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农耕文明，决定治水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国家统一兴盛至关重要。古人很早就将流域乃至更大范围的自然与社会要素视为有机整体。秉持“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系统统筹”“辩证统一”的方法论，逐渐形成黄河治理“宽河固堤”“束水攻沙”的技术路线，长江中下游“蓄泄兼筹”与“合圩并垸”的实践探索。黄河治理中“宽”与“束”的辩证统一，长江治理中“合”与“分”的动态平衡，不仅是工程技术的迭代升级，更体现出我国先民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探索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哲学和治理智慧。
关键词:黄河 长江 系统思维 辩证统一 官民协同
【中图分类号】TV882.1 【文献标识码】A
水利兴则农业稳，农业稳则天下安。中国古代历代政权都将水的治理与利用当作一项重要的国家事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治水即治国，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1]。中华民族五千余年的悠久历史，也是一部治水史。都江堰造就“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2]，郑国渠“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使关中变为沃野[3]，都是泽被后世的民生工程，不仅有力促进当时的农业发展，而且有效巩固当政者的执政地位。我国古代治水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以保障民生福祉为旨归，以系统统筹与辩证施治为方法，形成一种善于组织大规模公共工程，中央统筹与基层自治相互协作，技术改造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独特治理传统，对中华文明连续发展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宽河固堤”“束水攻沙”：黄河治理的两种技术路线
黄河的治理，是中国古代水利史上持久、复杂与艰巨的挑战。古人很早就将流域乃至更大范围的自然与社会要素视为有机整体。明代潘季驯提出“治河之法，当观其全”（出自《留余堂尺牍》），“通漕于河，则治河即以治漕；会河于淮，则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于海，则治河淮即以治海”[4]，将黄河、淮河、运河视为一体进行综合治理。面对黄河“善淤、善决、善徙”的特性，尤其是巨量泥沙问题，几千年来，历代治河者不断探索与创新，逐渐形成两种对立统一的技术路线：“宽河固堤” 与“束水攻沙”[5]。
“宽河固堤”指为洪水留足空间，通过宽广的河道滞蓄、缓流，以达到防洪保堤的目的。明确提出“宽河固堤”治黄方略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王化云在《我的治河实践》中提出，从1950年起，根据下游河道的特点和堤防工程状况，采取一系列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概称为“宽河固堤”[6]。“宽河固堤”的思想源流较早，可追溯到大禹治水时期。上古时期，大禹面对“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摒弃其父鲧“障洪水”的旧法，系统性地“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即依据地势水脉，将洪水多路疏导，既为洪峰找到入海之路，又将洼地变为可资蓄水的泽薮，使农业得以复兴。大禹治水的策略，可谓“宽河固堤”的思想发端。西汉贾让“不与水争地”，为洪水留足空间的朴素实践，也体现“宽河固堤”理念。“不与水争地”，是其“治河三策”中的“上策”，不惜人工改道，使河流在宽缓的区域行流。其思想精髓，是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与避让，以空间换安全。东汉王景的治河工程也践行了“宽河固堤”理念。史载王景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并实施“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7]现代研究，虽对“水门”的具体技术形制解释不一，但对“宽河行洪”的思路形成共识，即通过宽阔的堤距容纳汛期大水，利用水门的调控使洪水在河道间“更相洄注”，减缓流速，沉淀部分泥沙，从而降低溃堤风险。
“束水攻沙”由明代潘季驯总结提出。潘季驯先后四次主持治河，长达27年。面对黄河泥沙淤积的千古难题，他在深入工地、与河工同甘共苦的实践中，总结前人经验，创立“束水攻沙”法，主要观点为“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8]。潘季驯认为，黄河为害的根本不在水而在沙，单纯的疏浚或分流无法解决泥沙淤积的根源问题。因此，他反其道而行之，主张主动收紧河道，利用堤防约束水流，集中水势，增加流速，借助河水自身的力量冲刷河床，以达到“以水治水，以水攻沙”的目的，体现出从被动防洪到主动利用水力规律的能动的治理观。
这一理论并非纸上谈兵，万历年间，潘季驯在第三次主持治河时，将“束水攻沙”与“蓄清刷黄”相结合，导演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水战”。面对淮河清水不敌黄河浊流的困境，他力排众议，大筑高家堰，将淮河水全部拦蓄在洪泽湖中，人为抬高湖内水位。再令淮水全出清口，以清刷黄，利用淮河的清水冲刷黄河的淤沙。借力打力，使黄河下游泥沙得去，河道焕然重生，成功实现“合河、淮而同入于海”。到了清初，靳辅、陈潢继承潘氏衣钵，在治河中将“束水”智慧运用得淋漓尽致。面对严重淤塞、宽浅不能通海的河道，创造性地开挖“川字河”。在旧河道内左右各挖一条新河，三河平行。待上游决口堵复，河水归入正道后，湍急的洪流迅速将中间两道沙堆冲去，三条河合为一道，河床被自然刷深，开通了入海之路，体现“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的精髓。
技术路线演进体现古人对黄河水沙规律认知与治理的深化。在潘季驯之前，治理黄河主要聚焦于“水”本身：如何疏导洪水、堵住决口。潘季驯将“水沙关系”确立为黄河治理的基本问题，认识到泥沙淤积抬高河床是黄河决徙不绝的根源。因此，通过“束水”的手段，激发“攻沙”的目的，实现治理从表象（洪水）深入到本质（泥沙）。“宽河固堤”在应对特大洪水、保障全局安全上具有优势，但代价是需要占用大量土地，且在缓解主河槽淤积方面效果有限。而“束水攻沙”通过工程干预，激化并利用水流与泥沙这一对主要矛盾，促使矛盾向有利于人的方向（冲刷河道）转化。
“宽河固堤” 与“束水攻沙”两种路线，产生于不同的历史地理背景之下。王景时代，黄河中游植被相对较好，入黄泥沙量或较后世为少，且人口压力、耕地需求较小，“宽河”具有实施条件。而到了明清，黄河夺淮入海已数百年，黄、淮、运河在淮安清口交汇，漕运命脉系于一线，社会无法承受河流大规模改道或占用较多土地，“束水攻沙”这种在有限空间内进行精密调控的策略，便成为在当时技术与社会条件下，力图兼顾漕运、防洪等多重目标的更佳选择。清代靳辅、陈潢继承并发展潘季驯的理论，提出“审其全局，彻首尾而合治之”[9]，正是这一思路的延续与深化。
中国古代治水体现“道法自然”“辩证统一”理念。实际上，中国古代治河者秉持尊重自然、因地制宜的思想，从未将“宽”与“束”绝对化。潘季驯在强调“束水”的同时，为防御特大洪水，并不反对有计划地进行分洪。其提出的“遥堤”思路预留巨大的行洪空间，包含“宽”的智慧。治理黄河这样复杂的巨系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万能钥匙。“宽河固堤”蕴含着敬畏自然、预留弹性、保障系统韧性的思想理念，与“束水攻沙”体现出把握规律、主动调控、聚焦主要矛盾的精准治理，都基于对“疏”与“堵”、“利”与“害”等辩证关系的把握，将“天人合一”“经世致用”作为一种理想追求。
长江中下游的“蓄泄兼筹”“合圩并垸”治水实践
长江中下游，尤其是江汉平原、洞庭湖区与太湖流域，地势低洼、湖沼纵横。我国先民为生存与发展，很早就开始了与水争地、向湖要田的实践。长江中下游的治理，主要围绕人与水争夺、分享空间展开，秉持“蓄泄兼筹”的思想，逐渐形成“圩田”（或称“垸田”）的土地利用形式。圩田是古代先民在滨湖低洼水网地带筑堤围水开垦出的农田，主要通过堤防抵挡外水、内部排涝灌溉，以达到防洪护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业产出的一种农业形式。
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为治理淮河以南的水患，兴建了我国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芍陂。鲜为人知的是，孙叔敖治水之初亦曾陷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困境，行洪区庄台垒得再高，洪水仍可轻易冲开。痛定思痛后，他悟出“火顺风势烧，水向洼处流”的道理，毅然摒弃“死堵硬塞”的旧法，转而采用“疏导”通流、挖塘筑库、蓄水分洪的策略。这一转变，使治水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芍陂工程也因此灌溉万顷，使楚国农业丰收、百姓安居。孙叔敖的智慧，在于他率先实现从“对抗”到“引导”的治水理念飞跃，为后世“蓄泄兼筹”提供早期范本。
“蓄泄兼筹”的思想，在长江圩垸区表现为对湖泊、河港等自然水体调蓄功能的保留与尊重。在修建圩垸时，保留足够的湖面、河道和蓄洪洼地，以备汛期分蓄超额洪水，此即“蓄”的智慧。“泄”则强调人类通过工程手段，对自然水流进行主动、有序的引导和排放。潘季驯的“束水攻沙”，虽旨在解决泥沙问题，但其通过筑堤束水、加大流速以冲刷河床的思路，体现出高度能动性的“泄”，主动利用和塑造水力，引导其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在长江圩区，“泄”的实践更为普遍和精细。每一处圩垸都是一个独立的水利单元，主要工程除外围堤防，内部必然配套沟渠、涵闸、斗门系统。汛期时，通过涵闸将圩内积水排入外河；旱季时，则引外水入圩灌溉。这种对水“收”与“放”的精准控制，是“泄”的精髓。
“圩田”或“垸田”的发展经历从自发零散到系统整合的长期过程，即“合圩并垸”的趋势。[10]这一技术进步，同时伴随深刻的社会矛盾与生态调整。早期的圩田多由农户或小集体自发修筑，规模小，堤防单薄，且彼此交错，水系混乱。这些“私圩”或“小垸”在普通年景下或可保收，但一遇较大洪水，则极易各自为战、互相掣肘，甚至以邻为壑，酿成更大灾害。因此，出于协同防洪、统一水系管理和提高灌溉效率的需要，“合小圩为大圩”“并散垸为统垸”的工程整合成为必然。“合圩并垸”在技术上意味着统一规划并加固外堤，形成更坚固、连续的防洪屏障；整治内部水系，开挖骨干河道，建立统一、高效的排灌系统；合并零散田块，优化土地利用格局。例如，在洞庭湖区，从宋代小规模围垦，发展到明清大规模“合垸”，形成“大者轮广数十里，小者十余里”[11]，保护田亩数以万计的大垸。
然而，“合圩并垸”在带来规模效益的同时，也引发尖锐的社会与生态问题。从社会层面看，合并过程涉及原有小圩之间的利益重新分配、界址争端、费用分摊等复杂矛盾。从生态层面看，随着人口增长和农业开发需求加剧，元明以后，“合圩并垸”常常滑向过度围垦的境地。人们不断地围湖造田，将原本用于调蓄洪水的湖泊、河汊大片变为农田，使江湖自然调蓄容积急剧减少，打破“蓄泄兼筹”的动态平衡。 圩垸规模越大，一旦溃决，损失也越惨重；而外部河湖因蓄洪空间萎缩，水位被不断抬高，又反过来对大堤形成更大压力，形成“水涨—堤高—田低”的恶性循环。明清时期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水灾频率与强度的增加，与大规模、甚至盲目的“合圩并垸”直接相关。
面对圩垸区复杂的水利事务和频繁的水利纠纷，古代社会并非仅依赖官府的强力介入，还孕育出基层水利共治组织，形成一套运作机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2]利益与责任高度绑定。圩堤的修筑、维护，沟渠的疏浚，涵闸的启闭，所有这些公共事务所需的人力、物力，均按受益田亩的多寡进行摊派。“有田斯有役，有役乃保田”成为基本准则。以民间推选和自治为主导。共治组织的日常管理者，如“圩长”“堰长”“渠长”等，多由受益户共同推举产生，通常是地方上有威望的乡绅或大户。他们负责制定具体的用水规约、组织岁修、调解内部用水纠纷、筹集和管理修缮资金。官方更多是监督、稽查和在重大纠纷或工程中进行最终仲裁，而非日常的直接管理。这种“官督民办”或“民间主导、官方备案”的模式，使水利管理能够紧密贴合当地实际，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形成制度化的乡规民约。为减少纠纷、维持秩序，许多成熟的水利共治组织会将用水次序、夫役分摊方式、违规处罚条款等，刻石立碑，形成具有约束力的乡规民约，有效降低了治理成本。
长江“合圩并垸”的实践史，也是一部生动的“人水关系”调试史。它从空间规划上探求“蓄”与“泄”的合理边界，从工程技术上权衡“合”与“分”的利弊得失，以“官”与“民”的协同共治为组织保障。长江治理实践不仅塑造着“鱼米之乡”的物质面貌，更积淀为应对不确定性、在压力中维持平衡的社会文化基因。
古代江河治理实践中的经验与智慧
我国古代每一次大规模的治水，都是一次对社会组织能力的检阅、对科学技术的探索、对国家认同的深化。黄河治理中“宽”与“束”的辩证统一，长江治理中“合”与“分”的动态平衡，表面是工程技术的迭代升级，实则体现出我国先民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探索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哲学和治理智慧。
彰显“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我国的治水实践，并非一味追求“人定胜天”，而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黄河治理中，贾让力主“不与水争地”，王景践行“宽河固堤”，皆是为洪水留足行洪空间，以空间的退让换取系统的安全；长江治理中，先民秉持“蓄泄兼筹”，在筑圩围垦时保留足够的湖面与河港以备调蓄。治理江河的实践，秉持“天人合一”的生态观，融入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深切关照。
体现系统统筹与全局意识。治水之难，难在牵一发而动全身。黄河治理中，潘季驯提出“治河之法，当观其全”，将黄河、淮河、运河视为有机整体，创造“蓄清刷黄”的系统战法；靳辅、陈潢强调“审其全局，彻首尾而合治之”。长江治理中，“合圩并垸”意在统摄破碎水系以提升防洪效能，亦警示过度围垦会瓦解整个流域的调蓄平衡。古人早已洞悉，江河是一个多层次、多变量的复杂巨系统，牵涉水沙、地形、气候、人口、赋税与漕运。故治水需具“全局意识”，超越局部与眼前，谋求系统整体之优。
坚持辩证统一与动态平衡。黄河治理中，王景“宽河”与潘季驯“束水”，看似对立实则相辅相成，潘季驯在强调“束水攻沙”的同时，设计“遥堤”系统预留行洪空间，蕴含“宽”的智慧。长江治理中，“合圩并垸”虽可增效，但过度则会伤及生态，需寻求“蓄”与“泄”的动态平衡。古人深谙矛盾转化之理，治水方案从未拘于一格，而是在具体时空条件下，把握矛盾主次，实现“执两用中”。这种辩证智慧，打破非此即彼的偏执，追求在矛盾中维系系统的韧性与活力，是一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方法论。
形成官民协同的治理格局。治水从来都不仅仅是自然工程，更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黄河治理中形成专业化官僚体系与“河工银”等财政专项机制，体现国家宏观统筹的强力保障；长江圩垸区则孕育出以“圩长”“堰长”为中心，利责共担的基层水利共治组织，依靠乡规民约实现自治。当大灾来袭，国家力量组织跨区域抢险；王朝衰微时，基层共治组织依然有能力维持基本防护。这种“国家主导大型工程与宏观管理，社会基层负责日常自治”的协同联动，有力锻造抵御水患的社会韧性。
注释
[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治水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4年，第4页。
[2]【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66页。
[3]【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29《河渠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408页。
[4] [8]【明】潘季驯撰，付庆芬点校：《河防一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56页、第181—182页。
[5]【清】夏燮撰，沈仲九点校：《明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380页。
[6]王化云：《我的治河实践》，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17年，第50页。
[7]【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王景》，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65页。
[9]【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55《靳文襄奏疏八卷》，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01页。
[10]贾兵强：《治水与中华农业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1—3页。
[11]【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444页。
[12]吴滔：《明清江南地区的“乡圩”》，《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第54—61页。
责编：陈 楠／美编：石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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