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也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支撑。以乡村治理现代化助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需重点从强化组织保障、提升治理效能、创新治理手段、夯实要素支撑四个维度发力，筑牢乡村善治根基，有效激发乡村内生动力。
关键词: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全面振兴 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乡村兴则国家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乡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2]乡村全面振兴是一场系统性、整体性深刻变革，涵盖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五大方面，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治理有效既是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他目标得以实现的基础和保障。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基石
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村全面振兴，不是简单的部分与整体或手段与目标的关系，而是同向同行、互为因果的有机整体，二者在逻辑上递进关联，在实践中辩证统一。
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结构性变迁。人口流动日趋活跃、群众诉求更加多样，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提升治理的科学性、民主性、法治性和有效性，是应对乡村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激活乡村发展潜能、释放乡村振兴活力的关键举措。[3]“治理有效”不仅要求治理方式更科学，而且要求治理结果更有效。现代化的乡村治理，能够提供健全的法治保障、清晰的产权制度、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等，为乡村产业发展、资金支持、人才回流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有效激发村民、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等多种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具备更强的韧性、包容性和学习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能够动态调整、精准施策，有效化解矛盾、防范风险，保障乡村发展进程平稳有序。
乡村治理现代化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基础支撑。以制度供给优化营商环境，为产业兴旺注入确定性；以组织嵌入强化动员能力，为生态宜居构建长效管护机制；以价值内化引领公序良俗，为乡风文明确立行为边界；以权益保障促进分配正义，为生活富裕筑牢公共服务底线。同时，乡村全面振兴的宏伟目标，对乡村治理提出更高更具体的要求。产业振兴要求治理体系能够适应产业融合和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的需要；人才振兴要求治理环境能够吸引人留住人成就人；文化振兴要求治理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理念；生态振兴要求治理机制能够有效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保护生态环境；组织振兴要求强化与优化治理主体自身。乡村全面振兴通过产业重构、人才回流与数字赋能，为治理现代化拓展多维实践空间。新业态催生经济治理新课题，多主体回流推动共治格局重塑，数字技术则延伸智慧治理的效能边界，进而推动乡村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深刻跨越。
我国乡村治理总体进展以及面临的主要挑战
近年来，我国坚持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固本之策，不断完善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和积极成效。
农村基层党组织全面建强。行政村党组织设置更趋规范，带头人队伍素质明显提升，党对村级各类组织的引领作用显著增强。山东省成武县汶上集镇推行“跨村联建”，构建“片区党委—联建专班—村党支部”三级组织架构，通过能人跨村任职统筹资源，将散落的党建力量拧成一股绳，实现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转变。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小石村依托“1331”工作体系，将全村划分党建网格，党员化身“红色管家”下沉治理末梢，在矛盾调解、产业发展中当先锋，让党组织真正成为群众身边的主心骨。
村民自治实践持续深化。以基层党组织为引领，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等组成的自治组织体系全面覆盖，民主选举、决策、管理、监督各项制度落实有力，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不断拓宽。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打造“咱村铺仔”，赋予乡村小卖部政策宣讲、村民议事等功能，让“铺仔”成为基层治理的微阵地。浙江诸暨市创新推行重大事务“三上三下三公开”、日常事务“问议办评”、应急事项“即事即议”的“三事分议”村务治理办法，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漕河镇建设群众会客厅、开通民生热线，打造“漕我说”品牌，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乡村社会风尚向上向善。村规民约实现全覆盖，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基本形成，文明村镇创建广泛开展，富有乡土特色的文体活动丰富了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有效化解了基层矛盾纠纷。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结合千年茶馆文化，探索出“七步调解工作法”，建立灵活协调机制，形成以“小茶馆”促“大和谐”的积极局面。浙江省桐乡市针对婚丧宴请大操大办问题，发挥村规民约与百姓议事会作用，在文化礼堂等载体上打造节俭办酒新场景。江西省婺源县创新实施“微家训”工程，引导8万余户群众晒出家训，形成“户户好家风、村村好民风”的文明气象。[4]
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升。村级医疗卫生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义务教育布局更趋优化，居家养老服务设施逐步普及，公共文化服务城乡均衡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正加快形成。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实施“行走的医院”项目，为100个行政村卫生室配备掌上B超、心电图机、血液生化分析仪等设备，搭建县、省、国家级三级远程诊疗平台，村医可实时上传患者数据，村民可在村卫生室与北京三甲医院专家视频诊疗。[5]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全域建设“沂源红”幸福家园民生综合体和助餐服务点，实现446个村养老服务全覆盖，8.5万农村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助餐、助浴、助医等“一站式”服务。[6]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以文化书院为载体，创新实施“城乡牵手”工程，通过构建“15分钟高品质文化生活圈”和“双向流动”模式，打破城乡文化壁垒，让优质文化资源在城乡间顺畅共享。
当前，城乡利益格局正处于深刻调整之中，农村社会结构持续演变，农民思想观念也在逐步转变，乡村治理面临新形势新任务。从治理体系来看，乡镇层面权责配置有待进一步理顺，统筹协同机制尚需完善，资源、服务和管理向基层下沉还需持续发力。村级组织自治功能发挥仍有空间，基层党组织作用可进一步加强。各类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参与治理的渠道有待拓宽，相关机制尚需健全，协同共治格局需进一步深化构建。从治理能力来看，有的基层干部的工作理念还需进一步更新，运用法治思维和现代技术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仍有提升空间。基层在统筹资源、化解矛盾、管理公共事务等方面面临新挑战，应急管理能力也需要相应提高。从治理方式来看，协商民主、精细化治理、数字化手段等现代治理方式的应用可以更深入、更广泛。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的实际作用和约束力有待加强，法治、德治与自治的融合机制也需要不断深化。从治理资源来看，有的乡村集体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治理资源相对有限。乡村本土人才外流现象仍存在，外部人才引进与长效留用仍面临一定考验，导致基层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有待优化完善。
以乡村治理现代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主要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没有先例可循的创新探索，不能简单地移植城市治理模式或西方治理理论，而应根植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传统、现实结构和文化土壤，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基层党组织必须建强。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治理的全面领导，把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持续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推动党组织向专业合作社、产业链延伸，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完善村党组织对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机制。关键是选优配强农村党组织书记，发挥好其“头雁效应”，增强带动农民的能力。
优化乡镇职能，理顺权责关系。深化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着力破解“小马拉大车”难题，是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关键在于调整与优化乡镇权责，赋予乡镇更多自主权，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加强乡镇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升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要厘清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的权责边界，着力增强乡镇统筹协调能力，发挥好乡镇服务、带动乡村作用。探索“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与乡镇职能转变的有效衔接。
激发自治活力，夯实治理基础。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推进村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深化村务公开，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监督管理。发挥好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村民民主协商、村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在人居环境整治、移风易俗、矛盾纠纷调解中的积极作用。培育发展农村公益慈善、社区服务、纠纷调解等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拓宽农民参与渠道。
推动协同共治，凝聚治理合力。乡村治理是社会多方力量协同参与的系统工程，凝聚治理合力是形成治理效能的关键。应着力完善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乡村企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孵化培育、资金扶持、绩效评估机制。构建协商议事平台，就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事项进行广泛协商。
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提升法治保障能力。深入开展农村法治宣传教育，着力推进乡村依法治理，增强农村基层干部法治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引导广大农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化解矛盾靠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乡村各类矛盾纠纷，切实保障农民利益。
提升德治教化能力。乡村治理要在实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时，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新。广泛开展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评选表彰活动，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引导农民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自觉抵制封建迷信、铺张浪费、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提升科技赋能能力。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整合土地流转、社保服务、灾害预警等信息功能，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进一步提高办事效率。探索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升乡村规划、环境监测、安全防控、应急管理、便民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加强农民数字素养培训，实现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提高乡村治理过程的公开性与透明度，切实落实好村民民主监督权利。
提升风险应对能力。风险应对能力是乡村治理效能的集中体现，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安全底座。加快建立健全乡村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安全事故等重大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加强基层应急管理队伍建设，完善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演练。提升乡村社会心理服务能力，关注重点人群，把矛盾源头化解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防范化解社会风险。
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深化自治实践创新。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积极开展民主议事、村民说事、民主恳谈、板凳会、炕头会等各种形式的协商活动，推动农民参与公共事务决策，成为乡村治理的真正主角。
促进“三治”深度融合。探索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实践载体和有效形式。例如，将法律原则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村规民约；在矛盾纠纷调解中，既讲法理也讲情理；在道德评议中，融入法治教育和规则意识。以自治为基础，以法治为保障，以德治为教化，最终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守法、人人向善”的乡村治理新路径。
推动精细化治理。精髓是下好“绣花功夫”，关键是将治理重心从管理控制向服务保障转变。针对乡村人口结构、空间布局、产业形态的变化，实施分类治理、精准施策。尤其应关注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等特殊群体的个性化需求，构建差异化的服务供给模式。落实责任到人到岗，确保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用治理的精度提升民生的温度。
强化乡村治理保障。强化人才支撑。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有一支沉得下、留得住、能管用的人才队伍。建立健全乡村干部激励保障机制，吸引更多致富能手、返乡青年、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等参与乡村治理。注重乡村干部人才素质提升，持续实施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工程，加强对村“两委”干部、党员、村民代表、网格员等的培训。
夯实经济基础。壮大集体经济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应着力进一步盘活乡村资源资产，增强村级组织“造血”功能和服务能力。完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拓宽乡村治理资金筹措渠道，鼓励社会资本投入。
加强文化建设。保护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文化带动人、教化人的积极作用。加强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加快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培育公共精神，增强农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重建乡村社会共同体。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1840—2020）（项目编号：23VLS014）；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上海城乡融合发展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5zb012）阶段性成果】
注释
[1]《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35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26年3月14日，第1版。
[3]张海鹏：《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人民论坛》，2026年第1期，第16—22页。
[4]《户户晒家训 滴滴润乡土——江西婺源“微家训”涵养文明乡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4年3月31日。
[5]《渭南市“十四五”发展成就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八场）澄城县专场》，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2025年12月26日。
[6]《片区里 春光好——山东蹚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路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网站，2026年3月16日。
责编：冯一帆／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