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说书是民间古老的口头讲说表演形式，曾深受普通民众喜爱，深刻影响民众精神世界。从先秦瞽矇诵史、俳优戏谑的萌芽，到唐宋瓦舍勾栏中的职业化表演，再到明清流派纷呈的鼎盛格局，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说书既形成流派精细、表演综合、底本通俗、行业职业化的特质，又承载历史知识普及、价值传递、文化传承与融合的使命。说书艺术是古代社会结构变化、市民阶层壮大、文化需求变迁的产物，更是古典小说发展的源动力，在古代文化传播中起到知识普及、社会道德共识形塑等重要作用。
【关键词】古代说书 艺术特质 文化传播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说书，是曾深受普通民众喜爱，也深刻影响民众精神世界的民间艺术形式。说书艺人的讲述内容，重讲史、民俗、故事，将浩繁史籍与民间传说转化为鲜活的口头叙事，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情节、活泼的表演，讲述王朝兴替、英雄成败，传递忠孝节义、善恶有报的伦理观念，潜移默化，塑造听众个人的行为规范，长久则逐步形塑大众的历史观与道德共识，强化社会价值的传播与内化，乃至形塑民族性格。
古代说书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
“说书”一词最早见于《墨子·耕柱》：“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①。这里的说书是讲说经典，能否视为说书艺术的源头，尚可讨论。《周礼》记载：“瞽矇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②。说明先秦时有负责给君王讽诵诗歌以劝谕政务的瞽矇。瞽矇除了作乐讽诵，还讲述故事，已蕴含后世说书艺人的因素。《列女传》载，太任怀周文王时，“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过人矣”③。汉代则出现专门采集民间故事的“稗官”，汉武帝时宫廷亦充斥“俳优侏儒之笑”，显然已有从事类似说书的人员。
唐代是说书艺术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形成寺院“俗讲”与民间“说话”两大形式。唐代佛教兴盛，寺院为化俗弘法，源承魏晋时期佛教“转读”和“唱导”手段，发展出“俗讲”，即佛徒以佛经故事为民众讲述佛教教义的形式，其底本即“变文”，是一种韵散结合的讲唱文学，内容起初多为佛经故事，很快扩展至历史与民间传说，可以看作早期说书的话本，标志着说书从宗教宣讲转向世俗娱乐，因此“变文”就成为与俗讲同时在民间流行的“说话”形式的底本。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云：“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说明唐中后期已有结构复杂、长时间讲述的民间说书题材，能吸引白居易、元稹等文人学士，具备相当的艺术水准和受众基础。而唐代“变文”兼具宗教性和讲史性，为宋元时期说书艺术的更趋成熟奠定基础。
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日常生活中对娱乐的需求，推动说书艺术成为当时一种盛行的民间文娱形式。吴自牧《梦粱录》记临安城内“瓦舍者……城内外合计有十七处”，《东京梦华录》载“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④。其中北瓦常是两座勾栏专说史书。说明其表演场所从寺院转至专为娱乐而设的“瓦舍勾栏”，而说书艺人也形成明确的行业分工。《都城纪胜》记载：“说话有四家”，涵盖小说、说经、讲史书、合生。小说聚焦于民间故事、公案传奇；说经则讲民众参禅悟道的故事；讲史书，专述篇幅宏大的历代兴亡、英雄事迹；合生，“指物题咏，应命辄成”，是一种即兴发挥的说书形式。
说书人讲述故事的底本也不断发展，在南宋形成具有一定规范的“话本”，并在元代发展完善。元大都与杭州等地陆续出现“玉京书会”“古杭书会”“武林书会”等组织，关汉卿等剧作家多在此创作。剧作家陆显之所编《好儿赵正》话本，推动说书艺术在两宋的基础上往历史长篇形式完成重要转型，以“平话”（即评话，散说讲史的长篇话本）和“词话”（韵散相间讲唱）为主流，并有《全相三国志平话》《新编五代史平话》等刊本，其“上栏为图，下栏述事”，专为艺人说唱与民间阅读所用，推动说书艺术广泛流行，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日常。
明代说书艺术在继承宋元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与文学创作深度融合，形成讲史、词话、弹词并行的繁盛格局。《西湖游览志余》记载，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⑤，展现了明代评弹的繁盛景象。明代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文学作品，脱胎于宋元话本，经文人整理加工，又成为说书艺人的重要底本，实现说书艺术的系统化、体系化整理，为明清说书艺术的成熟奠定基础。
清代说书艺术集历代之大成，技艺成熟、内容丰富，成为中国口头叙事艺术的巅峰，并分化出“说大书”与“说小书”两大流派，“说大书（评话/评书）”以散说为主，仅靠醒木、纸扇辅助，题材侧重历史、公案与侠义；“说小书（弹词）”则以弹唱为主，以弦乐伴奏，多叙才子佳人故事。这即是以扬州、苏州为中心的南方评弹和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评书两大派别。流派分化是清代说书的显著特征，北方评书名家辈出，文言故事通俗化；南方的扬州评话、苏州弹词，以市井生活为蓝本，雅俗共赏，共同推动说书艺术至高峰。此外，清乾隆年间说书艺人在苏州创立光裕社，确立苏州地区说书传承机制及行业组织规范，亦表明清代说书艺术呈现高度发达的态势。
古代说书艺术的特质及其创新发展
古代说书艺术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从萌芽期的居庙堂之上，到发展、成熟期的走向民间，从宗教寺院到瓦舍书肆，逐渐形成精细且丰富的流派划分，兼具化俗和亲民的特质，是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佳构。明清时期说书艺术的地域流派划分鲜明，北方以评书为代表，南方以评话、弹词为重点，形成了“北刚南柔”的地域风格，使说书艺术能够适配不同地域民众的语言习惯与审美偏好，传播范围从都城延伸至乡镇，体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历史特质。
表演形态的综合性、生动化和影响层面的广泛性是古代说书艺术的一大特质。说书，是一种集说、表、评、演于一体的综合表演艺术。为了获得更多听众的捧场，说书人一边“述故事”，一边“演人物”，形成独具特色的演述形式。清代评书还发展出“贯口”“喷口”等技巧，弹词则辅以琵琶、三弦伴奏，形成“说唱相间”的韵律美。《梦粱录》载南宋说话人“谈论古今，如水之流”；明末清初柳敬亭说《水浒》，“描写刻画，微入毫发，有时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可见其表演之生动。这种多感官参与的表演方式，极大增强了艺术感染力，使听众如临其境、如见其人，有利于信息传播与情感共鸣。其影响不仅遍及平民大众，统治阶层、文人学士亦被吸引。《红楼梦》第四十三回，贾母替王熙凤过生日时请来“耍百戏并说书的男女先儿”，表明说书艺术亦是此时贵族娱乐生活的重要内容。
说书底本兼具通俗化、世俗化和文学性，是其具备广泛的文化传播功能的一大特质。说书的底本（话本）以民间白话为主体，摒弃晦涩文言，通俗易懂，即便不识字的民众也能理解；题材的世俗化，紧扣民众生活，讲说历史兴衰、民间传奇、公案神怪、爱情轶事，既能满足民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又能契合其善恶有报、有情人终成眷属等朴素愿望，实现“寓教于乐”的传播效果。话本是宋元以降白话小说发展的直接源头。说书人长期锤炼出的叙事结构、人物塑造技巧和情节设置手法，被后来的章回小说充分吸收和发展，《西游记》等经典名著脱胎于话本提供的丰富素材与成熟的叙事技巧，能满足更高层面的文化需求，说书艺人藉此回馈大众，完成经典的再创造与再传播。这种互动使得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交融共生，共同塑造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与文化心理。
说书艺人的职业化和行业的规模化是古代说书艺术长期传承的重要保障。宋元以来说书艺术逐渐形成职业体系。专职艺人辈出，成为独立的表演行当。而专为艺人创作话本的“书会”组织应运而生，推动了话本创作的专业化、规范化和规模化。明清时期，艺人形成明确的师承体系与行业规范，如苏州弹词的“光裕社”、扬州评话的“书场公会”，既保障了艺人的权益，又促进了技艺的传承与交流。
说书这种独具特色的民间口头叙事艺术，在唐宋以降的千年时光里，以休闲娱乐的日常，深刻地参与了知识普及、价值塑造与民族记忆的构建，成为中华文明扎根与延展的重要媒介，更推动了语言叙事演进与通俗文艺的发展，是中华文明广泛传播、扩大影响的基石。
说书艺术的发展历程本就是一个不断适应新载体的过程。从庙堂之上到瓦舍勾栏，从书会剧场到电台广播，从电视评书到互联网，每个时代的媒介变革都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当前，播客、有声书、短视频、直播、沉浸式剧场等新媒体、新业态，正是说书类口头艺术的新土壤；说书艺术的职业化，也促其主动适应新媒体、新技术，创造更贴合现代人的收听习惯与审美需求的新形式。同时，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客观上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重任。当代文化传播，需追求“寓教于乐”的平衡，承载人文价值的继承与创新。古代说书艺术既能在精彩故事中自然蕴含历史智慧、人伦道理和思想价值的特质，又能沟通视听媒介和文字媒介的综合艺术形式，是当代文化传播可以汲取的智慧，将“润物细无声”的价值引领，巧妙编织到有吸引力的故事中，在满足民众精神娱乐需求的同时，助力社会文明的建设。
【注释】
①[战国]墨子：《墨子》，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
②[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③[汉]刘向：《列女传》，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
④[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⑤[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责编/李丹妮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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