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明乡风是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载体，是支撑乡村“五个振兴”的重要基础，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的内涵体现为传统美德与现代文明、思想引领与行为规范、物质提升与精神滋养的“三个融合”。我国乡村地域类型多样，禀赋与发展差异显著，需紧扣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内涵，结合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与发展实际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打造贴合本土特色的建设模式，同时将长效保障机制融入各区域建设实践，推动差异化路径落地见效。
关键词:文明乡风 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文化
【中图分类号】D422.7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1]“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同传承优秀农耕文化结合起来，同农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理念结合起来，弘扬敦亲睦邻、守望相助、诚信重礼的乡风民风。”[2]文明乡风是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载体，是支撑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的重要基础，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3]紧扣“十五五”时期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规划部署，文明乡风建设必须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构建差异化、长效化实践路径，以精神文明提质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准确把握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的重要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弘扬新风正气，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4]乡风是乡村社会长期积淀形成的独特文化基因，而文明乡风则是根植于乡土社会，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融合传统美德与现代文明的积极向上的精神文明形态，是“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有机整体，并非对传统习俗的简单复刻。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的内涵可概括为“三个融合”，区别于传统乡风的单一性与局限性，彰显了传统与现代共生、塑形与铸魂并重。
传统美德与现代文明的融合。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绝非对传统乡风的全盘否定，也不是对现代文明的盲目照搬，而是要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传承敦亲睦邻、诚信重礼、自强不息、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吸纳现代文明中的契约精神、规则意识、生态理念、法治观念，实现传统乡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明乡风建设要“守护好农耕文明的根与魂，同时注入现代文明的新活力”，让传统美德与现代文明在乡土大地上相互滋养、共生共荣，充分彰显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的文化根基与时代特质。
思想引领与行为规范的融合。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引领，通过多样化的宣传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乡村和群众，转化为农民的思想共识和行为自觉；同时，通过村规民约、家教家风、道德评议等形式，规范农民日常行为，引导农民自觉践行文明新风，实现思想上的引领与行为上的约束有机统一，让文明乡风既入脑入心，又落地生根。
物质提升与精神滋养的融合。文明乡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密不可分，没有物质基础的支撑，文明乡风建设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而缺乏精神文明的滋养，物质文明建设也会失去方向。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既要依托宜居宜业的物质基础，让农民在享受良好生活条件的同时，增强对文明新风的认同感和践行意愿；也要通过精神文化供给，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文明素养、涵养精神境界，实现“富口袋”与“富脑袋”同步推进。
文明乡风建设需要突破的关键难点
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特征、文化资源禀赋以及基层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受制于发展基础与资源条件的现实约束，有的地区文明乡风建设面临物质支撑不足、文化传承有待加强、治理效能存在薄弱环节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这些因素相互交织，既是各地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起点，也是亟待突破的关键难点。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有的地区经济水平低、财政保障能力薄弱，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投入相对有限。县域人均文化事业费投入不足，乡村文化设施建设滞后，已建成设施存在设备陈旧、利用率低等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存在同质化倾向，“千村一面”的文化设施、“送戏下乡”的单向输送，难以匹配群众日益多样、分层的文化需求，形成“建而不用、供非所求”的供需错位困局。
传统文化传承有待加强。当前，有的农村地区面临常住人口持续下降、青壮年外流比例居高不下的困境，“空心化”现象日益凸显。青壮年作为乡土文化传承的中坚力量，其大规模外流直接导致文化传承主体的缺位。一方面，以师徒相授、口耳相传为主要方式的非遗技艺，因后继乏人而面临失传风险，一些传统手工艺、地方戏曲、民间歌谣等正加速消逝；另一方面，传统节日仪式趋于简化，民俗活动因缺少组织者和参与者而难以为继，节日背后的文化内涵与精神认同逐渐淡化。
基层治理存在薄弱环节。有的地区基层干部重硬件建设、轻软件提升，重经济发展、轻乡风培育，在文明乡风建设中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倾向。政策执行易出现“一刀切”“形式化”问题，有的行政村虽成立了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自治组织，但流于形式，村规民约的制定与执行缺乏群众基础。同时，有的地方农村群众思想观念保守，高价彩礼、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根深蒂固，甚至出现“治理—反弹—再治理”的循环困局。
推进文明乡风建设的实践遵循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动形成向上向善的乡村道德风尚。”[5]文明乡风建设是系统性、长期性工程，必须立足发展实际、把握建设规律，紧扣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内涵，坚守关键原则，同时结合各地实践案例提炼有益经验，将长效保障机制构建理念贯穿全过程，确保工作走深走实、常态长效。
筑牢乡风文明建设的物质与人才根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6]文明乡风建设不能脱离经济发展搞“空中楼阁”，必须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落实“物质提升与精神滋养融合”的要求。需以文化赋能产业融合机制为抓手，推动红色文化、农耕文化、民族文化与乡村农业、旅游、文创等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地域辨识度的文化产业品牌，从产业收益中提取专项资金反哺乡风建设，形成产业和乡风的良性循环。这一过程既让群众在物质生活改善中，切实体会到文明建设的实际效益，增强参与主动性，又以文明乡风优化乡村发展软环境，提升产业发展的文化附加值，实现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的辩证统一。例如，山西省盂县后元吉村依托传统“醋”文化优势，投资1560万元打造元吉老醋坊特色项目，通过“醋产业+”模式，形成了一条集原料基地、科研开发、老醋酿造、餐饮旅游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并与电商公司合作直播销售，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创收80余万元，成功将传统酿醋技艺转化为“致富经”。[7]
夯实发展内生基础，离不开人才支撑。人才是乡风建设的“第一资源”，乡风建设的短板本质上是人才短板。需把乡土人才培育引进作为抓手，构建“本土人才培育+外来人才引进”的保障体系：深入挖掘民间艺人、文化能人、乡村工匠，建立人才档案并开展专题培训，培育本土化传承队伍，[8]发挥其“土专家”“田秀才”的优势，让乡土文化在本土得以延续；出台针对性优惠政策，吸引返乡大学生、文创人才、返乡创业青年等参与乡风建设，解决其就业、创业、生活等实际问题；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对在文化传承、乡风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与组织给予物质与精神双重奖励，让人才留得住、用得好，通过补齐人才短板为乡风建设注入持续动力。
传承本土特色与文化本真。《意见》提出：“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加强乡村文物、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保护，建立以村民为主体的保护实施机制。”[9]乡风建设经验依托其特有基础形成，具有鲜明的路径依赖性，无法直接适配所有地区的资源禀赋与发展阶段。乡风文明必须与本地经济水平、资源特质、人口结构深度结合。需立足“本土性”原则制定建设方案，山区乡村不能盲目复制高端文化设施，而是聚焦“小型化、实用化”搭建文化阵地。例如，在山区丘陵地区，打造生态人文融合的绿色宜居型乡风文明。山区丘陵地区生态优良、农耕文化深厚，但基础设施薄弱、居住分散。其乡风建设需立足生态与人文双重优势，重点构建文化赋能产业融合机制与数字化服务赋能机制，打造“生态美、风气正、百姓富”的绿色乡风。在建设原则上，坚持“简约实用、就近可及、小型分散”，推行流动文化服务与小分队文明实践模式，破解服务覆盖难题；在价值培育上，活化传统农耕文化与家风文化，挖掘其中的生态理念，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动传统美德与现代生态文明深度融合；在产业与服务层面，推动农耕文化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建立产业收益反哺机制，同时依托数字乡村建设搭建线上文化服务平台，让优质文化资源向山区下沉。
文化作为乡村的“精神基因”，其原真性与生命力是乡风建设的关键密码。乡村的文化优势在于其原生态特质，开发利用需坚守“保护为主、开发为辅”原则，避免陷入“过度商业化”陷阱。需以文化赋能产业融合机制为纽带，推动文化资源适度开发，将传统美德、现代文明理念与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赢。在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坚守文化原真性，避免外来资本主导下的负面影响，最终实现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有机统一，夯实中华文化认同的基层基础，实现保护文化根脉和文化价值转化的相互融合与支撑。
激活主体参与与长效动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村民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支持农民群众多渠道参与村级议事协商。”[10]农民是乡风建设的主体与直接受益者，基层政府需实现从“主导者”到“引导者”“服务者”的角色转变，落实“思想引领与行为规范融合”的实践要求。需以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机制[11]和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为双重保障，构建“政府引导、村党组织统筹、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即政府做好政策引导与资金支持，村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保障农民全程参与乡风建设的规划、实施与监督。这一过程既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激发主体意识，破解“干部干、群众看”的治理困境，又通过多主体协同形成建设合力，让乡风建设成为群众共建共享的民生工程，形成“群众的事群众管、群众的事群众办”的良好格局。针对易地搬迁安置区等特殊类型，需着力打造融合适应导向的现代社区型乡风文明。易地搬迁安置区的群众面临生产方式转型与身份认同转变的双重挑战。其乡风建设需以“社区融入、身份转变、行为养成、就业支撑”为重心，推动农民向新市民、乡村生活向社区生活转型。在制度层面，健全社区公约与邻里互助机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区规范，通过道德评议与榜样评选引导搬迁群众践行文明新风；在文化层面，推动原乡土文化与新社区文化有机衔接，开展民俗文化交流与邻里节活动，增强群众身份认同，避免“文化失落”导致的融入困境；在保障层面，明确政府、社区党组织、企业、社会组织的职责分工，形成就业帮扶、公共服务、心理疏导的协同供给格局。同时，挖掘搬迁群众中的文化能人与治理能手，培育本土人才队伍，构建适应新型城镇化要求的安置区乡风文明新形态。
文明乡风培育是一个潜移默化、久久为功的过程，遵循“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规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摒弃短期突击行为，建立常态化推进机制，从制度建设、组织保障、资金投入、考核评价等方面完善支撑体系，杜绝“一阵风”式治理。通过健全长效机制，让思想引领常态化、行为规范制度化、文化传承持续化，推动文明新风从外部向内部自觉转化。过程中，需兼顾“硬指标”与“软环境”，既重视文化设施等硬件建设，更注重文明氛围等软件培育，以“钉钉子”精神持续发力，让文明乡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强化文明乡风建设的价值导向。乡风建设需实现“本土文化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的有机统一。需推动红色文化、农耕文化、各民族优秀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挖掘本土文化中团结互助、爱国奉献、诚实守信等传统美德，将主流价值融入村规民约、家风家训。借助数字化乡风建设赋能机制搭建线上服务平台，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开展多样化宣传教育，让主流价值理念通过接地气的形式深入人心；同时，通过正向激励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国家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和文化归属感，实现主流价值引领与本土文化传承的辩证统一。
比如，革命老区可以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优势，打造红色文化赋能的红韵型乡风文明。红色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力量，不仅能凝聚价值认同，更能转化为乡风建设的精神动力与发展动能。革命老区需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将革命精神融入乡风培育，重点构建文化赋能产业的融合机制与乡土人才培育机制，实现红色基因传承与乡风文明建设的深度融合。在价值引领层面，从革命精神中提炼爱国奉献、艰苦奋斗等关键元素，将其融入村规民约与家风家训，以红色文化引领移风易俗；在产业层面，推动红色文旅与乡村农业、文创产业深度融合，建立产业收益反哺机制，实现红色文化资本的价值转化；在人才层面，挖掘本土红色传承人，培育一支“带不走”的乡土文化队伍，形成“红色铸魂、产业赋能、乡风塑形”的有机统一。
又如，边境地区可紧扣守边固边使命强化价值引领，实现乡风建设与国家战略深度衔接。边境地区地处国家安全前沿，其乡风建设具有“国家安全+民生改善”的双重属性。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审视，需将乡风文明建设与强边固防、民族团结有机结合，重点构建数字化乡风建设赋能机制与科学考核评价机制，打造守边固边导向的平安安全型乡风文明。在思想引领层面，将国家意识、国土意识、法治意识融入乡风培育全过程，增强边民的国家认同感与守边责任感；在服务供给层面，依托边境特色文化与国门文化建设文明实践阵地，搭建数字化文化服务平台，利用新媒体宣传守边典型事迹，提升乡风建设的精准性与覆盖面；在考核激励层面，将守边固边成效纳入重点考核指标，实现“乡风文明促稳定、守边固边强乡风”的良性循环。
总而言之，推进文明乡风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的内涵，根据文明乡风建设面临的困难与矛盾，按照推进文明乡风建设的实践遵循，立足实际制定差异化提升路径，让文明乡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乡村全面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现代文明根基。
【本文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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