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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提升的制度优化

【摘要】当前,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重心,正加速向基础前沿领域转移。提升基础研究投入比重,是应对国际科技竞争的迫切需要,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大科学时代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面向“十五五”,需深刻把握大国科技竞争、科技革命演进、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内在要求,聚焦投入总量、结构、机制、效能协同发力,构建中央地方协同、企业主体发力、社会多方参与、稳定长效支持、平台条件支撑的现代化投入体系,以系统化路径推动基础研究经费占比稳步提升,为筑牢科技强国根基、赢得国家发展战略主动提供坚实支撑。

【关键词】基础研究   “十五五”   科技强国  原始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纵观世界科技发展史,基础研究投入始终是衡量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尺,世界科学中心的每一次转移,都伴随着基础研究投入格局的系统性重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将基础研究置于关系科技命脉、事关国家安全、关乎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高度,为“十五五”时期科技创新指明前进方向。

基础研究投入事关科技安全保障、长远竞争力塑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历史性跨越。基础研究经费从2012年499亿元增至2025年2778亿元,③年均增长约15%,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8%提升至7.08%,历史性突破7%大关。④202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达39262亿元,增长8.1%,研发强度2.80%,⑤首次超过经合组织国家(OECD)平均水平。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重心,正加速向基础前沿领域转移。历史与现实充分证明,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后劲与高度,以及在全球科技格局中的位势。

提升基础研究投入比重,是应对大国科技博弈的关键之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⑥揭示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深层原因即基础研究投入长期不足,结构严重失衡。只有从根本上扭转投入结构,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尤其是推动企业从应用端走向源头端,才能筑牢科技强国根基。提升基础研究投入比重,是抢占科技革命制高点的重要支撑。量子科技、人造太阳、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等重大突破表明,基础研究是前沿领域领跑的关键依托,而且正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十五五”时期必须强化基础研究布局,把握科技变革主动权。提升基础研究投入比重,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源头活水。基础研究具有显著乘数效应,没有基础研究的“深蹲助跑”,就无法实现原始创新的“起飞跳跃”,更难以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未来的国际竞争,本质上是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的竞争。基础研究投入不仅是科技投入,更是对国家未来的战略投资。唯有在基础研究上抢得先机,才能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基础研究具有长周期、高风险、不确定性强的特点。当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仍存在一些有待提升之处:中央与地方财政协同不足,有的地方偏好短期见效的应用型研发;竞争性经费占比偏高,稳定支持机制不健全;“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长周期评价体系尚未全面落地。提升基础研究投入比重,本质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推进科技治理现代化的战略举措,需构建适配基础研究规律的投入、管理、评价、激励全链条制度体系,最大限度释放创新活力。只有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投入效能,才能让基础研究真正走上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轨道。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要明显提高,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7%以上,为投入提升划定清晰目标,标志着我国基础研究战略进入系统性跃升新阶段。“十五五”时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攻坚期,必须把基础研究投入摆在战略优先位置,以投入结构优化带动创新体系升级,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全链条,为科技强国建设筑牢根基。这既是国家战略部署,也是科技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当前基础研究投入的现实短板

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仍面临总量、结构、机制、效能方面的短板,影响着原始创新能力提升。

投入结构不够均衡,企业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据工信部数据,企业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连续多年超过75%,但在基础研究领域相对不足。“主副倒挂”的结构性失衡,一些企业研发过度集中于中后端应用开发,源头创新能力匮乏。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占研发支出比重达9.4%,⑦发挥积极示范作用,但科技型企业参与度仍然偏低。同时,有的地方更倾向于短期见效的应用型项目,基础研究投入意愿不强,资金分散、重复投入问题突出。这种结构性失衡,容易导致创新链条前端薄弱、中后端拥挤且同质化,难以形成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产业的贯通格局。

灵活度以及稳定支持不足,长周期评价体系有待完善。基础研究具有长期性、高不确定性,依赖持续稳定的经费支持。然而,当前我国竞争性科研经费占比偏高,稳定支持机制尚不健全,科研人员疲于应对短期项目申请,研究周期被严重压缩。评价体系“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倾向尚未根本扭转。同时,科研经费管理自主权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创新效率的提升。

人才与平台支撑不足,投入效能有待提升。基础研究投入的最终效能,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才队伍与平台条件的协同支撑。当前,我国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的机会相对不足,顶尖人才的集聚效应尚未形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共享水平不高,科研仪器、科学数据、科技期刊等基础条件保障能力短板尚未补齐。资金投入与人才培养、平台建设之间协同不足,直接影响产出质量和转化效率。基础研究投入若不能与人才引育、设施共享、生态营造同步推进,便难以实现效能最大化,形成持续创新的良性循环。

充分发挥制度、政策的价值驱动和战略牵引作用

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实现基础研究投入系统性突破,要聚焦五大着力点。

构建中央与地方协同发力的投入体系。完善中央财政基础研究稳定增长机制,确保基础研究预算增速高于科技支出平均增速。2026年中央本级科技支出预算4264.2亿元,增长10%,其中基础研究预算1169.4亿元,增长16.3%,中央预算内投资基础研究预算增长186.6%,⑧彰显中央投入力度。建立央地联动机制,设立中央与地方共同出资的基础研究联合基金,围绕国家战略与区域创新需求协同攻关。将基础研究投入占比纳入地方政府考核,推动上海、广东、江苏等发达省份率先示范,形成全国协同投入格局。通过分层负责、同向发力,破解地方投入动力不足、资金分散等问题。

激发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内生动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企业从应用开发向基础研究前端延伸。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将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加计扣除比例从100%提至150%,允许企业基础研究基金税前全额扣除。鼓励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联合高校院所开展产业导向基础研究与共性技术攻关。推动中央企业把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关键任务,加快从跟随创新向源头创新转变。设立企业“首席科学家”岗位,建立人才双聘制度,畅通企业与高校院所人才流动通道。让企业成为基础研究的出题者、投资者、受益者,激活市场导向的创新源头。

拓展多元化社会资本投入渠道。引导社会资本广泛参与,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协同投入体系。设立国家基础研究公益基金,接受社会捐赠,发展基础研究慈善事业。鼓励保险资金、社保基金、年金等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探索基础研究债券试点。借鉴他国经验,支持社会资本设立基础研究私人基金会,政府给予税收优惠与配套资金支持。设立国家基础研究引导基金,采用“母基金+直投”模式,撬动社会资本投向基础研究领域。多渠道拓宽资金来源,改变过度依赖财政投入的单一格局。

建立稳定支持与长周期评价机制。针对基础研究特点,健全长期稳定保障体系。推行5—10年长周期资助模式,设立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专项,对优秀团队给予5年以上稳定经费支持。深化评价改革,全面推行长周期评价、代表成果评价、同行评议,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深化科研经费管理改革,赋予科研人员经费使用、技术路线、资源调度更大自主权,健全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容错纠错机制。让科研人员摆脱短期考核束缚,潜心深耕、勇闯无人区。

强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平台支撑。体系化布局大科学装置,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统筹现有装置高效运行与开放共享,前瞻布局量子信息、脑科学、深地深海、生命健康等前沿领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化科研仪器、科学数据、科技期刊三大基础条件保障,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建设开放共享科研平台,为基础研究提供坚实物质支撑。大科学装置与基础条件平台是基础研究的“国之重器”,需超前布局、系统保障、开放共享,提升整体支撑能力。

提升基础研究投入比重的路径

“十五五”时期,要紧扣规划部署,构建“增总量、优结构、完机制、提效能、强保障”五位一体实践路径,推动基础研究投入比重稳步提升、效能持续增强,将战略着力点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制度安排与工作举措。

保持刚性增长,定向倾斜基础研究。坚守“十五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7%以上的目标,确保投入力度持续稳定。明确基础研究占比每年提升比例,并将新增研发经费的较大比例,定向投向基础研究领域。精准配置增量资金,重点支持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通过刚性增长与定向倾斜双轮驱动,筑牢基础研究投入的总量根基。

打造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协同参与格局。强化政府战略引导功能,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与前沿探索基础研究,加强服务区域产业的应用基础研究,形成分层定位、协同发力格局。推动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企业为主,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健全基础研究经费刚性增长与省级投入考核制度,推动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央地联合基金三大渠道协同发力。综合运用无偿资助、股权投资、风险补偿、税收优惠等工具,形成覆盖基础研究全链条的支持体系。通过结构重塑,实现投入格局从“政府单轮驱动”向“各主体协同发力”转变。

健全适配基础研究规律的投入管理制度。机制创新是提升投入效能的关键,制度供给需与科研规律同频共振。深化科研经费管理改革,建立竞争性支持与稳定支持相结合机制,简化项目申请与过程管理,推行以信任为基础的管理模式,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潜心研究。完善“揭榜挂帅”“赛马”制度,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推广上海基础研究先行区经验,建设全国基础研究改革试验区,在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上先行先试、示范推广。健全分类支持与长周期评价体系,对自由探索、战略导向、市场导向基础研究实施差异化支持,提升制度适配性与创新有效性。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夯实创新根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建设,深化“强基计划”,扩大基础学科人才培养规模,夯实基础研究人才储备根基。实施“基础研究万人计划”,每年选拔一批具有潜力的青年科学家给予长期支持。设立海外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引进专项,对全职来华工作的顶尖科学家给予全方位支持,打造全球基础研究人才高地。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潜心研究、勇闯无人区的创新生态,设立“基础研究卓越奖”,强化精神激励与价值引领,让科研人员甘坐“冷板凳”、敢闯“无人区”。人才是第一资源,只有打造高水平人才队伍,经费投入才能转化为原创成果。

构建法治、金融、考核、开放、协同支撑体系。强化法治保障,推动科技相关法律修订明确基础研究经费刚性增长机制;创新金融支持,发行国家基础研究专项国债,设立风险补偿与保险基金,引导政策性金融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建立考核督导机制,将基础研究投入比重纳入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绩效考核,与转移支付和项目布局挂钩,压实地方责任;拓展国际开放合作,结合大科学设施共享设立全球合作基金,牵头国际大科学计划,吸引顶尖科学家来华合作。通过法治、金融、考核、开放一体保障,推动基础研究投入行稳致远、久久为功。

【注释】

①《习近平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 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中国政府网,2026年4月30日。

②习近平:《加强基础研究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求是》,2023年第15期。

③数据来源:研究与试验发展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亿元),国家统计局网站,2026年6月1日查询。

④《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十五五”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中国政府网,2026年3月6日。

⑤数据来源:2026年1月1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介绍2025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

⑥《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12日。

⑦《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比提升至9.4%》,中国政府网,2026年5月29日。

⑧《关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财政部网站,2026年3月16日。

责编/李懿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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