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过持续创新探索，我国实现了从贸易小国到贸易大国的迅速转变，创下对外贸易奇迹。当前，我国贸易发展面临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同时也存在着战略机遇与显著优势。“十五五”时期，需坚持全球视野和系统思维，统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升出口和扩大进口、维护传统动能与培育新兴动能、扩大贸易合作与保障经济安全等几对关系，优化贸易结构，培育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促进高质量发展与对外合作共赢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贸易创新发展 高质量发展 对外合作共赢 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自2017年起，我国已经连续9年保持货物全球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有力拉动国内经济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十四五”圆满收官，新的五年中国贸易将如何发展，为国内外所高度关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此作出具体部署，明确要求“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促进外贸提质增效，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这是我国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科学谋划，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进一步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擘画了前景、指明了方向。顺利实现承上启下关键时期的发展目标，促进我国高质量发展与对外合作共赢良性互动，需深刻把握贸易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未来走向，凝聚共识、汇聚合力，不断通过创新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创新是我国创下贸易奇迹的重要原因
贸易是联通国内国际循环的重要载体和方式，也是对外经贸关系的主要构成部分。随着技术进步、制度变迁和生产力发展，贸易主体、贸易对象、贸易内容、贸易方式等也不断变化。贸易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创新，贸易比较优势会随着创新发生动态变化。由于各国在技术进步、产业化发展、制度政策调整等方面具有非同步性，创新领先的国家往往可以重塑比较优势。我国从贸易小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主要得益于制度改革创新的牵引。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走的是在摸索中实践和在实践中摸索的渐进路径，无论是区域、领域的开放还是体制机制的改革调适均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面临资金与外汇“双缺口”，依托劳动力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中国加大利用外资力度，通用汽车、西门子、IBM等全球500强大型跨国制造企业纷纷来华投资，快速提升了工业化生产能力。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通过放宽外资准入、接纳国际规则、改善外部环境积极吸引外资，实现对外贸易的连续快速增长。[1]我国并不是单纯利用外方资金，而是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经验，通过“引进—学习—消化—吸收—再创新”路径，实现自身生产和创新能力的增长，成功摆脱“比较优势陷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发展的特征更加明显，创建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等开放新平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首创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高水平开放平台，数字贸易、绿色贸易、跨境电商等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抓住世界各国谋复苏、求发展的历史机遇，克服全球经济增长低迷、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加剧、“逆全球化”盛行等诸多挑战，对外贸易稳中有进，取得量质齐升的辉煌成就。年度贸易额先后突破40万亿元和45万亿元关口，五年累计进出口规模超过200万亿元，比“十三五”时期增长四成，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较2020年增长20多个，贸易大国地位进一步稳固。中国坚决维护多边主义和进出口表现出的超强韧性，也为全球贸易注入更多稳定性及增长动力。与此同时，贸易结构得到优化，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占比持续上升，电动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等“新三样”出口规模成倍增长，跨境电商进出口较2020年增长近七成，“含新量”“含绿量”“含智量”不断提升。
从贸易数据上看，在绝大多数年份中，我国对外贸易增速均显著高于全球贸易总体增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日本、韩国等都经历过贸易高速增长期，但均未超过20年，而我国却保持了40多年。尤其是我国在对外贸易规模已稳居世界第一的情况下，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仍能够以较高速度增长，这是传统单一理论难以解释的。后发国家可以充分学习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成熟管理经验实现加速发展，即通常说的后发优势，然而，随着接近技术前沿，不管是出于新技术专利保护，还是发达国家出于竞争需要保持“代差”的动机，这种学习将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困难，遭遇技术追赶瓶颈。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所说的规模经济同样存在边界问题，受稻田条件约束，不可能无限制扩张，且受供求规律的影响，单位商品效益会随着规模扩张而下降。[2]我国贸易发展基于体制优势，集成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在维护既有比较优势的同时，不断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进入第二增长曲线，形成向外部借势借力和内部自我增长驱动的有机结合。
当前我国贸易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进入“十五五”，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2026年初，拉美、中东等地接连发生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对全球经贸格局带来深刻影响，印证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这一判断。
地缘政治风险进一步上升。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乌克兰危机延宕，中东冲突升级，部分国家政权更迭，都可能扰乱全球贸易和供应链安全。2026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2026》指出，全球风险表现正从以往的环境主导转向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主导。2026年初国际清算银行对全球多家中央银行的调查显示，69.7%的受访央行负责人表示：当前地缘政治风险较一年前大幅上升，已达到“高”或“极高”水平，是头号系统性威胁。
全球经济治理延续失序状态。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重要支柱，世界贸易组织面临制度功能弱化、单边主义破坏、新协定难以达成、被双边与区域合作机制替代的“四重”挑战。2026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认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不复存在，而新秩序尚未形成，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更是以“正遭破坏（Under Destruction）”为主题。未来五年世界经济增速仍不容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平均增速为3.2%，继续低于疫情前水平；世界银行预期更为悲观，甚至警告可能面临“失去”困境。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贸易展望和数据》2026年版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增速将放缓至1.9%，远低于2025年4.6%的水平。
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制造、核聚变等新兴技术可能进入产业应用拓展期，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就业冲击、网络安全、价值伦理、信息与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大国技术竞争加剧、全球治理赤字上升的背景下，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伴随的风险上升，一旦泡沫破裂或者发生其他“黑天鹅”事件，将会进一步加剧泛安全化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
不同类型风险交织叠加产生系统性影响。地缘冲突、能源资源、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传染疾病等风险可能相互触发、彼此催化，从而造成系统性破坏。2026年初以来，在拉美和中东爆发的地缘冲突无不伴随着能源资源和运输通道问题，进而导致能源价格攀升、加剧通货膨胀以及粮食短缺、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受限等人道主义危机。随着资源民族主义和关于矿产资源的争夺同时加剧，未来还可能引发更多冲突，通过辐射传导、叠加共振造成更大范围、更强烈度、更深程度的影响，进一步扰乱国际贸易秩序。
正视困难与挑战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战略机遇与自身优势，对实现“十五五”贸易创新发展目标充满信心。
中国对外经贸合作的国际吸引力日益增强。中国不断扩大单边开放和自主开放，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对外合作奉行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一带一路”造福共建国家人民，就全球发展与治理提出“四大倡议”，倡导携手发展、共同应对挑战，综合国力和国际形象同步上升，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欢迎。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亚细安研究中心2026年4月初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对于“选边站”问题，选择中国的占52%，超过半数。
中国作为开放型大国经济具有足够韧性。中国有着广阔的疆域、庞大的人口数量、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工业体系、丰富的创新资源、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持续推进的制度创新等条件和优势，共同构成我国对外经贸合作独特的国际竞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在战略上保持定力，在战术上精心运筹，成功抵御了外部遏制打压，战胜了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有力反制了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通过开拓“一带一路”和“全球南方”市场，贸易实现稳定持续增长。“十四五”时期对外贸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赋予我们战胜任何困难与挑战的勇气和信心。
中国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创新发展已蓄力成势。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科技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更加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部分领域已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升至全球第10位，较2013年上升25位，稳居36个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之首。2025年中国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8%，超过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总量、国际专利申请量、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以及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超过18%，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形成良性互动，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枢纽地位不断提升，规模经济加创新赋能为贸易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十五五”时期推动贸易创新发展的思路和举措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3]2025年中国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数量超过78万家，外贸外资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人口超过2亿，出口有利于稳增长、稳就业，大量优质进口则可促进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保持贸易可持续发展对我国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4]同时，我国与2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关系，发展互惠贸易、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有利于我国维护良好外部环境，增强新发展格局的活力与韧性。新发展格局和合作共赢新局面密切关联、相互嵌合，在新形势下更需加强两者的统筹联动，而贸易是两者的共同构件和铆合元素。贸易创新发展与进出口平衡得好，可促进高质量发展与对外合作共赢的良性互动，实现新发展格局和合作共赢新局面的协同互促。
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坚持全球视野和系统思维，统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升出口和扩大进口、维护传统动能与培育新兴动能、扩大贸易合作与保障经济安全等几对关系，坚持改革突破、开放引领和创新驱动，开创结构更加协调、进出相对平衡、动力接续平稳、发展兼顾安全的贸易新局面。[5]
从供给到需求优化升级货物贸易。供给端大力发展中间品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生产设备和零部件既是贸易伙伴工业化所需，也可以规避针对我国的贸易壁垒，有利于我国巩固提升贸易中心、产业链枢纽地位，持续稳定拓展国际市场。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符合外贸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发展空间巨大，且我国已初步确立领先优势，可在产业发展、国际规则标准制定、国际市场拓展等方面协同发力。与此同时，回应贸易伙伴关切诉求，通过调整关税、配额和商签贸易协定等方式，扩大我国发展所需、利于南北平衡货物的进口，营造和谐稳定的国际环境。
加快服务贸易发展。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7.7%，大幅低于发达经济体，如美国和日本分别约为80%和70%。我国服务贸易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为15.1%，也低于全球22%的平均水平，服务业发展和服务贸易均存在巨大增长空间。可通过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贸港等开放平台的先行先试作用、继续压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扩大金融、电信、医疗健康、文化娱乐等领域和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领域开放，积极对标高水平国际规则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与市场，促进服务业竞争力提升和服务贸易增长。依托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强、货物贸易规模大等优势，充分利用新兴技术重塑产品和贸易形态的契机，重点用好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大力发展制造型服务业，积极开拓生产型服务国际市场。[6]
针对性完善外贸促进与保护体系。针对国际环境动荡引发的贸易风险上升，搭建国家级外贸综合服务和风险预警及处置平台，加强出口信贷和信用保险支持，鼓励保险机构扩大承保规模和覆盖面，尤其是对中小微外贸企业，引导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开发更为灵活的汇率避险产品和跨境结算服务，综合利用政府部门和商业力量为外贸企业提供安全保障，努力消除开展对外贸易的后顾之忧。针对世贸组织多边机制功能弱化，继续升级与拓展高水平自贸区网络，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商签贸易协定，以规则保稳定。用好调解、仲裁等多元争端解决机制，鼓励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机构发展，增强企业涉外经贸纠纷处理能力。
主动塑造外部环境。面对其他国家违反国际规则侵害我国正当贸易利益的行为，坚决予以斗争和反制。建立健全他国对我国出口管制应对工作机制，加强涉外利益保护立法，健全反制裁、反干预、反不当“长臂管辖”法律法规体系，完善法律与政策工具箱，提升实施精准安全审查和出口管制能力，同时完善贸易救济制度，对受影响的重点实体实施帮扶纾困。用好单边开放和对外援助，紧密团结“全球南方”国家，争取友好发达国家，通过互利互惠合作扩大“朋友圈”，共同维护和构建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
继续发挥对全球贸易的引领作用。当今世界正处于深刻变革与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十字路口，全球贸易仍处于低迷增长期，我国将继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在促进全球贸易增长方面，通过提质出口、扩大进口继续发挥主引擎作用；在维护多边主义方面，全面深入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新兴领域议题谈判和规则制定；在促进全球平衡发展方面，对最不发达国家实施关税优惠的同时加强知识援助，兼顾“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在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方面，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项目，统筹传统领域与新兴领域，以扩大产业合作带动贸易发展。
注释
[1]隆国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新体制——中国对外开放40年》，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7年第1版，第11—13页。
[2]黄先海、宋学印：《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与赋能性贸易政策》，《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5年第9期，第22—36页。
[3]《习近平同韩国总统李在明会谈》，《人民日报》，2025年11月2日，第1版。
[4]《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10月，第292页。
[5]《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10月，第301—302页。
[6]罗雨泽：《制度型开放：中国高水平开放的新境界与新探索》，《改革》，2025年第12期，第14—23页。
责编：董惠敏／美编：石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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