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字经济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促进数字经济区域协同发展，是立足国家发展全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在市场驱动与政策引导的共同作用下，我国数字经济逐步形成梯度空间发展格局。“东数西算”的实施和中西部地区推出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推动东中西部协作和全国数字经济一体化网络加速形成。“十五五”时期，推动全国数字经济协同发展，需在数据要素跨区域流通与收益分配机制、跨区域数字基础设施与公共平台建设、多层级治理架构和区域协同政策组合等方面作出努力。
关键词:数字经济 区域发展 一体化 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数字经济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网络空间发展的新经济形态，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超10.5%。“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要达到12.5%。[1]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步入结构升级与安全能力并重的高质量发展期，数字产业的空间分布呈现东部引领、中部追赶、西部加速的梯度发展格局，同时，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域不平衡现象。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区域协同发展，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国数字经济的梯度空间发展格局
数字经济是典型的创新经济，其配置的对象不是简单的生产要素，而是包括数据、算法、算力和知识在内的创新要素。在市场驱动与政策引导的共同作用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逐步形成了梯度空间格局。
东部地区是数字经济主要集聚地。国家数据局《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4年）》统计数据显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超过70%。[2]由算力产业发展方阵与中国算力大会联合发布的《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东部省份综合算力总量约占全国70%，其中浙江、上海和江苏位居前三位。[3]高密度基础设施和创新资源优势，是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即使是数字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内部同样存在梯度分化现象。例如，在京津冀地区，河北省主要城市在产业数字化水平上滞后于北京和天津。在长三角地区，上海和苏浙之间在创新强度和制造业数字化领域同样存在结构差异。
中部地区数字经济正在形成加速追赶势头。《中国数字经济白皮书（2024）》的数据显示，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增速连续三年超过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特别是在制造业数字化和工业互联网建设方面成效突出。[4]长江中游城市群通过制定实施方案，构建跨省产业协同走廊，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共享与产业链对接，有效避免同质化竞争。在算力布局方面，中部地区正在承接东部外溢算力需求，通过数据中心和云服务平台连接东、西两端，形成联通全国的“中部智算轴带”。依托产业基础和区位交通优势，中部地区正在将传统制造优势转化为数字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崛起呈现典型的“点状聚集”格局。在“东数西算”工程建设背景下，西部地区在东部算力需求拉动下，以后台加工、冷数据存储、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等业务为主，初步形成大型数据加工和智能计算集群。八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中，有四个位于西部地区。2024年，贵州贵安新区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超过53%；截至2025年底，甘肃庆阳数据中心集群智算规模突破10万P，增长速度位居全国八大枢纽之首；宁夏中卫城市算力指数位居全国第五，有8个中央机关和国家部委灾备数据中心在此落地部署。这些区域在能源利用和算力效率上优势突出，但同时面临网络带宽不足、跨域调度能力弱和复合型人才短缺等因素制约。作为点状聚集的代表城市，西安、成都和重庆是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引擎，尤其是在软件产业、高性能计算和工业互联网领域，区域外溢效应突出。目前，西部地区正通过能源和政策优势，推动数字经济“点状崛起”，同时通过制度创新和要素配套，加快提升整体发展速度。
数字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因素分析
我国数字经济表现出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无论是科技创新资源还是头部科技企业，大都集中分布在东南沿海城市。随着技术体系的成熟，我国数字经济呈现出逐步从东南部地区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扩散发展的趋势。
区域产业结构和创新能力差异。东部地区无论是高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还是研发投入强度，都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形成先进制造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复合优势。无论是在综合排名，还是在创新要素集聚、科学研究引领、技术创新策源、产业变革驱动和创新生态营造五个维度上，我国科技创新中心特别是高等级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5]同时，东部地区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显著领先全国水平，高科技产业基础和创新能力的叠加，加速了数字经济发展。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传统工业占比高且研发投入不足，使数字技术在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主要处于应用环节，难以带动核心产业发展。
数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基础设施的高密度分布是数字经济集聚的基本条件，东部地区宽带普及率超过95%，5G基站密度每平方公里达到12个，而中西部地区则约为5至7个。[6]目前，新型数据中心集群建设主要集中于长三角、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中西部虽在“东数西算”工程中承担算力枢纽功能，但整体网络联通度和服务质量仍待提升。在算力、数据和服务三重叠加效应支持下，东部地区的企业数字化水平显著提高。从公共服务层面看，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政务数据开放率普遍更高，数字治理体系较为完备。而中西部地区则由于制度和技术支撑不足，公共数据利用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人才和资本分布的非均衡性。2024年，东部地区数字经济相关就业人员占全国总量的64%。[7]北上深广等超一线城市在人才友好型指数方面居前，其凭借产业链完善、资本密度高等优势，持续吸引全国高端数字人才。从资本流向看，超过70%的风险投资和股权融资事件发生在东部地区。[8]人才和资本的双重集聚通过平台企业的网络效应，进一步放大区域差异。阿里、腾讯、华为和字节跳动等平台型企业，总部均位于东部地区都市圈，资本与创新网络的耦合效应，强化了对区域数字产业发展的支撑。
数字经济跨区域协同网络逐步形成
目前，在规则供给、算力布局和国家政策共同作用下，我国数字经济逐步形成跨区域协同网络，数字经济区域布局从单向梯度转向多层交互。
东部地区在全国数字经济布局中承担重要引擎角色，其功能定位正在从传统技术创新中心转向系统性资源配置枢纽。依托在科技创新能力、资本密度和国际开放环境方面的综合优势，东部地区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高端芯片设计、工业软件研发以及跨境数据服务的重点区域。例如，北京“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做强北京数据集团和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在产业布局上，长三角重点建设高端芯片和工业软件制造集群，珠三角集中于智慧服务业和跨境平台经济，京津冀着力发展智能网联汽车、空天技术和数字金融。三大都市圈通过标准共建和产业协同，共同推动全国数字创新链的形成和发展。
中部地区在全国数字经济网络中发挥承上启下的枢纽功能作用，其产业布局正从承接制造业转移向构建“产业数字化示范带”和全国性算力数据枢纽转型。中部地区依托交通便利和产业基础雄厚优势，通过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建设推动跨省产业协同，为中部地区发展数字经济创造条件。例如，湖南、湖北、江西和河南正在努力构建贯穿中部四省的“中部智算走廊”，成为承接东部算力需求和对接西部能源算力的枢纽，在支撑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的同时，形成全国算力节点联通带。
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布局的重心是依托能源和空间优势，构建绿色算力与特色数据产业体系。西部已部署内蒙古、贵州、甘肃和宁夏四个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成为全国绿色算力主阵地。其中，内蒙古侧重智算与超算服务，贵州专注数据清洗和标注产业，甘肃聚焦人工智能分布式训练，宁夏承担数据安全和灾备管理。东部算力需求的外溢业务，主要集中于后台加工与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这为西部地区带来数据加工和模型研发应用集群的成长空间。西部地区在全国网络中承担“绿色底座”与“智能后场”双重角色，是中国数字产业链的重要战略支撑。
数字经济的空间结构正由东中西分工向城市群、都市圈和试验区的多类型布局演化。《2025综合算力指数》的数据显示，城市群已成为我国数字经济网络的基本骨架。[9]从功能角度看，可以划分为创新引领型、制造支撑型、资源算力型和开放枢纽型。以长三角和京津冀都市圈为代表的创新引领型，重点发展高端数字制造和人工智能标准体系，依托跨部门数据协同平台提升创新网络密度。以中部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代表的制造支撑型，以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示范区为轴，形成跨省产业数字化走廊。资源算力型城市群包括西部成渝、贵安和庆阳，通过能源与算力耦合推动人工智能模型训练与后端数据加工。开放枢纽型的代表是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建立数据跨境服务平台和国际板块数据交易所，促进港澳数据流通。不同类型区域通过制度创新和项目集聚，正在形成以场景化应用为导向的区域创新生态。
推动数字经济区域协同发展的建议
奋进“十五五”，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在于把东部的创新与规则优势、中部的制造与场景优势、西部的算力与能源优势，转化为区域协同联动的整体优势。[10]这需在数据要素跨区域流通与收益分配机制、跨区域数字基础设施与公共平台建设、多层级治理架构和区域协同政策组合等方面作出努力。
完善数据要素跨区域流通与收益分配机制。国家数据局在2024年至2025年间，相继发布二十余项涉及数据基础设施与流通管理的政策文件，确立了从分类分级到确权授权的标准体系。《“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强调数据要素应通过制度化流通机制实现与劳动、资本等要素的协同，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重点是建立跨区域流通规则。截至2025年底，京津冀协同地方标准累计已达92项。《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防止“数据孤岛”和“地方割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通过统一政务数据开放责任和安全审查要求，提升系统间的兼容度。在收益分配方面，按照统一数据格式与接口标准，将数据交易平台和企业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实现按贡献计价和跨地区结算。通过完善相关机制，打通数据流通路径，确立多主体利益共享的收益分配逻辑。
完善跨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和公共平台的共建机制。当前，以省、市为主体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存在标准不统一、接口不兼容问题，国家正在通过重大工程统筹实现集约化布局。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启动八大算力枢纽和十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建设，从京津冀到宁夏中卫，形成覆盖东中西部地区的网络结构。在算法与数据层面，国家数据局提出通过标准化接口构建统一数据格式，实现不同政务云和企业平台间的信息互联。在地方实践中，长三角建立跨部门数据协同机制，用于人口抽样调查等公共服务共享；粤港澳大湾区通过构建跨境数据验证平台，促进医疗信息安全流通。未来的建设模式应通过联合投资运营，实现跨区域重大工程协同。例如，东部提供技术和标准，中部承担枢纽节点与工业互联网示范区建设，西部依托能源优势提供绿色算力与数据存储支撑。通过网络化协作，把算力、算法、数据和应用整合为全国性公共平台，形成互联互通、资源共建共享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构建多层级治理架构和区域协同政策组合。在国家层面，可通过国家数据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统筹，建立跨部门协同平台和专项评估体系。财政和投资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推进重大工程资金共担和绩效考核机制，将“东数西算”“‘数据要素×’行动计划”等纳入中央预算结构。在地方政策层面，山东、福建等省在制定地方数据流通标准和交易办法时，可形成纵向衔接体系，使地方创新获得中央制度采用空间。在区域层面，京津冀和长三角可建立跨省市行政数据标准化实验区，构成“协同治理试验场”。同时，可通过建立区域联盟机制，如成渝、长三角和中三角协同平台，推动要素跨界流动与标准共建。
【本文系2026年中国工程院科技战略咨询项目（项目编号：2026-HZ-110）和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天津研究院咨询项目（项目编号：25ZLGCSS0006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26年3月14日，第1版。
[2][6][7]国家数据局：《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4年）》，国家数据局网，2025年5月30日。
[3][9]算力产业发展方阵、2025中国算力大会：《2025综合算力指数》，2025年8月。
[4][8]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数字经济实验室、中国数字经济指数和中国数字经济白皮书项目课题组：《中国数字经济白皮书（2024）》，2025年9月。
[5]杜德斌、段德忠、于英杰等：《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区域格局》，《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4年第9期，第1660—1672页。
[10]李三希：《完善数字经济区域联动发展布局》，《国家治理》，2026年第7期，第56—61页。
责编：石 晶／美编：石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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