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是传统腐败的变异升级，通过市场化包装、期权化兑现、技术化隐匿，实现高度隐蔽化运行，呈现主体隐身化、关系网络化、兑现延时化、跨境数字化等特征，给腐败治理在线索发现、调查取证、定性处置与协同监管上带来挑战。技术赋能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以数据驱动为基础，以智能预警为关键，以协同处置为支撑，构建全周期管理、全链条覆盖、全要素识别的治理模式。
关键词:新型腐败 隐性腐败 技术赋能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
当前，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1]传统腐败与新型腐败交织，腐败手段不断隐形变异、翻新升级，贪腐行为更加隐蔽复杂的特征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要把握腐败的新动向新特点，创新手段方式，完善反腐败责任落实机制，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2]这一重要论述，为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提供重要遵循，为引入技术手段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指明方向。
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表现与治理挑战
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是权力滥用、权钱交易与利益输送的腐败变异形态，并未改变公权力私用的腐败内核，其通过手段翻新与形态伪装实现隐蔽化运行。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市场化包装、期权化兑现、技术化隐匿，以借贷理财、股权投资、顾问服务、虚拟资产交易等“合法外衣”，掩盖其利益输送实质；在主体形态上，呈现隐身化、网络化、代理化特点，依托影子公司、影子股东、特定关系人、政商“旋转门”等，形成隐蔽利益共同体；在时空布局上，呈现延时性、分阶段性、跨周期性特点，将权力行使与利益获取在时间与空间上分离，形成在职谋利、离职兑现的“逃逸式”“期权式”腐败；在技术依托上，呈现数字化、匿名化、跨境化特点，借助区块链、虚拟货币、跨链交易等技术，实现资产隐匿与资金转移，降低行为留痕概率。
当前，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治理存在以下挑战。首先，发现识别难度大。此类腐败行为往往嵌套于市场经济活动、新兴业态及数字技术中，常以正常商业合作、投资参股、人情往来等合法形式作伪装，权钱交易由显性转为隐蔽。传统监督巡查、常规监管手段因适配性不足，难以透过表面合规行为准确识别背后利益输送关系。其次，调查取证阻力突出。腐败资金往往通过数字资产、虚拟账户、跨境渠道迂回流转，资金链条呈现碎片化、隐匿化特征，对其追踪与溯源难度较高。同时，由于电子数据具有易篡改、易灭失、易隐匿特性，电子证据固定、转化与采信难，导致案件办理难以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再次，定性处置界定难。新型腐败借助股权代持、影子公司、期权返利等模式掩盖利益输送和非法目的。由于案件持续时间长、利益关系复杂，时间节点、因果关系、财物价值难以精准认定，执法人员对纪法定性与执纪执法处置标准的把握会存在一定难度。最后，协同监管体系尚不健全。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数据共享壁垒尚未完全打通，监管信息分散，监督力量碎片化特征明显。纪法衔接机制仍需完善，跨区域联合监管和跨境反腐败协作机制不够成熟，难以形成全覆盖的治理监管合力。
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技术赋能趋向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出台调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证据指引，深化风腐同查同治”“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3]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尽管手段翻新、形态变异，但其产生发展仍然遵循权力运行与监督的基本逻辑，[4]并未改变公权私用、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的腐败行为特征。技术赋能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将数字技术作为破解腐败隐蔽性、复杂性的关键工具，将抽象的权力运行过程转化为可追溯、可比对的数据过程。以技术可见性对冲行为隐蔽性，以数据关联性破解关系复杂性，实现对腐败行为的有效捕捉。
全周期管理、全链条覆盖、全要素识别。全周期管理针对新型腐败链条延长、环节分散特征，依托技术赋能实现从权力行使到利益兑现的全过程追踪，打破在职谋利、离职兑现的时间差与空间差，将期权腐败、逃逸式腐败等跨期、跨界腐败行为一并纳入监督视野。全链条覆盖针对腐败主体从线性结构向网状结构嬗变的趋势，通过多源数据融合、知识图谱构建等技术手段，精准识别影子公司、影子股东等隐性关联主体，穿透复杂关系网，实现对网状利益共同体全面监督，改变传统点对点监督局限。全要素识别顺应腐败载体从直接性财产向虚拟性利益拓展的趋势，将数字货币、股权、商业机会等财产性利益，转化为可量化、可核验、可比对的数据要素，有效破解雅贿、期权、干股等新型贿赂在形态认定、价值核定、轨迹追踪等方面难题。
数据驱动、智能预警、协同处置。数据驱动以“数据+算法+算力”为监督的技术底座，[5]归集工商、税务、金融、通信、不动产、出入境等跨部门、跨领域数据资源，打破信息壁垒与数据孤岛，构建权力运行数字画像与行为基线，为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治理提供稳定、全面、准确的数据支撑，实现从经验判断向数据决策转变。智能预警聚焦招投标、资金拨付、行政审批、资源交易等腐败易发高发关键环节，运用机器学习、深度神经网络、异常行为检测、关联关系分析等模型，开展实时监测、动态研判与风险预警，推动监督关口前移，实现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防范、事中阻断转型，提升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早发现、早干预能力。协同处置依托数字纪检监察平台，健全线索移送、证据共享、信息互通、协同办案机制，统筹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金融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等多方力量，构建线索移交、审查调查、案件审理、追赃挽损、以案促改的闭环，推动监督、办案、治理一体贯通，促进个案办理向系统治理延伸，全面提升技术赋能下腐败治理的系统性、协同性与实效性。
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技术赋能路径
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隐蔽性与复杂性，对传统治理模式构成挑战。破解这一难题，需构建线索发现、调查取证、定性处置与协同监管的“四位一体”治理体系，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治”、从“分散治理”向“系统治理”转型。
破解“发现识别难”：构建数据贯通、场景分类的智能预警模型。数据可及是线索发现的前提。要打破部门壁垒与数据孤岛，将分散在工商、税务、金融、通信、交通运输等不同部门的业务数据，汇聚到监督平台，建立全面覆盖“人、财、事、权”的监督数据资源库。要制定统一数据标准，如数据接口标准、数据格式标准、数据安全标准，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高质量数据汇集。要强化数据治理，建立数据质量评估、数据清洗机制，及时剔除冗余、错误与缺失数据，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时效性，为后续分析提供精准数据支撑。
新型腐败与隐性腐败具有领域集中性特征，金融、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是腐败易发高发重点领域，政策制定、财政资金分配、国有资产处置、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审批等，是腐败易发高发关键环节。可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环节腐败行为特点，研发场景化智能预警模型。比如，针对工程建设领域，研发围标串标识别模型，通过投标文件元数据、保证金流水、工程进度与支付数据比对，自动识别异常报价、异常关联、异常中标等风险点；针对金融信贷领域，研发影子公司关联分析模型，运用知识图谱技术穿透股权结构和利益关联关系，识别隐性关联主体和利益输送通道。
“发现识别难”的重要原因是腐败主体隐身化、关联关系复杂化，可运用知识图谱等技术，对公职人员进行全方位“数字画像”。可通过绘制权力关系网，融合多源数据，构建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与市场主体、特定关系人、关联企业的关系网络，识别隐性利益共同体。可通过刻画行为轨迹，综合公职人员的履职、消费与社交轨迹，为异常行为识别提供参照基准。可通过动态风险评定，基于行为偏离度、交易异常度等指标，对公职人员进行风险定级，实行高风险人员精准锁定、中风险人员动态关注、低风险人员常态监测的差异化监督机制。
破解“调查取证难”：构建技术支撑、证据锁定的精准溯源体系。针对新型腐败与隐性腐败收益数字化、隐蔽化、跨境化趋势，建立健全资金、资产、信息“三位一体”核查模型，实现全要素识别追踪。通过资金流向审查，整合公职人员银行账户流水、第三方支付记录、跨境结算信息、虚拟货币交易记录等资金信息，可视化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资金往来，识别“白手套”“过桥账户”等资金中转关键节点，运用图计算等技术，识别资金异常流动，追踪腐败资金的源头、中转及终点。通过资产核验，整合公职人员不动产登记、股权登记、车辆登记、贵重物品交易、艺术品拍卖、奢侈品消费等资产信息，识别隐性资产转移行为，厘清“影子公司”“股权代持”“房产代持”等新型资产隐匿手段下的真实资产归属。通过信息核查，整合公职人员通信记录、社交数据、邮件往来、网络行为等信息数据，还原腐败主体的关系网络、信息传递轨迹、合谋过程，为发现同案犯、认定共犯关系、证明主观故意提供证据支撑。
针对加密货币、数字货币、智能合约等新型腐败载体，开发专门的取证技术与工具，实现证据锁定。比如，针对加密货币，应开发加密货币追踪系统，运用地址聚类、交易图谱、混币器破解等技术，追踪加密货币流转路径，实现跨境追踪和资产冻结。以中央纪委办公厅、国家监委办公厅印发的《调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证据指引》为基础，建立健全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证据的发现、提取、固定、转化、采信全流程规范，明确取证方向、取证主体、取证程序、取证标准，提高其在司法认定中的采信率。
破解“定性处置难”：完善有规可依、有标可循的智慧定性处置体系。针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手段翻新、形态变异的现实，加快制度规范与技术手段深度融合，构建规则嵌入、标准量化的智慧定性处置体系。完善“财物”认定标准，构建智慧识别模型。将原始股、干股、商业机会、未公开信息等新型贿赂标的纳入贿赂犯罪“财物”范畴，建立“财产性利益”智慧识别模型，通过对交易方式、资金流向的数据分析，自动识别异常行为，为定性处置提供技术支撑。完善“利用职务便利”认定规则，构建关联度分析模型。针对影子股东、期权腐败、长期围猎、感情投资等行为，转向“职务关联性说”，只要财物获取与职务身份或职权影响力存在概括性对应，即可认定利用职务便利，进而破解传统具体职务行为说的适用困境。[6]完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规则，构建行为意图分析模型。将承诺、实施、实现三阶段具体化，运用自然语言处理、行为轨迹分析等技术，构建行为分析模型。对于设置排他性条件、提供不正当竞争优势等行为，模型可自动标注“为他人谋取利益”嫌疑，且不以实际中标或利益实现为必要前提。
针对干股、期权、商业机会等价值不确定的贿赂标的，建立科学、公允的估值机制。比如，对于干股受贿，构建价值动态评估模型。《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干股受贿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的，按实际获利认定受贿数额；对于商业机会受贿，则应区分商业机会本身价值和实现商业机会可获得价值，构建商业机会市场评估模型。综合分析行业标准、竞争程度、稀缺性等因素，以商业机会本身的市场估值为准，避免以盈利结果倒推价值，解决亏损情形下的认定难题。[7]
加强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量刑规范化、智慧化建设。一方面，明确从重情节并建立识别模型，将造成重大工程隐患或财政损失、严重损害营商环境、严重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等，作为法定或酌定从重情节，通过对案件数据的分析，由模型自动识别是否存在上述情节，为量刑提供技术支撑。另一方面，完善数额与情节并重的量刑辅助系统，对于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不能唯数额论，还需综合考虑所涉法益特殊性、行为手段、危害后果、社会影响等因素，构建量刑辅助系统，基于历史案例数据、量刑相关规范，结合个案特征，自动生成量刑建议，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在此基础上，对于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案件，及时研究提炼相关办案规则，发布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加强类案指引，统一裁判尺度，为基层办案提供参考。
破解“协同监管难”：构建部门贯通、智能协同的监督网络。针对部门间数据壁垒、信息孤岛问题，构建一体化数据协同与智能研判平台，实现数据跨部门安全、高效、合规使用。搭建数据协同中枢，运用隐私计算、联邦学习等技术，在确保不泄露原始数据的前提下，实现跨部门数据协同分析。构建智能研判系统，运用知识图谱、关联分析等技术，自动识别政务数据、政法数据、纪检监察数据和互联网数据中的腐败风险点，生成研判报告。开发协同办案工作台，实现信息沟通、线索移送、证据互认、成果共享的线上化、规范化、闭环化管理，将多部门协同从人工协调升级为智能协同。
针对腐败资金跨境转移、腐败分子境外藏匿等问题，构建数据互通、智能监测的跨境协作平台。搭建跨境智能监测平台，破解资产转移监测难题。运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对跨境资本流动、虚拟货币交易、境外资产变动、艺术品拍卖等行为，进行实时监测与智能预警，识别可疑跨境腐败行为。建立跨境证据取证与验证机制，破解司法证据互认难题。运用区块链技术对跨境取证过程进行全程存证，建立证据来源可追溯、传输可验证、内容可核验的技术保障机制。借鉴《欧洲刑事司法协助公约》经验，研究制定境外取证的时间效力标准，提升跨境证据在司法认定中的采信率。建设国际反腐败情报智能交换平台，破解信息共享壁垒。依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多边框架，与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国际刑警组织等建立智能化情报合作机制，通过建立统一数据接口和交换标准，实现可疑交易行为、涉案人员信息、资产冻结指令等信息的自动推送与实时接收。构建跨境资产追回智能辅助系统，破解资产追回效率低的难题。整合各国资产追回相关法律规范、司法协助程序，建立成功追回案例库，运用知识图谱技术为办案人员提供资产追回路径智能推荐、相关法律文书自动生成等功能。探索建立预防性冻结机制，授权执法机关在立案初期即可申请临时冻结令，避免资产转移风险。[8]
结语
加强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惩治预防，是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任务，面对其隐蔽化、数字化、跨境化的变异特征，应当以技术赋能强化战略布局，主动把握、精准发力，以数字手段提升腐败治理有效性。加快构建数据驱动、智能预警、协同处置的技术支撑体系，完善线索发现、调查取证、定性处置、协同监管的全链条机制，为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提供有效技术与制度保障。积极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深度应用，健全跨部门数据共享与智能协同机制，不断提升监督执纪执法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技术赋能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将推动反腐败各项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为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提供有力支撑。
【本文系中国法学会2026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穿透式’防治体系建构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编号：CLS（2026）ZX020】
注释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2]《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人民日报》，2026年1月13日，第1版。
[3]《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26年1月15日，第1版。
[4]王旭：《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本质与惩治》，《人民论坛》，2023年第5期，第80页。
[5]周廷勇、杨苏：《加快推进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人民日报》，2026年2月27日，第7版。
[6]毛玲玲：《全国统一大市场视域下招投标领域新型腐败的刑事规制》，《青少年犯罪问题》，2025年第6期，第28页。
[7]何庆仁：《义务犯视野下的新型腐败行为——以受贿罪为中心的分析》，《清华法学》，2025年第6期，第36—38页。
[8]周玉华：《我国反跨境腐败立法体系构建》，《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5年第6期，第172页。
责编：石 晶／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