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和人均预期寿命延长，老年期痴呆等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数量持续增长，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严峻挑战，已成为影响人民健康和老龄社会治理的重要现实问题。近年来，我国神经退行性疾病防治体系建设持续推进，政策支持、科研布局、服务供给和技术标准等方面，均取得显著进展。下一阶段，应围绕早期识别、机制研究、技术转化和基层网络建设等关键环节，统筹制度建设、资源配置、能力提升和服务衔接，逐步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科技支撑、基层承接、家庭参与的综合防治格局。
关键词:老龄化 神经退行性疾病 综合防治 健康中国
【中图分类号】R741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1]老龄化进程加快，最先承受压力的，往往不是医院，而是家庭。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和人均预期寿命延长，老年期痴呆等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数量持续增长，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严峻挑战，已成为影响人民健康和老龄社会治理的重要现实问题。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2]长寿水平持续提升的同时，失能、失智等老年健康风险也更加凸显。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5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2024—2030年）》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老年期痴呆预防、筛查、诊疗、康复、照护综合连续防控体系。神经退行性疾病防治已不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关系家庭照护负担、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成效的重要课题。
为何必须高度重视神经退行性疾病
在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神经退行性疾病已成为不容回避的重大公共卫生挑战。其主要原因，在于患者数量增长迅速，风险人群规模庞大，且未来仍将持续上升。
根据《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报告2024》，截至2021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痴呆患病人数已达1699万，预计到2030年将突破2000万。帕金森病现存患者约365万，2030年或将超过500万。[3]若再加上肌萎缩侧索硬化、脊髓小脑共济失调等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受影响人群规模更为庞大。这显然不是少数人的疾病困扰，而是与老龄化进程相伴而生的重大健康议题。
更值得警惕的是，年龄是神经退行性疾病最明确的风险因素之一。阿尔茨海默病患病率在65岁以后，每增加5岁几乎翻倍，85岁以上人群中约三分之一受到影响。[4]如何避免“寿命延长而健康寿命未能同步提升”，已经成为必须回答的现实命题。一旦认知和运动功能持续衰退，患者将逐步失去独立生活能力，家庭可能陷入“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境。其影响并不限于医疗领域，还会深刻波及家庭结构、劳动力供给、长期照护体系和基层治理能力。
神经退行性疾病带来的社会代价，也远超一般认知。公众通常更容易看到药费、检查费、住院费，往往忽视长期照护、误工损失、康复训练、心理干预和社会支持等隐性成本。2019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的社会经济总成本已达1950亿美元，预计2030年将升至5074.9亿美元。[5]帕金森病相关成本也将达到约每年1200亿元人民币。[6]数字背后，是患者劳动能力下降后的收入损失，是家属因长期照护而被迫调整工作甚至离岗，是家庭在时间、情感和经济上的多重透支。
以湖南为例，预计到2030年，湖南65岁以上人口将超过1500万，阿尔茨海默病与帕金森病患者累计或达125万。即使仅按每名患者每月600元人力成本估算，全省每年看护支出也将接近90亿元。这还不包括药物、诊断、检查、住院和康复等直接医疗费用。由此可见，神经退行性疾病绝非单一专科问题，而是对医疗、养老、财政、保险、社区服务和家庭照护能力的综合考验。
更深层的挑战在于，这类疾病侵蚀的，不只是身体机能，更是人的尊严和自我认同。癌症让人恐惧死亡，神经退行性疾病则让人恐惧“活着却逐渐失去自我”。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会慢慢遗忘自己的经历，遗忘熟悉的街道，遗忘爱人的名字，甚至遗忘最亲近的家人。帕金森病患者则可能在震颤、僵直和步态障碍中逐渐失去独立行走能力，严重时连进食、吞咽、翻身都需要辅助。病程进展中还常伴随焦虑、抑郁、幻觉、猜疑和攻击性等精神行为异常，使得照护过程既漫长，又沉重。很多家属承受的最大痛苦，不只是身心疲惫，更是眼睁睁看着至亲之人一点点变得陌生。
我国神经退行性疾病防治现状如何
近年来，我国神经退行性疾病防治体系建设持续推进，在政策支持、科研布局、服务供给和技术标准等方面均取得显著进展。尤其是在老年期痴呆防控、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医养结合发展等领域，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不断完善，为神经退行性疾病防治能力提升提供重要支撑。
2024年12月3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5个部门联合印发《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2024—2030年》。这一文件的出台，标志着老年期痴呆防控已不再只是医疗卫生领域的单项事务，而是上升为多部门协同推进的重要国家行动。文件提出，建立健全老年期痴呆防控体系，减少或延缓老年期痴呆发生发展，提高患者及家庭生活质量。其政策导向十分明确，就是要推动认知障碍防治由末端救治转向前端预防，由碎片化应对转向全过程支持。
与此同时，《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等重要文件，也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老年健康服务、加强老年医学科建设、提高老年病防治能力等方面，为神经退行性疾病防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这表明，我国已经从国家战略层面充分认识到，神经退行性疾病是推进健康老龄化必须正面应对的关键问题。
技术标准层面的进展同样值得重视。2026年发布的《老年人认知障碍预防干预技术标准》，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健康管理机构和医养结合机构开展认知障碍预防干预服务提供依据。这一标准的意义，在于推动认知障碍筛查评估、危险因素识别、干预管理等工作从原则倡导走向规范实施，从经验判断走向标准操作。与之相配套的《老年人失能预防服务标准》《老年医学特色综合医院基本标准》《医养结合健康教育服务标准》等，也从不同方面夯实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从服务供给看，综合医院老年医学科建设持续推进，医养结合模式不断深化，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能力稳步提升。一些地区已开始探索记忆门诊、认知筛查、照护支持和居家干预等新模式。总体而言，我国神经退行性疾病防治已经具备较好的制度框架、政策基础和实践探索，正处于由点状突破迈向体系建设的关键阶段。
当前神经退行性疾病防治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与短板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神经退行性疾病防治仍面临诸多短板和难点。归结起来，主要体现在早期诊断不足、治疗手段有限和防控体系衔接不畅等方面。
早期诊断时间窗明显滞后。当前，临床诊断仍较多依赖患者出现明显症状后的就诊表现，但许多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病理改变早在症状出现前10年至20年便已启动。[7]等到家属发现老人反复忘事、走失、跌倒、手抖、拖步、动作迟缓时，疾病往往已经进入较难逆转的阶段。我国基层医疗机构对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早期识别率偏低，不少患者在确诊时已属中晚期，错失最佳干预窗口。
治疗手段仍有明显局限。目前临床上多数药物仍以对症缓解为主，能够延缓乃至逆转病程的疾病修饰疗法较为有限。阿尔茨海默病常用药物主要用于短期改善认知和行为表现，难以阻止神经元持续死亡。左旋多巴是治疗帕金森病的经典药物，但长期使用会出现疗效波动和异动症等问题。患者和家庭的共同感受，往往是有药可用，却难以治本。正因如此，病因机制研究和创新疗法开发，仍是全球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竞争最激烈的前沿领域。
防控体系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碎片化。神经退行性疾病不是一次门诊、一次开药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贯穿筛查、诊断、治疗、康复、照护、随访、心理支持和家庭指导的长期管理过程。有的地区，筛查环节相对薄弱，诊断资源集中于大城市和大医院，康复与护理衔接不够紧密，社区层面的预防干预和长期支持明显不足，农村和偏远地区问题尤为突出。一些患者在基层被误认为“老糊涂”或“精神问题”，从而延误规范诊疗时机。很多家庭也往往是在照护压力不堪重负时，才意识到这并非单纯的家务事务，而是需要专业介入的慢性病管理问题。
公众对危险因素的认知仍然不足。高血压、糖尿病、吸烟、肥胖、抑郁、睡眠障碍、听力下降、社交孤立和缺乏运动等因素，都与认知衰退和痴呆风险增加密切相关。然而在现实中，很多人更关注“是否已经患病”，却忽视“为何患病”和“如何预防”。这种观念上的滞后，使大量本可以通过前期干预降低的风险，最终在老年阶段转化为沉重的疾病负担。
提升神经退行性疾病防治水平的重要路径
面对神经退行性疾病高发趋势及其带来的家庭照护负担、医疗服务压力和老龄社会治理压力，防治工作不能仅停留于分散应对和末端处置，而应进一步纳入健康老龄化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总体部署，形成覆盖预防、筛查、诊疗、康复、照护和支持的全过程治理体系。在南华大学，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一项项研究正在持续推进。科研人员在显微镜下追踪线粒体损伤的轨迹，在海量数据中寻找早期标志物，在实验模型中验证新的干预靶点，在临床一线不断优化更适合中国患者的诊疗路径。所有这些努力都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更多老人能够更清醒地生活，更有尊严地老去，让更多家庭少一些无助与消耗，多一些从容与希望。下一阶段，应围绕早期识别、机制研究、技术转化和基层网络建设等关键环节，统筹制度建设、资源配置、能力提升和服务衔接，逐步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科技支撑、基层承接、家庭参与的综合防治格局。
抓早，将早筛早诊纳入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提高神经退行性疾病防治水平，前移识别关口是关键。此类疾病一旦进入明显临床阶段，往往已伴随较为持续的神经功能损害，干预空间明显缩小。研究表明，约40％的痴呆病例可通过干预危险因素避免。[8]控制血压血糖，戒烟限酒，坚持运动，改善睡眠，积极社交，持续学习，重视听力和心理健康，这些看似平常的健康行为，恰恰是延缓认知衰退和脑功能退变的重要防线。因此，应当将认知功能筛查、风险评估和早期干预纳入老年健康管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社区随访和老年医学服务体系之中，建立基层初步识别、专科规范评估、分类干预管理和长期随访支持相衔接的工作机制。
按照《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2024—2030年）》和《老年人认知障碍预防干预技术标准》的要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承担早期筛查和风险发现职责，高水平医院、专科中心、科研平台和重点实验室则应承担技术规范、人员培训、质量评价和疑难病例支持职责。未来，血液标志物检测、医学影像识别、数字化量表评估和人工智能辅助分析等技术的应用，将有助于提高早期识别的准确性和可及性。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将诊断时点前移，将疾病识别由症状显现后的被动发现，逐步转向风险显现阶段的主动识别。
问根，以机制研究夯实防治科学基础。神经退行性疾病防治水平的提升，归根到底取决于对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认识程度。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疾病之所以长期缺乏根本性治疗手段，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病因复杂、病程漫长、病理过程交织，许多关键机制尚未得到充分阐明。对此，必须加强基础研究、临床研究与转化研究之间的衔接，围绕神经元退变、神经免疫异常、蛋白稳态失衡、线粒体功能障碍等关键机制持续开展系统研究，从源头上寻找可干预环节。
机制研究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公共健康能力建设问题。国家层面需进一步完善高水平科研平台、高校、医疗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协同机制，促进基础研究与临床需求、区域健康风险和产业转化更紧密结合。尤其是在环境暴露、职业健康、慢性病共病和功能衰退交互作用日益凸显的背景下，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应超出单一病种和单一学科范围，纳入更广阔的健康治理视野。只有在病理机制、危险因素和疾病演进规律方面形成更加系统、更加深入的认识，防治工作才能建立在更可靠的科学基础之上。
求新，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防治能力。神经退行性疾病具有高度异质性和长期进展性，单一治疗方式难以满足复杂多样的临床需求。因此，防治体系建设必须以多元康复干预为基本方向，逐步形成药物治疗、神经调控、数字疗法、康复训练、行为干预和综合健康管理相结合的服务体系。必须加快临床试验，推动新药研发，完善神经调控、康复训练、数字疗法等干预手段，让患者拥有更多现实可行的治疗方案。同时，还应通过医保政策优化和药物可及性提升，逐步减轻治疗负担，让先进技术不仅“看得见”，更要“用得上”。
当前，疾病修饰疗法、生物标志物应用、智能辅助诊疗、远程康复和个体化干预等技术不断发展，为改善防治效果提供了新的可能。但科技成果能否转化为现实能力，不仅取决于实验室研究水平，也取决于制度安排是否完善。新型药物、检测技术、评估工具和康复手段，只有进入规范化诊疗路径，并与临床评价、医保支付、服务采购、基层应用和质量监管形成衔接，才能切实转化为群众可获得、医疗机构可使用、基层体系可承接的防治资源。因此，应当加强临床试验能力建设、完善成果转化机制、健全技术评估制度，并推动科研平台、高水平医院和相关企业形成更加稳定的协作关系，使科技创新切实服务于公共健康目标。
筑网，建立覆盖基层、社区和家庭的连续服务体系。神经退行性疾病不是一次诊断和一次治疗即可完成处置的疾病，而是涉及长期筛查、持续治疗、功能维持、康复照护、心理支持和家庭指导的连续性健康问题。其治理成效，不仅取决于少数高水平医疗机构的诊疗能力，更取决于是否建立覆盖基层、社区和家庭的连续服务体系。为家属提供照护培训、心理支持和喘息服务，不仅有助于减轻长期照护焦虑，也有助于提升患者居家生活质量。为此，应当依托医联体、专科联盟、医养结合机构和社区健康服务体系，建立职责明确、分工合理、衔接有序的区域防治网络。
在这一网络中，高水平医院和专科机构应承担疑难诊疗、专科培训、技术指导和质量控制职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承担初步筛查、慢病共管、风险随访和健康教育职责；社区与养老服务机构应承担康复支持、照护衔接和生活干预职责；家庭则在专业支持下承担日常观察、陪伴照护和风险报告责任。与此同时，还应将照护者支持纳入政策设计，将照护培训、心理疏导、阶段性喘息服务和风险预警机制作为防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形成政府、医疗机构、科研平台、社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和家庭多方协同的服务网络，神经退行性疾病防治才能由政策部署转化为现实治理能力。
结语
神经退行性疾病，是长寿时代必须正视的伴生挑战，但绝不是无解之题。之所以必须打赢神经退行性疾病防治这场硬仗，不仅因为它影响患者的记忆与行动，更因为它事关每一个家庭的安宁，事关老龄社会的治理韧性，也事关健康中国建设的质量与温度。
神经退行性疾病防治必须朝着诊断可及、治疗可选、照护可续、预防可为的方向持续推进。诊断可及，推动简便、可靠、可推广的筛查和评估手段下沉基层、进入社区；治疗可选，加快创新药物和综合干预手段的转化应用；照护可续，建立医院、社区、家庭相衔接的连续照护网络；预防可为，把风险干预真正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
注释
[1]习近平：《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求是》，2024年第22期，第4—8页。
[2]《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新华社，2026年3月7日。
[3]王刚、齐金蕾、刘馨雅等：《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报告2024》，《诊断学理论与实践》，2024年第23卷第3期，第219—256页。
[4]《2019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对痴呆的态度（World Alzheimer Report 2019: Attitudes to dementia）》，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ADI）官方网站。
[5]《中国阿尔茨海默病蓝皮书（精简版）》，《中华医学杂志》，2024年第104卷第29期，第2701—2727页。
[6]王刚、徐刚、谢心怡等：《中国帕金森病报告2025》，《神经病学与神经康复学杂志》，2025年第21卷第2期，第63—98页。
[7]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Global action plan on the public health response to dementia 2017-2025. 2017.
[8]Livingston G, Huntley J, Sommerlad A, et al. Dementia prevention, intervention, and care: 2020 report of the Lancet Commission[J]. The lancet, 2020, 396(10248): 413-446.
责编：刘 明／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