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频发的地缘政治事件和个别国家推行的单边主义，使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遭遇严峻挑战，并危及全球跨国公司的正常运营。而中国凭借难以复制的结构性优势，正日益凸显作为全球资本“避风港”与增长极的独特价值。稳定的能源供给、庞大的内需市场、高效的供应链生态、关键领域的创新活力，以及安全的经营环境相结合，将产生强大的聚合效应。“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就制度型开放作出系统部署，需切实推进、落实到位，充分发挥我国固有的结构性优势，在全球资本布局调整中吸引汇聚新一轮高质量外资集聚。
【关键词】跨国公司 世界经济 外资 中国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截至2025年底，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连续16年超过7000亿元人民币，稳居全球前列，在华外资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整体呈增长态势①。当前，全球国际直接投资（FDI）呈现显著结构性变化特征：总体流量增长乏力，且波动性加大，投资流向更趋区域化和多样化，投资重点加速向绿色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半导体等战略性领域集中，同时，国家安全审查等政策干预因素对投资决策的影响日益凸显。2023年和2024年，全球FDI流入规模分别下降10%和11%；2025年，受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投资热潮驱动，较上一年增长14%。受国际环境和需求不振影响，2023年—2025年，我国新增外资数量虽实现增长，但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速呈下降态势。本文从全球视角分析跨国公司经营决策面临的困境，以及我国当前引资工作面临的挑战和机会，探讨相关的政策方向。
频发的地缘政治事件和个别国家推行的单边主义，使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遭遇严峻挑战
过去数年，全球跨国公司赖以运转的基础性假设，即规则稳定、边界开放、供应链全球优化，正在被一系列地缘政治事件和政策冲击系统性瓦解。且这些冲击并非孤立发生，而是相互叠加、彼此强化，形成新型不确定性环境。
❖ 地缘冲突对能源与产业基础的系统性损伤
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包括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以及近期美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袭击等。这些事件呈现多点爆发、长期化、波及面宽、大国深度介入等特点，对国际生产和国际贸易网络形成冲击，严重干扰全球跨国公司正常经营。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已从急性期进入慢性期，欧洲工业竞争力陷入持续性削弱，且其结构性影响仍在加深。在能源层面，欧洲被迫以数倍于冲突爆发前的价格从全球市场采购液化天然气，工业用能成本的大幅抬升，直接侵蚀欧洲制造业的成本竞争力。德国、意大利等传统制造强国的化工、钢铁、玻璃等高能耗行业，面临生产成本长期高企与产能向能源价格更低地区转移的双重压力。在物流与原材料层面，乌克兰作为全球重要的粮食、氖气（半导体制造关键原料）、钛等战略资源出口国，其产能中断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持续性缺口。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乌克兰危机终结欧洲能源依赖俄罗斯的格局，迫使跨国公司重新评估其供应链中的地缘政治敞口。
美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袭击，在能源与新兴技术投资两个维度同时产生深远冲击。在能源层面，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约20%石油贸易的咽喉要道，其安全风险的急剧上升，直接推高全球能源价格的不确定性溢价。航运保险费率飙升，绝大多数油轮运营商暂停途经波斯湾的航线，全球能源供应链的脆弱性再次暴露。对于能源密集型产业，如化工、铝冶炼和数据中心，能源成本的不可预测性将转化为投资决策的迟滞。
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层面，冲突的影响尤为值得关注。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中东国家，近年来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微软、谷歌、亚马逊等科技与金融巨头，均已宣布或已实施在该地区的大规模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美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袭击，使这些已进行或规划中的项目面临安全风险重估。随着冲突的无限期延长并向整个海湾国家蔓延，数十亿美元的数据中心投资面临越来越大的物理安全威胁，相关项目的融资与建设计划可能被迫延期甚至取消。
❖ 单边主义对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造成多维冲击
个别国家奉行单边主义，通过加征对等关税、滥用“长臂管辖”，胁迫企业在其境内投资、重构供应链，更以军事手段公然抢夺石油等战略资源，践踏国家主权与国际法。
单边主义政策带来的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扭曲，而且是国际经贸秩序的信任危机。个别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大幅调高关税，且数度调整和反转。这种关税政策的不可预测性，对跨国公司产生比关税本身更具破坏力的影响。企业无法在投资决策时对未来的贸易成本作出可靠假设，导致全球范围出现采购瘫痪现象，如港口、承运商、制造商等陷入观望状态，等待政策明朗化。汤森路透等供应链咨询机构的调查显示，2025年全年，关税不确定性已成为跨国公司供应链决策的首要干扰因素。此外，单边主义对战后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形成系统性侵蚀。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已因个别国家长期阻挠上诉机构法官任命而陷入瘫痪；投资者保护协定、双边贸易协定的效力在个别国家的单边行动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当规则本身不再可信，跨国公司赖以进行长期投资决策的制度性保障便已动摇。
通过强制投资协议胁迫的制造业回流，破坏跨国公司正常的商业逻辑。个别国家政府以关税威胁、补贴捆绑、“长臂管辖”、国家安全审查等政治胁迫手段，迫使全球企业（含本土与外资）在其境内大规模投资。这一结果并非市场自发选择，而是个别国家以高额关税威胁下的政治妥协。这些案例对全球跨国公司的示范效应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证明个别国家政府确实有意愿且有能力，通过关税威胁迫使跨国公司在其境内投资，其他行业的跨国公司面临类似压力的可能性显著上升；另一方面，它揭示一种新型的“政治性投资胁迫”模式，即企业的投资决策不再完全基于商业逻辑，而是被迫纳入地缘政治博弈的考量。
“友岸外包”的强制推进，推高供应链重构成本。个别国家政府通过关税差异化，事实上在推动制造业向墨西哥、印度、越南、东欧等“友岸”国家转移。这一趋势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是深刻且长期的。成本层面，全球供应链数十年来围绕比较优势原则优化配置，强制性的地理重构意味着效率损失。麦肯锡等机构的研究显示，将制造业从中国迁往越南、印度等地，短期内将使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且新目的地在基础设施、技术工人储备、供应商生态等方面均难以在短期内复制中国的规模优势。执行层面，部分企业发现，所谓“友岸”并不稳定，如个别国家政府通过关税威胁，使得原本被视为安全替代地的近岸制造基地也面临不确定性。战略层面，供应链重构需数年乃至十年的周期，而个别国家政策的不可预测性，使企业难以作出长期承诺。许多跨国公司陷入“既不敢大规模留在中国，又不敢大规模迁出”的战略僵局。
上述各类冲击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形成多维度交织、彼此强化的系统性传导网络，对全球跨国公司与产业链供应链产生长期及深层次的影响。在此背景下，跨国公司被迫将供应链战略的核心逻辑从“效率优先”切换至“韧性优先”。这意味着，更高的库存水平、更分散的供应商布局、更多的冗余产能，都是效率的代价，在当前环境下是必要的风险管理成本。主要问题在于：企业需稳定的预期才能作出长期供应链重构决策，但恰恰是政策的极度不确定性，使这种稳定预期无从建立。在这一困境得到根本性缓解之前，全球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将持续受到压制，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将在不确定的迷雾中蹒跚前行。
中国经济具有多重结构性优势
在传统分析框架中，地缘政治动荡通常被视为外资流入的抑制因素。然而，当全球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分析逻辑亦需随之调整：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相对稳定本身就构成竞争优势。跨国公司的投资目的地选择，历来是比较决策而非绝对决策。当前，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客观上得到重新评估的空间。
❖ 能源：稳定、低价、清洁的三重优势
当前，能源已成为全球产业竞争格局重塑的关键变量，乌克兰危机使欧洲工业承受数年的高能源成本之痛，中东地缘冲突持续威胁全球油气供应稳定性，人工智能及数字经济的高能耗容易引起电力供给焦虑。相较之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在全球能源版图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凭借其供给快速稳定增长、结构优化和成本控制方面的综合优势，形成强大的全球竞争力。
较高的自给率构成国内能源稳定供给的“压舱石”。中国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远高于主要经济体。作为全球最大能源生产国，我国煤炭产量占全球一半以上，电力装机容量约占全球30%。这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庞大、自主可控的能源系统，是工业体系免受国际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冲击的重要保障，为制造业提供可预期的、不间断的能源供给。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高度多样化的能源供应结构：国内可再生能源、来自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来自中东和非洲的海运能源，以及国内煤炭兜底供应，共同构成韧性能力极强的能源安全体系。
能源结构发生历史性变革，清洁低碳转型步伐全球领先。“十四五”时期，我国建成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40%提升至60%左右。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约4.0万亿千瓦时，超过欧盟27国全年用电量之和（约3.8万亿千瓦时）②。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而且是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的绝对核心，主导全球绿色产业链。中国为全球贡献80%以上的光伏组件和70%的风电装备，不仅有效保障国际市场的稳定供给，而且推动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在过去十年间分别下降超过60%和80%③。这意味着，中国的能源清洁化不仅助力自身产业发展，而且在定义全球的成本曲线和技术路径，推动“绿色制造”在中国率先成为兼具规模与成本优势的现实。
规模效应支撑中国低成本电力供应。庞大装机规模摊薄设备、建设与运维成本，光伏度电成本降至0.136元/度、陆上风电降至0.17元/千瓦时，已低于煤电成本。同时，中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网，拥有全球最高输电电压等级、最长特高压输电线路、最大新能源并网规模，实现“西电东送、北电南供”，让西部低成本绿电高效覆盖全国。规模与电网协同，进一步压低综合供电成本。尤其是通过规模化的绿电生产与交易，中国正构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绿色电力成本体系。低成本、尤其是低成本绿电，降低所有用电行业的运营成本。我国工业用电成本具有优势：按2025—2026年最新官方权威口径，不含补贴及峰谷优惠条件下，中国工业电价整体低于泰国、印度；虽略高于越南，但越南供电稳定性较差、绿电占比较低④。
能源供给的稳定性，保障连续生产与供应链可靠，低成本构筑“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而清洁化则使“中国生产”能更好满足国际碳关税等绿色贸易规则，将环保约束转化为新的竞争优势。对于能源密集型产业，如铝冶炼、化工、数据中心、芯片制造而言，中国稳定且相对低廉的能源供应，是一项极具价值的区位优势。尤其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浪潮中，数据中心能源成本占运营支出的40%至60%，中国在此方面的优势将随着投资规模扩大而愈发凸显。
❖ 超大规模市场：规模效应的不可复制性
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的单一统一市场，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约140.2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50万亿元⑤。这一市场规模所能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是全球任何其他单一经济体都难以提供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市场在标准体系、监管框架、支付基础设施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内部一致性。对于以中国市场为核心销售目的地的跨国公司而言，在中国生产以服务中国市场，具有天然的供应链匹配优势，这一逻辑在关税壁垒不断升高的全球贸易环境中反而得到强化，因为本地生产、本地销售的模式，可以有效规避关税风险。
❖ 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与供应链生态
中国工业体系完整，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中国制造业规模庞大，2025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达35%，并将于2030年继续升至45%。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的主要竞争力，不在于总量规模和单一要素的低成本，而在于供应商生态的密度与响应速度。从原材料、零部件到终端产品，中国可以在单一地理区域内完成高度复杂产品的全链条生产。例如，一家在深圳或东莞生产消费电子的企业，可以在方圆100公里内找到几乎所有所需零部件的供应商，且交货周期以天计而非以周计。这种供应链密度形成的“柔性制造”能力，是越南、墨西哥等替代目的地在可预见的未来都难以复制的。
❖ 关键领域产业创新枢纽
经过前瞻性部署，凭借规模庞大且高质量的工程师队伍，以及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国已系统性跨越单纯依靠规模与成本的发展阶段，在若干核心赛道构建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到大规模商业化落地的完整创新链条。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中国位列第10位。报告特别指出，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和绿色技术领域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及全球价值链地位持续增强。对于寻求长期技术领导力的跨国公司而言，中国的区位优势已发生本质变化。其主要价值不再是低廉的要素成本或庞大的消费市场，而在于其作为全球多技术领域创新枢纽的“前沿嵌入”价值。在中国进行研发与高端制造投资，已成为跨国公司保持技术敏锐度、接入全球创新网络、参与甚至塑造未来技术标准的战略必需。实际上，这一优势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所认可。一个明显的证据是，2021年—2025年外资在华研发中心加速设立。
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已实现从追赶到并跑的转变。中国不仅在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上领先，而且在基础层和算法层快速突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中国在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上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尤其在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形成专利壁垒。庞大的数据资源、丰富的应用场景，以及积极的政府支持，共同催生完整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在工业机器人、智能传感、数字孪生等领域，中国不仅是最大市场，而且是重要的创新来源。领先的制造企业与科技公司共同推动的“灯塔工厂”和工业互联网平台，正在输出全球认可的解决方案。跨国公司只有深度融入中国的智能制造网络，才能实时把握生产模式变革的最新趋势。
电动汽车与电池领域，中国已从产业追赶者跃升为全球创新引领者。中国拥有从锂矿加工、电池材料、电芯制造，到整车集成、智能驾驶的完整且具成本竞争力的产业链，成为全球技术演进与标准制定的中心。在固态电池、麒麟电池、800V高压平台、智能座舱等关键技术迭代上，中国车企与供应商已处于全球领先位置，并开始向海外输出技术。全球电动汽车的创新节奏、技术路线乃至消费者偏好，正日益受到中国市场的影响。任何一家志在未来的汽车跨国公司，都无法承受远离这一创新策源地的代价。
生物医药产业，我国成功实现从仿制到创新的快速跃迁。凭借巨大的临床资源、日益完善的审评审批制度，以及活跃的风险投资，中国在细胞治疗、基因编辑、ADC（抗体偶联药物）等前沿领域快速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中国创新药企的海外授权交易金额与数量屡创新高，标志着其研发成果获得国际顶级同行的认可。对于跨国药企而言，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已不再是简单的“市场适配”，而是获取源头创新、参与早期研发合作的关键途径。
从长期技术竞争视角看，放弃中国市场无异于自我放逐于全球最重要的创新循环之外。其结果将是逐步丧失对技术演进方向的感知力、在关键供应链中的话语权，最终在决定未来产业格局的竞赛中落后。中国所构建的产业创新生态，正以其强大的内生动力和网络吸引力，重新定义全球跨国公司投资选址的战略地图。
❖ 稳定安全的国内环境及多边合作态势
中国稳定、安全的社会秩序和经营环境，正日益凸显其作为全球资本“避风港”的战略价值。
中国长期的社会稳定与卓越的社会治安水平，构成“避风港”效应的根基。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犯罪率最低、社会治安环境最为良好的国家之一。这种深层次的稳定性，为企业运营提供可预期的社会环境，极大降低因社会动荡、罢工或治安事件导致的运营中断风险。中国社会共识度高，政策连续性、可预期性强，这对需长期、巨量资本投入的跨国公司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确定性因素。
强大的国防力量与坚定的战略自主，构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固屏障。中国具备强大的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能力，能够有效抵御外部军事威慑与干涉，确保国土绝对安全。这意味着，跨国公司设在中国境内的资产与供应链，无需担忧地区武装冲突的直接波及或外部势力的强行干预，这与身处大国博弈前沿地带或安全依附性较强地区的投资形成鲜明对比。
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与“不干涉内政”原则，为商业活动提供“去政治化”的保护空间。中国始终坚持平等互利原则，反对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对于跨国公司而言，这意味着其在华业务能最大程度地免受母国与其他国家间政治纷争的“连带伤害”，避免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牺牲品，从而保障业务的独立性与中立性。
中国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进程，客观上为国际经贸秩序提供替代性的规则锚点。对于一些跨国公司而言，特别是东南亚、中东、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以及部分欧洲企业，中国所维护的多边框架具有现实的合作价值。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与产能合作，也为在华外资提供依托中国、辐射更广泛新兴市场的战略跳板。
综上，稳定的能源供给、庞大的内需市场、高效的供应链生态、关键领域的创新活力及安全的经营环境相结合，将产生强大的聚合效应。跨国公司在中国不仅能规避外部政治动荡的“乱流”，而且能深度融入全球最完整、最具韧性的工业体系，并分享一个持续增长的超大规模市场。这种统筹安全和发展的独特优势，使得中国在全球投资版图中的战略地位不仅未被削弱，而且在动荡世界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凸显。中国所提供的，已远非简单的效率优势，而是一个基于政治稳定、社会安全与战略自主的、难以复制的系统性安全保障，这正是当前跨国资本最为珍视的稀缺资源。
通过深化制度型开放，为跨国公司提供可信赖、可预期的长期投资环境
中国在全球秩序动荡中的战略机遇，本质上是一道“结构优势已具备、制度红利待释放”的政策命题。而中国的机遇，也是全球跨国公司的机遇。若能把握时机，以切实的政策改善配合自身固有的结构性优势，则可抢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制高点。
❖ 中国对外资的制度性开放已经开局
把握这一战略窗口的关键，不在于向外资提供更多优惠政策，而是通过透明、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制度建设，将我国结构性优势转化为跨国公司可信赖的长期投资环境。当替代目的地的吸引力因地缘政治冲击而下降时，中国政策改善的边际效应将显著放大，实现制度的“乘数效应”。2024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从五个方面提出二十四条举措，就吸引和利用外资工作进行部署。2025年2月公布的《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则从“有序扩大自主开放”“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增强开放平台效能”“加大服务保障力度”四个方面提出二十条举措，释放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大力度吸引外资的明确信号。分别于2024年3月和2026年1月起开始实施的《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和《个人信息出境认证办法》，通过明确出境合规路径的适用场景和认证路径的制度化，给予跨国公司内部数据传输更大灵活性。
“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开放，促进国内国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这意味着从过去的政策优惠吸引，转向基于明确规则的深度开放。要求：“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清理与外商投资法不符的文件法规，落实好‘准入又准营’”，旨在解决外资企业反映的“大门开、小门未开”，以及竞争中的隐形壁垒问题，确保其在中国境内能与内资企业公平竞争。此外，关于推进数据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的规划，直接回应数字经济时代跨国公司主要关切的运营需求。这些举措共同指向一个目标：让外资在华经营的制度环境尽可能透明、稳定，减少不确定性和额外合规成本。
❖ 政策执行层面，需做到“可预期、可申诉、可遵循”
我国制度型开放的信号是明确且一贯的，但在政策执行层面仍面临挑战，如监管执法可预见性不足，导致企业难以锁定稳定的商业模式；数据安全、反垄断、反间谍等领域法律在执行中给外资带来“合规不确定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虽持续缩减，但在数字经济、金融服务、大型基础设施、公共数据使用等高附加值领域仍存在限制；个别地方政府为完成考核指标，存在运动式执法、政策朝令夕改等现象，削弱外资对营商环境的信任。要真正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任务，高质量完成外资相关制度建设目标，需将“可预期、可申诉、可遵循”落到实处。
全面落实外资国民待遇，实现“准入又准营”。在市场准入后的运营层面，切实消除外资企业在政府采购、监管执法、融资渠道等方面的隐性歧视。为避免地方保护主义等造成的政策偏差，需强化中央层面对地方政策稳定性的约束。针对个别地方政府随意改变招商承诺、追加合规要求、搞运动式检查等行为，建立追责机制；推动关键营商环境指标，如行政许可时限、监管执法频率和方式等，建立全国通行的最低标准。国民待遇不仅是跨国公司的主要诉求，而且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作出的承诺，落实成本相对可控，但释放的信号价值极高。
探索保证安全前提下的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途径。加快在国内其他自贸区及更多领域，推广上海自贸区在金融、贸易、航运领域实施的数据跨境流动负面清单制度；研究将“重要数据”范围以正面清单方式明确列举、清单外数据原则上自由流动的可行性，这能大幅降低企业合规不确定性；加快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的谈判进程，逐步与国际通行标准接轨。这一领域的突破，将直接解除数字经济时代外资经营的主要瓶颈。
提升监管透明度与政策稳定性。提高监管与执法的透明度和程序正义水平。对于数据安全、反垄断、反间谍等领域的关键规章，尽可能通过清晰可操作的条文及合规指引的方式予以明确，减少“模糊性条款”；推行投资事前咨询和合规辅导机制，让外企在投资前有渠道确认合规性，而非仅在被调查时才知晓红线。减少“一刀切”式监管行动，为外资企业提供稳定的预期管理框架。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提升侵权赔偿标准，缩短审判周期，保证知识产权法院的独立性，从根本上消除高技术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顾虑。
中国凭借难以复制的结构性优势，正日益凸显作为全球资本“避风港”与增长极的独特价值。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并未削弱这些优势，反而在对比中放大其战略意义。真正的挑战与机遇在于，能否通过深化制度型开放，将上述优势转化为跨国公司可信赖、可预期的长期投资环境。“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衔接，正是实现这一转化的关键。未来吸引外资的重心，将从提供政策优惠转向构建透明、稳定、公平、高效的制度体系。若能在此方向取得实质性突破，中国不仅能有效应对短期外资波动挑战，而且能在全球产业链与资本布局的深度重构中，牢牢把握主动权，吸引汇聚新一轮高质量外资，尤其是引领技术前沿的跨国公司，共同塑造下一阶段经济全球化图景。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型跨国公司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2JJD790039）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外资企业敢投、能投、愿投——跨国公司人士热议中国全国两会》，《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年3月10日。
②《国家能源局：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超欧盟27国用电量之和》，《中国能源报》，2026年1月30日。
③《瞭望｜全球能源转型展望》，新华网，2026年3月30日。
④相关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欧盟统计局（Eurostat）；国际能源署（IEA）。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政府网，2026年2月28日。
责编/孙渴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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