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坐标下，中国科技企业正深度融入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正经历从规模化走出去迈向高质量走上去的战略性跃迁。我国科技企业出海的关键动能，已从过去依赖成本优势和价格策略，转向以技术创新、品牌塑造和产业链协同为重心的全球竞争力。同时，出海进程中面临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贸易规则重构、技术壁垒高筑等复杂外部环境，科技企业自身国际化能力、产业链协同等存在短板。鉴于此，科技企业需系统辨识并有效应对这些新挑战，在国家战略指引下，积极开拓新市场、推动技术突破、不断创新商业模式、完善风险管控，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战略支撑体系。
【关键词】科技企业 高质量“出海” 新出路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科技企业正深度融入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经历从规模化走出去迈向高质量走上去的战略性跃迁。这意味着科技企业出海的关键动能，已从过去依赖成本优势和价格策略，转向以技术创新、品牌塑造和产业链协同为重心的全球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国科技企业在出海进程中，仍然面临复杂外部环境和自身能力短板的多重挑战，如何有效破局、实现高质量“走出去”，成为国际化发展的关键。
中国科技企业出海的新动向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ODI）超过1740亿美元，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①。近年来，中国企业“出海”步伐不断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强劲。其中，科技企业的“走出去”已进入一个以创新驱动、价值创造和深度融入为鲜明特征的新纪元。
关键驱动力的本质转变：从比较优势到多维优势。进入新阶段，企业“出海”关键驱动力正在由以劳动力成本、经济规模、政策和土地等为主的比较优势，转换为技术创新、行业标准和生态营造等形成多维新优势。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一是市场竞争从“价格战”转向“价值创造”。最初中国科技企业主要通过低价策略来占领海外市场，且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在创新优势驱动下，企业更加注重产品的技术含量、品质和品牌价值，通过提供优质的产品和高附加值的服务，满足全球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从而不断赢得市场青睐。二是技术供给从“跟随模仿”转向技术自主。以往中国科技企业的技术供给多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在全球技术体系中处于跟随状态。当前，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超6200家②，产业规模与市场主体数量实现同步跃升，这为中国科技企业出海提供坚实技术支撑。三是产业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跃升为创新驱动。传统产业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投入。随着新质生产力快速迭代发展，这种动力模式的竞争力逐渐减弱，当前更强调通过创新驱动生产力发展，坚持把由科技创新引发的技术进步作为生产力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从而实现生产力的质态跃升③。在科技企业层面，正在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合作、培育创新人才等途径，不断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价值链地位的全面攀升：从环节嵌入到生态构建。随着核心技术能力提升，中国科技企业出海正从价值链局部环节嵌入，向主导或共建区域性乃至全球性产业生态体系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一是推动“技术生态输出”获取技术溢价。中国企业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持续加大投资与开源贡献，正在构建并引领全球开源生态。以开放平台汇聚全球开发者，形成技术事实标准与开发者黏性，从而在生态之上实现可持续商业回报。二是通过数字基建“出海”谋取基建话语权。依托在新基建领域的丰富实践，中国企业正推动“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及配套的绿色能源解决方案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和方案走向世界。这不仅是在输出技术产品，还是在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基础设施格局奠定“中国标准”，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三是借助制度性合作争取制度竞争力。推动中国优势技术的标准成为国际标准或区域标准，是高质量出海的更高形态。新形势下，需加快推动中国自主技术标准与国际接轨，乃至推动优势领域的“标准出海”。这将从根本上改善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的制度环境，为技术引领开辟更广阔道路。推进从卖产品、到建生态、再到立标准的演进，最终完成价值实现的重要跨越。
出海形态的战略重塑：从单点拓展到体系化布局与社会责任并重。企业出海正从过去的单点贸易或海外建厂阶段，迈向“走进去、沉下去、留下来”的深度本地化运营新阶段，呈现三大趋势。一是制造业的“深扎根”。出海主体更为多样，形成了“龙头企业+产业链配套企业+平台服务商”的协同出海模式。代表性产业，如新能源汽车、光伏、人工智能硬件等，正加速在欧洲、中东、东南亚布局，构建集制造、研发、售后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体系。二是企业服务与当地文化的“软连接”。企业不仅在海外创造就业、贡献税收，更为重要的是实现文化融合与社会责任担当，真正融入当地社会。中国企业通过输出技术标准或文化产品，为中国品牌构建海外市场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此外，华为云、阿里云等为全球企业提供算力基础设施，从“卖设备”到“卖智能”，用数字服务赋能本地经济共同发展。三是国家对外投资政策重心正转向综合服务。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对外投资风险防控和海外利益保护。”④这要求企业在做出商业决策的同时，掌握并遵守各国复杂多变的商业、法律、劳工和环保标准，构建系统的风险防范与合规管理体系，提升全球化运营能力。
科技企业高质量出海面临多重挑战
中国企业出海进入新阶段，实际上相当于进入深水区，企业面临的挑战更大、风险更多。⑤当前，中国科技企业高质量出海还面临以下挑战。
地缘政治与全球贸易的深层博弈风险。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紧张与重构，正在迅速改变全球贸易的底层逻辑和运行规则。这种结构性洗牌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一是贸易政策取向正从单纯的效率优先转向更为复杂的安全与效率并重，乃至价值观与地缘政治优先，直接导致了以特定政治联盟或价值观为基础的集团化贸易圈层加速形成。有中国企业的海外权益遭到不公平打压，面临目的性强、针对性的歧视性和限制性措施。二是多边主义规则面临“回岸、近岸、友岸”三岸分流挑战，技术脱钩风险加剧。以美欧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构筑“小院高墙”，推行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技术脱钩等，致使非关税壁垒高筑，特别是针对人工智能芯片、高端软件、关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限制不断加码，增加了中国科技企业获取先进技术、零部件和市场的难度与不确定性。三是企业合规成本急剧攀升，面临针对性强的歧视性和限制性措施，甚至存在海外子公司失控的极端情况。欧美等国出于经济安全考虑，加强了对货物“经济国籍”、数据本地化、网络安全、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绿色贸易壁垒”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审查。这就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仅需要应对商业合规的要求，还要争夺全球优势产业链规则话语权的战略制高点。如何将中国在绿色科技、新能源等领域的产业优势，转化为具有国际认可度的标准体系和国际法规，这是中国企业需攻克的制度性壁垒。
市场竞争的红海化与市场需求结构性变化双重挤压。从全球市场来看，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导致需求疲软，国际贸易进入需要精耕细作的“红海”阶段。一方面，中国科技企业处于“前后夹击”的竞争态势。有的发达国家在高端市场利用其技术积累、品牌优势和规则制定权，频设加征关税、技术封锁、绿色壁垒等，提高投资进入门槛和盈利难度⑥。在中低端市场，则受到东南亚等地区凭借成本优势形成的替代效应冲击。另一方面，国内同行“内卷”出海。从沿海到内陆，各地科技企业瞄准新能源、光伏、锂电池、消费电子等相似的重点赛道，导致出海的“抢单大战”从展会延伸到物流、金融等各环节，价格战频发，侵蚀着行业整体利益。此外，单纯成本驱动的低价策略和数量型出口扩张已难以维系。海外市场，特别是成熟市场，对产品的技术含量、品牌价值、售后服务、ESG（环境、社会、治理）表现提出更高要求。中国科技企业需实现从卖产品到卖价值、卖解决方案的转变，完成从成本驱动到价值驱动的跨越，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并发展。
产业协同与服务支撑的供给侧滞后困境。高质量的“出海”是企业能力与外部支持体系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前，后端产业协同与前端服务体系均存在不匹配之处，制约了出海效率。一方面，围绕科技企业“出海”的综合服务体系呈现碎片化。政府强调“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对外投资风险防控和海外利益保护”。在实践中，财税、法律、金融、物流等专业服务供给分散现象仍然存在，部分企业对海外政策法规不熟、不适应，如日益复杂的货物“经济国籍”核查等，导致合规成本高企、运营风险增加。这种资源不全的瓶颈，难以满足广大中小企业，尤其是“专精特新”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个性化、精细化需求，难以体系化扎根，往往停留在货物贸易的浅层次。另一方面，产业链协同能力不足。出海企业，尤其是科技制造企业，常面临研发、生产与市场前端的脱节，产业端的标准化流程与市场端（特别是跨境电商）的个性化、快速反应需求之间存在错位，缺乏有效的常态化对接机制和统一的数据协同平台。海外市场需求数据未能及时、准确地反哺研发和生产端，导致供需错位。此外，企业自身国际化的战略谋划与运营能力尚有短板，如传统的大型制造和国有企业，全球化经营仍较多停留在“产品出口+资源进口”的初级阶段，在海外市场深度运营、跨国并购后整合管理、跨文化团队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和能力有待提升。
破局与致远：通向高质量“出海”的新路径
面对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复杂局面，中国科技企业迈向高质量“出海”，在国家战略指引下，需要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战略支撑体系。
市场开拓：由“广撒网”转向“精耕作”。科技企业需改变过往对新兴市场的粗放式开拓，转向对全球市场进行精细化、分层化、差异化的运营。一是实现市场精准定位。基于对不同区域和国家技术标准、产业政策、消费习惯、营商环境的深度研究，编制系统的海外市场“攻略地图”。企业根据不同区域特质进行产品和商业模式的精准适配。例如，针对欧洲市场需突出产品的绿色、环保、数据安全和高品质属性，积极应对碳关税等新规则。二是完成从成本驱动到价值驱动的转型。例如，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可结合当地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提供“硬件+软件+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在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创新支付方式和商业模式，适配其市场需求。三是积极拥抱数字时代的新赛道。顺应全球数字基建浪潮，中国科技企业可大力推动绿色算力与零碳算力标准的国际对接，凭借在数字基建领域的丰富经验和成本效率优势，积极探索“绿色能源+储能系统+智能算力中心”的协同出海模式，为中东、非洲、“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提供“数字基建”“储算一体化”数字化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实现从技术应用出口到基础设施能力出口的升级。四是布局市场与供应链多样化。避免对单一市场或技术路径的过度依赖。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合作，拓展亚洲、非洲、拉美等多样市场，分散地缘政治冲击。审慎布局全球供应链，在关键环节建立备份或替代方案，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韧性。
技术突围：以硬核竞争力支撑“高质量走上去”。国际化成功的关键在于深度本地化，不仅是物理上的本地生产，还是商业生态、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的全面融入。一是充分发挥长板技术，实现差异化引领。集中资源在已形成优势的领域持续投入，如以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风电、新型储能为代表的“新五样”，形成不可替代的技术壁垒。例如，发挥在绿色算力、长时储能（如钒液流电池）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争取国际认证，占领高端市场。二是推动“技术+场景”融合解决方案出海。不仅要出口产品，还要输出经过国内市场验证的、成熟的行业解决方案。例如，将国内在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数字政务等领域成功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进行产品化、平台化包装后推向海外，为当地创造实际价值。三是积极参与、主导国际标准制定。鼓励龙头企业、科研机构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活动，在人工智能伦理、数据安全、碳中和、6G等未来技术领域发出中国声音，将技术优势转化为规则和标准优势。
模式创新：构建“本土化+生态化”的出海新模式。放弃“赢家通吃”的内卷思维，通过产能共建、技术转移、人才共育，在目标市场构建完整的产业生态，探索深度国际化新模式。一是探索“建设+运营”的体系化出海。从简单的产品贸易，转向在海外进行本地生产投资和研发中心设立；并且在不同区域市场布局差异化产业链供应链，既为当地创造就业，又输出中国技术与品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绑定。例如，在中东参与当地的数字基建（如承建智算中心），在非洲提供适用于当地能源项目（如提供储能电站一站式解决方案）的建设和运营，注重融入当地产业链。二是构建协同出海网络。支持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抱团出海”。鼓励行业协会和产业技术联盟发挥指导作用，推动跨境电商平台、物流企业、金融服务机构的协同合作，共建“订单—物流—金融—售后”一体化的海外服务网络。发挥中国科技企业的技术新优势，探索“算力+储能”“港口+航运”等跨产业协同出海新模式。三是打造跨文化人才队伍。立足全球化布局与前瞻性人才战略，通过“属地化招聘—跨境培训—融合发展”的实施路径，培育具有跨文化管理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破解企业全球人才储备不足的瓶颈，同时提升员工的归属感与忠诚度。
运维管控：企业需建立“硬合规—软合规—巧合规”的三位一体风险应对体系。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出海，合规是企业出海的“生命线”，除政府提供政策指导、信息服务和法律服务外，企业也需建立健全全方位的风控体系。一是构筑全面硬合规防线。开展“法律+政策+文化+社区”等穿透式前置尽调，全面识别当地合规要求与风险爆发点；建立合规风险预警机制，实时跟踪当地法律法规、政策环境变化，并及时调整运营策略；此外，组建专业的合规团队，或聘请当地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提供合规支持，确保工作专业性与有效性。由此构建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合规服务体系。二是加快提升跨文化融合的软合规能力。跨文化融合是企业出海的“润滑剂”。将企业发展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深度绑定，深化本土化运营，尊重当地文化习俗与价值观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参与社区建设、教育援助、环境保护等公益事业；开展跨文化培训、文化交流活动等，构建跨文化管理体系，建立开放透明的跨文化沟通机制。三是以“在地叙事+情绪价值”的传播方式实现巧合规。充分运用社交媒体、直播电商等数字化手段讲好中国品牌故事、塑造品牌价值，化解政治和舆情风险，实现经营目标与当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统一，构筑“合规+文化”的双重保障。
综上，当前中国科技企业的全球征途已进入以高质量发展定义成败、以价值创造驱动增长的新航道。这是一场融合技术创新、战略定力、全球运营智慧与国际责任担当的综合性考验，也是一条从“产品出海”到“技术出海”“标准出海”“品牌出海”乃至“模式出海”的进阶之路。中国企业需将自身的创新优势、国家的战略引导与全球市场的现实需求有机统一，坚定不移地推进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深度融入全球化运营体系，积极践行全球企业公民的责任，在挑战中淬炼真金，不仅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而且为全球科技进步贡献智慧与力量。
（南开大学现代化发展研究院博士后吕晓静，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生态位视域下京津同城化发展动力与实施路径研究”（项目编号：TJYJQN24-001）研究成果】
【注释】
①《商务部：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万家》，人民网，2026年1月22日。
②《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新华社，2026年3月5日。
③陈劲、叶伟巍：《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动力机制和实现路径研究》，《创新科技》，2025年第1期。
④《政府工作报告——2026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新华社，2026年3月13日。
⑤彭泗清：《中小企业出海：新阶段、新挑战与新策略》，《国家治理》，2025年第14期。
⑥张晓涛：《我国出海企业投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人民论坛》，2024年第13期。
责编/李丹妮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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