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两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更是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指引。这一重要理念，既承续马克思主义关于“人靠自然界生活”的辩证思维，又深度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智慧精髓，将生态伦理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深刻揭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健康财富，打破传统工业文明“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困境，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图景，回应工业社会“何以存续”的文明之问，为人类文明永续发展贡献“中国方案”，为美丽中国与健康中国协同推进，注入强大思想伟力与实践动能。
关键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生态 健康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也是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2]，强调“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3]。绿水青山、优美生态，不仅是生态财富，也是健康之源。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只有更好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才能守护人类健康。“美丽中国就是要使祖国大好河山都健康，使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健康。”当清新的空气、宜人的气候、葱郁的森林成为“最好的医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便有了最生动的注脚。“两山”理念打破经济发展“以环境换增长”的传统思维，是对传统工业化路径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工业文明时代发展范式历史困境的一次重大思想破局，既科学回答如何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之问，又创新解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之问，为协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提供科学指引。
打破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范式的历史困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性叙事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以牺牲生态和健康换取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健康、经济、生态三者并非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4]这一重要论述从根本上揭示传统工业文明的局限性，指明人类社会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历史必然性。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范式，体现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忽视自然生态价值、环境承载能力和人的健康需求。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必须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只有更好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才能守护人类健康，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
对工业文明发展困境的深刻回应。从更为宏大的视角来看，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率先以工业化的方式开启现代化进程，但随之而来，暴露出与现代化程度呈正相关的生态问题。最为明显的就是对立思维下经济增长与绿色生态的零和博弈，这也是导致工业现代化走“先污染、后治理”路径的深层次根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5]因此，发展模式在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与生态阈值的刚性约束之间形成根本对立，社会发展绝对价值目标也被简单地定义为经济增长。这反映出西方工业文明将自然视为可量化、可替代的“资源集合体”，而忽视生态系统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整体性特征。如同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6]，依赖于西方工业化路径从而迈向现代化进程的世界，呈现出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链断裂，以及生物多样性锐减的共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强调合理地调节物质变换，但西方工业文明构建的“商品价值=劳动价值”的狭隘等式，形成将自然资本简化为可交易的经济要素的认知框架。在这种发展理念之下，森林等同于木材，湿地等同于建设用地，自然调节功能完全被忽略。同时，由于忽视代际公平与生态债务的累积，自然资源被视为无限供给的“免费午餐”，特别是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视为“公共物品”，导致“公地悲剧”频繁发生。这种“只算经济钱，不算生态账”的做法，短期能换取经济财富的增长，长期却会导致环境破坏、资源枯竭及自然财富的损失。因此，破解困境的关键在于矫正“可交易即有价值”的狭隘市场逻辑，通过制度设计将生态系统服务内化为经济发展的刚性约束与创新动能。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陷入“竭泽而渔”的发展困境。而“两山”理念的提出，正是对这一发展困境的深刻回应。
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理论依据。“两山”理念，既揭示经济社会发展中“经济财富”与“生态财富”之间的辩证关系，又指明生态价值实现和生态价值增值的规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具有先在性与基础性作用。“绿水青山”指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具有内部的价值循环，对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人类创造生存条件。自然资源除了产生经济产品，还供给呼吸的氧气、清洁的水源、消纳废弃物、美化环境等，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可见，自然资源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有生态价值与社会价值。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7]这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建立在生态规律基础上，符合生物与环境之间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自然法则。破解工业文明发展范式的困境，需要重塑发展的价值取向，形成一种崭新的发展哲学，在世界观与方法论层面实现深刻变革。这要求人类文明完成从“征服自然”到“顺应自然”的认知革命，从“资本至上”到“生态优先”的制度革命，最终实现马克思所言的“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
“两山”理念在思想上的破局，在于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的辩证统一。首先，“两山”理念超越西方环境经济学“成本—收益”的线性分析框架，将自然生态视为具有内在价值的生命共同体，而非单纯的经济外生变量。这种系统性视角与马克思“人靠自然界生活”的哲学命题形成跨时空对话，赋予自然环境社会历史维度的本体论地位。在此意义上，“两山”理念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经济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表达。其次，“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转化，重构发展范式的评价维度。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不仅包括作为劳动者的人及其创造力，而且包括外部生态环境。通过探索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拓展传统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维度，形成包括生态资产、环境容量、气候调节等要素的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即绿色GDP），使“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从价值判断转化为可量化的具体实践。因此，“两山”理念也具备鲜明的方法论特征。再次，“两山”理念不仅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蕴含着深刻的经济学意蕴，在表达方式上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特征。“两山”理念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取予有节”的生态伦理，以及“尚和合”的文化基因，转化为当代中国的绿色发展密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在建构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话语体系中彰显思想伟力
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两山”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注重人类生存、健康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统一，构成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重要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8]以生态之美守护健康之本，让老百姓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在优美环境中享受健康生活。这充分彰显“两山”理念所蕴含的人民立场和生命关怀，使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在回应时代课题、引领绿色发展实践中不断彰显思想伟力。
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话语体系中术语革命意义上的知识创新。术语革命作为科学理论创新的深层表征，构成学科范式转换的语义学基础。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9]但这种创新不能等同于简单的新观点和新提法，而是要基于现实社会的物质生产与交往活动的变革，因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0]。在术语构造上，“两山”理念通过“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表征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范畴中关于“人类财富”的定义——既包含自然空间的生态财富，又涵盖社会空间的经济财富。其中，“就是”的谓词判断，不仅完成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等值转换，而且将传统发展观中作为发展代价的“绿水青山”转化为发展结果的“金山银山”，体现出对发展本质的哲学把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术语体系的演变必然反映研究者世界观的变革。“两山”理念正是通过赋予“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全新的理论内涵，以中国自主的知识创新，消除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二元对立；通过实践验证，破解西方生态经济学长期未能解决的“价值转化难题”。
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话语体系中，“两山”理念可具体化为“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1]，这一重要理念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原本不可量化的“绿水青山”生态服务功能，被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的资产。例如，浙江安吉的竹林碳汇交易，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市场价值。“两山”理念深刻揭示“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的辩证关系，既守住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生态安全底线，又拓展工业文明之后的发展空间，从而有效打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预设。在此意义上，“两山”理念有力证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非零和博弈，而是能够形成良性互动的协同关系，这不仅是对传统发展观的超越，而且是对全球生态文明理论、生态哲学及可持续发展方法论的重大创新。
为破解人类生态危机提供认识论与方法论。摒弃西方传统工业文明之下生态话语体系中“主客二分”的认知框架，“两山”理念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的本体论认知。面对“发展与保护”的实践难题，“两山”理念打破经济与生态二元对立的思维局限，科学论证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为人类破解生态危机提供认识论与方法论。“两山”理念催生“绿色生产力”，实现对传统发展观范式的重构，为破解“增长必须牺牲环境”的工业文明困境提供方案。其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这一重要范畴的重新诠释，实现对西方生态话语体系的超越。基于“两山”理念衍生出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原创性概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的现代性重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
在方法论上，“两山”理念通过“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三重辩证论述，揭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统一性，系统构建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转化机制。这一重要理念将传统发展理论中被视为发展成本的生态环境保护转化为“自然财富”，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系列知识创新，实现自然要素向社会再生产体系的内生性融入。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话语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生态化拓展，也是对西方环境经济学“自然资本”理论的超越，有着深刻的哲学自主性——它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取代“人类中心主义”，以“生态红利”替代“增长崇拜”，形成具有主体性的生态发展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这一过程伴随着对以往西方环境话语体系的解构与重构，并深刻影响国际关系与话语权力格局。“两山”理念对于生态价值的经济考量是在最广泛意义上提出的，充分考虑自然资本的多样性、异质性、复杂性，强调在特定决策框架下，通过包容性协商的社会过程实现价值权衡，而非通过强行量化来管理价值冲突。正因如此，“两山”理念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南南合作生态援助等国际实践，将“两山”理念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打破西方主导的“环境殖民主义”叙事，以“地球生命共同体”“建设绿色家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绿色‘一带一路’”等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话语，进一步凝聚全球绿色发展共识。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话语体系，超越传统地缘政治博弈和意识形态冲突，直面工业文明带来的现代性危机。这一体系既扎根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建设，又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既体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又展现中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话语影响力。
在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彰显时代价值，为推进生态与健康同向同行提供科学指引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也是社会财富、健康财富。有效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和生态安全稳定，是美丽中国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的共同要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全过程，推进生态与健康同向同行，用高品质生态环境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实现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
以制度化转化机制推动“两山”理念落地，增强绿色发展内生动力。“两山”理念既可作为一般性价值倡导，又体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制度机制。从“十五五”规划纲要所体现的发展取向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已由污染治理转向发展方式的系统性重构，其关键在于生态价值转化机制的制度化推进。
首先，加快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这一机制本质上是将生态资源从“自然存在”转化为“制度化资产”，通过确权、核算、交易等制度安排，使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现实实践中，生态补偿机制、碳排放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等制度已初步形成，使“好山好水”逐步成为“有价之资”。这一过程正是对“两山”理念中“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12]判断的制度回应。其次，推动绿色发展与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深度融合。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绿色转型要求，达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13]目标，不能将生态政策孤立运行，而需将其嵌入财政、产业、区域等政策体系之中。例如，通过绿色财政转移支付强化生态功能区保障，通过产业政策引导绿色技术创新，通过区域功能分区实现差异化发展路径，从而实现以生态约束重塑发展逻辑，使绿色发展由“附加要求”转变为“内在结构”。再次，强化“双碳”目标的制度嵌入，推动绿色技术与制度协同发力。“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阶段，需通过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与碳市场建设等多维度协同推进。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面临“发展与保护两难”的结构性困境，而“两山”理念所指引的制度路径，通过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使绿色发展成为现实可行的选择，从而突破“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
将“两山”理念深度嵌入制度运行与政策实践中，构建系统协同的生态治理格局。制度化转化机制解决的是“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问题，这一转化的持续运行，取决于其是否被有效嵌入国家治理结构之中。“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14]将“两山”理念深度嵌入制度运行与政策实践中，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机制，真正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首先，以系统协同为导向优化生态治理结构。“强化减污降碳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区域治理协同”[15]，“推进新污染物源头禁限、过程减排、末端治理的全过程环境健康风险管控”[16]。这从整体上界定生态治理的基本框架，即由单一领域治理转向多领域协同推进，并且重视全过程环境健康，把生态环境与健康统一起来。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突破部门分割，强化生态政策与产业政策、能源政策、区域政策之间的联动设计，形成目标统一、路径协同的政策体系。这种结构性优化，本质上是将“两山”理念中“发展与保护辩证统一”的要求，转化为治理体系中的协同运行机制，从而实现由“分散治理”向“系统治理”的转变。其次，以制度体系完善推动生态治理规范化运行。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由制度构建，转向制度体系的整体完善与有效运行，因此，实践中需围绕生态保护红线、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环境准入制度等主要制度，构建层级清晰、衔接紧密的规则体系，并通过常态化监督与评估机制，确保制度执行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从“两山”理念看，这一过程是将“生态优先”的价值原则固化为制度规则，使其成为各类发展行为必须遵循的刚性约束。再次，以绿色转型与技术赋能推动生态治理方式转变。“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以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保障，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17]，这为生态治理提供明确的路径指向。在具体实践中，可依托数字技术完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实现对碳排放、污染排放等关键指标的动态监测与精准治理。这不仅能提升治理效率，而且使生态要素具备“可计量、可核算”的属性，还能成为“两山”理念中生态价值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环节。
总体来看，“十五五”规划纲要聚焦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着力解决生态优势向发展动能转化的制度路径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中，需进一步推动完善绿色低碳发展与制度体系，着力提升生态治理的系统性与协同性。在这一结构性安排中，“两山”理念构建起统一的理论与实践框架，提供一种将生态价值内生化于经济社会运行与治理体系之中的实现机制。在此意义上，“两山”理念不仅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且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范式，为总体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和保障人民健康，提供具有现实可行性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
注释
[1][8]《习近平：如果破坏生态环境，即使是有需求的产能也要关停》，人民网，2018年2月28日。
[2]《总书记指引加紧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新华社，2026年3月7日。
[3]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8年第3期，第4—19页。
[4]《“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民日报》，2025年8月10日，第1版。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28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6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1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9页。
[11]《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506页。
[12]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5年第15期，第4—16页。
[13][14][15][1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26年3月14日，第1版。
[16]《健康中国行动—健康环境促进行动实施方案（2025—2030年）》，中国政府网，2025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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