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从学理上提出、分析、解答新闻传播本土“真问题”，需以扎根理论为研究方法，依托鲜活的田野经验材料，通过抽象概括与逻辑推理，提炼概念、形成范畴、确立命题、构建理论，探索建构观照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彰显中国价值立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推动自主知识建构从概念化的初级阶段向理论化的高级阶段跃迁，是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打造兼具现实解释（阐释）力与普适性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 中国式现代化 概念化 理论化 自主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1.002
李智，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媒介哲学、传播学理论和国际传播，主要著作有《论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批判》《西方媒介思想的演变》《文化外交》《国际政治传播》《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等。
现代化既是人类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实践活动和历史进程，即现代化实践、现代化进程；也是描述、分析和解释人类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知识话语和理论范式，即现代化话语、现代化理论，二者同属现代化知识体系。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和路径不尽相同，形成差异化的现代化知识体系。近代以来，西方凭借其科技、经济、政治、军事和学术等方面优势，向外输出自身知识体系。由此确立的系统性知识霸权，压制非西方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导致非西方国家原生的本土知识被贴上“非科学”“非理性”“零散”等标签，逐渐走向边缘化。
推进现代化实践，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坚实理论支撑。当前，我们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亟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丰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奠定学理基础。
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面临的学术困境
历史地看，在现代化知识体系范畴下，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设大都经历了漫长的“学徒期”。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研究主流范式可概括为“以西释中、以中证西”：一方面，用西方社会中生成的理论、命题来解读中国现象、中国实践；另一方面，尝试用中国的证据来印证西方的理论和命题。受这一“西方理论—中国经验—西方理论”的知识生产逻辑影响，本土学术发展长期处于被动跟随状态，中国实践成为验证外来理论的经验样本。与此同时，我国在全球知识生产格局中，长期停留在学术产业链的初加工环节，所使用的理论模型大都来自西方。[1]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对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成熟理论体系形成一种“惯性依赖”，以至于陷入若不用西方知识话语和理论范式，就没法进行学术研究、言说和书写的境地。[2]然而，西方现代化知识体系所提供的概念、范畴和理论范式，难以系统概括、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语境，迫切需要构建一套用以观照、解释和引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话语和理论范式。其应具备鲜明的多学科属性，涵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新闻学、传播学等社会科学门类，以从不同视角、层面和维度观察、分析和研判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态势与未来走向，逐步培育形成各学科自主的现代化知识体系。
人类知识体系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具有去社会历史语境、可跨时空迁移以及通用性和普世性，是普遍性知识；另一方面，具有与社会历史语境或情境紧密相关的在地性，是本土知识。人类知识体系的发展，始终遵循双向互动的发展逻辑，既体现为普遍知识的本土化，又表现为本土知识的普遍化。
新闻传播学作为社会科学体系的“晚生学科”，其知识谱系、理论范式与学术话语体系发轫于西方。20世纪后期，新闻传播学作为普遍性知识被引入中国，开启本土化的进程。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将新闻传播领域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有效转化为具有国际传播力、影响力的中国知识、中国理论，或者说，尚未生产出能够打入国际学术圈、嵌入全球新闻传播学知识谱系的新闻传播学本土知识。
数十年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有意无意地大量援引来自国外尤其是欧美国家的学术资源，从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案例，到直接借鉴乃至挪用西方知识话语和理论范式，“削足适履”、裁剪式地解释中国新闻传播现象，形成“以西释中”的研究惯性。这种借用他山之“石”来雕琢本土之“玉”的研究方式，本质上是用外来理论框架规约本土鲜活实践，最终使得经过西式理论解构、重构的本土之“玉”，丧失原生性、真实性与本土特质。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国内多数研究并未立足中国语境，主动聚焦中国新闻传播场域中原生、原发的现实问题，未能构建起扎根本土实践的自主研究逻辑。这种研究取向，阻断了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与鲜活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关联，忽视和疏离了中国丰富的新闻传播经验，导致研究难以捕捉中国新闻传播的真实问题。上述学术困境削弱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闻传播实践问题的解释力，制约了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的生产和形成，进而阻滞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进程。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点
实践是知识的源头活水。将实践经验学理化的过程，就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3]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是来源于当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旨在回应本土新闻传播领域现实问题的学理体系。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首要的是确立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生产的主体性或自主性，实现从依附性知识生产到自主性知识生产的转变。而知识生产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知识生产路径的转向，即从“西方理论—中国经验—西方理论”转向“中国经验—中国理论—世界理论”。
鉴于新闻传播学是应用型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其形成与发展是社会语境或情境驱动的产物，而非本土知识资源自然积累的结果。由此，实现知识生产路径转向的关键，在于自觉回归中国本土问题场域，从中国场域出发，开展在地化的知识生产活动，即“扎根中国现场、建构中国学问”，在中国现场（场域）成就中国学问。就学术研究而言，所谓“中国现场（场域）”，即中国知识生产赖以存续的本土语境与制度场域，涵盖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和制度结构。具体到新闻传播领域，“中国现场（场域）”指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生产所依托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活动和历史进程。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话语和理论范式，必须深度内嵌于中国新闻传播语境（情境），扎根于作为“现实运动”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活动及其历史进程。
知识体系的生命力与学术价值，取决于其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而言，其活力和价值首要体现为，从当代中国现代化新闻传播实践沃土中提炼出具有根本性、紧迫性和战略性的真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人类现代化历史的新篇章，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以人民为本位、以互动和关系为特征的新闻传播活动蓬勃发展。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极大改变新闻信息生产、存储、传输和分发模式，以及人们获取和传播信息、展开社会交往的方式。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加速升级迭代，社交平台、音视频平台等社交网络快速崛起，“人机共存”“人机协同”日益成为社会运行常态，媒介生态日新月异。深度媒介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持续演进，使中国成为数智时代新闻传播实践最具活力的社会“现场”（场域），进而构成新闻传播学知识生产极为丰富的研究“现场”（场域）。这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突破西方既有的学科知识谱系、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得天独厚的发展契机。
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丰富传播实践，深耕本土理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成为新时代新闻传播学科的重要使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4]当前，国家之间的符号竞争、话语博弈和国际话语权争夺日趋激烈，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效力与实践效力之间存在一定差距，[5]依托本土传播实践推进知识创新、构建适配中国场景的自主知识与话语体系，迫在眉睫。建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从来不是书斋里的考证或闭门造车的游戏，不是冥思、玄想或所谓“头脑风暴”，也不是“无对象的思辨活动”或“对空言说”——总之，不是“封闭化”的“学院式”创制，而必须“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6]，即以实践为中心，展开知识生产。
抢抓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生产的历史机遇，应转变传统思辨式的知识生产逻辑和范式，转向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回归“田野”，直面、根植于“现场”，深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新闻传播语境，以获取用于新闻传播学知识生产的第一手资料。在自主地开展新闻传播学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积累“健全的现实感”，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嬗变的媒介生态格局，把握新闻传播实践中出现的诸多新现象、新问题，列出“问题清单”，从中筛选出真问题，并以真问题为导向，开展新闻传播学术研究。
所谓“真问题”之“真”，首先，问题必须是本土的。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中国场域”本身即关键研究议题，但“本土”不应被自然化为地理事实，而应被社会化为文化事实，从而使其成为被充分问题化的学术对象。其次，“真问题”之“真”，在于其原生性。“真问题”不是在既有的西方理论观照下凸显的，而应通过现象学“还原”，把西方理论作为“先入之见”，“加括号”“悬搁”“存而不论”，从而在无任何（西方）理论假设和价值预设的前提下“现象”（显现）出来的。这是一个“朝向事情”而“回到事情本身”的过程，也即“真问题出场（或到场）”的过程。继而，在从学理上分析、解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闻传播本土“真问题”的过程中，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基于纷繁复杂的“田野”经验材料，通过抽象概括和逻辑推理，提炼概念、形成范畴、确立命题、构建理论，从而建构起能充分体现中国价值、有力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求，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概念化：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初级阶段
在人类认知或知识体系中，概念如同“细胞”，既是知识的基本单位和基本要素，也是学科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一切科学的变革发展往往都是以马克思所说的“术语的革命”为路径、标志的，而术语革命的实现有赖于创新性概念的提出。概念承载人类对世界的真理性认知，“将人类对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我等关系的认知‘逻辑性地’聚合为‘真知’，并‘稳定性’地加以固化保存”。[7]质言之，人类首先借助概念把握世界。在人类认知世界的进程中，概念是对人类知识的确定和固化形态。由此而言，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一门学科若存在概念短缺、概念匮乏或概念供给不足的困境，缺失核心概念的支撑，极易陷入学科空心化、空壳化现象，造成学科根基虚化、薄弱的问题。[8]
作为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无论是自然科学知识还是社会科学知识，均源于经验世界，是经验研究或实证研究的成果——或是科学主义地对经验观察的量化与数据分析，或是人文主义地注重文本信息的收集、理解与诠释。[9]而作为知识的基本组成部分，概念是通过扎根于经验“现场”，通过加工梳理经验材料、抽象提炼事物共性特征形成，或者说，是在对感性具体的经验现象、事件和行为予以高度概括和抽象表达中形成的。由此，建构和生成概念的过程，就是对经验事物或事实材料的概念化过程。正如黑格尔所言，概念并不仅仅是抽象的存在，而是蕴含着“完全具体的东西”[10]，具有实体性的内容，是对现实运动的抽象反映，是深层的现实观照。若脱离现实运动，概念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概念的形式而言，概念化是一个非感性化、去表象化、不断理性化的认知或思维活动过程，涵盖含义提炼、意义建构和语义整合等诸多环节，要义在于实现知识意义的聚合与固化。这一思维过程完成从形象、具象思维或感性思维到抽象思维或理性思维（逻辑思维）的跃迁，遵循从个别到一般、从个性到共性、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思维逻辑即认知规律。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概念化程度越高，概念对世界及其万物的抽象化和范畴化（类型化）程度越深，其经验概括力与现实解释（阐释）力也越强。
就新闻传播学而言，概念化的基础，是对中国新闻传播现象之本质的深刻把握。在建构和生成新闻传播学自主概念的过程中，存在双重作用力。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催生海量全新的新闻传播现象，深度媒介化、数字化、智能化社会景观，全新的媒介生态和传播环境，深刻变动的新闻传播现实，持续推动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对新概念的创新探索，有力地促进概念化进程。另一方面，国人注重审美意象与意境的直观或直觉、长于具象思维而弱于抽象思维的认知特质，又在一定程度上对新闻传播领域的概念化建构形成显著制约。这使得本土提炼的新闻传播学概念抽象化程度不足，多停留于现象表层表征，深度解释和阐释力匮乏，难以完成规范化的初级知识生产。对此，需通过逻辑（包括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及数理逻辑）训练，不断提升概念思维能力即思辨力，提高抽象概括同类经验事物、事件的概念化水平，从而建构对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场域、情境及事态具有深度表征力、普遍解释（阐释）力的新闻传播学概念。
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始于新闻传播学概念的构造和生成。一般而论，概念的构造和生成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基于经验事实材料，独立自主地构造全新概念；二是对既有概念依附性地进行重新定义和解释，赋予其新的内涵。两者分别构造、生成原生或原创性概念与再生或再造性概念。其中，原生或原创性概念即为自主概念，是知识生产主体完全自主、自觉地构造出来的概念。就概念的来源及其内容而言，自主概念根植本土实践、凝练本土经验，亦属于本土概念。自主概念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对于缺乏学科原初知识谱系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而言，构造自主概念尤为必要。新闻传播学的自主概念，不是脱离现实经验进行逻辑推导的结果，而是源自中国本土新闻传播实践场域的“内生长”的产物，是在深度表征、深刻揭示中国特有新闻传播事物、现象与实践活动中提炼出来的。
理论化：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高级阶段
概念是人类认知与知识体系的基础单元，但孤立、碎片化的概念无法形成自洽连贯的逻辑体系，既难以搭建完整的知识系统，也无法全面系统地观照、分析和解释（阐释）经验世界。在人类认知及知识体系中，理论则能够更全面、系统、深入地解释（阐释）经验世界，构成知识的主体要素，也成为衡量一门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作为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是解释、说明、揭示世界的因果关系和运行规律的分析框架或解释范式，因而，理论又被称为理论框架或理论范式。如果说概念是理论构建的基础和前提，那么，理论则是对概念进行系统整合、逻辑演绎与实证应用的结果。
概念必须通过系统化与结构化，结合逻辑关系与实证验证，才能成为理论。伴随人类认知边界的拓展与认知深度的提升，揭示概念间内在逻辑、依托概念衍生而成的理论体系应运而生。与概念的生成逻辑一致，理论同样扎根于经验“现场”，在分析、解释或阐释经验现象和问题中逐步形成。概念是理论框架或范式赖以搭建的基本材料，理论则是通过对相关概念展开逻辑推理建构而来。基于此，建构理论需要先行构造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基本概念，通过分类、比较、假设等逻辑推理方式解释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明晰经验世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即因果关联或因果律），进而揭示经验世界的运行规律。这个构建理论的过程即理论化过程，是以概念推演提升经验认知抽象层级、实现感性经验向高度理性认知转化的过程，也是从经验资料和局部个案到普遍性知识的认知跨越过程，其遵循从归纳推理到演绎推理的思维逻辑。在这一知识生产过程中，理论化程度越高，对客观世界或社会关系网络的总体把握越透彻，理论的现实解释（阐释）力、实践引领力与普适性也就越强。
就新闻传播学而言，理论化的基础，是对中国新闻传播场域特质和实践之关系的全面系统把握。由此，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理论的关键，在于确立关注时代主体场域的问题意识，聚焦关乎整个社会结构的新闻传播公共议题，以中国本土的深层新闻传播问题为研究导向，回应时代之问，解除时代之惑。具体地说，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面对新闻传播体制的深度变革与网络社会的动态迭代，我们需锚定媒介实践活动中的根本性新闻传播问题，予以解析和回答，提炼新闻传播现象变量关系及约束条件的基本命题，最终构建一套能有效分析、解释（阐释）中国现代化媒介实践与新闻传播经验的理论框架或范式。例如，周边传播、共情传播等理论，均是这种理论构建的典型探索的产物。这些新闻传播学理论，并非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闻传播实践的表层解释或简单表述，而是对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底层逻辑与基本原理的系统解析与学理升华。
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主要体现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构建。理论主要有两条生成路径：一是基于实践经验，独立自主地构建全新理论，即原创性理论；二是整合现有理论，通过外在组合或内在融合，形成第三种理论，即再造性理论。其中，原创理论即自主理论，根植（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实践，是学界解释（阐释）本土新闻传播现象、剖析内在规律得出的学理结论，有着鲜明本土特质。对于缺乏原生知识谱系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而言，自主理论是知识体系的重要支柱，是补齐学科短板、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
相较于自主概念的“内生长”，自主理论的“内生长”不仅根植于本土新闻传播场域，还体现在对自主概念本体论前提、价值观取向和方法论指向的不断挖掘和揭示。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正是通过对自主概念的多维度观照和多层面阐发，探索不同的理论路径，从而使自主理论成为具有充分解释力和普适性的“理论体系”或“理论家族”。
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表明：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经验若停留在被表述或描述性归纳的层面，则难以转化为具有学理意义的知识资源。只有经过概念化进而理论化的过程，才能将实践经验提炼为自主概念，进而升华为自主理论，从而使自主概念和自主理论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重要支撑。
结语
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由自主概念、范畴、命题和原理（理论）构成的自洽的有机整体，而非零散学术观点的集合。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场宏大而深刻的知识生产活动，标志着中国新闻传播学从依附性知识生产向自主性知识生产的根本转变。这种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要求我们突破“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知识论二元框架，直面中国“现场”，扎根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从实际观察（包括参与式观察）出发，通过系统分析原始资料，概括出概念，提炼出理论。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将经验现象不断进行抽象分析，并予以逻辑化和知识化（包括概念化和理论化）的过程。概言之，基于中国“现场”，从概念化到理论化，是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路径。由此建构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经验的概念化、理论化，并不意味着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彻底完成。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不是封闭的，唯有依托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平等学术对话互鉴融通，才能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融入全球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让世界读懂（了解并理解）中国，需要先解释（阐释）中国。解释（阐释）好中国的一大先决条件是，在全球传播语境下建构以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质言之，对外解释（阐释）和传播好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普遍化、普适化的目标追求。由此可见，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中国新闻传播学学术自觉与理论自信的有力表达，也是中国对世界学术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贡献。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重点项目“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4XCA002）
注释
[1]王学典：《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三重路径》，《学术前沿》，2025年第21期。
[2]张涛甫、姜华：《依附于重构：试论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建设》，《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9期。
[3]陈金龙：《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社会科学战线》，2026年第3期。
[4]《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人民日报》，2026年5月18日，第1版。
[5]李智：《自主构建和对外传播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人民论坛》，2023年第18期。
[6]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页。
[7]王海峰：《打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识性概念》，《哲学动态》，2020年第4期。
[8]胡正荣、叶俊：《从主体意识到普遍意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化路径》，《中国编辑》，2024年第7期。
[9]徐治立、徐舸：《社会科学“混合方法研究”范式争论与方法论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
[10]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34页。
责 编∕张 贝 美 编∕梁丽琛
Constructing an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Li Zhi
Abstract: To advance Chinese modernizatio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ust provide robust theoretical support; To identify, analyze, and address the "real problems" of loc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researchers should employ grounded theory as the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utilize empirical field-based data, and conduct abstract generalization and logical inference to refine concepts, formulate categories, propose propositions and develop theories, thereby exploring and constructing an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at engages with the practice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embodies China's value stance, and delivers global explanatory capacity. In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facilitating the leap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 from the preliminary stage of conceptualization to the advanced stage of theorization is the inevitable pathway to developing an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at features local interpretive capacity and universal adaptability in serving the advance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conceptualization, theorization,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