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城市文化治理正经历深刻转型，旨在回应城市文化同质化、公共服务供需匹配程度与治理协同不足等现实挑战。城市文化治理要遵循城市的文化逻辑，通过构建多方共治格局、推动智慧技术与人文关怀深度融合，以及建立中国自主的城市文化叙事体系，全面提升治理效能与发展活力。新时代城市文化治理范式的创新，不仅关乎城市品质与文化繁荣，更对探索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城市文化治理 范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6.012
【作者简介】董慧，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主要著作有《基于空间正义的城市治理研究》、《社会活力论》、《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社会活力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空间思想》（论文）等。
问题的提出
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赓续、治理增效”的要求，明确“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的时代命题。“文化是城市的灵魂”，[2]凝聚着一座城市的精神认同与价值追求。在“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3]的协同路径下，城市文化治理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创新。这一创新以“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4]为价值导向，以“丰富城市精神文化生活”[5]为实践目标，不仅涉及治理理念的升华、多方主体的协同与话语体系的重构，更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下，对“何为城市发展”“何以城市治理”“何以文化繁荣”等重要问题的时代回应。其要义在于重塑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进而开创以人为本、文化繁荣、治理现代化的中国城市发展新境界。
作为城市决策规划、功能运转和价值传递的关键环节，城市文化治理的本质是以文化价值传承与创新为主线，通过多方主体协同、文化资源配置与制度规则构建，系统性回应文脉断裂、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足等议题，从而推动文化繁荣与城市文明进程的有机统一。当前，城市文化治理正面临多重挑战：一方面，历史文脉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碎片化问题，且在全球化浪潮下文化同质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城市的文明基因；另一方面，文化供给端的规模化、标准化，与市民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品质化需求之间，存在日益显著的结构性张力。此外，技术变革的颠覆性冲击、资本逻辑的扩张，与文化内核应秉持的公共性、人文性之间，也亟待通过构建新的伦理框架加以调节。这些挑战绝非单纯的治理技术问题，其本质是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发生的文化断裂和价值迷失，因此需要一种贯通历史与当代、统筹保护与发展、平衡本土与全球的新型治理范式。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治理探索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空间载体与实践舞台，是特定社会关系在具体历史语境中不断生成、变革的空间表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最直观、最生动的缩影，正是城市的发展与变革。
从治理角度看，城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关键位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6]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直接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进程，其探索方向与实践路径始终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这一进程，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宏伟叙事背景下展开的，也是在因应时代挑战中，逐步探索并将普遍治理规律、具体国情与文化传统在城市空间中进行有机统一的创新实践。
现代化起步与秩序建构。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治理的核心议题集中体现为接管城市、恢复秩序，为城市发展奠定社会主义制度根基。这一阶段的治理实践，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早期形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城市是现代工业与工人阶级的集中地，“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7]毛泽东同志提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8]确立了社会主义城市的生产属性与人民导向。同时，毛泽东同志关于文化建设的论述，一方面，为治理实践提供方法论指引；另一方面，则指出“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9]反对“千篇一律”，这为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城市治理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中国的城市治理实践深刻体现出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10]这一原则在城市建设中得到生动体现：一方面，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通过建立公有制经济、完善基层组织（如单位制和街居制）等举措，城市的无序状态得以扭转，筑牢社会主义城市的制度根基；另一方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国家治理思想智慧，如在城市规划中融入“天人合一”的空间理念，在基层治理中借鉴“乡规民约”的经验等。这一时期虽未形成系统理论，但在实践中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本土化转化与传统治理智慧的创造性运用，为后续城市治理的深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城镇化加速与路径创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城镇化进程全面加速。这一时期，城市治理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11]展开，明确“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12]任务，开启了从计划管控向市场驱动转型的系统性探索。城市治理突出特征表现为对市场机制的积极探索与文化治理的协同推进。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3]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城市治理在文化领域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创新资源配置方式。1991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报告的通知》提出支持文化事业单位开展“以文补文”[14]活动，允许图书馆、博物馆等通过举办展览、文创开发等方式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由此激活文化创造活力。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后，文化市场进一步放开，民营资本进入影视制作、出版发行等领域，极大提升文化产品供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历史保护与开发方面，城市治理开始注重平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1983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江苏时指出，“要保护好这座古城，不要破坏古城风貌”，[15]“要处理好保护和改造的关系”。[16]这一指示推动保护性开发模式的探索，使历史街区在延续城市文脉的同时，适应现代城市发展需求。在法规制度层面，城市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加速，各项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标志着城市文化治理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这一时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激活文化活力、守护历史文脉，不仅推动马克思主义城市发展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实践相结合，也为传统治理智慧在现代城市的创造性转化积累了重要经验。
高质量发展与范式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城市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对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着力破解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新时代城市发展建设定向领航，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
新时代城市治理实践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两大重要命题，实现治理手段与治理价值的双重突破。一方面，以人民城市理念厚植城市文化治理的价值底色。“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17]的重要论述，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具体目标，城市文化治理不再局限于“文化供给”，更聚焦满足“人的精神需求”，通过建设普惠场馆、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等，让文化治理成果进一步惠及全体市民；另一方面，以“智慧城市”建设更新治理手段，立足数字时代城市治理新需求，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延伸到治理领域，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治理实践，实现文化资源调度精准化、文脉保护智能化、文化市场监管高效化。
新时代城市治理实现传统智慧与现代发展的创造性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中华文化基因。”[18]城市治理需彻底摒弃大拆大建的粗放模式，转向“绣花式”有机更新。例如，北京胡同改造在守住四合院肌理的同时，融入现代设施；上海石库门建筑的活化与更新，让历史记忆得以延续，使传统空间焕发生机。这一结合更在生态治理领域落地生根，推动“天人合一”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城市发展需求深度融合，海绵城市建设便是典型实践。其核心正是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19]的重要论述，尊重自然规律、利用自然力量有效缓解城市内涝，实现生态效益与城市发展的有机统一。
城市文化治理的现实挑战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空间载体，也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键场域。城市文化治理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方面，在实践中还面临一些现实挑战。
城市文脉断裂与文化同质化。“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文化底蕴毁掉了，城市建得再新再好，也是缺乏生命力的。要把老城区改造提升同保护历史遗迹、保存历史文脉统一起来，既要改善人居环境，又要保护历史文化底蕴，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20]“城市建设会不断融入现代元素，但必须同步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2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既深刻揭示历史文脉对延续城市文明的核心价值，也为城市文化治理划定“保护与传承”的基本方向。然而，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城市受经济利益的驱动，陷入文脉保护失序的误区：建筑风格的“西方化”、空间功能的“商业化”和地方特色的“符号化”等问题凸显。个别城市为打造地标性商业综合体，将文化遗产保护让步于开发，拆除历史街区；个别古城为发展旅游，将传统民居改造为千篇一律的“仿古商业街”。这种做法导致城市文化内涵弱化，市民难以从城市空间中感知文化价值，文化认同根基动摇，城市由精神家园沦为功能性的居住空间，面临“文化失根”危机。
其根源在于一些地方政府仅重视城市的经济属性，将历史文化遗产视为一种资产而非文明载体，其实质是城市文化治理中“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这种“见物不见人”的治理逻辑，违背“现代化人民城市”[22]建设的理念。这一矛盾的解决，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锚定文化治理服务人的需求的本质；也需要自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以民为本、以文化人的治理智慧，实现城市文化“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23]的良性循环。
城市独特的地域文化与历史底蕴弱化。在资本逻辑主导的城市空间生产模式下，城市独特的地域文化与历史底蕴可能面临逐渐消失的困境。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的不同，城市本应各具特色，然而，资本把一切地域性事物都转化为普遍性商品，导致城市空间生产走向批量化与可复制化，陷入“千城一面”的怪圈。一方面，城市独特文化的消失引发城市文化身份模糊。高度雷同的现代商业建筑，连锁化的书店、咖啡馆等充斥整个城市空间，这种城市空间趋同加剧城市文化身份焦虑，城市难以确立自身文化身份认同，市民无法凝聚一定的地域文化认同，可能导致精神层面的虚无与迷失。另一方面，历史底蕴的消失极易走向城市共同记忆的断裂。“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24]城市空间本应是承载文化记忆的空间载体，然而，如果在资本驱动下，大规模拆除历史街区和传统建筑，就是将城市的共同记忆连根拔除。更有甚者，盲目打造“新修的古城”，这看似具有地域特色，却都按青砖灰瓦、红灯笼、小商品与地方小吃组合的固定模板建造，将承载市井记忆的老街巷异化为同质化的旅游消费空间。
究其根源，症结在于资本逻辑对城市空间生产规律的主导。资本将空间简化为可量化、可复制的经济要素，将文化视为经济的附属物，通过标准化设计、规模化开发寻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使得真实、独特的历史文化被淘汰。要想摆脱这一困境，必须超越资本逻辑，强化城市治理的文化逻辑，即尊重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与地方特色，让城市空间生产植根于风土人情，守护和延续城市独一无二的文化生命。
城市文化服务的需求与供给不匹配。人民群众是城市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享有者，随着城市发展，市民的文化需求从基础性、普惠性向个性化、多元化跃迁，“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25]应成为关键导向。但当前一些城市文化服务供给仍延续传统路径，供需脱节问题依然存在，其根源在于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多样化与内容单一化的结构性失衡。
从需求侧看，市民愈来愈追求高质量、个性化的文化体验，尤其在数字时代，对即时性和参与性提出更高要求，希望不仅作为文化消费者，更成为文化创造者和分享者。从供给侧来看，政府作为城市文化服务的主要供给者，在文化决策过程中，目前仍较多依靠传统经验与上级指导，群众需求的反馈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难以形成互动性强、参与度高的文化生态，这使文化供给内容与市民的实际期待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同时，文化资源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中心化倾向。优质文化资源多集中于中心城区，而边缘区域因人口、资金、人才等方面相对不足，大多只能提供基础性文化服务，从而形成服务供给上的区域梯度差异。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了文化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也不利于市民形成对城市文化的广泛认同与归属感，可能使文化服务停留于表层覆盖，而未能充分实现其应有的服务效能与满意度。
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在于重构需求导向-多方参与-动态优化的文化服务供给机制，实现从供给驱动到需求牵引的范式转型，实现文化服务供给与市民需求精准对接，真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城市文化治理体系的协同性有待加强。当前，在城市文化治理中，各项机制的协同性与实效性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文化发展面临多元文化交融与自主性把握之间的平衡问题。一些城市在文化塑造与传播过程中，存在对外来文化元素的借鉴多于对本土文化内涵的深化与当代转化，未能充分立足于自身的历史脉络与文化特质，文化表达的独特性和认同感有待增强。例如，一些城市重要公共空间或建筑的设计，在追求现代性与国际化的同时，可更注重体现中华美学精神与地方文脉。另一方面，城市文化治理的多方参与机制尚在建设之中。现阶段，治理模式仍以行政主导为主，社会力量与公众参与的机制和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和完善。市民在文化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仍需通过制度化、常态化的方式予以保障。文化决策过程中的公众沟通、意见吸纳与反馈环节，也有待进一步规范化和系统化。
总体来看，如何在治理实践中更好地贯彻“守正创新”理念，进一步增强文化发展的主体性与内生动力，是当前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未来，应着力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协同的治理格局，健全常态化协作与沟通机制，从而提升城市文化治理的整体效能与公众满意度，推动城市文化健康、有活力地向前发展。
城市文化治理的范式创新
面对城市文化治理中的现实挑战，需要推动一场深刻的范式创新，从“资本逻辑”到“文化逻辑”，确立文化的主体地位。这一深刻转变就要求我们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力量，筑牢文化自信。新时代的城市文化治理范式创新，由“价值-主体-技术-话语”四大支柱共同支撑，价值层面，从资本中心转向人民中心；主体层面，从单一行政主导转向多方协同共治；技术层面，以科技赋能平衡智慧效率与人文关怀；话语层面，构建起中国自主的城市文化话语治理叙事与评价体系。四个维度协同并进，共同推动中国特色城市文化治理走向善治新格局。
凸显城市治理的文化逻辑。城市文化治理的价值重塑要突破传统治理范式的局限，实现从经济逻辑向文化逻辑的范式跃迁。这要求将文化置于城市治理的优先地位，重塑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推动文化深度融入经济、科技、生态等领域。这既是对“以文润城”理念的坚持，也是破解当前城市发展同质化等难题的重要路径。
首先，强化文化优先的治理逻辑，重构城市发展的价值坐标。城市治理要超越单一的经济目标逻辑，将文化视为“城市的灵魂”，兼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坚持“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26]通过保护历史街区、复兴传统技艺、活化非遗资源等方式，“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27]唯此才能“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28]其次，明确文化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城市治理向文明延续方向发力。“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历史文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古人讲，‘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中华文明延绵至今，正是因为有这种根的意识。”[29]文化正是城市之“根”，对城市发展起到基础性作用，引领城市治理发展的方向。面对“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30]的重要任务，要围绕“化人-惠民-润城-兴业”理念，将文化资源融入治理实践。再次，坚持系统发展理念，实现文化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历史文化不仅是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驱力。要打破文化与经济、科技、生态等领域的壁垒，构建“文化＋”融合发展模式。如以“文化＋科技”打造数字文化高地，加快建设数字文明，“把数字资本、数字技术作为手段和工具，以数字技术、数字资本服务人民群众”；[31]以“文化＋旅游”促进历史街区活化，实现文化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赢。总之，城市文化治理的价值重塑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应该秉持文化优先的逻辑，构建以文明传承为关键、综合发展为导向的新型治理体系。
打造多方协同的共治机制。这一机制的要点在于确立人民群众在文化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激发社会、市场与市民等多方力量的协同参与，让各类主体各尽其责，切实通过共建共享机制增强治理效能。
首先，坚持党在多方协同的共治模式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做好城市工作，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32]党的领导是确保多方协同治理方向正确、力量凝聚的根本政治保证。以党建引领推动城市基层治理是其关键抓手，“推动城市治理的重心和配套资源向街道社区下沉，聚焦基层党建”，[33]把党建贯穿城市文化治理全过程，在多方协同的格局中有效发挥思想引领与政治核心作用。其次，构建政府、社会与市民协同发力的治理共同体。政府作为治理规则的制定者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者，要重点履行规划引领、制度供给与兜底保障职能，实现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公平供给。“在实践中，各地各层级政府依托网格化管理及服务模式，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优势，有效促进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社会治安、城管综合执法等领域的资源整合与数据共享，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效能。”[34]社会组织作为连接政府与市民的桥梁，需重点培育社区文化理事会、非遗传承人协会等专业机构，提升城市文化治理的针对性。市民是城市文化治理的最终受益者与参与者，要通过常态化参与机制，推动文化服务供给与市民真实需求的有效衔接。再次，建构科学、精密的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搭建制度化的协商平台，建立如城市文化发展委员会、社区议事会等多层次、常态化的议事协调机制，确保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与市民代表等拥有平等的表达渠道与制度化的参与空间；完善规范化的运行程序，明确信息公开、民主协商、集体决策与绩效反馈等环节的规则与流程。
实现智慧与人文的有机平衡。数字时代，信息技术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技术赋能城市文化治理，不仅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更契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城市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中国城市发展实际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技术赋能的关键，是保持智慧与人文的有机平衡，即：既要借助现代技术提升治理效能，又要警惕“技术至上”，始终保留文化的温度，避免在智慧化进程中迷失人文价值。
一要利用科学技术提升治理效能，提高文化供给的精准度和有效性。“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35]“提升公共服务优质均衡水平”[36]已成为重要方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全新手段。通过运用技术工具进行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能精准把握市民的文化需求、偏好及分布特征，助力制定更具科学性的文化政策，优化文化资源配置，切实提高文化服务供给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增强文化治理效能。二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赋予技术以价值理性。城市文化治理需要着力“推动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利用传承”，[37]使现代技术真正助力“文化魅力充分彰显”。[38]推动人工智能在“繁荣文化生产、增强文化传播、促进文化交流中展现更大作为”，[39]利用技术创新辅助创作更多“具有中华文化元素和标识的文化内容”，[40]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念融入治理各环节，确保技术赋能始终面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让每位市民平等享受有品质的文化服务。三要避免技术至上，实现智慧与人文的相互促进，努力“开创社会治理人机共生新图景”。[41]技术具有工具理性特征，强调效率、功能和实用性；而人文精神则关注人的尊严、价值和意义。城市文化治理应把握好这一平衡，在推动诸如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探索智能终端发展过程中，充分考量人的因素，注重技术与人文的融合创新，实现智慧与人文的有机协同，让技术创新真正服务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构造中国自主的城市文化叙事。话语建构是城市文化治理范式创新的关键，旨在破除长期以来西方对城市文化治理的话语垄断，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构建彰显文化主体性的自主城市文化叙事。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赓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42]这标志着中国在城市建设领域逐步建立起独立的话语体系，超越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西方城市发展逻辑，为全球城市文化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其一，立足文脉传承，构筑话语的文化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承文化不是要简单复古，城市建设会不断融入现代元素，但必须同步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43]这深刻揭示了延续城市历史文脉的重要意义。需不断从古代城市建设中汲取智慧力量，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使其焕发时代生机。其二，创新国际传播，提升话语的全球影响力。需善用数字技术和现代元素，创新话语传播方式，如通过电影、短视频、游戏等载体打造具有中华文化辨识度的独特IP，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文化出海。加强中外友好城市文化互动，依托出海展览、城市文化节等民间文化活动，以更亲切和鲜活的方式，增强中国城市故事的国际认同。其三，推动学理转化，深化全球性对话。将鲜活的中国城市发展实践，系统性地提炼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学理概念与理论范式，与国际前沿深度对话，为人类城市文明贡献东方智慧与中国方案。
总之，城市文化治理的范式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在范式创新的过程中，要实现从物质导向到意义导向、从功能分割到系统整合、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的转型，充分回应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顺应时代发展的历史潮流。在此基础上，才能推动城市文化治理范式的创新，打造具有深厚文化底蕴、高度人文关怀和强大创新活力的现代城市文化，从而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4&WZD14）
注释
[1][22][42]《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作总结讲话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人民日报》，2025年7月16日，第1版。
[2][6][17][18][19][20][21][24][27][28][29][32][3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99、114、37、110、124、113、100、109、114、114、109、7、157页。
[3]《习近平春节前夕赴天津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 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祝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蔡奇陪同考察》，《人民日报》，2024年2月3日，第1版。
[4][5][35][36][37][38]《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人民日报》，2025年8月29日，第1版。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6页。
[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8页。
[9][10]《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6、237页。
[11][12]《改革开放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63、50页。
[13][15][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1、451～452、452页。
[14]《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报告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1年第24号。
[23]张浩：《新时代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根本遵循》，《国家治理》，2025年第3期。
[25]《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2024年10月28日，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410/t20241029_1159719.html。
[26]任慧英、陈璐：《中华文明创新性的三维考量》，《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论丛》，2024年第1期。
[30]《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决定召开二十届四中全会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人民日报》，2025年7月31日，第1版。
[31]张荣军、张溪：《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交往异化及其重构》，《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34]詹国辉、阳林、谢紫嫣：《数字政府一体化建设：现实景象、基础支撑、约束因素与突破路径》，《贵州省党校学报》，2025年第2期。
[39][40][41]《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2025年8月26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508/content_7037862.htm。
[43]习近平：《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求是》，2024年第8期。
Paradigm Innovation of Urban Cult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Dong Hui
Abstract: Curren urban cultural governance is undergoing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aiming to address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cultural homogenization,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public services, and insufficient governance synergy. Urban cultural governance must follow the cultural logic of cities. By building a pluralistic of co-governance pattern,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mart technology with humanistic care, and establishing an independent Chinese urban cultural narrative system, it can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governance efficacy and development vitality. The paradigm innovation of urban cult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is not only crucial for urban quality and cultural prosperity, but also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exploring a new path of Chinese-style urban modernization.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urban cultural governance, paradigm innovation
责 编∕肖晗题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