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近日发视频称，因一场直播连麦，被家长举报至多个部门，陷入一场持续近两个月的风波。复旦大学按程序调查、查清事实后，未对沈奕斐给予任何形式的行政处分或专业处置。这一做法，得到不少网友点赞。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起风波中，视频下的1000多条留言格外触动人心，其中不乏基层一线教师的委屈与心声——有人被无理家长举报到失眠，有人为不惹麻烦只能对孩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人明明用心教书却被步步紧逼……一些荒诞的投诉，伤害着用心管教孩子的老师们。
教育该有的样子，不是家长和老师互相防备，而是大家一起，站在“帮助孩子成长”的那一边，合力托举孩子们健康成长。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举报机制设立的初衷，是为了规范教育行为，畅通合理维权的渠道，本是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的纽带，绝非宣泄个人情绪、打击报复、制造对立、牟取私利的工具。
除了教育领域，在党员干部日常工作中，同样存在类似的乱象。近年来，多地纪检监察机关通报的典型案例显示，有人因请托帮忙被拒后，心怀不满实施诬告；有人为发泄情绪，捏造事实进行反映；还有诬告者一人撰写数十封举报信，诬陷多名干部。这些行为，不仅严重干扰干部工作秩序，浪费执纪执法资源，更破坏政治生态，影响一个地方或部门的干事风气和发展环境。
客观而言，有的人易将他人善意的批评或正常的互动，解读为对自己的攻击，把微小挫折放大为重大不公，有偏见就扣帽、为竞争去打击、挟私愤而报复等。这些看似属于“个人恩怨”的行为，本质上是对公平正义的践踏，对制度公信力的侵蚀。这种错误心理，若没有制度层面的有效约束，便容易在现实中形成一种危险的惯性：只要手中有举报权，便可以无成本地去举报，搅乱他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监督必须实事求是，举报必须出于公心，绝不能让正常监督，沦为诬告陷害的工具。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一项项制度安排正构筑起严查诬告陷害行为的防线。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指出，保障党员权利，及时为干部澄清正名，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湖北开展诬告陷害行为联合治理行动，制定出台《诬告陷害行为认定及取证指引》，从纪、法、罪三个层面，规范诬告陷害行为的认定标准和取证要求；同时，做到“查诬”“澄清”并重，既利剑高悬惩治诬告陷害者，也暖心呵护为清白人澄清正名，旗帜鲜明为担当实干者撑腰鼓劲。江苏省东台市编发《澄清正名、查处诬告陷害典型案例选编》，收集相关制度规定、典型案例及有效经验做法，用身边事解读纪法要义，以鲜活案例明晰工作流程；拍摄警示教育片，引导党员干部依规依纪依法行使监督权、举报权。
黑龙江、吉林、浙江、内蒙古等地纪委监委，也出台制度，对诬告陷害行为的认定、调查程序、责任追究等，作出严格细致的规定。未来，制度的刚性、覆盖面和执行力，仍需在更广泛的实践中不断完善。
为了避免不实举报打击、影响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组织上要加大力度澄清正名。该任用的，继续任用；该提拔的，继续提拔，用正气来压倒邪气。这样才能保护干事的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向诬告者亮剑，不只是为了惩戒某个人，更是为了守护良好生态。当举报和监督出于理性与善意，当实干者不再因受到诬告而寒心，才能让认真做事的人安心做事，让愿意担当的人敢于担当，激励更多奋斗者轻装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