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私人记忆的基本载体，又是呈现古代日常生活与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唐宋以来，散见于公私收藏的各种日记，日益成为考证历史细节的重要依据。虽然日记的撰写目的、内容、体例各有不同，但都以私人记述的方式，将个人情感、家庭生活、社会信息、环境变化等有机地联缀起来，表达出日记主人的人生志趣与当世生活的万千镜像，是颇为独特而珍贵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日记 日常生活 情感世界 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日记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记录的多是私人性的生活和情感表达，却很能触动人心。通过这样的私人生活史的记录，能更好地理解古人的生活世界、探究历史的局部细节。
一般认为，唐代文人李翱（772-841）于元和四年（809）所作的《来南录》，可称比较早的日记代表，记录了李翱从长安出发，携带家眷，途经洛阳、汴河、淮河、长江、鄱阳湖、大庾岭，赶赴岭南节度使杨于陵幕府任职的经历，是按日系事，不过840余字。这种私人记录，开启了以个人为视角、连续记录生活史的文体。当然，像这样的文体，还可举出西汉时期的《元延二年日记》（记录一位地方军官的公务与私人活动）和《长罗侯费用簿》等。再如，在宋仁宗主持殿试时，曾任右司谏的赵抃，担任“封弥官”，为此写有《御试备官日记》，起于嘉祐六年（1061）二月二十六日，止于三月初九日，共14天。赵抃写述了殿试的组织运作（包括进士初考官司马光、点校官孙洙、详定官王安石、封读官胡稷臣等人工作分派）和宫廷礼仪、饮食安排的细节，大大补充了《宋史·选举志》的不足。
宋代以降，特别是在明清时期，从城市中的达官贵人到乡村学究等，留下了更为翔实、历时更久的日记，数量蔚为大观，提供了时人日常生活的丰富实录，是不同时代历史现场的生动见证。
历史细节的微观见证
日记中经常会记录那些被正史所忽略的细节，看似微渺，但经由日记作者的经历和观察，能揭示历史的宏大场景，一定程度上填补官方记录的很多空白。
像明末清初身历政治动荡的侯岐曾，作为“嘉定三屠”中抗清名士侯峒曾的弟弟，在清兵扫荡江南之际，被迫逃隐乡间。从顺治三年（1646）正月初一开始写日记，有让“后人稽考”的清楚目的，“执笔为新天子纪年，敬竢南都克复之后”。在日记中（《明侯文节先生丙戌、丁亥日记》），侯岐曾清楚地记录清王朝在推行剃发令时，一方面设有“清发道”来推进剃发，另一方面明确记录当时是按剃发的五种状况来定罪的，即“一寸免罪，二寸打罪，三寸戌罪，留鬓不留耳，留发不留头”。但他和坚持抗清的表弟杨廷枢等人一直不剃发。日记中保留了大量潜伏乡间抗清复明人士的言行，包括陈子龙、夏完淳、顾咸正、顾天逵等人，直到1647年五月初十他被捕为止。日记中体现的那种“无刻不经历龙潭虎窟，宛转刀山剑树之下”的生活，让人感到惊心动魄。
晚清重臣、同光两朝帝师翁同龢，在长达数十年的官宦生涯中，几乎每日必记。因其身份的敏感，翁的日记内容相当克制，即便如此，还是能提供很多晚清政治、宫廷秘辛、中外关系的信息。例如，在甲午战争期间，翁同龢记录了清政府内部的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以及李鸿章等人在战争中的具体表现，甚至有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的记载。当然，日记中还有很多日常生活与社交方面的记录。例如，在书籍收藏与交流方面，有与同僚、同乡、门生、朋友等人间的赠书活动；也有他读书的记录和体会，如咸丰十年三月，他先读王阳明的《传习录》，后读明末清初思想家孙奇峰的《夏峰集》，就说“夏峰之学本于阳明，而不及阳明之精萃”；再如，他常去京城书肆中的三槐堂读书，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三槐堂看书，终日未食”，不久，又去三槐堂，带回十几种书。①这些都能体现他个人的意义追求所在。
社会生活变动的窗口
日记按日排写，确实像流水账的记录形式，将每天的内容详略不一的记录下来，却极能体现日记所处年代的生活风貌。
宋代陆游的《入蜀记》，记录了作者从乾道五年底开始赴任夔州通判途中的各种见闻，包括风土人情、城市布局、经济状况甚至物价水平等。陆游坐船从绍兴出发，顺着大运河前往长江航道，乾道六年五月底到杭州时，他说“予不至临安八年矣，湖上园苑竹树皆老苍，高柳造天，僧寺益葺，而旧交多已散去，或贵不复相通”②，让他无比感慨。
杭州从唐宋以后就是一个游览名胜，后世写述杭州的日记甚夥。像元代镇江人郭昇的《客杭日记》（又称《云山日记》），虽然仅存短短四十三天记录，却详细描绘了元代至大元年（1308）杭州城的商业繁荣景象，包括商业店铺、市场交易、航船交通、大众生活、宗教信仰等，比较生动。
晚明嘉兴文人李日华的日记（《味水轩日记》）中，有不少关于江南水灾、民间信仰、社会矛盾的记载，如万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连日俱酷热，农人惫于桔槔，诸乡绅以与嘉善争粮事，相约往杭谒外台藩臬”。同时也有很多对工艺技术、古籍流传、书画鉴藏、艺文活动的记录，都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印证。
到清代，日记的数量更为庞大。福州人林则徐在晚清官场上政治卓著，写过不少日记，时间涉及嘉庆十七年（1812）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最后一年是他前往新疆的《乙巳日记》，记录了他在新疆地区的行旅生活。有一天他写到曾属喀什管辖的曲惠，十分详细：“地土颇润，有地可耕，从前喀城所辖。本有屯兵三百名，种地纳粮，分为三工。头、二工皆近城，此处为三工地，原派兵百三十名耕之，去岁改屯安户。闻土人云，此处则土鲁番人李姓一家包种也。有居民数十家，铺户数家，颇洁净。”后来到了七克腾木军台，准备前往巴里坤盐池的路途，全是戈壁，无处可住，有时风很大，累日不息，甚至可以吹走人马和车辆。③
湖南人李星沅的日记（《李星沅日记》）也很著名。李星沅是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在陕西、四川、江苏三地都任过高官。他亲历鸦片战争，对《南京条约》的签订也多耳闻目睹，在日记中对于投降派、侵略者的言行多有记录。在他管辖下的江苏省域，认为松江府最好，上海与南汇两地最优，其次是青浦和金山，再次是华亭与娄县。
较李星沅晚三十余年、出生于嘉定县的王文韶，所写的日记长达36年，详细记录了他在湖南、河北等地出任高官的经历；甲午战争后，他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户部尚书等职，赞助“强学会”，统筹北洋海防，兴筑京汉铁路，奏请设立北洋大学堂。日记所述，都是晚清政治中的重要事件。同治六年（1867）正月十九日，他听人讲述林则徐火烧鸦片时曾许诺给洋人偿银40万两，最后也没有给。六月初九接见一位河南来的候补知县方殿元时，注意到方氏见他的家人都很奴相，就很鄙薄其为人，正告他“州县为地方正印官，职分并不为小，先要讲究立品，然后可以治民”。④
吴江县的一名乡居地主柳兆薰（柳亚子的曾祖），拥有约三千亩的土地。他所写的日记（《柳兆薰日记》），涵盖咸丰九年（1859）至光绪十六年（1890）的时段，细致记录了太平天国战争前后的逃难、收租、扫墓、游览等生活，有时没事可记，就写“今日无事”；咸丰十年元旦，柳家人一早就起来拜如来佛，在家祠内拈香虔叩，饭后一起到萃和堂礼拜五代暨祖父母神像；十四日到北厍扫墓后，碰到好友谈及杭州城在战争中的惨状，十分感慨，认为他所居的吴江乡下真是个“福地”。有时在日记中对乡间有人大作威福表示不满，认为“人不可以肆志”。
在北方，清末太原赤桥村举人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对宗教民俗、教育变革、生活日常、信息接收、乡村剧演等，同样有着全景式的记录。比较有趣的是，刘大鹏还严厉地批评了地方上的士风：“当今之世，士风甚坏，……士林之内多浮文而少实行，则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诸端，亦皆不讲。”⑤
意义追求的表达
日记内容，大多属于个人塑造的“小世界”，呈现出日记主人立体而复杂的面貌及其真切和特别的内心世界，也能直观地表达出其中蕴含的意义追求。
像上海城内豫园的主人潘允端（嘉靖四十一年进士），在其长达三十多万字的日记中（起于万历十四年，止于万历二十九年），很多是书籍购买、奴仆选购、地产交易、租佃活动、家居经营、戏曲观赏、社会交游等内容，有时会因串戏的小厮不在家中，而感到特别“冷落”；潘允端经常购藏一些珍贵的书籍，如花费白银5两买入全套的宋版《通鉴纪事》，费1两6钱买入沈周的画，还用6两银子典到一部宋版的《两汉书》。（《玉华堂日记》）
李日华撰写《味水轩日记》，处在社会变化复杂、生活比较繁盛的万历年间。李日华在日记中保留了艺文交游、古物鉴藏等内容，占了整体日记的十分之八九，其他就是时事、异闻怪物、酒苑花鸟等，体现出其精神世界与生活逸趣。例如，有时他连日点读《楞严经》，认为有“静定”的功效；有时在春天为品尝新茶，专门坐船去苏州，往返五天时间；有时在家中听妻子大讲酿酒方法；有时连日帮人排解麻烦，深知古人所说的退步让步是“大热恼中一杯甘露”。在日记中，既有从品茶、焚香、莳花到赏月、听雨、观雪的日常琐碎记录，又有与古人相知笑乐的精神活动，是其时很多文人的价值追求和极致风雅，也是个体生命中文明延续最精致的表达。
明末官员祁彪佳的日记（《祁忠敏公日记》）中，不仅记录了政治活动与社会危机，而且详细描写了当时江南地区的园林艺术、戏曲演出、书画鉴赏、文人雅集等文化生活，反映了士大夫精致化、艺术化的生活方式。
明末嘉定文人黄淳耀在领导地方文人结社“直言社”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写读书日记，并要求他的学生们也这样写读书日记。侯岐曾的长子侯玄汸就曾读过他的老师黄淳耀参加直言社活动后的感受日记，里面有“今乘色力强健时，日日提撕，刻刻锻炼，成就世间一了事丈夫，亦不枉堂堂地作个男子”这类感喟，让玄汸十分震动，成了他以后努力的方向。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十日至二月十四日，在黄淳耀的学生张德符（侯玄汸的表兄）家中举行了“直言社”活动，黄淳耀的日记中有相关记录，既有“学问之道”的论述，也有“求进”“寻向上去”的自我要求。（《月蝉笔露》）
至于黄淳耀于崇祯十七年春天的日记（《黄忠节公甲申日记》）中，多是自己学习理学、与朋友门生讨论人生理想和自我修养的内容，每天都在提振自己的精神，不容松懈。他还强调说“与人说一句话，便有成物作用在内，若谑浪笑敖及顺口应人，便是不诚无物”了。还说，人生修养中，“善念既相续，恶念自然不生”。
柳亚子的高祖清代诗人柳树芳的日记（《柳树芳日记》）中，不仅记录了柳家人在乡间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风土人情，而且比较重要的，是柳氏在道光年间为推动刊刻理学名臣陆陇其的《三鱼堂日记》的努力，能体现出柳氏为人为学中对于陆陇其的崇敬和学习的心态，认为陆氏日记是“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者”“先儒手泽，字字当作布帛菽粟观”。至于《三鱼堂日记》，则贯穿了陆陇其作为一名理学家而怀持的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陆陇其也愿意接受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技文明，认为“西人最巧算”。
曾国藩的日记被视为个人自省与修养记录的典范。曾国藩每日“三省吾身”，记录自己道德修养上的点滴进步，并会写札记自警，如“端庄厚重是贵相”“心存济物是富相”“朝闻道，夕死可矣”“平易近人、乐道人善”，等等。曾国藩每天要处理大量的公务、杂事，有时间空档，还要读书。《左传》《五代史》这样的史书，是他在工作间隙常阅的。这种比较苛刻的道德提升和自我审视，体现了传统士大夫对道德理想的追求。（《曾国藩全集·日记》）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从上海重返苏州故园的顾文彬，再次寻找机会到北京候补官缺。在漫长的候缺过程中，不断写信给苏州家中的儿子顾承，要求他在安排好顾家在苏州的生活外，还要加强孙子辈的书画知识学习，每月要给孙辈安排六期“讲究书画”功课，作为家族教育之要事。顾文彬的具体设想，是要求顾承亲自负责讲论，包括人物、书法、画理到价值各方面，以达成他们家业保存与书画收藏传世的理想。（《顾文彬日记》）
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曾提出了“五戒”的自我要求：“戒多事，多事则致侮；戒多言，多言则招尤；戒多动，多动则得咎；戒多欲，多欲则纷心；戒多费，多费则受困。”深蕴教化意义，同时，他还提出了“八本”之说，即“以谦退为保身之本；以安祥为处事之本；以涵容为待人之本；以洒脱为养心之本；以不求为敦品之本；以退想为快乐之本；以耐烦为进德之本；以淡泊为养生之本。”⑥这些，皆可谓个人内心情感的镜像。
概括来观，从日记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传统士人心态的变化轨迹。不同时代的人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生活、表达情感、思考存在。日记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但能折射出社会变迁的轨迹、时代精神的风貌。每一本古人的日记，都是一扇时光之窗，透过它，我们可以窥见历史过往的温度与细节。
【注释】
①[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②[宋]陆游：《入蜀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③[清]林则徐：《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
④[清]王文韶：《王文韶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⑤⑥[清]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责编/李丹妮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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