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层治理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向“优化一类事”转变，是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面对条块分割、政绩观偏差等影响基层治理效能的深层梗阻，需强化党建引领，在法治轨道上进行制度优化，夯实数智根基实现“未诉先办”，建立以群众满意度为重点的考评体系，从而推动个案化解向长效常治跃升，构建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高质量治理效能。
【关键词】基层治理 优化一类事 长效机制 未诉先办 群众路线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为民办实事，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光辉历程中一以贯之的鲜明政治底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①。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群众诉求正从生存型、基本型向发展型、品质型跨越，日益呈现出多层次、复杂交织的特征。为满足群众需求，破解基层治理困境，需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观念，推动社会治理从“解决一件事”向“优化一类事”跃升。这是对传统被动治理模式的强力突围，更是新时代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生动彰显。实现这一跃升，需跳出问题表象与个案局限，深挖矛盾背后的症结所在，开展源头治理。
明确群众工作的政治立场与方法
从“解决一件事”转向“优化一类事”，意味着群众工作不再停留于个案处置，而要迈向系统回应。这要求我们，把政治要求、人民立场和发展导向，落实为刚性的工作准则、评价标准和长效机制，使之成为各级党员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重要准则，实现从“办结一件事”到“理顺一类事”的治理升级。
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优化一类事”是对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创新践行。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问需，将群众诉求作为施政的“风向标”与“晴雨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样态，超越传统的“国家—社会”框架，其实质是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回应人民诉求的持续治理效能。始终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治理效能的根本标尺，将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高度统一，生动诠释“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核心要义。
坚持系统观念，提升整体治理效能。从“一件事”到“一类事”，要求治理主体跳出“就事论事”的局限，强化战略思维与全局观念。当前，县域治理中“条块关系”，正经历从刚性分割向弹性协同的深刻转型，需坚持系统治理②。加强各项改革举措的协调配套与同向发力，从宏观制度维度铲除问题滋生蔓延的土壤，切实做到标本兼治、长效长治。
坚持问题导向，紧抓社会主要矛盾。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治理诉求，需强化数字赋能与民意汇聚，聚焦群众反映最强烈、最集中的高频共性问题集中攻坚。实践表明，以群众诉求驱动政府施政议程，是从个案回应向主动治理跃升、破解传统科层制被动应对困境的关键路径③。从偶然性事件中主动把握必然规律，通过破解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类事”，实现“解决一个、带动一片、惠及一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牢牢掌握基层社会治理的历史主动。
从“解决一件事”到“优化一类事”的转型困境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当前，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处于从“被动响应”向“主动创新”、从“解决一件事”到“优化一类事”跃升的关键期。然而，改革步入深水区，触碰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与利益格局调整，仍面临诸多挑战。需坚持系统观念与问题导向，坚决破除制约长效治理的深层梗阻，夯实为民造福的治理根基。
存在条块分割，跨域协同效能亟待提升。打破部门壁垒，强化整体协同，才能推进“一类事”的系统治理。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仍存在条块分割的问题，制约着系统治理效能的充分释放。在面对多领域交叉的监管盲区时，有的职能部门仍习惯于“单兵作战”，易陷入推诿扯皮、多头治理的集体行动困境。有学者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展开研究，认为基层政府负担过重的根源，在于环境变化下组织系统的适应性不足，尤其是横向部门间的协调成本高企与纵向压力的层层叠加，共同造成基层“看得见管不着”的结构性困境。④解决跨域“一类事”，需从体制源头发力，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依法赋予基层相应权力，打通协同共治的制度经脉。
政绩观存在偏差，制度供给与基层减负仍需发力。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优势。在向“优化一类事”转型中，有的地区制度供给滞后于群众诉求变化，基层一线缺乏必要的资源调配与统筹协调权，导致创新性便民举措难以固化为长效机制。同时，有的党员干部政绩观错位，重“显绩”轻“潜绩”，重“留痕”轻“实效”。名目繁多的考核指标和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不仅背离新发展理念，而且使基层干部深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泥淖。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干事创业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切实为基层减负松绑，才能激发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内生动力。
数字赋能亟待深化，新时代群众路线面临技术异化风险。加快建设数字政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然而，当前数据要素潜能尚未充分释放，仍然存在“信息孤岛”，阻碍跨部门数据的前瞻性研判与源头治理，导致基层仍处于“不诉不办”的被动兜底状态。在线政务服务在为大量经营主体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因老年人、低教育程度群体面临的技术接入障碍，形成了不容忽视的“数字鸿沟”，这一矛盾在有的地区存在进一步加剧的风险。更需警惕的是“技术异化”倾向：有的党员干部沉迷于数据大屏与系统指标，忽视走进田间地头的基本功；机械推行“智能替代”，未能提升服务温度，反而加剧特殊群体的权利失衡。基层干部作为连接国家顶层设计与民生基础的桥梁，其政策执行能力与担当作为精神，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落实。⑤在推进基层治理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数字赋能与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有机结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切实防止数字技术成为拉大服务鸿沟的新壁垒。
探索基层治理长效机制的地方经验
近年来，各地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优化一类事”的长效机制构建。各地坚持守正创新与系统观念，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有机结合，开展大量卓有成效的破冰攻坚，为长效机制的构建提供宝贵的经验样本。
北京实践：强化全局统筹，以群众诉求驱动超大城市主动治理。超大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北京市依托12345市民服务热线，全面深化“接诉即办”改革，创新探索“每月一题”机制，成功蹚出一条以群众诉求为驱动的主动治理新路。通过对海量民情数据进行精准研判，北京将老楼加装电梯、校园周边综合治理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列入攻坚清单。此举有效厘清市级统筹、部门协同、街乡落实的责任链条，打破条块分割壁垒，推动政务服务由“被动回应单一个体”向“主动破解共性难题”跃升⑥，生动诠释从“解剖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的长效治理逻辑。
上海实践：坚持双轮驱动，以“两张网”夯实超大城市数智基础。数字化赋能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支撑。上海市首创“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双平台协同运行体系，全面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立足“一网通办”，推动政务服务从“可办”向“智办”跃升⑦，实现高频事项“智慧好办”与惠企政策“免申即享”，促使政务服务从“群众跑腿”向“数据跑路”转变。立足“一网统管”，构建全市时空“一张图”，实现对城市生命线的实时感知与预警处置，推动城市运行由“经验判断”向“数智感知”跨越。同时，上海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浦江经验”，以党员干部接访下访带动矛盾源头化解，形成接访、处置、长效管控的全链条闭环，为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与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提供前沿示范。
深渝实践：深化数字赋能，以敏捷预警夯实源头防范的治理根基。防患未然、源头治理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深化发展。深圳、重庆等地主动顺应数字化转型趋势，将技术赋能与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度融合，着力打造城市治理的“智慧大脑”。依托“民呼我为”等综合协同平台，两地对海量群众诉求进行深度挖掘与多维比对，精准感知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敏锐捕捉社会治理“弱信号”中的“强信息”。这一模式倒逼职能部门，在矛盾激化前开展政策复盘与系统升级，推动社会治理关口前移，有效扭转传统的被动兜底局面。政务服务便利化的关键在于打破信息壁垒，依托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实现从单纯的“可办”向智能化的“智办”跃升。这种敏捷预警机制，正是数字时代降低社会治理隐性成本、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一招。
浙江实践：聚焦高质量发展，以增值服务重塑政企互动营商生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将“优化一类事”的改革逻辑，延伸至实体经济服务领域，释放出强大的制度红利。浙江省全面实施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坚决破除传统审批办件的路径依赖。面对庞大的经营主体，紧贴特色支柱产业全生命周期需求，推动质量、标准、知识产权、金融等专业服务资源全面下沉，提供从“单一审批”向“产业生态赋能”的全链条服务。通过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大幅压减涉企检查频次，实现精准监管与企业满意度双提升。改革促使政策供给由“政府端菜”向“企业点菜”转变，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有力支撑。
跨域协同实践：坚持系统观念，以点带面推动多级联动的长效机制建设。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需坚持系统观念谋划推进改革。在跨域协同层面，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坚决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围绕规划管理、要素流动与生态共治，形成跨省域制度创新成果和可复制推广经验，在共性“一类事”的系统性破解上蹚出新路，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实践证明，只有将成功经验及时转化为制度规范、将分散探索整合为系统安排，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理困境，实现由“解决一个问题”向“消除一类隐患”的跃升。
构建新时代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的系统思路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优化一类事”的跨越，不仅是基层工作方法的局部迭代，而且是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调整、重塑国家治理逻辑的系统性变革。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将这一改革创举固化为不可逆转、高效运转的制度安排，需坚持系统观念与问题导向，在强化党建统领、深化法治保障、夯实数智基础与重塑考评生态四个关键维度协同发力、久久为功，全面筑牢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效机制根基。
铸牢政治中枢，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汇聚破除条块壁垒的强大合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推进为民办实事长效化，首要政治前提是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强大效能。
建强高位统筹的指挥体系。面对跨层级、跨部门的复杂“一类事”，强化党委和政府的“一把手”工程属性。建立由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牵头挂帅的重大民生议事协调机制，提级统筹、高位调度。针对横向部门间的利益博弈与推诿扯皮，敢于动真碰硬，明晰牵头主责与协同配合的权责边界，构建“首接负责、主责牵头、协同共担”的指挥格局，以强大的政治执行力坚决破除“条块分割”的体制藩篱。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基层治理绝非政府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合唱”。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变“坐堂等案”为“主动问需”，将基层党组织的神经末梢延伸至社区网格、楼宇商圈。在化解矛盾纠纷、制定整改方案时，广泛吸纳群众代表与社会力量参与，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画出共建共治共享的同心圆。
筑牢法治保障，推动改革经验向长效建制转化。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化解基层深层次矛盾，不能仅凭阶段性的行政指令，需将成熟的探索经验及时上升为法规制度。以北京“接诉即办”改革为例，其主要经验便是通过地方立法固化首接负责、限时办理等法定职责，让跨部门的协同统筹于法有据，彻底将应急式治理沉淀为超大城市治理的长期制度安排。同时，用法治思维厘清各级事权边界，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针对城市违建、跨界排污等交叉监管盲区，加快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将分散在城管、环保、水务等多头的执法权限剥离整合，“一支队伍管执法”，从源头上切断推诿扯皮的链条，破解基层“看得见管不着”的难题。
深化数字赋能，实现被动响应向“未诉先办”跨越。信息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强劲引擎。面对复杂多样的民生诉求，需加快破除部门间的数据壁垒与信息孤岛，构建贯通公安、民政、住建等全域系统的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将数字技术作为感知民意、预警风险的探针，依托算力支撑，加强对海量民生热线与网格工单的语义画像与聚类分析。善于在海量数据中捕捉社会治理信号，如数据系统敏锐捕捉到某老旧小区关于“下水道返味”“墙皮渗水”的零星投诉呈现微幅攀升时，职能部门应超前研判、提前介入，在矛盾集中爆发前将其统筹纳入老旧管网改造工程。这种将个案工单转化为主动治理项目的模式，可以有效防患未然。
重塑考评体系，全面激发基层干事创业的担当动能。考核是指挥棒，群众满意度是检验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尺。坚决纠治重留痕、轻实效的扭曲政绩观，构建“考人”与“考事”深度融合的评价体系。对重大民生攻坚项目，可探索实行提级督办与专项考评，促使部门将精力从应付式的个案回访，切实转向深层次的源头治理。此外，要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大刀阔斧为基层减负松绑，减少脱离实际的多头考核与繁琐的台账报表。尤其是在破解牵涉面广、政策风险高的历史遗留纠纷时，需建立健全尽职免责与容错纠错机制。要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充分激活基层干部破解顽瘴痼疾的内生动力，让制度红利最终转化为人民群众可知可及的切身利益。
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向“优化一类事”的跨越，是中国共产党人守正创新、与时俱进的生动写照，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举措。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治理现象，各级党委和政府需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使命担当与“系统集成”的政治智慧，坚定不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续释放数智红利，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唯有将每一次为民解忧的务实之举，都淬炼并深深镌刻进长效常治的制度基石之中，才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壮阔前行中，不断书写出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时代答卷，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磅礴不竭的奋进伟力。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基层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和成效评价研究”（项目编号：25&ZD214）研究成果】
【注释】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6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26年3月14日。
③李文钊：《从“接诉即办”透视中国基层之治——基于北京样板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逻辑阐释》，《中国行政管理》，2023年第6期。
④刘元贺、周振超：《基层政府负担的致因与消解：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公共行政评论》，2024年第6期。
⑤罗哲：《双向发力激励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国家治理》，2025年第21期。
⑥孟天广、黄种滨、张小劲：《政务热线驱动的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以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21年第2期。
⑦郭俊华：《从“可办”到“智办”：人民对政务服务便利化的新期待》，《人民论坛》，2025年第19期。
责编/周小梨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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