的持续积累。中国外交实践极为丰富，但丰富实践并不自动生成理论。如果缺少概念提炼、案例比较、机制分析和命题检验，实践经验可能停留在政策叙事层面，难以成为学术知识。杨洁勉等学者强调，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要在学科范式创新、方法论自觉、理论本土化与国际化平衡、学术共同体建设、学科体系优化和话语能力提升等方面协同推进。[14]这说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是单一理论命题，而是长期知识生产机制。
中国学派要真正内化于知识体系，需要完成从概念到命题、从命题到机制、从机制到解释的连续转化。概念解决的是如何命名世界的问题，命题解决的是概念之间如何发生关系的问题，机制解决的是理论如何解释现实运动的问题，解释则要求理论能够面对不同区域、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议题的经验检验。中国国际关系学不能满足于提出具有辨识度的术语，也不能满足于在价值层面表明立场，而应推动中国概念进入可展开、可讨论、可积累的学术结构。
这一过程需要稳定的学术共同体。中国国际关系学已经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力量，但概念提出、理论争鸣、教材建设、案例积累、数据库建设和国际表达之间仍需要更强的连续性。学派成熟不是某个概念一经提出即可完成，也不是某篇代表性文章发表后自然形成，而是在长期研究中形成问题谱系、概念谱系和解释谱系。学术共同体的任务，是把分散的理论灵感转化为可传承的研究议程，把个体性的理论表达转化为可检验的学术命题，把政策实践中的新经验转化为能够进入课程、教材、期刊和国际对话的知识体系。
在话语体系层面，中国国际关系学需要形成解释中国、回应世界、开展对话的能力。解释中国，是说明中国为什么坚持和平发展，为什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什么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为什么强调发展与安全并重。回应世界，是针对发展鸿沟、地区冲突、治理赤字、文明隔阂和技术风险等共同问题，提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命题。开展对话，是把中国经验转化为国际学界能够理解、讨论和引用的学术表达。这里的国际对话不是重新回到西方理论评价体系之中，而是在主体性基础上积极参与世界知识生产。
因此，中国学派的成熟不能以概念数量衡量，而要以理论体系的生产能力衡量。真正成熟的中国学派，应当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中国历史经验、中华文明资源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组织为稳定研究纲领，并在不同议题、不同区域和不同历史阶段中不断检验、修正和发展自身命题。中国学派不仅要避免把中国经验绝对化，也要避免把国际对话等同于接受西方评价标准，进而在开放交流中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解释力、规范力和思想感召力。这样的中国学派不是自我命名的学派，而是在持续知识生产中被学术共同体承认、被现实问题检验、被世界知识体系讨论的理论形态。从国际表达看，中国学派必须把价值立场转化为学术命题，把文明资源转化为分析概念，把外交理念转化为可讨论的解释框架。只有这样，中国学派才能既避免空泛化，又避免封闭化，在全球国际关系知识生产中贡献真正具有辨识度和解释力的中国力量。
结语
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已经从理论倡议进入体系化推进的新阶段。需要回答的，不只是中国是否需要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能否形成持续的知识生产能力。这一能力的形成，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世界历史视野为方法，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现实根基，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为理论源泉，以中华文化主体性为深层支撑，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区域国别知识为重要支点，以学科制度优化和学术共同体积累为组织条件。
衡量这一转向是否真正落地，不能只看是否出现了中国概念，也不能只看是否增加中国案例，而要看中国国际关系学能否形成稳定的问题生产能力、概念转化能力、命题建构能力、经验检验能力和国际表达能力。只有这些能力相互支撑，学科主体性才不是抽象宣示，知识自主才不是话语姿态，中国学派才不是概念集合，而是能够持续解释现实、回应时代、参与世界知识生产的理论体系。
从理论输入到知识生产，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走向成熟的根本转向。理论输入曾为学科恢复发展提供必要知识准备，但其不能成为学科发展的长期形态。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是一个开放而具有主体性的体系，需要围绕问题意识、概念建构、命题提出、方法创新和学术共同体建设展开系统推进，立足中国实践、中国思想和世界变局，在吸收借鉴既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发展。只有完成这一转向，中国国际关系学才能真正解释中国与世界关系，回应世界政治变迁，并为人类共同面对的发展、安全、治理和文明问题贡献中国学术的思想力量。
注释
[1]《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人民日报》，2026年5月18日，第1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页。
[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5]王毅：《学思践悟习近平外交思想 砥砺奋进民族复兴新征程》，《人民日报》，2025年12月18日，第6版。
[6]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7]《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写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2024年4月14日，第1版。
[8]《持续深化区域国别学研究（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人民日报》，2024年5月20日，第9版。
[9]S. Hoffman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 106(3), 1977.
[10]O. Waever, “The Sociology of a Not So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 American and European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4), 1998.
[11]任晓、鲁鹏、刘丰、彭成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专题笔谈》，《世界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
[12]阎学通、任晓、鲁鹏、魏玲、徐进、宋伟、卢凌宇、赵思洋、王昭晖：《中国国际关系自主性知识体系构建：关于道义现实主义的再思考》，《国际观察》，2025年第6期。
[13]郭树勇：《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演进与引领：从外交学中国化到外交思想学理化》，《国际观察》，2026年第2期。
[14]杨洁勉、苏长和、江时学、刘鸣、刘军：《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要义：上海学者的观点》，《国际观察》，2026年第2期。
责 编∕包 钰 美 编∕梁丽琛
The Turn of the Tim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Hu Jiping
Abstract: Constructing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s the specific elaboration of building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key point does not lie in using Western theories to explain Chinese issues, nor in proposing several isolated indigenous concepts, but in using the Marxist practical view and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history as methods. It should also be based o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hina's major-country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to promote Chin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to shift from a theoretical input-oriented discipline to a knowledge production-oriented discipline. The essence of this transformation is to reconstruct the mechanism of problem sources, concept generation and theoretical expression of Chin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so that the disciplinary reshaping effects brought about by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nd regional country studies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continuous knowledge production capabilities, promoting the Chinese school from concept advocacy to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Keywords: Chin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knowledge productio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hinese scho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