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区域国别研究以“同质性”为前提，存在静态化与原子化的认识论局限，难以适应和解释世界多样性。因此，要确立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主体性，则必须从中国实践经验中抽象出中国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基础。这一主体性根植于“天理”观、“格物致知”的古典思想资源，并经20世纪中国革命的实践，发展为“实践—认识—实践”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在矛盾运动中把握“时势”的辩证唯物认识论。基于此，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形成独特的问题意识脉络，其关键在于拒绝静态的世界结构认知，坚持从具体历史条件与权力关系出发，动态理解区域与国别。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经验与治理智慧，特别是对共同体差异联通与平等发展的探索，为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秩序提供普遍性理念与实践框架，并指明新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区域国别研究 主体性 普遍性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K107/D5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6.002
【作者简介】殷之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政治思想史、区域国别、国际秩序与国际治理，主要著作有《全球南方：构建世界秩序的未来》《旧秩序：帝国与霸权中心的世界体系构建》《新世界：亚非团结的中国实践与渊源》。
一般来看，“区域”与“国别”本质上都是人类对所处空间的分类方法，反映人类对自身在空间中相对位置的认识，也反映人类作为自由自觉的生命，从自身经验出发，对空间秩序关系的建设性认识。这种内在统一的秩序关系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另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后者还包含人与自身意识世界之间的内在关系、人在时间维度上的延续而形成的历史文化关系，以及人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共同体关系。在表现形式上，这种认识既可能是积极的、能动的，即认为作为主体的人能够主宰并改变空间秩序关系；也可能是消极的、被动的，即相信人作为自然与社会秩序的从属物，仅能不断认识或发现业已存在且亘古不变的秩序规律。
这诸多关系的复杂交叠形成总体性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区域国别研究正是基于某种具体的世界观，对地理与社会文化空间秩序的认识与构想。如果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看，区域国别研究本质上便是在探索“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当前，面对区域国别研究中西方范式解释力与本土适应的双重困境，中国学界亟需突破既有理论框架桎梏，“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1]从认识论基础、中国实践与人类共同发展需求出发，着力构建具有主体性、普遍性意义的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
边界与超越边界：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象及其局限
西方区域问题研究的路径与对象。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区域”这一范畴比“国别”更具复杂性。“国别”依赖的分类基础，是现代国际法中具有法律实体地位的“国家”。抛开历史变迁与主权争议这些特殊情况不谈，现代人对“国家”的认识存在相对普遍的共识，其体现在现代国际法中对国家的本质化定义，即一个拥有永久人口、明确领土边界、存在有效政府、拥有主权能力的行为主体。[2]在此基础上的国别研究，也因此具有较为明确的对象与边界，即从当代视角出发，在一个主权国家的地理边界与政治边界内，一切相关的地理、政治、社会、经济、人文、历史研究。
人们对于“区域”的认识则缺少必要共识，这实际上反映了秩序由于人的能动性而不断变动的本质。如果我们一定要为区域找到本质主义的定义，那么就需要进入具体学科内部进行考察。在自然世界层面，地理学很早就将区域视为地球表面具有相对同质化特性的地理空间，并将“区域化方法”（regional method）作为最直接的分类办法，通过研究具有不同特性的地理区域及其相互间的“整合”（integration），认识地球这一复杂系统的运行规律。[3]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区域科学”（Regional Science），本质上是西方经济学对工业化与发展问题的理论化阐述。其在经济学的框架下，将地理学、社会学、城市规划等学科整合在一起，提供区域经济学（regional economics）这一处理空间与人互动关系的视角。在这一视角下，人及其所处的共同体关系，被分类成诸如消费者、生产者、政府、社会其他部门等经济行为主体，且主体之间各有权责、互不相干。区域经济学范式，将空间与位置作为影响经济行为的变量，并以主要经济活动为基础，将区域分成不同产业或功能区。其关注产业聚集、城市化、中心化、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现象，[4]旨在解决微观层面上的最优产量与最优地点问题，深刻影响了后来的西方发展经济学。然而，区域经济学的缺陷在于将人与空间的复杂社会关系转化成了一般的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关系，忽视了其中生产关系再生产与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5]
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对“区域”最具影响力的学科化认识来自“地区主义”研究。这里指的“区域”，首先是人类活动，特别是“跨国”（transnational）活动发生的基本场所，[6]相关研究强调“地理位置相邻或相近的国家或人类群体”超越国家边界，在“地区”（region）层面上开展的政治经济文化互动。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中，这种区域互动被视作实现真正意义上全球治理的起点，其以政治制度与文化同质化为区域“一体化”标准，以欧盟模式为重要范本。[7]
地区主义研究范式将区域视为社会建构产物，以制度化程度为关键评价指标。其“制度”（institution）认知源于美国比较政治学，强调规范、规则和程序对行为体活动、认知与偏好的约束甚至塑造作用。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地区主义本质上追求同质化的人类共同体，通过“比较”的研究方法，将一种趋同的发展方式，即“一体化”视作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方向。在这种具有浓厚西方中心主义与后冷战胜利主义色彩的范式影响下，学者们对于区域的研究就变成对区域与全球治理问题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与家长制色彩。[8]
西方区域问题研究的共性与局限。总的来看，以上述区域问题的学科化认知为代表的西方区域问题研究，存在三个重要共性。首先，对区域的分类都以“同质性”（homogeneity）为基本前提。这意味着无论是地理上的同质性，或是经济功能或政治结构与制度模式上的同质性，都是将区域转化为分析范畴的根本前提。即便在21世纪初，出现类似于西方全球国际关系研究路径（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并尝试展现国际秩序的“多样性”特点，也不过是对许多具有文化与历史同质性主体的简单堆叠。[9]
其次，分类方法背后均为原子论世界观。这意味着其探讨的区域，更像是复杂系统的静态切片，而非延续不断的运动。西方区域问题研究一个个同质化的主体，以及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的因果机制或是“引力”与“网络”关系，以期全面理解复杂系统的运动规律，并对系统未来演变作出预测。这很大程度上更像西方启蒙时代盛行的那种莱布尼茨式“机械宇宙”（clockwork universe）观念的现代延伸。同时，这种原子论世界观展现的运动，缺少对积累效应的分析，而积累本质上是主体在时间维度上的运动。
再次，将“区域”视为一种空间层级。政治学中的区域，层级上高于“国家”，低于“全球”；经济学中的区域，也依照空间的层级进行分类。依照研究对象经济整合程度的差异，区域既可以意味着国内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中自然聚集形成的功能区，也可以在讨论那些超越国境线的经济活动时，指代同质化、一体化程度较高的空间。[10]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被视为人类自由经济活动自然产生的现象，与人类长时段活动而形成的结构性因素无关。同时，区域所涵盖的人类活动规模、自然地理特性、空间形态的多样化、共同体稳定性及其历史文化积累等多方面的复杂影响，都无法在这种区域认识中得到体现。
在上述三个共性背后，暗含的是西方区域国别研究及其世界观的认识论局限。其依赖原子论世界观，将原子化的个人视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人与人之间的有机社会关系被视作原子化个人之间的冲突或合作现象。更进一步，人的物质活动还被分割成三种类型，即政治性的、社会性的、市场性的，并以此推演出一种理想化的国家／政府、公民社会与市场相互独立，却可以互相制约的三分结构。在此基础上，不同学科内的研究变成了对于不同“功能”的人类活动展开的切片式分析。
但是，静态的切片式研究显然无法完整描述作为复杂有机整体的人类活动。突破学科边界成为研究者们为弥补认识论不足而进行的尝试。人类活动天然具有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的属性，因此，引入“区域”与“国别”这类具有空间属性的范畴之后，在形式上为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们暂时提供了得以相互对话的“公约数”。然而，这种最低限度的联系无法实现认识论的革命。西方学术领域中“跨学科”作为一种知识实践，更多时候是吸引不同领域内的专业人员，通过合作解决问题来实现拓展既有学科边界的理想。[11]然而，建构真正能够统摄不同学科的统一理论，需要在专科理论之外，发展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整体性的、宏大的理论空间，并确保这一宏大理论能与复杂世界的现实问题发生持续不断的对话关系。
世界观的革命：区域国别研究自主性的认识论基础
认识论的文明根基：西方学科建制与中国古典辩证法。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学科”（discipline）词根与希腊文中的didasko（教）和拉丁文的disco（学）相通。拉丁语中的disciplina一词，已经含有知识体系与纪律／权力之意。[12]在这两重含义中，前者指代抽象的能够被普遍接受的方法与真理，而后者则更偏重对普遍知识进行传承的机制，这一机制包含“教”与“学”的共同体关系。其目的体现在“discipline”的动词形式中，即受教者通过学习的过程，最终具备纪律，能够自主自持，并成为知识的传承者。[13]于是，作为抽象物的经典化知识，作为人类共同体社会活动的教与学关系，便在这个辩证关系中成为一个有机且不断延续的整体。
在中国传统中，有关体系化知识及其传承的概念，包含更为复杂的系统性辩证。首先，在对人类普遍规律的认识层面，中国的“天理”观念无疑包含对普遍道德准则的认识。但是，这种普遍道德准则，并非全然亘古不变的本质主义教条，而是随着“时势”与“自然之理势”而不断演变且面向未来的理想。[14]这意味着，知识／理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呈现于教与学这一机制中，更重要的是人作为历史的主体，能够在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对“天理”进行不断的权衡与决断。这种在“历史演变、时势之流转或自然之理势之中把握道德／政治实践的尺度和分寸”的辩证过程，可被视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为“格物致知”的主体实践提供的天然空间。[15]而制度，具体表现为法律、典章、礼乐、规范、习俗等，作为一种对“天理”的功能性呈现，实际上是动态的主体实践在特定历史情境／时势中的静态表现，可称为“踪迹”。对“踪迹”的思想史研究，能帮助我们探究天理的历史运动，并进一步求得天理在当下与未来时势中可能的运动方向。[16]
认识论的发展深化：从格物致知到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在这一认识论框架中，“物”不仅是主体日常生活的物质世界，也包含那种被马克思称为“上层建筑”的历史与社会政治结构。“格物”意味着对所有“天理”在时势中展开的形式的研究；而“致知”则是这些研究的目的论指向，即通过格物这一主体的实践行动，建立主体所处的时空与天理之间的有机联系。实际上，我们可以将上述中国古典的辩证法思想转化到20世纪中国革命的语境中来理解。“格物”的思想过程，可以被看作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表达的对认识“由特殊到一般”“由一般到特殊”并“循环往复”的过程。天理本质上对应人在时空中运动所产生的矛盾关系。依照“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来看，“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来自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对天理在时势中静态表现的研究，是对具体事物运动的特殊本质的研究。而通过对“诸种事务的共同的本质”的研究，人们可以更进一步，“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其目的是“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才能使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17]
值得注意的是，“致知”的实现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过程，还包含知行合一的实践过程。实践的过程，首先包含观察，即了解事物运动展现出的各种现象，以及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随着大量经验性知识的累积，参与实践的人便可能产生“认识过程中的突变，产生了概念”。[18]这种“统一的认识过程”需要人们“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才能将“间接经验”转化为“直接经验”。[19]实践既是通向认识的起点，也是拓展认识边界的方式。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性知识能够帮助抽象的理论认识的形成，而抽象的理论认识通过人在现实世界中的活动，又进一步推动“物”的转变。变化了的“物”反过来又形成了新的特殊的矛盾关系，这也创造了积累新的经验性知识的必要。毛泽东同志将这种“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穷循环式前进认识论，描述为“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20]
全球化、空间重构与基于唯物辩证法的“区域”再定义。今天中国对于区域国别问题研究的推进，其自主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这种辩证唯物世界观的传承。我们看到，既有区域国别研究在认识论层面上将运动的、普遍联系的、整体的世界事物看成静态的、彼此孤立、且内在不变的机械结构。毛泽东同志将这种认识论称为“形而上学，亦称玄学”的，“唯心论的宇宙观”。[21]虽然在实践中，西方区域国别研究采用问题驱动式的方法，通过跨学科合作，尝试展现人类活动的有机性、整体性与复杂性。但是，这种认识论上本质未变的跨学科合作，始终无法改变不同学科制度性的分化事实。
对此，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为我们重新理解区域国别问题，构想其作为一个“学科”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基本途径。这种认识论上的自主性超越的是那种“唯心论的宇宙观”。同时，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一表述中，“中国”这一范畴需要从实践论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作为一种“特殊”的运动，既是中国学者思考普遍问题的空间，也是普遍“天理”成为具体“踪迹”的时空场所。从对中国这一“特殊”运动的观察，以及对世界所有“特殊”运动的观察，我们便能够进一步完成认识从特殊向一般，再从一般向特殊的循环发展。而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在此之后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阶段的客观事实，为我们今天思考区域国别问题提供了基础。
所谓世界市场的形成意味着，人类社会生活在全球尺度上的联系可以被具体地理解为，马克思所说的“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已是全球联系的状态。[22]这个“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也是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在这一物质基础推动下，人类产生将全球事务管理起来的需求和意愿。虽然从主观意志层面来看，这种愿望是普遍的，其总体理想是希望通过国际协商协作的形式，共同建设一个和平良好的人类普遍生存与发展环境。但是在现实层面上，各国物质现代化发展的程度、速度高度不均衡。这意味着极少数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的行为体，拥有更大的能力将自身意志与行为方式投射到全球。
无疑，地理环境直接影响了人最基本的物质资料再生产。一定的气候与地理环境，限定了人类早期组织小共同体并获取食物的基本方式。但是人类不断的活动也在积极改变着环境的限制。地理学者们处理的自然区域较少注意到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塑造作用，而更强调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决定性影响。然而，在技术进步的支持下，人类突破环境的边界，拓展甚至创造着新的活动空间。从最初的大地，进入海洋、天空，再到今天更深更远的深海深空，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甚至还创造了网络这一新空间。
这些变化意味着，随着人类技术的发展，空间形态也相应变得更加复杂。这是我们今天讨论区域国别研究需要面对的最新也是最根本的问题。不过，从人类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自然环境在形塑人类活动边界的同时，人类活动也在不断打破边界，通过连接与创造的活动不断重构空间与空间、空间与人、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与新区域。在这种影响下，区域便承载了人类改造空间的意愿，而这一改造包含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过程，这就需要处理在社会共同体意义上的“区域”。这意味着，我们所说的“区域”，是人类活动在共时的空间尺度与历时的时间维度上的不断累积。
问题意识的绵延：区域国别的中国思考与实践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关键面向：空间、时间与秩序。人作为存在于时间与空间维度中的生命，对自身存在的思考必然以这两个维度为基础，而对区域的认知，同样是在时空框架下展开的。作为空间维度的“区域”，为我们理解自己在空间中的相对位置提供了坐标，是格物致知中“物”的层面。这一坐标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秩序，以及自身在世界秩序、世界历史中的相对关系。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中，“国家”的建立，便指向这种空间秩序观的根本转变。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对中国人“只知有天下不知有国家”的批评，强调在空间秩序中，将无边界的、含混的、普遍性的“天下”，转化为相对界限分明的“国家”。[23]只有经历这样的转变后，“国内”与“国外”、“中国”与“世界”的分野才产生了认识论的意义。触动梁启超展开对“世界”进行研究的根本问题意识，来源于对中国能否“安富尊荣”的忧虑，以及对世界历史发展“若者以兴、若者以亡、若者以强”这种高度不均衡格局的关切。[24]如何在不平等格局下，避免中国为“天演”进程所淘汰，实现自新自强，这是中国有识之士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以来便始终思考的普遍问题。
基于空间相对关系进行的抽象，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即“世界”“全球”“国内”“国外”“中国”，或是诸如“中东”“南亚”“非洲”等表示地理空间的名词，是抽离历史的、绝对的。要突破这种错觉，就需要在区域思考里添加时间维度。从“天下”到“国家”的区域认识，便是一个在时间中变迁的过程。无论是“天下”“世界”“全球”，还是“国家”，本质上都是人思考自身与空间关系的尺度。这种思考本身是制度性的。今天，我们经常听到的诸如“中国人”“世界公民”的表述，很大程度上传达的内涵是，强调人在何种尺度上组织自己的生活。而归根结底，决定人在何种尺度的空间中组织自身生活的根本条件，是时代的技术发展、人本身的经济能力。人在空间尺度上的行动能力，显然不是一个可以抽离时间维度来探讨的问题。时间维度的发展也带来了空间认识的变迁，两者结合便使得对“区域”的研究，成为一种对秩序、秩序性变迁及其过程中矛盾张力、以及秩序未来的探索。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是从思考自身开始的，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回到对“秩序”概念的一般性认识。对秩序的认识反映了人从自身时空出发，对自身与时空关系的抽象。如果我们将对各类不同大小“区域”的思考，理解为一种对自身在空间与时间中所处相对位置的秩序性思考，那么我们的讨论便有了根本的问题意识支点。这种秩序性思考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不断在人组织自身与自然世界、与他人关系的历史性进程中产生与发展。就中国而言，近代以来，从19世纪晚清洋务派、维新派的“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保国保种保教”，到20世纪初新民学会式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再到改革开放初期的“走向未来”“与世界接轨”等秩序问题的提出，以及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都包含着我们对自身在空间与时间中位置的根本性思考。
这种理论思考同时包含对不同普遍主义论述的回应，以及在这种回应过程中形成的对自身位置的更深刻认识。其具有高度的自反性，虽然以中国为对象，但并不以中国为终点。而是在理解自身这一认识过程中，不断尝试实现“知天下”的普遍目标。随着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认识论层面上的“新知”不断冲击着中国有识之士。效仿欧洲、走“民族帝国主义”道路，一度是近代中国探索救亡图存的选择之一，但很快，在自身经验，以及亚非拉的经验中，民族帝国主义路线的困境暴露无遗。[25]同样，随着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天然反应是希望具体地思考“唯物史观在中国底运用”。[26]
辩证认识论的学术实践：从本土调研到主体性建立。讨论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无法依据任何外来的理论抽象，而需要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具体情况的结合这一实践性问题。陈瀚笙曾与马扎亚尔展开直接争论，并于1929至1933年间组织调查团，足迹遍及无锡、保定、广东等地。他通过大规模农村实地调研获取一手资料，结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方法，将中国社会定义为封建已消亡、资本主义尚未形成的转型社会。其调研方法强调从生产关系出发，摒弃农村均质化的抽样研究，综合运用访谈、观察、档案梳理等多种方式，充分考量工业化、商业化对农村的实际影响，精准呈现生产关系的复杂性，为后续拓展至更大共同体的区域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论范式。[27]
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的区域国别思考始终与探寻民族解放与文明出路的宏大命题紧密相连。早期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在引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时，便敏锐地察觉到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民性”及“中国的民生”相结合，超越简单的“以欧概中”，这预示着一种将国际主义视野植根于本土现实的主体性自觉。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世界政治力量的动态分析中，创造性地发展出富有实践弹性的政治地理观。无论是将“苏联社会主义的巩固”视为影响中国革命的重大因素，还是在抗日战争及战后格局中精准界定“反动力量”与“民主势力”的范畴及其可变性，都体现出一种在矛盾运动中把握国际关系本质、依据“时势”划分世界与区域的辩证思维。这种思维并非对静态地图的确认，而是服务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战略实践的能动分析框架，为我国独立自主的国际观与不断发展的“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理论奠定了方法论基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冷战两极对峙的复杂局面，中国的国际认知与实践进一步深化。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打破了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僵化标准，转而依据国家间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力关系来审视全球结构，从而为中国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提供了深刻的理论依据与广阔的战略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始终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多极化，倡导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一绵延的思想与实践传统，其关键在于拒绝将世界视为由某种固定不变的中心与边缘、先进与落后模式所规定的静态结构，而是始终坚持从具体的历史条件与权力关系出发，在普遍联系与矛盾运动中动态地理解区域与国别。正是这种以实践为导向、致力于把握“时势”之变的辩证认识论，构成了中国构建自身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宝贵历史遗产与逻辑起点。
中国经验孕育的全球治理观
中国经验的普遍化与全球治理资源。对中国自身现代化历史与经验的理论探索，对世界其他国家与区域共同体的深入调查研究，以及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念，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知识框架。对区域国别的研究，本质上是为推动实现一种更稳定、更平等、更具包容性的世界秩序而服务。今天的世界最重大的历史性变革便是，曾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真正实现了去依附的现代化发展。这在实践上打破了现代化发展单一化模式的迷思。对这种现代化实践经验的理论化，对于全球现代化发展多样性路径的实现而言，具有普遍意义。因此，中国对自身发展经验的探索，需要进一步与区域国别的研究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深入调研，转化为全球治理的实践方案。
不难发现，20世纪初中国所面临的情况实际上与今天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存在共性。在中国谋求独立自主的发展经验中，强调建设以人为本的强政府，强调共同体互联互通互助实现发展，强调关注差异推动平等发展的重要性，这些都能够转化为指导当下中国全球治理实践的一般性理念。实际上，也正是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调研与社会性质论战中走出来的学者们，在与“托派”和国民党的论争中，在中国革命的早期实践里，深刻认识到了找到中国自身主体性对实现救亡的重要意义。
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的民族抗战进程中，更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真正有活力、能够迅速从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解放自己的共同体，必须是一个“劳动人民和地方政治与行政结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体，也正是这样的共同体，才能在艰苦的民族自卫战争中，推动真正“中国民主”的诞生。[28]他们也看到，实现工业化，特别是实现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的工业化，是谋求现代发展的根本出路。而这种工业化并非对欧美工业化进程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对苏联模式的全盘仿效，而是需要在强调“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条件下，讨论建设“工业化的城市”，以及建设“工业化的农村”的问题。也正是在这种对中国作为一个欠发达农业国的主体性认识基础上，张培刚在1950年代的讨论中，便明确了“交通运输”与“能源动力”这类基础设施与基础工业建设对欠发达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意义。[29]
今天，以中国为主体的自主理论探索，帮助我们理解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后的实践与认识论基础。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内部多样性体现在不同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天然差异，形成了社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差异。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发展与国家建设，就建立在这种地方性小社会经济共同体之间高度差异化，但却相互存在着自然流动、互相嵌入倾向的基础之上。如果对这种混杂互嵌的关系放任不管，便有可能出现矛盾冲突。费孝通在1992年对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讨论中就注意到，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区的所谓“民族矛盾”，本质上是自清朝允许汉人出关以来，粗放农业向牧区扩张而造成的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国家治理的任务，便是在这种既有社会条件下，积极发挥国家的组织与领导作用，通过恢复自然生态平衡、推动农牧业现代化转型，打破牧区经济封闭状态等方式，调和缓解矛盾。这种通过联通解决矛盾的思路不仅适用于处理国内发展问题，也可以将中国与国际不同区域的经济循环连通起来。[30]
中国全球治理议程塑造与区域国别研究。“改造中国与世界”始终应当是中国国际问题、国际秩序与区域国别研究的统一目的。当前，我国融入全球化程度加深，对全球事务的参与程度，以及能够发挥的多层面的影响，随之发生变化。同时，我国能够参与全球事务的相关部门更加丰富，除了传统与外交工作密切相关的部门之外，高校、智库、地方政府及其他实务部门、社会团体、企业，也应被视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不仅是全球治理已有议程的参与者，更应通过多个途径，团结各国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展开对全球治理的议程塑造。
中国全球治理议程塑造的现实抓手可以是：中国希望同全世界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让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为世界的现代化发展作出贡献，并在全球现代化的整体发展中，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深化发展。对世界人民来说，中国的现代化成就有目共睹。同时，随着改革开放深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到海外，成为世界各国社会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全球治理，不仅意味着继续在既有国际组织、平台等宏观层面发挥作用。同时意味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中国需要通过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在中观与微观的层面上，让世界各国政府与人民真实参与并感受到发展带来的益处。因此，在行动上，中国推动全球治理需要提供让各国人民有效体会到“参与感”的途径。具体来说，这种参与感可以体现在让部分海外高校学者、智库、社会组织等，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并提供通道让他们为这一进程提出意见、建议。
这一全球治理的需要也成为指导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根本问题意识。在方法论层面，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方式异曲同工。中国对共同富裕、协调发展的认识，建立在对不同共同体经济发展条件、社会文化环境的充分调研基础上。具体来说，这种调研应包含三个层面。
一是对国家共同体生活的物质基础的考察。这意味着需要了解共同体发展所依赖的基本自然与经济条件，包括共同体所在的地理与自然资源禀赋，即其内部地貌地形、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农作物与土地条件，以及外部地缘环境，自然地理禀赋与限制等。同时，需要细致了解共同体与外部的经济联系，特别关注其在全球产业结构中所处位置，以及对外经济依赖程度。
二是对国家共同体生产关系的深入考察。这包括共同体内部社会结构与产权所属关系，人口城乡分布格局，重要的社会群体与组织及其相互之间的生产关系、产权矛盾。同时，共同体中重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问题也应当是考察的重要对象。当然，在全球化时代条件下，各共同体内部的产业结构、与国际产业大结构之间的关联，同样应当是调查研究的重点。
三是对国家共同体内部不同小共同体之间关系的考察。这其中应当包含对族群、政党、宗派等不同社会共同体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以及对其矛盾产生的物质基础的深入了解。还应当包含对网络空间中新共同体形成及其影响的考察。
这类以促进共同发展为目标的深入细致的区域国别考察研究，必须将全球，特别是有迫切发展需求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社会团体、高校、智库等纳入进来，并创造一种国内国外、不同部门、不同阶层进行协商与平等决策的机制。这意味着不但要让中国的治理经验走出去，也需要让全球谋求平等发展的人民共同参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整体进程。这便是从中国经验出发，面向全球南方乃至整个世界的，具有自主性与普遍性意义的、新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意义。
注释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2]"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 in Jan Klabbers (ed.), International Law Documen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2.
[3]R. Hartshorne, Perspective on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6 ed, Jodhpur: Scientific Publishers, 1979, p. 130.
[4]W. Isard, 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 A General Theory Relating to Industrial Location, Market Areas, Land Use, Trade, and Urban Structure, New York: The Technology Press of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John Wiley & Sons, Inc., 1956, pp. 2-8.
[5]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区域经济学通过引入“空间”维度来处理的问题，本质上就是对资本集中（Zentralisation der Kapitale），以及对生产周转周期如何缩短问题的讨论。参见：《资本论》第2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251～253页。
[6]R. O. Keohane and J. S. Nye Jr.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ix-xxix.
[7]塔尼娅·A.博泽尔、托马斯·里赛：《导言：手册框架与概念厘定》，塔尼娅·A.博泽尔、托马斯·里赛编，耿协峰译：《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11页。
[8]对这类研究的系统性梳理，参见塔妮娅·A.博泽尔：《地区主义的理论化：合作、一体化与治理》，塔尼娅·A.博泽尔、托马斯·里赛编，耿协峰译：《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7～50页。
[9]对全球国际关系路径存在问题的讨论，参见殷之光：《面向解放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秩序观及其构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5期。
[10]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研究对这一范式有很大启发。参见Fern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85；皮埃尔-菲利普·库姆斯、蒂里·迈耶、雅克-佛朗索瓦·蒂斯：《经济地理学：区域和国家一体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5页。
[11]参见J. Thompson Klein, Interdisciplinarity: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7-19。
[12]K. W. Hoskin and R. H. Macve, "Accounting and the Examination: A Genealogy of Disciplinary Power,"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1986, 11(2).
[13]D. R. Shumway and E. Messer-Davidow, "Disciplinarity: An Introduction," Poetics Today, 1991, 12(2).
[14][15][16]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一部：理与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54～58、58、60～61页。
[17]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0～302、310页。
[18][19][20][21]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5、286～288、296～297、300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0页。
[23][24]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63、655页。
[25]殷之光：《新旧之间的梁启超——亚非意识与民族帝国主义的背反》，《开放时代》，2023年第6期。
[26]施存统：《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青年社，1922年，第429～430页。
[27]参见陈瀚笙：《四个时代的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陈翰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陈翰笙：《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年；陈翰笙：《古国的新生》，《陈翰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8]陈翰笙：《古国的新生》，《陈翰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07～420页。
[29]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5～36页。
[30]费孝通：《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民族学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第520～529页。
The Issue of Subjectivity in Chinese Area Studies and Its Universality
Yin Zhiguang
Abstract: Western Area Studies operate on the premise of locating homogeneity. It tends to analysis the world order through static and atomistic perspectives. This epistemological limitations render them ill-equipped to accommodate or account for the diversity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area studies, we have to identify the ont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hinese way of looking at and practices of interacting with the world. This subjectivity is grounded in classical intellectual resources — namely, the conception of tianli (Heavenly Principle) and the epistemology of gewu zhizhi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as a path to the extension of knowledge) — and was further developed through the revolutionary praxis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to a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epistemology: one structured around the iterative and spiralling cycle of "practice–cognition–practice," through which the shishi (the conjunctural configuration of forces and tendencies) is apprehended within the movement of contradiction. On this basis, Chinese area studies have cultivated a distinctive problematic, the crux of which lies in its rejection of static conceptions of world order and its insistence on a dynamic understanding of regions and nations grounded in concrete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relations of power. At present, 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sation and its attendant wisdom of governance — in particular, its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connection of communal differences and the pursuit of equitable development — offer both a universalisable vision and a practical framewor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re inclusive global governance order, thereby charting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rea studies.
Keywords: area studies, subjectivity, universality, Chinese Autonomous epistemology, global governance
责 编∕桂 琰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