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系统理解资本关系的丰富内容、深刻剖析扬弃资本关系的内在逻辑，是马克思建构科学的资本批判理论的重要基础。这一理论的科学性，不在于从外在的抽象理论支点入手来指认资本关系的非正义性，而在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入手，深入资本关系本身的发展过程之中，通过找出其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证明它必然灭亡是由自身发展所导致的，因而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科学性，源自它所具有的深刻的唯物辩证法特性。深化对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之科学性的认识，可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的研究，提供方法论启示。
【关键词】资本批判 科学性 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F014/F091.91/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8.005
【作者简介】唐正东，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著作有《从斯密到马克思》《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批判性解读》等。
国外学界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为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所建构的人本主义解读框架，至今仍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们的解读思路。从学理上看，它的问题在于对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发展形式问题上的认识深化置之不理、对马克思在资本关系问题上的完整理解简单切割、对马克思在扬弃资本路径问题上的思想刻意弱化。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恰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推进的时代，从劳动过程来看就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向实际上的从属转变的时代。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理论的科学建构既依赖于唯物史观在哲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也依赖于他在研究对象上把握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准确内容，其资本批判理论的科学性，正是建立在对以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准解读之上。对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之科学性的解读，可以为我们在当下语境中继续推进关于资本理论的研究提供方法论启示。
科学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
不管我们用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来界定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研究对象，我们的解读重点都是仔细地辨析这一研究对象在内涵上的不断变化，及其对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建构的影响。在18～19世纪的欧洲尤其是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历从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向机器大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在劳动过程的维度上表现为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从属向实际上从属的转变，在剩余价值剥削方式维度上则表现为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转变。[1]马克思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开始对这种转变作出准确把握和深刻解读，从而为他建构科学的资本批判理论奠定重要的思想基础。“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下，在工艺过程、劳动过程中发生了我们已经叙述过的一切变化，与这些变化同时，工人对自己的生产和对资本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在这里不仅是形式上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劳动过程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只是现在才表现为特殊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一种已经改变了的物质生产形态。另一方面，物质形态的这种改变构成了资本关系发展的基础，因此与资本关系完全适合的形态只是与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2]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指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表现为属于资本不同发展阶段的两种不同的生产。”[3]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关注如下问题：当马克思只是从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这对他建构资本批判理论会带来何种影响，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准确把握，给马克思更为深刻地思考资本逻辑的本质提供什么样的启示。
我们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青年马克思谈起。学界很多人都谈到此时的马克思与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之间的关系，二人此时的确曾经彻夜长谈，但要说蒲鲁东对马克思产生实质性的思想影响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所关注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有很大的差异。蒲鲁东研究的是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国颇为流行的手工业作坊这种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美国学者大卫·哈维是对这一点作出准确界定的少数学者之一，在《马克思与〈资本论〉》一书中，他指出：“普鲁东所描绘的制造业通常都是19世纪40年代的手工业作坊。这些通常由手工业主自己控制劳动过程的小企业，一般是前店后厂模式。资本的主要形式是商人，他们从手工作坊购买商品，然后放到自己的杂货店零售（百货公司的雏形要等到19世纪50年代才出现）。手工业主对其劳动过程并无抱怨，因为他们的劳动是自主的。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并未异化。这些手工业主最大的抱怨是，商贩的采购价很低或商贩有着严苛的订货规格要求，有些商贩甚至为手工业主提供原材料或预支信用（通常是高利率）。在这种情况下，手工业主的劳动时间跟商人提供的微不足道的货币酬劳可能是不匹配的，因此，手工业主的劳动价值在市场上被剥削（异化）。”[4]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之所以强调用占有权来代替所有权、用一件东西的绝对价值来代替古典经济学家所谓商品的交换价值，其原因正在于看不惯作为商业资本之人格化的商贩凭借着对原材料、货币等生产要素的控制而对手工业生产者在商品价格上的克扣。
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研究对象则是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这是蒲鲁东的解读视域所远不可及的。虽然二人当时都在巴黎，但青年马克思的理论视域并没有被当时法国落后的生产方式所限制，而是站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层面上，直面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青年马克思是通过《巴黎笔记》中对亚当·斯密、李嘉图等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著作的阅读来实现这一点的。马克思此时尚未到达英国，他对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了解都是通过阅读上述著作来实现的。这一方面使他避免因从德法两国落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可能出现的错误和局限，从而使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从一开始就超越蒲鲁东、赫斯等人的观点，另一方面也使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涵及发展形式的理解受制于亚当·斯密等人的观点。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所讲的资本主义是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虽然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通过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变革使机器生产在劳动过程中逐渐布展开来，但真正意义上的机器大工业直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得以确立。这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把亚当·斯密界定为“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政治经济学家”[5]的原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劳动过程维度上属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阶段。它的显著特征是：以前的农民和地主、帮工和师傅之间的关系变成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基于货币的商品交换关系，但劳动过程本身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资本只不过是使现存的劳动过程开始从属于自己而已。当然，由于资本对劳动过程的管理，因而劳动活动的确变得更为紧张和压抑，但这并没有改变劳动过程本身的性质。“劳动变得更紧张，或者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延长，劳动更具有连续性，劳动在利害攸关的资本家的监视下变得更有秩序，等等，这种事实本身并不改变实际劳动过程本身的性质，并不改变实际劳动方式的性质。因此，这种情况同上面所说的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前进过程中发展着的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规模劳动等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使各种生产当事人的关系发生变革的同时，也使这种劳动的方法和整个劳动过程的实际方式发生了变革。”[6]因此，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显著特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货币关系，劳动者因被资本家所购买而完全失去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劳动过程因资本家的管理而对工人来说完全失去主体性。对于既要坚持西方古典政治传统，又要立足英国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黑格尔来说，这些特征体现的是个体主体性通过劳动与交换而获得普遍性，从而成为绝对精神这一主体在市民社会这一异己性存在中的对象化和异化。德国学者里德尔准确地看到这一点，“在传统自然法中，先占作为传统自然法财产权的权利资格，在从自然状态向公民状态的过渡中使得社会契约成为必然。在黑格尔这里，与近代国民经济学相一致，先占不再起这种作用。不是先占，而是劳动与交换，构成财产权取得的真正资格，而‘社会’的外化形式和中介形式，即被承认的‘定在’，则总是构成了财产权取得的前提”[7]。
但对于此时的青年马克思来说，情况则完全不是这样。工人这一主体不仅没有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在劳动的交换中获得普遍性，而且还完全地失去这种普遍性，因为他们正变得越来越贫困。正因如此，马克思准确地抓住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所呈现出来的上述三个显著特征，把批判的焦点集中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全部异化与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关联、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等方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笔记本”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一节中，马克思一开始便提出自己的理论批判任务，“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8]。在此基础上，他对劳动产品的异化和劳动活动的异化进行梳理与解读。[9]由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处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阶段，也就是说，其劳动过程本身跟以前相比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因此，马克思此时还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或生产过程本身去寻找资本批判理论的方法论路径，而只可能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表象层面上呈现出来的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活动不属于劳动者本人等角度来展开思考。这也是抽象人本主义的解读思路在青年马克思这里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
当然，不是说从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的角度就不能得出深刻的理论观点，譬如，在历史观的层面可以实现对唯物史观的建构，因为对于科学历史观的建构来说，只要准确地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矛盾运动及其客观规律就可以实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0]尽管马克思在这一文本中已经谈到“大工业”“机器生产”等概念[11]，但严格地说，他此时还无法准确把握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区别，因而他事实上还是从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此时的马克思来说，所谓大工业，其关键特征就是采用机器生产和实行最广泛的分工。这实际上只是从机器体系的一般应用而不是资本主义应用的角度来理解大工业，因而它还只是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化，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因为后者强调的是劳动过程本身的性质的改变（即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以及实际劳动方式的改变（即基于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劳动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的改变）。
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的第一小节“机器的发展”中，明确把属于工场手工业阶段的许多同种机器的协作与属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阶段的机器体系区别开来。在他看来，把许多缝纫机集结在一个厂房内组成一个缝纫厂，这是工场手工业阶段所发生的情况，“如果说，在工场手工业中，各特殊过程的分离是一个由分工本身得出的原则，那么相反地，在发达的工厂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各特殊过程的连续性”[1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抓住最广泛的分工来理解大工业的特征时，他实际上还只是从工场手工业的角度来理解大工业的内涵。但这并不影响马克思从历史观的层面来理解资本主义阶段的内在矛盾，因为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虽不是当时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形态，但它也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并且它所具有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私有制）之间的内在矛盾即使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阶段也同样适用，只是具体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此文本中能完成对唯物史观的科学建构的原因。
唯物史观的建构并不直接等同于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时所得出的资本批判理论的成熟。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基于分工的生产力发展与基于竞争关系的私有制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的角度，对大工业所展开的批判性分析，从本质上说还不是非常对应于对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分析。在尚未得出剩余价值理论之前，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很正常的。这也是从19世纪50年代初的《伦敦笔记》开始，马克思大量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原因，因为他作为革命家来说的首要任务便是建构起科学的资本批判理论，而这显然是要以精准地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新发展形态为前提的。经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文本中的思想过渡，马克思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开始，对作为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本质内涵作出科学的解读。这不仅使他完成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建构，而且通过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的角度，发现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在劳动过程本身维度上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解读视域实现了从资本主义的一般生产过程向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的转变，从而使他透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为生产而生产的特点，准确地抓住资本自我增殖的客观发展规律在建构资本批判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如果以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那么，要想以资本发展逻辑的客观性为支点来建构资本批判理论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工场手工业的突出特征在于劳资之间的货币关系而不是劳动过程本身的转变。这也是当马克思以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作为研究对象时，往往从工人在劳资交换中吃亏而导致极端贫困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原因。但如果以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为研究对象，情况则有所不同。马克思之所以把与机器大工业相呼应的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理解为一种作为特殊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3]，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的目的不再是社会需求的水平而是生产本身，也就是说为生产而生产的特殊生产方式得到实现。马克思准确地指出：“一旦多多益善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普遍地成为生产的直接目的，一旦产品的交换价值普遍地变成了决定性的目的，‘为生产而生产’——作为目的本身的生产——就确实会随着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而发生。然而，只有当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起来以及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随着这种生产方式也发展起来的时候，资本关系所固有的这种趋势才以适当的方式得到实现——而且这种趋势本身会成为必要的条件，在工艺上也是如此。”[14]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最新发展形态的把握，不仅使马克思明确其资本批判理论的研究对象，而且还使他在解读视域及分析方法上都获得深化。
就解读视域来说，马克思原来都是以资本主义的一般生产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即使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也尚未谈到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话题。但在实际的经济过程中所出现的恰恰都是已经处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或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生产过程，因此，上述这种解读视域上的局限，使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无法站在一种更宽阔的层面，来解读和批判现实经济问题。譬如，关于工人的贫困或者说工资下降的问题，如果只是站在一般的资本生产过程的层面，就很容易从机器对工人的排挤这一事实直接导出工人的贫困和失业的结论。但如果站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层面，就不难看出工人的就业机会或工资量的变化其实是资本积累量的变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只有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视域中才能正确看待工人的就业或工资量的变化。
就解读方法来说，马克思准确地抓住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所实现的为生产而生产的特点，使其资本批判理论的重点很自然地转向生产过程本身的发展规律。在以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的语境中，由于该生产方式并不以劳动过程本身的改变，而是以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货币关系为突出特征。因此，研究者以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并没有得到生产力发展的成果为视角，可以理解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内在矛盾。但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条件下情况则不同。在这种生产方式中，随着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的实现，生产对生产者是漠不关心的。它根本不在乎生产力的发展成果是否为人们所享用，它唯一关心的是资本的自我增殖本身。因此，只有揭示资本发展逻辑的内在矛盾运动规律，才能深刻地阐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最终结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形态的新变化，赋予马克思从科学的角度不断深化其资本批判理论的强大思想动力，同时也使我们看到，强调其资本批判理论的科学性，并非对马克思理论中主体性阐述维度的削弱，而是对它的加强，因为马克思解读视域中的主体从来就不是一种抽象的主体性，而是基于现实社会发展规律的现实主体性。
科学地分析资本关系的完整内容
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建构，不是停留在这一理论的某个维度或某几个维度的内容上，而是对其完整和丰富内涵进行科学把握。作为马克思研究对象的资本关系包括：作为这种关系之前提的私有制、作为这种关系之结果的劳资关系、作为这种关系之建构基础的劳动过程本身等内容。只有当这三项内容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辩证地统一起来的时候，马克思才可能既对其中任何一项内容的深层本质作出准确的解读，又对由这三项内容共同构成的资本批判理论进行深刻的把握。当然，马克思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能做到这一点的。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的确抓住作为资本关系之前提的私有财产和作为这种关系之结果的劳资关系，并对它们进行阐述。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一节的开头部分，马克思就明确地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15]正因如此，马克思把对私有财产这一前提的批判视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重点。关于劳资关系，马克思不仅在谈到工人的工资时明确地指出，它是由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所存在的敌对的斗争关系所决定的，而且还在论及私有财产的关系时强调两者之间是一种异己的关系，“人只不过是工人，对作为工人的人，他的人的特性只有在这些特性对异己的资本来说是存在的时候才存在。但是，因为资本和工人彼此是异己的，从而处于漠不关心的、外部的和偶然的相互关系中，所以这些异己性也必定现实地表现出来”[16]。但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在此文本中还未展开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本身的分析，他只是用异化劳动的概念来指称这种劳动过程。不管是由于他此时关注的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还未把劳动过程本身的重要性凸显出来，还是由于他在哲学方法论上抽象人本主义的局限性，使他还无法展开对劳动过程本身的分析，都使青年马克思在对资本关系的解读上缺少这一重要的理论维度。
理论架构上的这一局限使青年马克思在理解资本关系的前提时，仅限于法权层面的私有财产，而不能深入社会历史观层面的私有制或生产方式的层面。鉴于全部私有财产都是处在特定的、具体的生产方式之中，并且基于特定生产方式的私有财产，又必然具有与该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特征相呼应的具体内容，譬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工人所拥有的劳动力商品这种“私有财产”只有在失去其自身，即被资本所购买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其自身，因此，游离于特定生产方式之外的私有财产在本质上只能停留在抽象的法权层面。与此同时，上述理论局限性还导致青年马克思在理解作为资本关系的结果的劳资关系时，仅限于这两者之间的交换和竞争关系，而不能进一步深入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这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层面上。马克思后来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作为交换关系的劳资关系与作为生产关系的劳资关系之间的区别作出清晰的说明。他指出：“最初的关系，即未来的资本家为了使货币价值资本化，从工人那里购买劳动……，这个最初的关系是那种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关系的必要的引子和条件（在自身中自在地包含着它），而在那种实际生产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关系中，商品占有者变成资本家，即人格化的资本；工人对于资本来说变成劳动的单纯人格化。”[17]马克思把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关系称为“生产关系”[18]。显然，青年马克思所研究的那种劳资交换关系实际上只是现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引子和条件，而不是这种生产关系本身。
经过《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文本中的思想过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从社会历史观层面的私有制的角度来理解资本关系的前提，而不再局限于法权层面的私有财产。他从分工与所有制的关系的角度对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等社会形态发展史的梳理就是对这一点的很好证明。这与其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解读社会历史过程是直接相关的，“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9]。正因如此，马克思此时对作为资本关系之结果的劳资关系的把握也深刻得多。他已经从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的所有权的角度来深化对大工业条件下的劳资关系的认识，“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分工越发达，积累越增加，这种分裂也就发展得越尖锐”[20]。尽管还不能说这已经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准确解读，但至少表明，马克思已经从生产方式发展史的维度来探索作为特定生产关系之内涵的劳资关系。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对资本关系的完整内涵的把握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完成的，这有赖于他在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持续拓展与深化。他是通过把资本关系的前提、结果和劳动过程本身当作一个整体来阐释这一理论。由此，作为资本关系前提的私有制或私有财产便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式展现，“资本关系的形成从一开始就表示，资本关系只有在社会的经济发展即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上才能出现。它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历史上一定的经济关系，表现为属于经济发展即社会生产的一定的历史时期的关系”[21]。当把个人对劳动条件和劳动资料的所有权，从政治学维度上的阶级属性层面推进到政治经济学维度上的资本关系之前提层面时，便很自然地会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理解私有制的内涵与功能。而作为资本关系之结果的劳资关系在此时马克思的解读视域中，则完成从一般交换关系向现实生产关系的转变。在谈到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或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马克思指出：“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生产方式的整个现实形态也在改变，产生出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工艺方面）；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相适应的、各生产当事人之间的、特别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同时也才发展起来。”[22]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此前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多个文本中使用过生产关系的概念，但根据他在这段引文中所说的，只有随着基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从属的特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劳资之间的生产关系才发展起来的观点，那么，他在19世纪40年代所讲的生产关系概念显然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理论深度。严格地说，它只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劳资交换关系，因为马克思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同发展形式作出区分。虽然这种交换关系在广义上也可以称为生产关系，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确包含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但它显然还不是狭义的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资关系。而对于科学的资本批判理论建构来说，透过剩余价值的视角准确把握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从而深化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概念的理解，显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马克思之所以此时能在资本关系的前提和结果问题上获得思想的推进，得益于他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本身的深刻解读。他清楚地把握这一劳动过程在物质条件、社会形式、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方面的革命性变化，由此彻底超越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惯用的从一般劳动过程的角度来解读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做法。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语境中，马克思准确地指出：“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下，我们以前所阐述的劳动过程本身中的一切变化都出现了。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了，随着大规模劳动的发展，科学和机器在直接生产中的应用也发展了。一方面，现在形成为特殊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物质生产的已经变化的形态。另一方面，物质形态的这种变化又构成资本关系发展的基础，所以资本关系的适当的形态是与劳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23]这是把作为资本关系前提的私有制，通过生产方式的中介形式而融入对劳动过程本身的思考后所得出的结果，也是把作为资本关系结果的劳资关系，通过生产关系的中介形式而融入劳动过程之后所得出的结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资本关系完整内容的科学把握不仅包含私有制、劳资关系、劳动过程这三者，而且还要把这三者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并正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科学地开拓扬弃资本关系的路径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变化的分析准确到什么程度，对资本关系之完整内容的把握深入到什么程度，决定马克思解读扬弃资本关系的思想深刻到什么程度。当青年马克思以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为背景，以对作为资本关系之前提的私有财产的批判为重点时，他所理解的扬弃资本关系之道路必定会显现出很强的外在批判性，因为在缺失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具体分析的前提下，他是无法从现实生产过程的内部去找到历史发展的动力的。事实也是如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基于抽象人性的共产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扬弃私有财产和资本关系的道路。“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24]不是说从私有财产批判的角度就不能理解扬弃资本关系之路，而是说，在尚未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本身作出分析的前提下，所谓私有财产批判只能是法权层面上的财产关系批判，而不可能深入到与劳动过程或生产过程相融合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层面上来展开这种批判。
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情况则完全不同。马克思在这里不再简单地对私有财产进行批判，而是通过私有制这一中介形式，把它提升到生产方式批判的层面加以理解。也就是说，马克思此时关注的不再只是劳动产品的异化问题，而是包括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劳动产品在内的所有劳动要素与劳动者在特定生产方式层面的相互关系问题，“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25]。而这正是与他从历史观的层面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深刻分析直接相关的。马克思此时不再只是用异化劳动概念来简单地指称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过程或生产过程，而是准确地抓住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矛盾运动的线索来深刻剖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深层本质。“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段，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以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它们认识到这个阶级的状况。”[26]由此，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路径，这种共产主义就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现实的运动，它彰显的是革命的现实主体、理论依据及具体道路。
当然，《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从历史观层面来分析扬弃资本主义的路径的，因为此文本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德国唯心史观的批判而建构科学的唯物史观，而不是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批判，事实上，马克思此时也不具备全面展开这种具体批判的理论能力。因此，可以说，他此时建构了扬弃资本关系的历史逻辑，深化了对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内的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但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发展规律的把握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譬如，他指出当资本主义大工业所造成的大量生产力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为一种破坏的力量时，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处在内在矛盾关系之中，而当这种大工业同时造就一个与整个私有制相对立的无产阶级时，资本主义就必然灭亡。这种观点在历史观层面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就资本批判理论层面来说，它还没有回答为什么当资本主义生产力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为一种破坏的力量的时候，就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要崩溃。因此，必须从资本内在逻辑的角度来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恰恰是由资本关系本身的发展所导致的，只有这样，资本批判理论的科学建构才能真正完成。而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实现的。
从基础理论层面来看，马克思突破了在资本解读上的内容与形式、或者说物与关系的简单二分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喜欢把资本理解为独立于任何生产关系之外的孤立的生产要素，从而证明资本关系的天然性和永恒性。马克思指出：“如果这样抽掉资本的一定形式，只强调内容，而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抽掉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要害在于：如果说一切资本都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那么，并非所有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都是资本。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27]显然，马克思是承认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的，但他不承认游离于特定生产关系之外的抽象的生产要素。因此，他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把资本理解为物而没有把它理解为关系。但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不是物而只是一种关系，他所强调的是资本是一种特定生产关系中的物。他也曾批判脱离物（内容）而只从关系（形式）的角度来谈论资本的观点，“资本决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一种过程，资本在这个过程的各种不同的要素上始终是资本。因而这个过程需要加以说明”[28]。马克思所讲的这种“过程”就是基于剩余价值剥削的资本自我增殖过程。正是在这种过程中，资本的物的维度以不变资本，即劳动资料、劳动工具等形式表现出来，而其关系的维度则以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表现出来。对马克思来说，不存在脱离特定生产关系的生产要素，也不存在脱离具体生产要素的抽象生产关系。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深入资本本身的内在逻辑层面来思考扬弃资本关系的道路。既然资本本身是一种过程，那就由这种过程来宣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灭亡。马克思不再纠结于资本关系在抽象人性层面的对与错，而是致力于从资本本身的发展规律的角度来展开对资本关系的理论批判。他敏锐地抓住资本的历史使命与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关系的必然灭亡之间的辩证统一。“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越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个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而在这种发展状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29]从本质上说，《资本论》就是从剩余价值理论的角度对资本本身的自我限制性的一种阐释，因而也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对资本关系之发展规律的一种科学的说明。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科学性，不在于从外在的抽象理论支点入手来指认资本关系的非正义性，并因此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提出的相反观点进行简单的思想交锋，而在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入手，深入资本关系本身的发展过程之中，通过找出其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科学地证明它的必然灭亡恰恰是由其自身发展所导致的，因而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科学性源自它所具有的深刻的唯物辩证法特性。
结论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30]凸显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科学性，对于我们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马克思强调，准确把握生产方式的新变化是建构科学的资本批判理论的前提，这启发我们在建构当下的资本理论时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生产方式前提的重要性。马克思当年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这两种虽有联系但不尽相同的资本主义发展形式的前提下，科学地推进了资本批判理论的深化，我们今天当然必须直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这一崭新的课题，致力于用科学的理论来促进各类资本在这一新生产方式条件下的健康发展。不管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还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都是有逐利本性的，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给资本发展提供新的制度条件，它就能自然而然地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在对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之上，必须建立在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之具体路径的科学探索之上。我们应当把这一点提升到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的层面上来加以把握。
同时，马克思强调要科学地分析资本关系的完整内容，科学地界定扬弃资本关系的路径。这启发我们要从财产所有权、分配关系、劳动过程本身等要素的辩证统一的角度来推进对资本理论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上已经取得突破性的成就。自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强调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这绝非对资本放任自流，使其无序扩张，而是因为我们对资本性质的理解及资本规律的把握不断深化，因而我们具备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发展的能力。我们通过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的问题，不仅没有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受到负面影响，而且使其得到坚持和完善。我们通过为资本发展设置“红绿灯”，不仅没有使经济发展方式受到危害，还使其沿着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不断前进。我们依法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发展路径，就是要走出一条扬弃资本关系的新路，描绘一幅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健康发展的美好画卷，其目的就是通过促进资本的良性发展，来让其担负起增进人民福祉的作用。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3JJD710001）
注释
[1]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转变较为复杂，后者最初是在工场手工业、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阶段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正因如此，《资本论》第一卷把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与机器和大工业一起都放在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但马克思同时指出，经过这个“最初”阶段之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只能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和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8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97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22页。
[4]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周大昕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85页。
[5][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4、437页。
[6][14][17][18][22][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05、122、74、108、108、120页。
[7]曼弗雷德·里德尔：《在传统与革命之间：黑格尔法哲学研究》，朱学平、黄钰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49页。
[8][15][16][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7、266、281、297页。
[9]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中的其他两种异化，即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同人相异化，是从这两种异化中推论出来的。
[10][11][19][20][25][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565、520、579、521、542页。
[13]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等文本中的确把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相呼应的生产方式，视为作为特殊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笔者认为这只是表明他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新发展形态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特别重视，而并不意味着在他看来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就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27][28][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4、214、286页。
[30]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19页。
The Scientificity of Karl Marx's Critical Theory of Capital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Tang Zhengdong
Abstract: A precise grasp of the evolving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l logic of capital relations, and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concrete path toward the sublation of capital relations constitute the essential foundation upon which Marx built his scientific theory of capital critique. The scientific merit of this theory does not consist in condemning the injustice of capital relations from an external and abstract theoretical standpoint; rather, it proceeds from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enetrates into the immanent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capital relations, and reveals their objective laws of motion to prove that their inevitable demise is immanently driven and historically necessary. In this light, the scientificity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of capital is rooted in its profound materialist dialectical characte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its scientific nature can offer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insights for advancing research on capital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Keywords: critique of capital, scientificity, Karl Marx
责 编／韩 拓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