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的重要目标，我国经济长期向好为其奠定基础，但也面临外部环境变化、技术迭代、产业转型等挑战，结构性就业矛盾凸显。人力资本是应对就业结构变化的重点，其水平提升与结构优化能增强劳动者就业竞争力，适配市场需求。未来就业结构将呈现高级化、分化与多样化特征，产业升级催生高技能新岗位，生成式人工智能使中等技能岗位减少，数字平台推动就业形态多样化。为实现人力资本升级与就业结构动态适配，需坚持就业优先理念，防范技术带来的失业风险；构建多层次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基础教育提质、职业教育转型、高等教育创新；加强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覆盖各类群体；促进全民阅读，尤其是专业阅读，完善协同机制，助力劳动者适配就业市场变化，支撑高质量充分就业。
【关键词】人力资本 就业结构 投资于人 高质量充分就业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6.010
【作者简介】赖德胜，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主要著作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和谐劳动关系论：全球发展与中国实践》（合著）、《经济增长放缓与防范失业问题研究》（合著）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其中“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位列首位。总体而言，我国经济发展具备坚实的基本面支撑，拥有多重比较优势与强劲发展韧性，发展潜能持续释放，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态势与重要支撑条件未发生根本改变，这为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推进奠定稳固基础。但与此同时，我国就业发展面临外部环境复杂变化、新技术迭代演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多重现实挑战，就业结构正迎来深层次变革。在此背景下，亟须深化人力资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人力资本的持续升级，加快培育形成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体系，以此精准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现提供重要支撑。
人力资本是应对就业结构变化的关键要素
从本质上看，就业是劳动力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动态匹配结果。唯有当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在数量规模、结构层次及质量水平上达成系统性均衡，方能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尽管“供给创造需求”理论揭示高质量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与岗位创造的拉动效应，但现实经济运行中更具普遍性的规律是：劳动力需求的变动通常具有先行性，供给侧须通过持续性的结构性调整适配需求的动态演进，否则将直接制约就业的充分性与就业质量的提升。
从历史演进脉络来看，劳动力需求的变革始终与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转型相伴相生。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不仅拓展就业规模与容量，更引致劳动力市场的深层结构性变革，其重要表征为劳动力在空间维度上从农村向城镇的集聚，在产业维度上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梯度转移。这种城乡与产业双重结构的转型进程，在催生大量新增就业岗位的同时，对劳动者的技能体系提出全新要求。传统农业社会中依托经验代际传承的生产模式，难以适配工厂化标准化生产对识读能力、技术操作、团队协作等复合型技能的现实需求，而此类技能的培育与形成，必然以系统性的正规教育为关键依托。这一劳动力需求侧的变革趋势，直接驱动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完善，推动教育体系实现普及化与层级升级，进而持续提升劳动者的整体文化素养与技能水平。[1]由此可见，劳动力供给侧的短期调整重点在于结构性优化，而人力资本的持续升级则是其中的关键内核。依据经典理论界定，人力资本是凝结于劳动者个体之上，能够为其所有者带来经济收益的各类素养、技能，以及运用该类素养与技能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能力。其形成路径具有多样性，主要涵盖正规教育、职业培训、健康投资、劳动力迁移、干中学与知识积累等维度。亚当·斯密早在《国富论》中指出：“学习是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身上。这种才能，对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社会上固定资本。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2]此后，西奥多·舒尔茨、加里·贝克尔、雅各布·明瑟等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本的形成机制展开系统性理论阐释，并深入剖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就业结构、收入分配格局、国际贸易模式等经济领域的作用机理，最终构建起体系化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体系。
人力资本升级既体现为水平维度的提升，如受教育层次的提高、职业培训的充分供给等，这一过程不仅会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更能提升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就业流动性与市场适应能力，进而增强其就业竞争力与就业稳定性。同时，人力资本升级包含结构维度的优化，即便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相当，若人力资本结构与市场需求错配，其就业效能也会存在显著差异。当劳动力市场对编程等数字技能的需求激增时，若劳动者的技能结构仍囿于传统领域，即便整体教育水平有所提升，也难以适配新质岗位的需求，最终导致劳动力市场“岗位空缺与劳动力闲置并存”的结构性矛盾，加剧结构性就业问题。由此可见，顺应劳动力市场与就业结构的变革趋势，深化人力资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人力资本的持续升级，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在要求与关键路径。唯有通过推进教育体系改革、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健康保障体系等多维举措，持续提升人力资本与产业发展需求的适配性，才能在就业结构转型中掌握主动权，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就业促进与经济发展中的“首要作用”。[3]
未来就业结构的趋势性变化
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呈现持续收缩态势，但总量仍维持在8.5亿人以上的高位水平；与此同时，每年高校毕业生规模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总量依然处于较高运行区间，这无疑对我国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形成一定的总量约束。值得注意的是，从当前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各类监测数据来看，结构性矛盾已成为我国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并且，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产业结构的深度优化调整以及人口结构的转型演进，这一结构性矛盾的表现形式将更为复杂。从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分析，我国未来就业结构将逐步呈现高级化、分化与多样化三大重要特征，三者相互交织、协同演进，共同塑造新时代我国劳动力市场新格局，对就业政策的制定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出新要求。
就业结构高级化主要表现为就业岗位的技术含量提升和技能要求升级，这主要是由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决定的。《纲要》指明“十五五”时期产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即“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纲要》部署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即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和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这意味着，“十五五”时期，得益于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加速，产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在淘汰部分落后产能进而变革部分就业岗位的同时，会创造大量新质就业岗位，这些新岗位大多技术含量高、技能要求高，呈现“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协同发展的格局。
从产业层面来看，高级化趋势表现为第一产业就业占比持续收缩，第二产业向高端制造转型带动就业提质，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成为就业主引擎。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将进一步向二、三产业转移，而且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将主要集中在智慧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高端领域。第二产业方面，传统制造业“机器换人”进程加速，低端流水线岗位持续减少，随着制造业数智化转型，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将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创造就业岗位的“蓝海”，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将成为新的高质量就业岗位的增长点。数据显示，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超过1.23亿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人工智能训练师、机器人工程师等高端岗位需求同比增长超300%。第三产业中，数字服务、绿色服务、信息传输、专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持续增强，成为高端就业的主要承载领域。
就业结构分化主要表现为高技能岗位和非常规低技能岗位逐渐增加，中等技能岗位被大量替代，这主要是由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决定的。技术进步通过创造性破坏机制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两面性：一方面，其能够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拓展新的产业和市场，从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其又会通过替代劳动、提高资本密集度，减少对传统劳动的需求，从而改变既有的就业结构。这种矛盾并非现代独有，而是始终贯穿工业社会发展进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技术进步虽可能创造新岗位，但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将导致对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减少，从而产生相对过剩人口，即“产业后备军”。[4]凯恩斯则从宏观经济视角出发，在《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中提出“技术性失业”概念，指出：“一种新的疾病正在折磨着我们，某些读者也许还没有听说过它的名称，不过在今后几年内将听得不想听，——这种病叫做‘由技术进步而引致的失业’。这意味着失业是由于我们发现节约劳动力使用的方法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为劳动力开辟新用途的速度。”[5]
回溯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演进历程，技术进步的创造性破坏机制，尽管在特定时期引发阶段性的就业摩擦与压力，但从长期宏观视角来看，并未导致持续性的大规模失业现象，社会就业总量始终维持在相对稳定的运行态势。然而，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主要代表的技术变革，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可能呈现异质性特征——生成式人工智能依托深度学习算法实现内容的自主生成，具备非结构化信息处理、人机对话交互等重要能力，其应用场景具有多样性与广泛性，属于典型的任务导向型技术范式，能够对各类常规化、重复性的劳动任务形成有效替代。在此背景下，社会就业的技能结构将呈现显著的分化态势：一方面，高度依赖非常规认知能力、复杂人际交往能力的高技能职业岗位，以及侧重非常规动手操作技能的低技能职业岗位，其需求规模有望持续扩张；另一方面，以常规性认知技能与标准化动手技能为胜任要求的中等技能职业岗位，其数量或将出现明显收缩。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25年5月发布的一份有关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就业的报告，全球四分之一的工作岗位可能受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而且，相较于以前的技术进步，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速度大为加快，以前的技术进步从发明到广泛应用可能需要几年、几十年，但生成式人工智能从发明到广泛应用可能只需要一个月甚至几天，比如，OpenAI旗下产品ChatGPT在2022年11月30日发布后，用户增长迅速，5天内注册用户突破100万，两个月内用户数达到1亿；深度求索（DeepSeek）人工智能助手产品在2025年初发布后，用户增长迅猛，上线7天用户数即破亿，一季度月活用户达1.87亿。也就是说，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结构的冲击将更加猛烈，具有更大不确定性。
就业结构多样化主要表现为就业形态、用工模式的多样化发展，这主要是由数字平台崛起所重塑的就业生态。数字平台的典型特征是“平台＋个体”，连接海量的劳动者和企业，形成一个庞大的就业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数字平台不仅提供直接就业岗位，更通过生态协同带动数千万人就业，降低就业门槛，将灵活就业者、农村剩余劳动力等群体纳入就业体系。据估计，我国现在有8400多万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规模相当庞大。同时，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催生大量新职业，除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领域的新职业外，外卖运营师、直播销售员等跨界职业不断涌现，职业版图持续扩容。这些新职业具有灵活性强、技术导向明显等特征，不仅满足企业对弹性用工的需求，也为劳动者提供兼顾收入与生活的就业选择，尤其适合中生代劳动者平衡家庭与工作的需求，在稳扩就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可以预见，新就业形态将成为就业新常态，成为推动就业增长、优化就业结构的重要力量。与传统固定就业模式相比，多样化就业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线上＋线下”“全职＋兼职”的混合就业模式日益普遍，越来越多劳动者摆脱单一雇佣关系的束缚，实现就业自主化、多样化。无论高校毕业生利用数字平台开展创新创业，还是下岗职工通过灵活就业实现再就业，抑或农村劳动力借助平台就业实现增收，多样化就业都为不同群体提供适配的就业路径，有效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
数字技术的持续迭代的同时，不断丰富就业结构的内涵，人工智能训练师、全媒体运营师等新兴职业的需求持续攀升，对劳动者的技能提出新要求，也推动着就业市场从“体力导向”向“技能导向”转型。为适应这一趋势，政府、企业与劳动者正形成协同发力的格局：政府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平台用工行为，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企业加大技能培训投入，助力劳动者提升适配新职业的能力；劳动者主动提升自身技能，适应就业市场的变化。就业结构多样化既是数字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我国就业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不仅拓宽就业渠道、稳定就业总量，更激发就业市场的活力与创造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就业结构将进一步优化，新就业形态将持续壮大，为更多劳动者提供更广阔的就业空间，助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
以“投资于人”促进人力资本升级与就业结构动态适配
就业结构呈现高级化、分化与多样化演进态势，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其本质是生产要素配置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在就业领域的集中体现。这一演进趋势既孕育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就业新机遇，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失衡，使就业领域的结构性矛盾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在此背景下，需始终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导向，健全就业促进与保障体制机制，构建政府、企业与劳动者三方协同发力的就业治理格局，持续加大“投资于人”的战略投入，推动人力资本存量提升与结构优化，实现人力资本升级与就业结构演进的动态适配，为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撑，推动就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强化就业优先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就业优先政策，并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这意味着，就业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重要的宏观调控目标，各行各业都要树立就业优先理念。人工智能是当下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因此，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行动，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事实上，在人工智能发展中，我国无论在基础层，还是在技术层和应用层，都处于全球第一方阵，有很多方面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不过，技术毕竟是手段，应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美好生活服务，应体现和对标就业优先。因此，我们既要遵从人工智能发展的逻辑，又要对标就业优先战略，在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过程中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规避人工智能对工作岗位的过度破坏。2025年9月22日，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开幕式上，有关人士发布“全球人工智能红线呼吁”（Global Call for AI Red Lines），敦促各国政府在2026年底前就人工智能“红线”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建立明确、可验证的限制机制，以防范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普遍不可接受风险，其中就包括大规模失业。对此，应加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影响的评估和预警，采取积极应对措施，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使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就业促进协调联动的利器。
打造高质量教育体系。教育体系是人力资本积累和升级的重要载体，面对就业结构的动态变化，需打破传统教育模式的束缚，构建“基础教育提质、职业教育转型、高等教育创新”的多层次教育体系，实现教育供给与就业需求的精准对接。
基础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起点，需跳出“应试教育”框架，聚焦学生终身发展与适应未来就业的关键能力培养。一方面，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推进基础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加大对农村、薄弱地区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缩小区域、校际差距，保障每个学生都能获得高质量的基础素养培育；另一方面，在中小学阶段嵌入数字素养、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课程，将人工智能科普纳入义务教育阶段素质教育内容，通过编程启蒙、人工智能实验课等形式，培养学生对新技术的认知与适应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未来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是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环节。需推动职业教育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构建与产业需求高度契合的技能培养体系。一是优化职业教育结构，特别是要结合地方产业发展现状和趋势，设置更具区域产业特色的专业和课程，在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拓展就业空间；二是深化办学模式改革，积极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发挥行业、企业资源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比如，提供职业导师、课程师资、实训场所等，让学生在实训中掌握岗位技能，实现“毕业即就业”；三是建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学分互认机制，架起职普融通“立交桥”，让职业院校学生也能通过深造实现职业升级。同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提高技能教育的回报率，并使技能人才有更宽广的成长通道，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高等教育作为高层次人力资本培养的主阵地，需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与产业升级需求，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增强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适应力和引领力。一是更好发挥高等教育在赋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中的作用。《纲要》指出，“十五五”时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重要连接点，发挥着非常重要和独特的作用。为此，要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更好满足人们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根据科技和产业发展趋势，调整高校学科专业设置，特别是要通过优化生均经费拨款系数等措施，鼓励高校扩大理工农医类学科专业的招生规模。一方面，这些学科专业与人工智能新技术发展关系密切，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直接力量，事关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另一方面，这些学科专业所对应的就业岗位数量多，提高这些学科专业的招生比例，有助于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当然，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大，高校数量多，要避免单一模式，需要更加多样的评价标准，推动高校分类发展，特别是要使数量众多的地方普通高校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极大地加快知识等人力资本的折旧速度。而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不仅对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提高门槛，更会对存量劳动者形成冲击。事实上，根据“七普”数据，我国50岁以上劳动者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仅为4.5%，也就是说，相当比例年纪比较大的存量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并不高，他们有更大可能性被人工智能所替代。[6]因此，对存量劳动者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不断升级其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就业韧性。
根据加里·贝克尔的理论，培训是形成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经培训获得的人力资本可分为通用型人力资本和专用型人力资本，前者能用于各种职业和岗位，后者则只对某些职业和岗位有用，一旦挪作他用，则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作用不明显。作为企业，一般只愿意投资专用型人力资本，而对于通用型人力资本，则投资动力不足。因此，我们要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优化相应制度安排，提高各方投资培训的动力。就政府而言，要根据科技进步、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发展新趋势，制定《“十五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为各地方、各行业、各企业制定培训规划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引。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培训的资金支持力度，同时，通过财税政策为各地方、各行业、各企业加大培训力度提供支持和激励。此外，应在适当时候设立专门针对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的国家级培训基金，用于支持课程开发、教材编写、师资培养、重点群体培训补贴等。
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培训效果同样至关重要。在培训内容上，应涵盖人工智能基础知识、机器学习应用、大数据分析、数字工具操作等，以增强受训者的数字技能和人工智能素养。同时，注重培养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和人机协作能力，这些能力既是难以被人工智能替代的，也是使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人类需要的能力。对那些易被替代的劳动者提供转岗培训，使他们更容易从传统制造业岗位转向智能设备运维、数据标注等新职业。在培训方式上，可采用“线上学习＋线下实训”的混合式培训模式，充分利用在线学习平台、人工智能辅助教学工具，开发模块化、微证书课程，让劳动者既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现场培训和实训。在培训对象上，应该是服务全民的，只要有需求，都可以被纳入进来，包括老年人。因为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会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也是发挥我国丰富人力资源优势的需要。可以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开发更有针对性的培训项目，进而提高老有所为的能力。在培训机构上，鼓励更多高校、市场机构参与培训，但要建立准入制度，同时加强培训质量评估和监管，对培训效果不佳的机构进行淘汰，保障培训质量。
促进全民阅读。阅读是人力资本形成和升级的重要渠道，在某种意义上，教育和培训之后的人力资本积累，主要靠阅读。[7]在技术日新月异、就业结构不断变化的时代，更加需要发挥阅读赋能技能提升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全民阅读，将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自2014年起，“全民阅读”已连续12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于2025年12月颁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根据第二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2024年我国国民综合阅读率达到82.1%，人均图书阅读量（纸质图书和电子书）为11.65本。尽管如此，我国人均阅读量与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与人力资本持续升级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促进全民阅读，要强化协同联动，构建长效机制。围绕《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贯彻落实，建立政府、学校、企业、社会多方协同体系。政府牵头完善政策保障与经费投入，促进全民阅读均衡协调发展，将阅读纳入精神文明考核；学校夯实青少年阅读习惯养成，推动阅读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企业搭建职场阅读平台，鼓励员工通过阅读提升岗位胜任能力，成为学习型组织和阅读型组织；媒体与公益组织加强宣传引导，营造“阅读赋能成长”“阅读赋能技能提升”的社会氛围，让阅读成为全民共识与自觉行动。
阅读包括大众阅读和专业阅读。为应对就业结构的变化，大众阅读固然重要，但专业阅读在人力资本升级中可能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人工智能和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时代，要紧跟产业升级节奏，增加阅读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专业知识，让阅读从单纯的知识获取行为，转变为人力资本升级的“加速器”与就业结构转型的“催化剂”。数字技术深刻地改变知识的生产和存储方式，重塑阅读生态。要与时俱进，既重视纸质图书的阅读，也要重视电子版图书的阅读，根据不同人群的需要，提供个性化的阅读材料和阅读服务，让劳动者随时随地能通过阅读提升能力，实现碎片化时间向人力资本的高效转化，助力其快速适配新就业市场。
注释
[1]赖德胜、黄金玲：《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教育变革——基于劳动分工的视角》，《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2]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57～258页。
[3]世界银行：《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2018年9月24日，https://www.worldbank.org/content/dam/wdr/2019/WDR-2019-CHINESE.pdf。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9页。
[5]《凯恩斯：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2018年3月9日，http://ft.newdu.com/economics/synthetical/201803/202862.html。
[6]蔡昉：《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结构性就业矛盾转换》，《经济研究》，2025年第6期。
[7]赖德胜、王琦：《阅读、人力资本与收入》，《教育经济评论》，2022年第4期。
The Dynamic Balance Mechanism of Human Capital Upgrading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Adaptation
Lai Desheng
Abstract: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2026-30) period, high-quality and full employment is an important goal for improving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he long-term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provides a foundation for realizing this goal, but it also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changes in external environment, technological itera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which create prominent structural employment contradictions. Human capital is the core for responding to changes in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The improvement of its level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its structure can enhance the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of workers and help workers adapt to market demands. The future employment structure will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phistic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will give rise to new high-skilled position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lead to a reduction in medium-skilled positions, and digital platforms will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employment forms. Therefore, to achieve the dynamic adaptation of human capital upgrading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employment priority concept and prevent unemployment risks brought by technology; build a multi-level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basic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strengthen targeted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to cover all groups; and promote the national reading campaign, especially professional reading, and optimize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o help workers adapt to changes in the employment market and support high-quality and full employment.
Keywords: human capital, employment structure, investing in people, high-quality full employment
责 编∕韩 拓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