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被动返乡到主动入乡、从单一农业到多样业态、从政策驱动到创新驱动的深刻转型，构成当代青年返乡入乡创业驱动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前提。这一过程，既蕴藏着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巨大潜能，又面临一些挑战，需从优化制度支撑环境、厚植乡土文化价值、强化青年素养培育、完善社会支持体系等多维度协同发力，构建全链条系统性引导机制，让返乡入乡创业青年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青年返乡入乡创业 空间重构 乡村全面振兴 【中图分类号】D432 【文献标识码】A
当代青年返乡入乡创业，是国家、市场和个体多方力量融合生成的社会创新过程。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先发地区的乡村功能逐渐从农业生产功能向旅游、研学等非生产功能转型，使得乡村地区要素资源的价值被重新挖掘，形成乡村更新的市场动力。当代青年生活在高度流动、高度竞争和高度媒介化的社会环境中，返乡入乡创业是逃离都市生活焦虑、寻求自身价值实现和追求田园生活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空间重构是青年返乡入乡创业驱动社会创新的重要支撑，返乡入乡青年依托对城市居民需求的认知、城市地区经济社会资源，以及掌握的综合技能，通过对乡村地区要素资源的重新组织，将乡村地区传统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转化为乡村新消费场景，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青年返乡入乡创业塑造乡村居业关系
在我国乡土社会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居住与就业在空间上的匹配程度及其功能协同状态（即居业关系），是乡村人地系统耦合的一对基础关系。从大历史观来看，中国乡村居业关系长期处于一种“稳态协同”状态，而当代青年返乡入乡创业则是一种“流态协同”的新型空间实践。随着乡村全面振兴的扎实推进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持续发力，青年返乡入乡创业已不再是零星的个体选择，而是一场蓬勃发展的社会创新实践。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全国各类返乡创业人员累计超过1510万人。①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联合开展覆盖27个省份的“青年入乡趋势年度调研”显示，入乡青年的平均年龄为35岁，其中“80后”占31.2%、“90后”占33.6%，70.1%拥有5年以上城市生活经验，41.9%为本科及以上学历，27.1%为城市户籍。②与“农一代”被动返乡养老和“农二代”因城市融入受阻而被迫回流不同，当前返乡入乡创业的青年群体具备对城市消费需求的认知、在城市积累的经济社会资源，以及跨领域的知识技能，以创业者的身份主动嵌入乡村发展，创业领域广泛覆盖民宿运营、乡村电商、文创策展、科技研发、数字内容生产等多样业态，推动城乡要素重组和乡村空间重塑。
当代青年返乡入乡创业的深层意义，在于从根本上塑造“流态协同”的乡村居业关系新形态——依托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和生产要素灵活配置而形成的新型居业协同状态。“流态协同”是城乡融合阶段下乡村居业协同的高级形态，即空间不再仅是承载乡村生活和生产的“静态容器”，而是演变为调节居业关系、驱动“流态协同”的关键动力。返乡入乡青年以更新空间为支点、创业实践为媒介，将信息、技术、品牌、渠道等新型生产要素注入乡村，激活城乡融合内生动力，在“流态协同”中为乡村地区提供经济产出和就业岗位，打造新消费场景。从被动返乡到主动入乡、从单一农业到多样业态、从政策驱动到创新驱动的深刻转型，构成当代青年返乡入乡创业驱动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前提。
青年返乡入乡创业的渐进式扎根
返乡入乡青年对乡村的空间重构，本质上是一场以物质空间为媒介的社会关系重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返乡入乡青年的创业行为具有空间属性。无论是将废弃农舍改造为主题咖啡馆，还是将闲置校舍焕新为数字游民社区，这些实践无不以特定空间的占有、改造和赋能为起点。一方面，空间是可触可感的物质成果，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可见的改变，为后续的社会信任积累奠定基础。另一方面，空间重构过程是一个分配资源、协调利益、建构共识的社会过程，创业者需与村集体、村民等建立合作关系，在协商中建立新的社会网络。返乡入乡青年改造的创业孵化器、共享办公、人才社区等空间载体，形成乡村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兼具市场信号导入、社会关系重组和组织能力建设等复合功能，能够有效推动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的城乡流动。
返乡入乡青年的创业活动是一个“时间—空间”渐进式扎根过程。笔者基于长三角地区 50多个典型乡村800余份样本调查数据，发现返乡入乡青年可划分为原籍返乡青年、近域入乡青年和远域入乡青年三种类型，其驱动乡村空间重构的特征具有显著差异。
原籍返乡青年是指出生地与入乡地相一致的群体。原籍返乡青年的迁移决策，始终围绕着乡愁情感与经济理性。他们的乡村创业活动及其空间实践有三个特点：深嵌于熟人社会网络，依托家族关系和乡土地缘快速获取空间资源，将产权交易成本内部化，快速形成入乡的空间锚点；空间改造风格倾向于在地化，更注重延续村庄既有的文化脉络和空间肌理；治理参与度较高，返乡青年往往具备更强的公共事务介入意愿和在村长期定居意愿。
近域入乡青年是指从城市出发、进入本市县或邻近地区乡村的群体。近域入乡青年的迁移决策，展现出较高的区位敏锐度，精准锁定那些兼具乡村自然风光与城镇便利生活的腹地型乡村。受制于非农籍带来的产权边界限制，他们通常会规避复杂的土地和建筑产权风险，将精力转向乡村户外环境与废弃资源的创造性营造。这类乡村空间重构实践，以城市资源就近引入乡村为重要特征，其创业空间往往选择大城市通勤圈内的城郊乡村，形成城乡两栖的空间锚点。同时，他们的在地社会关系较原籍返乡青年薄弱，其定居意愿往往随着创业活动的深入开展而呈现渐进式的锚定过程。
远域入乡青年是指跨越较大地理距离，从完全不同地域，通常是超大特大城市，进入本地乡村的群体。对于远域入乡青年而言，其空间锚点的选择几乎完全聚焦于那些拥有极致自然环境或深厚文化底蕴的特色型乡村。他们的乡创活动，怀揣着逃离内卷和自然疗愈的强烈诉求，空间重构往往带有鲜明的实验性，对乡村传统建筑和自然环境进行具有颠覆性的现代化改造。他们与本地社会的融合难度较大，其定居意愿往往与创业活动的商业周期相对应而具有波动性，不易产生长期的定居意愿。
从成因机制来看，不同类型返乡入乡青年的创业活动在空间重构上的特征差异显著，至少有四个层面的驱动因素。返乡入乡青年自身特点。不同类型的青年携带差异化的城乡资源禀赋、社会资本积累、知识技能结构和创新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其空间重构是强调在地性和延续性，还是市场导向型、创新颠覆型的空间创新实践。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发展阶段。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的深刻转型，为不同类型返乡入乡青年的空间实践提供差异化的结构性条件。在超大特大城市和部分大城市周边，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水平显著提升，为青年返乡入乡创业提供基础条件。反之，进入远离中心城市的远郊乡村和传统农区的远域入乡青年，面临乡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地方政策创新。不同地区在土地政策、财政支持、平台建设等方面的政策供给差异，构成不同类型返乡入乡创业青年推动空间重构的关键变量。例如，浙江省湖州市印发全国首部关于青年入乡发展的地方性法规——《湖州市青年入乡发展促进条例》。③为返乡入乡青年的空间实践在土地用途管制、闲置资源流转等方面，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社会资本与数字素养。调查表明，远域入乡青年在本村创业时，对本地社会网络的依赖度明显低于原籍返乡青年和近域入乡青年两类群体，与网络平台的交往更为密切。这一差异使得远域入乡青年能够在更广阔的区域尺度和虚拟空间尺度上，完成空间要素配置与价值转化。
返乡入乡青年不仅是空间的使用者，而且是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新节点
伴随高速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当代返乡入乡青年往往缺乏在乡村地区长期生活的经历，他们在乡村地区的创新创业活动通常表现为场景式空间营造，在地理媒介、社交平台、数智算法等新技术新媒体的加持下出现自我迭代扩张，容易造成乡村地区原有生态生活空间布局失衡。
景观层面的城市化与景区化对乡村文化和精神文明的遮蔽与替代。返乡入乡青年大多怀揣着城市生活的审美惯性和消费期待，在空间改造中不自觉地以城市商业空间逻辑来理解和重塑乡村。例如，将田间地头打造为拍照打卡的布景式装置，当出片率成为衡量改造成功与否的唯一指标，乡村空间原有的文化意义系统就会被标准化、可复制的消费美学所取代，容易造成分散的场景式空间生产，缺乏对乡村文化和精神文明的深度回应。
青年返乡入乡创业可能演变为对当地乡村土地、建筑、公共空间等资源的掠夺性、脱嵌式开发。这表现为创业者以较低价格长期租赁村集体或村民的土地房屋，将大部分空间增值收益归于自身，创业项目带来的游客涌入挤占了本属于村民的公共空间和生活资源，村民虽有参与，却只能获得产业链末端的微薄收益。更深层地看，资本裹挟下的空间重构往往具有“脱嵌”的特征，即经济活动从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不再嵌入地方的社会规范和伦理秩序之中。④
返乡入乡青年在驱动空间重构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制度、文化和社区融入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性挑战。乡村的土地性质及其产权关系复杂，永久农田、一般耕地、林地、宅基地、集体用地等用途划分交织错落，生态环保红线、防洪控制区、地质灾害防控区、城镇开发边界线等各类空间管制相互叠加。乡土社会关系网络复杂，外来新理念、新模式的融入常会遭遇“水土不服”。即便拥有乡土背景的原籍返乡青年，也需经历从城市节奏到乡村治理的角色转换挑战。返乡入乡青年不仅是空间的使用者，而且是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新节点。
为青年返乡入乡创业提供坚实保障
2020年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返乡入乡创业工作的意见》，在财政、用地、信贷、培训等方面构建起系统化政策支持框架。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提出鼓励和引导青年入乡发展和就业创业，建立人才定期服务乡村制度，支持返乡人员等投身乡村全面振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开展新时代中国青年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青春建功行动，支持青年在各领域各方面工作中争当排头兵和主力军”。⑤
青年返乡入乡创业驱动空间重构，需与之相匹配的制度环境支撑。在土地制度层面，积极推行点状供地等灵活用地方式，按照“建多少、转多少、供多少”的原则，精准供应青年返乡入乡创业项目所需的建设用地，降低土地获取的交易成本。同时，深化闲置存量空间的盘活利用，支持青年以租赁、合作、入股等方式，激活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变沉睡资产为创业资本。在政策保障层面，构建青年返乡入乡“引—育—用—留”全链条政策供给体系，为青年返乡入乡创业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在服务平台层面，可在超大特大城市和部分大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区，推动建设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公共服务载体。
将文化价值融入贯穿空间重构全过程。一方面，在青年返乡入乡创业培训体系中，增设乡村文化、乡土社会结构、地方性知识等课程模块，帮助返乡入乡青年理解乡村空间的文化内涵，避免以城市审美倾向简单替代乡村文化脉络。另一方面，在项目准入和政策扶持中嵌入文化价值考量，即不仅考察经济可行性和市场前景，而且评估空间改造方案对乡村文化、传统风貌和社区关系的可能影响，并给予针对性的正向激励和规范引导。
返乡入乡创业青年的素质素养，直接决定乡村空间重构的质量与可持续性。当前，返乡入乡青年在创业过程中普遍面临能力不适应、乡土认知不足等挑战，亟待构建系统化教育培训体系。可以打造青创学院、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组建青创工作营，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家、投资人等担任青创导师，为返乡入乡青年打开新思路、拓展新视野、传授新技术。着重提升返乡入乡青年的创新创业能力、乡土文化认知能力和社区融入能力。鼓励青年通过担任村干部、“乡村CEO”等角色参与基层治理实践，将空间营造与社区建设相结合，在服务乡村中实现能力迭代，实现创业青年从入乡到扎根的转变。
构建全方位社会支持体系，强化青年返乡入乡发展的本地嵌入性制度设计。补齐乡村公共基础设施短板，尤其是在交通通勤、数字网络、寄递物流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降低城乡要素流动的物理成本与社会成本。推广“企业+村集体+村民+返乡入乡青年”四位一体利益联结机制，引导返乡入乡青年发展的同时，以股份合作、按股分红等形式，与村集体和村民共享发展成果，强化创业项目的本地嵌入性和可持续性。健全多方共治机制，构建村委、村民、返乡入乡创业者、社会资本议事沟通平台，让返乡入乡创业青年在参与乡村治理中，实现人才成长与乡村全面振兴双向赋能。
【注：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大都市腹地乡村地域多功能演化的特征、机制与规划对策——以沪苏嘉湖地区为例”（项目编号：52378071）和“地方产业驱动乡村聚落发展的特征、机理与规划启示——以江浙地区为例”（项目编号：51978478）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常钦：《青春与乡村的“双向奔赴”（“三农”观察）》，《人民日报》，2026年5月22日。
②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团队：《城“流”乡“动”——中国青年入乡新趋势年度调研报告（2025）》， 2025年9月。
③《湖州市青年入乡发展促进条例》，湖州人大网，2026年4月3日。
④魏俊宇、周凌宇：《预判式嵌合：乡村治理机制的脱嵌与重构》，《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国政府网，2026年3月13日。
责编/银冰瑶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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