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闽宁协作历经30年，从扶贫攻坚、精准脱贫演进至乡村全面振兴与协同发展，实现从单向帮扶到互利共生的转型。闽宁协作持续深化的重要动力，主要来自政治引领与制度保障、市场驱动与产业共生、社会协同与文化认同三重机制的有机协同。闽宁协作经验重构帮扶关系，展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为区域协调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可资借鉴的治理范式。
【关键词】闽宁协作 制度与协作机制 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闽宁协作自1996年正式启动，至今已走过30年历程。2026年6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根本遵循，需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作为我国东西部协作实践的开端与典范，闽宁协作历经30年，已从初期的扶贫帮扶，演进为涵盖产业、教育、文化、生态等多领域的全面协同，在消除绝对贫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其过程并非简单的资源转移，而是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市场、东部与西部多方主体持续互动的复杂治理系统。理解其背后的制度逻辑与运行机制，是把握区域协调发展内在机理的重要视角。
历时性演进：闽宁协作的发展阶段与战略转型
闽宁协作持续推进30年来，网络越织越密，形成政府有效引导、市场高效配置、社会广泛参与的协作格局，共同谱写出波澜壮阔的“山海情”。②其历程可划分为具有不同关键特征与战略重点的几个阶段。
扶贫攻坚与起步探索。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12年，是闽宁协作的初始阶段，其关键特征是“政府主导、民生帮扶与解决温饱”，协作性质主要表现为东部对西部的资源单向输入。1996年，为落实国家扶贫开发政策，福建与宁夏建立对口协作关系，直接目标是缓解宁夏西海固地区的极端贫困状况。这一阶段的协作机制带有鲜明的行政主导与初步探索色彩。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深入宁夏西海固等贫困地区实地调研，基于对当地自然环境与贫困成因的深刻认识，亲自部署并推动实施“移民吊庄”这一重要扶贫工程，并将闽宁协作确立为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任务。在习近平同志的直接推动下，双方迅速构建从省到县的多层级联席会议制度与结对关系框架，将党中央的政治决心转化为具体的组织与责任体系。帮扶内容集中于较为紧迫的民生领域：福建提供无偿财政援助，用于建设基础设施、学校、医院；派遣挂职干部与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短期支援；组织宁夏劳动力向福建企业进行有序劳务输出，以增加工资性收入。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实践是“移民吊庄”工程，通过实施整村搬迁，将西海固不适宜生存地区的群众，安置到由福建援助在黄河灌区兴建的闽宁村，后发展为闽宁镇，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生存与发展条件。
从制度与协作机制的视角看，此阶段主要解决跨区域协作的“启动”与“框架搭建”问题。在党中央及地方的推动下，两地政府克服地理距离、文化差异等协作障碍，建立稳定的沟通渠道与合作惯例。尽管协作内容以直接援助为主，相对单一，然而为后续深化奠定不可或缺的制度基础，如定期协商机制，与情感纽带，源于早期干部群众的共同付出。这印证在跨区域协作初期，强有力的政治引领与精准的行政动员，是打破僵局、建立初始合作秩序的关键所在。
精准脱贫与深化拓展。2013年至2020年，伴随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全面实施，闽宁协作迈入“产业协作、精准滴灌、培育动能”的新阶段，关键目标从“输血”转为“造血”。这一时期，闽宁协作机制与内容发生深刻变化，呈现出系统化、精准化与市场化趋势。
产业对接成为主引擎。闽宁协作重点从财政援助转向依托市场逻辑的产业培育，推动福建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与宁夏的土地、劳动力、特色资源等优势相结合，因地制宜发展出菌草、葡萄酒、枸杞、冷凉蔬菜等一批特色产业。闽宁产业园等平台的建立，为东部企业西进提供载体，实现产业跨区域转移与集群化发展。这种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分工，开始将两地的经济利益捆绑在一起。
“组团式”帮扶机制化。在教育、医疗、科技等领域，人才支援从零星的个体派遣，发展为成建制的“团队作战”。例如，福建派遣由校长、管理骨干、学科带头人组成的教育团队，整建制托管或帮扶宁夏学校，通过“传帮带”为当地培育“带不走”的师资队伍。这种“嵌入式”的帮扶模式，超越短期人力补充，致力于本地内生能力的系统提升。
社会力量广泛动员。协作主体从政府主导，向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协同拓展。消费帮扶蓬勃兴起，通过电商平台、展销会等渠道，宁夏的特色农产品进入福建乃至全国市场。企业、社会组织、民众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形成“大帮扶”格局。
这一阶段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结对协作”治理模式的深化。这种协作是通过产业、就业、人才等多样纽带，构建更为紧密、可持续的地方政府间与市场间的关系。考核评估体系也日益完善，从注重资金投入转向考核带贫效果和产业效益等实质性成果，驱动闽宁协作向精准和纵深发展。
乡村全面振兴与协同发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目标迈进的背景下，闽宁协作的特征进一步发展为“优势互补、双向奔赴、共富共荣”。其目标超越传统的帮扶范畴，转向推动更高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
协作领域的全域化。闽宁协作范围从传统的经济、民生领域，扩展到生态文明、文化旅游、基层治理、数字乡村等更广泛的维度。例如，共同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探索“福建技术+宁夏场景”的数字治理模式，闽宁协作内涵更加丰富立体。
协作动力的市场化。政府角色从“主导者”更多转向“引导者”和“服务者”，着力搭建平台、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愈发凸显，两省区企业基于供应链、产业链的自主合作日益深化，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更加顺畅高效。
协作关系的网络化。初期的“省对省、县对县”点对点结对关系，演变为政府、企业、园区、学校、医院、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交叉互动、深度融合的网络格局。协作不再局限于官方框架，民间自发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活跃，形成多层次、多通道的立体协作网络。
这一阶段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闽宁协作进入“嵌入式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双方基于共同的可持续发展愿景，在更广阔的领域寻找利益交汇点和优势互补点。协作关系日益对等化、互利化，从最初的“福建所能”对接“宁夏所需”，逐步发展为“福建所长”与“宁夏所长”的强强联合、共创共享。这不仅是协作模式的升级，而且是发展理念的升华，指向区域协调发展的最终目标——在动态平衡中实现共同富裕。
综上所述，闽宁协作30年的三阶段转型，是一条从“帮扶任务”驱动到“发展共识”凝聚，再到“协同发展”建构的清晰路径；展示区域协作如何随着时代任务的变化，不断调整其动力机制、协作内容与主体关系，从而保持持久的生命力与活力。这一演进过程，为理解闽宁协作机制如何克服路径依赖、实现持续优化提供经典案例。
关键机制剖析：推动闽宁协作持续深化的多维动力
闽宁协作之所以能从一项由党中央决策部署启动的重大协作任务，演化为一项持续30年并不断深化的成功实践，关键在于其并非单一行政力量的结果，而是由政治、市场、社会多方力量，相互交织、协同驱动的复杂系统。这三重动力共同构成一个稳定且富有弹性的协作结构，使得闽宁协作能够克服区域合作中，常见的“重帮扶、轻发展”“重投入、轻效益”“重输血、轻造血”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政府投入的主体和主导作用，深入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党政机关定点扶贫、军队和武警部队扶贫、社会力量参与扶贫。”③“切实强化社会合力。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④闽宁协作的演进正是对坚持系统观念的生动实践。其关键可以解构为以下三个相互支撑的机制。
政治引领与制度保障机制。这是闽宁协作得以启动并保持正确方向的重要前提，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闽宁协作的关键在于通过顶层设计将党中央的战略意志，转化为可操作、可考核、可持续的地方政府行动。
构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纵向压力与责任传导链条。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明确闽宁协作的总体框架和目标。省级层面（福建与宁夏），则扮演关键的组织者和协调者角色，将宏观政策转化为具体的结对方案、项目规划和资金安排。市县及以下基层政府是最终的执行者，负责将协议内容落实到具体的村镇、企业和农户。这一链条确保协作目标从上到下的一致性，有效避免政策在传导过程中的耗散与偏离。
建立常态化的制度运行平台，其中联席会议制度是较具代表性的安排。定期召开的闽宁协作联席会议，由两省区主要领导共同主持，不仅审查过去的工作，而且协商确定未来一段时期的协作重点、重大项目和政策措施。这一制度将临时性、运动式的帮扶，转变为制度化、常规化的省际合作，为长期协作提供稳定的协商与决策平台。
形成有效的人事纽带与考核激励机制。福建持续向宁夏选派挂职干部和技术人才，这些干部不仅带来资金和项目，而且作为桥梁，将福建的发展理念、管理经验和市场信息植入宁夏当地。同时，围绕脱贫攻坚和乡村全面振兴目标建立起的考核评估体系，早期侧重资金投入、项目建设等“硬指标”考核，后期日益转向带贫效果、产业可持续性、生态效益等“软实力”考核。这种考核指挥棒的演变，引导着协作实践不断从“完成任务”，向“追求实效”和“注重长远”深化。
市场驱动与产业共生机制。这是闽宁协作从“输血”转向“造血”、从“帮扶”转向“共赢”的经济基础。闽宁协作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市场机制，将福建在资本、技术、管理、市场渠道方面的优势，与宁夏的资源禀赋、劳动力、政策空间进行有机结合，超越单纯的政府资源转移，创造新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
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分工与嵌入。这不是简单的产业搬迁，而是经过市场选择的精准适配。例如，福建企业利用宁夏独特的光照和气候条件，发展出具有高附加值的葡萄酒产业；将福建成熟的菌草技术引入宁夏，形成生态治理与农民增收相结合的特色农业。这种分工使得东部企业找到成本更低、潜力巨大的发展空间，而西部则引入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实现“东部企业得发展、西部群众得实惠、地方经济得产业”的多赢局面。
“飞地经济”与园区共建的治理创新。闽宁产业园是这一机制的典型载体。“飞地园区”，面临着跨行政区划带来的规划、管理、税收，以及利益分享等问题。通过两省区政府间的协商，创新性地加以解决，明确共建共管、利益共享的原则。“飞地园区”不仅成为福建产业梯度转移的集聚地，而且为宁夏学习东部开发区，在开发区建设、产业服务体系构建，以及营商环境优化方面的先进经验提供重要平台，促进发展理念与制度的“嵌入式”转移。
消费帮扶向建立可持续供应链的转型。早期的消费帮扶带有较强的公益采购色彩。随着协作深化，双方开始着力构建长期稳定的市场契约关系。福建通过帮助宁夏特色农产品建立品牌、统一标准，以及完善冷链物流、对接电商平台，使其能够稳定进入福建乃至全国市场。这种转型使得帮扶行为，从一次性的“买产品”转变为持续性的“促产业”，让西部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形成内生的、市场化的销售渠道。
社会协同与文化认同机制。这是闽宁协作凝聚人心、巩固成果、实现持久协同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使协作关系从政府与市场层面，渗透到更广泛的社会肌理与民众心理之中，筑牢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根基。
“嵌入式”社会帮扶重在筑牢能力根基。其关键在于，通过“组团式”的教育医疗支援，将单向人才输送转化为系统性能力建设。整建制帮扶团队，通过系统性的“传帮带”，为当地培育出一支扎根本土、可持续的专业队伍，实现从外部“输血”到内部“造血”的根本转变，从而夯实长远发展的社会基础。
多层次交往交流交融筑牢情感纽带。30年来，除了干部挂职之外，大规模、常态化的劳务协作、学生交流、旅游互动，以及文艺汇演、媒体互访等活动持续不断。这些交往让福建与宁夏从抽象的地域概念，变成具体的人物、故事和情感体验。普通民众在互动中增进了解、消除隔阂，强化“我们是一家人”的归属感，这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社会层面的生动实践。
互学互助精神的形成为闽宁协作注入灵魂。福建干部学习宁夏干部群众在艰苦环境下的奋斗精神，宁夏干部群众则从福建干部身上汲取开放意识和创新魄力。这种精神层面的互学互鉴，超越物质利益交换，促进形成一种“守望相助、协同发展”的价值理念。这既是闽宁协作的成果，又反过来成为推动闽宁协作向更高阶段迈进的文化动力。
综上所述，政治引领为协作提供“为什么做”的初始动能与轨道约束，市场驱动解决“做什么能持续”的经济效率问题，而社会协同则回答“如何凝聚人心、巩固成果”的社会认同问题。三者并非简单叠加，而是相互嵌套、彼此强化的有机整体。政治力量为市场和社会参与搭建平台、提供保障；市场力量则为政治目标的实现提供经济可持续性，并激发社会活力；社会力量又为政治和市场机制的运行，奠定稳定的群众基础和增强文化认同。正是这种“政治—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动力结构，确保闽宁协作能够跨越不同历史阶段，不断自我调适、深化拓展，从一项扶贫工程，升华为一条通往共同富裕的协同发展之路。
理论升华：闽宁协作经验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
闽宁协作30年的演进历程，超越单一扶贫政策的范畴，形成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区域协同治理范式。闽宁协作不仅回答中国如何解决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而且在实践层面，探索一条从“帮扶”到“共生”、从“非均衡”到“协调”，最终通向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⑤在这一宏大目标指引下，深入解析闽宁协作的内在逻辑，能够为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宝贵启示。其理论价值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重要理念：从“帮扶任务”到“协同发展”的关系重构。传统区域援助容易局限于“施—受”结构，产生援助依赖和动力不足的困境。闽宁协作较为重要的启示之一，在于其成功实现协作关系的重构，即从初期作为一项由党中央决策部署启动的重大协作任务，演变为基于共同发展愿景的互利共生，进而迈向休戚与共的协同发展。这一过程揭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不能仅依赖外部援助，而且需构建能激发内生动力的协同机制。
在初期，党中央权威和政治动员是闽宁协作启动的决定性力量，为确保协作的开展提供有力的执行保障。随着协作深化，单纯的行政指令让位于基于市场规律和比较优势的产业协作，使双方利益深度绑定。例如，福建企业在宁夏发展葡萄酒产业，既满足企业拓展市场、优化布局的需求，又为宁夏带来资本、技术和现代管理模式，创造税收和就业。这种基于“共同利益”的结合，使得协作关系从“要我帮”转变为“我要帮”“一起干”，具备可持续的内在经济动力。进入乡村全面振兴阶段，闽宁协作更是拓展至文化、生态、治理等全域维度，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网络化共同发展格局。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闽宁协作目标，从“缩小差距”升华为“创造共同繁荣”，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先富与后富、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提供实践范本。
动力机制：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闽宁协作的成功，生动演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动态过程。其精髓在于，政府并不替代市场，而是通过制度创新为市场“清障搭台”、引导规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具体而言，市场的“有效”主要体现在：基于成本与需求的理性计算，推动两地优势资源的优化组合，从而培育出菌草、葡萄酒、新能源等具有市场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产业。消费帮扶从初期的“爱心采购”，演变为稳定的品牌化、标准化供应链，正是市场机制深度嵌入的典型例证。政府的“有为”主要体现在：其一，依托前述“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纵向治理结构，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和政治保障，克服跨区域集体行动的初始障碍；其二，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干部互派等平台，降低东西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促进要素流动；其三，通过考核评估体系从“投入导向”向“效益导向”的演变，引导协作行为服务于长期发展和绿色发展。这种“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的模式证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既需政府发挥战略引领和公共服务功能，又需尊重经济规律，激活微观主体的创造活力，形成政府与市场“1+1>2”的合力。
治理范式：“结对协作”的结构性优势。闽宁协作所代表的跨区域结对协作治理实践，超越西方理论中单纯的府际合作或网络治理，呈现出独特的结构性优势：将党中央的“顶层设计”、省市的“中层协调”与基层的“实践创新”有机结合，形成一个既有集中统一又充满弹性的治理网络。
从结构上看，党中央确立东西部协作的总体框架和目标任务，这是闽宁协作得以跨越地理阻隔、长期坚持的根本保障。省级层面，福建与宁夏，则在党中央部署和指导下，开展具体的协商与项目对接，就合作重点、资金项目、利益分配等进行谈判，体现府际协商的灵活性。市、县、乡镇乃至村庄、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则在基层开展协同落实与具体执行工作，将宏观协议，转化为具体的产业项目、教育医疗帮扶、劳务对接等，展现丰富的社会能动性。闽宁产业园的共建共管、消费帮扶的品牌共创，以及“组团式”教育医疗帮扶的团队作战，都是这一多层次治理结构协同运作的产物。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的国家治理体系，能够通过“结对”这种形式，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既能保证国家战略的贯彻，又能调动地方和社会的积极性，是实现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大国均衡发展的重要制度创新。
价值旨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实现共同富裕。归根结底，闽宁协作30年的制度演进与实践创新，最终都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深刻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协作的成效，不能仅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来衡量，而且需体现在民生福祉的全面提升、社会事业的进步和人的能力的增强上。
这一过程实现三重提升。首先，物质生活的提升，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培育产业、促进就业，使宁夏特别是西海固地区的群众摆脱绝对贫困，实现稳步增收。其次，公共服务与社会资本的提升，通过“组团式”帮扶，为当地留下“带不走”的医疗团队、教师队伍和管理经验，增强社会发展的内生能力；通过干部交流、劳务协作、文化旅游等，促进两地民众的交往交流交融，夯实民族团结和社会信任的基础。再次，发展理念与能力的提升，在协作中，“敢拼会赢”的沿海意识，与“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西北精神相互激荡，共同塑造开放创新、实干奋进的价值观念。这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⑥的重要论断。闽宁协作证明，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在动态发展中逐步缩小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综上所述，闽宁协作经验超越具体案例的局部意义，其蕴含的“关系重构—机制协同—范式创新—价值引领”逻辑链条，为中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可资借鉴的系统性方案。
【注释】
①《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 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 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日报》，2026年6月18日。
②《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推动闽宁协作三十年启示录》，新华社，2026年6月18日。
③④《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07页、第99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180页。
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42页。
责编/谢帅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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