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全球南方现代化需着力应对三项关键课题，即如何实现经济独立自主与融入经济全球化良性平衡，如何通过提升基础政治能力更好支撑经济发展，如何有效应对外部霸权主义与地缘政治竞争带来的复杂影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性，其经验包括：现代化道路必须符合本国国情；着力打造“发展型国家”，坚持有为政府与“发展优先”相结合；抓住机遇，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弯道超车”；必要时通过社会变革实现“多数人的现代化”；加强团结联合，共同推动和参与新型全球化进程。
【关键词】全球南方现代化 关键课题 中国式现代化 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D815/D5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1.010
田文林，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中东政治、国际战略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主要著作有《漫长的黎明：世界历史进程下的中东》《走出依附性陷阱：第三世界的发展困境与道路选择》《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等。
当前，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正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全球南方现代化问题，因其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引发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讨论。[1]这些国家大多曾经历殖民统治，长期处于全球经济的边缘或半边缘位置。然而，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已成为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应当看到，全球南方现代化已取得重要成就，但也面临一系列复杂课题。
实现经济独立自主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良性平衡
“全球南方”现代化大体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基于“中心—外围”理论的进口替代战略，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独立自主；另一条路径是基于“比较优势论”的出口导向战略，目标是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从实践效果看，这两条路径各有利弊，一些全球南方国家面临两难选择。
进口替代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南方国家获得政治独立，纷纷将谋求经济独立自主作为战略目标，采取进口替代战略。该战略一方面促使相关国家制造业取得长足发展，另一方面造成两个较为棘手的问题。
一是“幼稚工业保护悖论”。保护主义政策的本意是帮助幼稚产业成长，并最终参与国际竞争，但过度保护反而阻碍企业成长，使其缺乏国际竞争力。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80年巴西制造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高达33%，但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仅为0.8%。同时，在保护主义政策下，进口许可证、补贴配额等成为企业追逐的目标，由此，宝贵的资源被浪费在游说政府而非提高生产效率上，容易滋生权力寻租的腐败空间。
二是“强化进口替代悖论”。奉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难以提供本国工业生产的所有产品（如原料、机床、零件等），因此一国工业化水平越高，对进口商品的需要就越大，这就导致“强化进口替代悖论”。这些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出口创汇能力较差，导致其难以创造购买进口商品需要的足够外汇。例如，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奉行进口替代的拉美国家，普遍出现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外汇短缺、债务激增等问题。
出口导向战略。在进口替代战略遭遇困境的背景下，多数全球南方国家被迫转向出口导向战略，通过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与合作谋求发展。
从理论角度看，出口导向型战略的中心理论支撑是新古典经济学，包括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和市场自由主义假设，等等。但这些理论本身存在内在缺陷，如“比较优势论”是一种静态看问题的形而上学发展观。按照这一理论，发展中国家应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长期来看易导致其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低端，使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变成发展劣势。此外，市场自由主义的诸多理论假设（如无运输成本、完全竞争等）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按照这套抽象教条实施市场化、去管制化、紧缩性政策，只会导致社会福利削减、失业率上升与经济增长放缓。
从现实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西方主导建立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实质是一种新殖民体系。在该体系下，军事征服、直接统治和超经济剥削，被资本扩张、间接统治和经济不平等交换所取代。全球南方国家参与这样的经济全球化，很容易导致经济依附性发展。
具体来说，一是“去工业化”（尤其是高端产业）趋势明显。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总体弱于西方发达国家，一旦放弃保护政策，本土企业很容易因缺乏国际竞争力而日渐萎缩，尤其高端制造业会率先受到冲击。二是加剧经济脆弱性。在不对称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背景下，全球经济繁荣时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受益程度上存在差异；而在全球经济调整或下行阶段，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往往表现得更为明显。三是金融风险日益增大。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与黄金的脱钩，使美元成为可无限量发行的“无锚货币”。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凭借美元霸权，交替使用“滥发货币”和“美元加息”手段，致使全球南方国家频频陷入金融危机。
时至今日，一些全球南方国家依然面临两难选择：奉行进口替代战略，可能出现贸易赤字、通货膨胀、经济低效、外汇短缺等一系列问题；奉行出口导向战略，又容易导致“去工业化”、依附性发展、经济危机频发等一系列新问题。由于两种战略各有利弊，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经历过政策摇摆。
通过提升基础政治能力更好支撑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离不开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历史表明，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往往注重巩固和提升国内经济组织的效能。[2]全球南方国家的基础政治能力不足，由此影响经济现代化的持续推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国家建构滞后易形成“生存型国家”。在发展经济学中，国家可以被划分为“生存型国家”和“发展型国家”两种类型，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国家是否能够有效利用政治权力促进经济发展。
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之所以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组合效果，重要原因之一是国家建构的完成程度。一般来说，如果一国的国家建构处于未完成状态，精英阶层内部就会相互竞争或冲突，其优先事项是获得或巩固扩大自身的政治权力。为此，当权者往往倾向于选择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制度安排，而非对长期经济发展有利的制度形式。这造成国家的首要目标，是建立跨阶级联盟来获取短期政治利益，而不是将经济剩余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提升技术水平。[3]而在那些已经完成国家建构的国家中，由于国民对国家具有很强认同感和凝聚力，国家更有可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建立“发展型国家”的制度形式。
西方国家能够率先崛起并在世界体系中长期占据主导，一个重要内因就是很早完成国家建构，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之间形成正向互动关系。同样，部分东亚国家能够成为“发展型国家”，与这些国家在启动工业化之前，就已经完成国家建构有关。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而且不同程度受到外力影响，国家建构进程较为滞后。这些国家的治理者必须同时完成两项任务：建立维持直接统治型国家所需的行政机构，以及管理大规模的平民政治。前者需要加强中央集权，后者则需要扩大政治参与，这要求国家从集权转向分权。这种相互矛盾的目标诉求和相互抵消的政策举措，很容易引发治理功能紊乱，形成“生存型国家”。
现代化变迁可能带来“亨廷顿悖论”。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全球南方现代化面临的主要挑战。现代化进程本质上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易引发潜在矛盾和冲突。加之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政策和路径，曾在不同程度上出现偏差和失误，引发内部矛盾和政局动荡的可能性增大。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4]这种现象被称为“亨廷顿悖论”。
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和易变性。据统计，2021年全球发生32起武装冲突，其中17起发生在全球南方国家境内。[5]个别全球南方国家政权更替频繁，内外政策也会相应转变，打乱经济现代化的节奏与进程。例如，缅甸军事政变导致经济崩溃，内战加剧。政治制度的波动可能影响经济投资环境的稳定性，使企业面临调整压力。此外，政权频繁更替往往还伴随着“软政权化”，可能出现政府税收汲取能力不足、公共服务供给失效、领土控制权碎片化等诸多问题。
有效应对外部霸权主义与地缘政治竞争带来的复杂影响
全球南方现代化并非在真空环境中推进，其始终处于国际环境的影响之下。当前，国际力量格局深度变化，大国关系更趋复杂。在全球产业链深度融合的背景下，美国重新重视地缘政治因素，并将结盟作为战略工具加以运用。[6]这不可避免地给全球南方现代化带来一系列复杂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影响全球南方现代化进程。近年来，美国基于其全球战略考量，对部分政策取向不同的全球南方国家，采取经济制裁甚至军事介入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相关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据统计，从2000年到2021年，美国对外制裁增加933%，全球近一半人口受到影响。1776年至2019年，美国在全球进行近400次军事干预，34%针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23%针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4%针对中东和北非地区，13%针对欧洲地区。这些经济制裁、军事干预和“颜色革命”，损害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
随着大国竞争加剧，美国对全球南方国家采取差异化策略。一方面，实施国内立法、召开不包含特定国家的国际会议、进行学术分类等举措，意图对全球南方进行策略性分化；另一方面，对资源富集、地缘战略地位重要、潜在市场广大的国家，积极加强合作，如建立所谓“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全球粮食安全路线图”“大西洋伙伴合作关系”“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等。美国对全球南方的重视，看似扩大全球南方国家的选择空间，实则施加选边站队的压力，这与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优先”、追求和平稳定的取向存在差异。
增加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风险。全球南方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与地缘政治矛盾的激烈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冷战时期，美苏阵营激烈对抗，世界经济由此分裂为“两个平行市场”。苏联解体后，大国矛盾相对缓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得以蓬勃发展，“效益优先”成为首要遵循原则，形成深度融合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然而，随着美国重启地缘政治竞争，“安全优先”成为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新原则，全球产业链本土化、近岸化、区域化特征加速出现。美国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加征“对等关税”等举措，进一步加剧世界经济体系的区域化和碎片化趋势。大国竞争和保护主义抬头，引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使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风险大于机遇。
首先，全球南方国家经济运行成本明显增加。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全球产业链动荡使原本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很可能短期内面临订单流失、技术断供等风险。为适应大国主导的供应链重构、满足特定市场要求，一些企业被迫调整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造成经营成本增加、经济效益降低等不良结果。
其次，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选择空间和经济自主性受到削弱。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品牌和技术优势的链主企业，是供应链形成、发展、演进的驱动力，能够有序调动和组织上下游企业资源，在全球产业链中居主导地位。[7]在经济博弈加剧背景下，美国以链主企业为抓手，通过推行“友岸外包”等策略，限制全球南方的选择空间。即便是那些看似因此获益的国家，其经济发展也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再次，全球南方国家产业升级进程遭遇阻碍。当前，大国围绕关键核心技术的竞争加剧，美国实施更加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这使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市场换技术”或国际合作获取前沿技术、实现产业升级的难度加大。同时，美欧为吸引关键产业回流或友岸布局，推出巨额补贴政策，全球南方国家在吸引高端制造业投资方面相较则处于劣势。此外，围绕数字经济规则的竞争，大国各自推进不同的数据治理标准，5G、人工智能等领域出现平行技术体系，使处于中下游位置的全球南方国家面临适应压力。
阻碍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相较于国家治理，全球治理具有鲜明的公共产品属性，因此更依赖大国合作和底线共识。随着大国关系深度调整，全球治理进程经历一些变化，呈现一定的“空心化”趋势。一是“美国优先”的政策取向，使国际组织的功能发挥面临新的考验；二是美国退出部分国际组织，相关机构的代表性也随之发生变化；三是美国调整贸易政策并加征关税，使自由贸易体系面临调整。此外，美国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的关注不足，全球治理的共识基础有所减弱，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短缺。
全球治理体系空心化和边缘化给全球南方国家带来多重挑战。一是全球贸易规则碎片化，显著提高全球南方国家出口成本；二是多边债务重组机制失效，加剧全球南方国家债务困境；三是气候行动受阻和绿色技术转让机制停滞，减缓全球南方国家能源转型步伐；四是全球安全环境恶化，迫使各国增加军费，由此挤占发展资源。此外，大国博弈下的地区战争，引发全球化肥、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使一些全球南方国家不同程度出现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
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与全球南方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全球南方现代化要想实现后发赶超，必需找到正确的发展路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性。
现代化道路必须符合本国国情。从哲学角度看，世界上不存在脱离特殊性的一般性。在现代化道路问题上，各国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必须立足本国国情。[8]不同国家之间的地理条件、历史传统、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技术条件等存在差异，决定着各国启动现代化时的出发点和相对优势不尽相同，呈现的现代化道路必然各不相同。
习近平主席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9]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在于将经济现代化的一般原理与自身国情有机结合，并体现出诸多特性，如政府主导、共同富裕、发展优先、重视基建、谋求自主可控、重视生态保护、追求包容性全球化等。总之，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南方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经验借鉴。
坚持有为政府与“发展优先”相结合，打造“发展型国家”。有为政府是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有学者指出，后发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是“威权—秩序—发展”，只有建立起强大的政府，才能提供稳定秩序，进而实现经济发展。这也就是说，国家机器是第三世界国家寻求发展的动力源泉。[10]如果希望用实质性的措施，来实现社会和经济平等以及福利的理想，就需要有大规模的国家干预。[11]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既能够最大限度吸纳民意，又具备高度的资源汲取和分配能力，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发展型国家”提供制度保障。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深度融合的。政治体制是经济改革取得更大成功的保障条件，也是经济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12]
通过自主创新实现“弯道超车”。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竞争与合作并重的过程。经济发展事实上是动态演进的，其对应的发展战略也应具有动态调整的特征。因此，相较于前文讨论的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全球南方国家更应该采取的是“竞争优势战略”。该战略强调通过某个行业知识（技术）的外溢效应，带动全社会生产要素质量的提升，进而使边际产出递增，即内生技术进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这一发展战略体现在政策层面，就是加大技术创新，不断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跃升。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全球南方只有采取竞争优势战略，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才可能实现“弯道超车”。
通过社会变革实现“多数人的现代化”。从战略层面看，现代化的阶级基础（即国家在制定政策和分配利益时，侧重照顾哪个阶级利益）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深刻揭示，在经济发展中，资本固然是推动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劳动者才是社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就此而言，一个国家实现经济持续发展，说到底是实现让广大劳动者从中受益的“多数人的现代化”，由此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这需要进行生产关系变革，以形成有利于多数民众的社会经济结构。
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封建性生产关系长期存在。在这些国家中，无论实行何种政体，身居高位的总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等少数权贵，内外政策也主要体现少数权贵的利益，而不是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少数人的现代化”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赶超，需实现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即经济增长成果能够被社会各阶层广泛共享，保障弱势群体公平获得发展机会。
加强团结联合，共同推动和参与新型全球化进程。经济全球化具有两重结构：作为自然历史进程的经济全球化，以及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前者是客观趋势和历史必然；后者是西方国家人为赋予的结果。西方曾长期主导并塑造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全球化由此成为主流。目前世界主要国际经济机构，很大程度上受其影响，实施对发达工业国更为有利、对全球南方国家相对不利的新自由主义政策。[13]这种资本主义全球化，很大程度上导致等级性经济秩序、全球性贫富分化乃至安全局势动荡等问题，使全球南方国家面临依附化和边缘化处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出现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趋势。
全球南方国家应该警惕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但不应排斥经济全球化本身。各国唯有积极参与体现自然历史过程的新型全球化，才能实现共存共荣。[14]进一步看，全球南方要想在经济全球化中，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必需加强团结联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全球南方囊括世界150余个国家和地区，无论人口规模、资源禀赋还是国土面积，均在全球政治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团结起来便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合力和集体行动能力，其整体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各国行为的影响之和。[15]就此而言，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团结联合，是参与全球治理、实现本国经济现代化、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前提条件，也是全球南方成为世界历史主体的必由之路。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导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项目编号：2024JZDZ010）和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动荡变革期的地缘政治博弈及重点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本文中的“现代化”主要指经济现代化。
[2]琳达·维斯、约翰·M·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黄兆辉、廖志强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第4～5页。
[3]戴维·瓦尔德纳：《国家构建与后发展》，刘娟凤、包刚升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46页。
[4]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38页。
[5]黄忠：《全球南方国家的“新不结盟”运动》，《现代国际关系》，2023年第5期。
[6]戴长征：《推动完善全球贸易治理的中国方案》，《国家治理》，2025年第2期。
[7]付保宗等：《新形势下全球供应链调整趋势及对我国供应链运行的影响》，《科学发展》，2022年第6期。
[8]对国情这一特殊性要素的强调，并不否认各国现代化进程存在共性特征和共性规律。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73页。
[10]彼得·华莱士·普雷斯顿：《发展理论导论》，李小云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91～192页。
[11]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20页。
[12]孙健：《南美各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与评价》，《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5期。
[13]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全球化逆潮》，李杨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第277、286页。
[14]田文林：《经济全球化的双重结构与百年变局下的新型经济全球化》，《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年第1期。
[15]《萨朗格·施多尔：全球南方国家的回归》，2023年11月5日，https://www.guancha.cn/SarangShidore/2023_11_05_714529.shtml。
责 编∕李思琪 美 编∕梁丽琛
Modernization of the Global South: Key Issues and China's Reference
Tian Wenlin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of the Global South is confronted with three pivotal issues. They refer to how to achieve a sound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integration into global economic systems, how to underpin economic development via improving fundamental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how to cope with intricate repercussions brought by external hegemonism and intensifying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The path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broadened the pathways to modernizat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ts valuable practical experience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 a modernization path must align with a country's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second,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foster a developmental state by adhering to the integration of a proactive government and a development-oriented governance philosophy; third, nations should seiz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to accomplish latecomer advantage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urth, targeted social reforms shall be implemented when needed to deliver modernization that benefits all people; fifth, all parties need to enhance solidarity and collaboration to jointly advance and engage in a new form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modernization of the Global South, key issues, Chines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pathw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