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球格局加速演变，围绕规则与标准制定权的前瞻性争夺，已成为重塑国际竞争格局的关键。在此背景下，推动质量强国建设，需以国家竞争力提升为牵引，打破技术追赶与规模扩张的传统路径依赖，通过强化规则创新以驱动技术突破，依托标准迭代以牵引产业升级，构建起自主可控、安全韧性且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新型动力系统，加快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再到“中国标准”的战略跨越。
关键词:质量强国 中国制造 中国创造 中国标准
【中图分类号】F253.3 【文献标识码】A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推进标准升级，强化质量监督和品牌建设，支持企业提供更加优质、更具特色的产品”。[1]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更趋复杂严峻。传统地缘政治博弈与围绕规则、标准制定权的系统性争夺相互交织。在这一背景下，夯实质量根基、抢占标准话语权，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制高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质量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质量强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正处在从规模优势向创新优势、规则优势转变的关键跃升期。推动质量强国建设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再到“中国标准”的战略跨越，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我国从全球竞争的“跟跑者”向“并跑者”“领跑者”转变的必由之路。
质量强国建设“三级跨越”的内涵与动因
质量强国建设“三级跨越”是指以国家竞争力提升为牵引，通过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标准三个战略能级的系统性迭代与能级跃升，实现从产品竞争力向技术竞争力，最终向规则话语权全面跨越的质量演进过程。其中，中国制造是质量强国建设的基础，其关键在于依托完备的产业体系与高效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实现对既定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的持续满足。这是一国质量竞争力的基础支撑，体现为产品与服务的符合性与可靠性，为后续跃升提供不可或缺的产业基础、工艺积淀与人才储备。没有坚实的“制造”根基，“创造”便成为无源之水，“标准”更是无力落地生根。中国创造是质量强国建设的引擎，其本质特征在于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与原始创新，将技术突破与知识赋能深度融入产品与服务之中，形成难以复制的差异化竞争优势。这一阶段的质量内涵从符合性跃升为适应性，要求创新成果不仅在实验室诞生，更应在市场中验证、在产业链中转化，为最终掌握标准话语权积蓄技术势能，将规模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中国标准是质量强国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撑，其根本属性是将先进技术、卓越实践与优秀理念，固化为被广泛认可和普遍采纳的规则体系。这标志着质量内涵从适应性向引领性的根本转变，不再仅仅是遵循既定规则，而是为行业定义规则、为未来设置议程、为全球贡献方案。掌握标准，即意味着掌握产业生态的话语权、全球价值链的分配权与国际治理的参与权。
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标准三个战略能级逐次递进、相互依存、循环赋能，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再到“中国标准”，深刻揭示质量竞争力从符合性、适应性到引领性的跨越。这一历程环环相扣、梯次跃升，每一次跃升都是对前一阶段的升华与超越。同时，三者形成循环赋能关系：“标准”的确立并非终点，而是新一轮跃升的起点。先进“标准”反哺“制造”升级、促进“创造”迭代，从而形成“制造”支撑“创造”、“创造”催生“标准”、“标准”赋能“制造”与“创造”的良性闭环。理解这一关系，方能准确把握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方位，在“制造”根基上持续巩固，在“创造”突破中积蓄势能，以“标准”引领为目标牵引全局，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战略性转变。
推动质量强国建设“三级跨越”，顺应全球竞争格局深刻演变的时代大势，契合高质量发展日益迫切的内在需求，充分彰显我国从质量改善向质量自觉、从技术追赶向规则引领的战略主动。全球竞争格局的深刻演变，迫切要求质量强国建设实现战略跨越。当前，大国博弈的焦点，正加速从传统的资源禀赋和规模扩张，转向以技术标准、国际规则和治理话语权为主导的综合较量。这一趋势迫切要求我国推动质量强国建设迈出关键步伐，以更好地适应并引领国际竞争新格局。标准是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依托和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领域。[2]当前，围绕未来全球秩序与产业链主导权的较量已全面展开，掌握标准与规则的制定权成为赢得战略主动、保障发展安全的关键所在。对此，主要经济体已形成清晰战略认知并付诸实践（参见表1），仅在2025年，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发达国家便纷纷出台或者更新标准战略。从这些战略的关键目标与重点领域可以明显看到，标准已从支撑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工具，跃升为驱动创新、塑造生态、引领未来的战略引擎。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决定质量强国建设必须实现战略跨越。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坚定不移推进质量强国建设。”[3]这三个“转变”并非彼此割裂，而是遵循质量演进内在规律的、系统性的能级跨越过程。质量演进的内在规律，首先体现为产业竞争力从依赖于规模与成本的制造，跃升为依赖于技术与知识的创造，最终进阶为依赖于规则与生态的标准主导。这是一个从夯实基础、激活动能到掌握主导的连续谱系，是质量从符合性向适应性、最终向引领性发展的内在规律，深刻反映发展范式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飞跃的根本要求。
赢得未来发展主动权，必须推动质量强国建设“三级跨越”。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交织演进、大国竞争向规则制定权加速聚焦的历史性窗口期，我国必须作出前瞻性战略抉择。这一抉择的要义在于，如何将我国独一无二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系统地、战略性地转化为全球产业规则与标准制定上的引领优势。其深层机理正是要从长期以来在既定规则框架内追求效率与规模的发展路径，转向主动为未来产业与技术发展定义框架、设置议程、建立范式的战略自觉。这不仅是我们在当前形势下突围破局、应对技术封锁与市场壁垒的关键，更是我们未来重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赢得于我有利的国际产业竞争格局的战略根基。
质量强国建设在“三级跨越”中的成就与挑战
总体来看，我国已构筑起以“中国制造”为基石的庞大产业体系，在此基础上持续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跃升，并在部分关键领域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发优势。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迈向“中国标准”引领的全球产业制高点，当前仍存在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的短板亟待补齐。
“中国制造”的坚实底座与升级压力。“中国制造”是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立身之本，更是迈向产业中高端、实现发展跃升的基本前提，其内涵已从传统制造范畴拓展至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演进以全球最大规模的制造业体系为依托，逐步构建起一个完整的现代产业生态系统。“中国制造”的基础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规模体量巨大。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接近30%[4]，构成难以复制的市场与供应链基础。二是产业体系完整。在全球50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大多数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5]，形成强大的产业配套与自我循环能力。三是发展动能强劲。以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已加速成型，并凭借全产业链优势在全球市场占据领先地位，展现强大的产业升级潜力。同时要看到，这座世界工厂在由大向强转变的关键关口，正承受着内外部的双重压力，暴露出影响其整体质量和竞争力的隐形短板。一方面，传统的成本与规模优势正在减弱，而以卓越品质、良好信誉和持续创新为支撑的新优势尚在成长之中，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依然艰巨，一些产品与品牌仍难以稳定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另一方面，基础支撑能力存在关键短板，有的核心材料、精密零部件、高端装备、基础工艺与工业软件等仍受制于人，制约整体产业升级的自主性与安全性。“中国制造”的升级压力，并非简单的技术追赶，而是涉及从基础科学、工程实践到产业生态的系统性能力重建。
“中国创造”的动能积蓄与系统瓶颈。近年来，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全方位投入与系统性布局，已推动中国发展成为全球创新格局中的主要力量。首先，创新投入强度已迈入全球前列，正向原创性基础研究聚焦。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首次跻身全球创新指数前十。其次，创新产出规模实现跨越，质量与价值导向初步显现。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6月，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达501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5.3件。再次，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已实现从跟跑、并跑乃至领跑的突破，展现出“中国创造”的产业竞争力。2025年，我国汽车产销双双突破3400万辆、产销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近半、具备组合驾驶辅助功能（L2）的乘用车渗透率达到64%[6]。尽管动能澎湃，但制约“中国创造”向更高层次跃升的系统性瓶颈依然突出，集中体现在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高端产业链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例如，半导体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仍需攻坚。有的创新链无法有效支撑产业链安全，创新成果难以高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其深层矛盾主要表现为，创新端的学术成果导向与产业端的市场效益导向脱节，供需双盲的结构性困境亟待破解。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不足，一些高价值专利未能转化为高效益产业。
“中国标准”的局部突破与引领困境。“中国标准”的国际化进程，正处于从规模积累向质量引领转变的关键阶段，呈现出局部突破显著与整体引领受限并存的复杂格局。近年来，我国标准建设全面提速，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数量实现跨越式增长。“十四五”以来，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达到1079项，是“十三五”时期的近两倍[7]；在若干优势领域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整体跟随到局部引领的重大突破。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我国标准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仍有待提升，“跟随为主、参与不足、引领有限”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标准国际化水平仍需加快提高。从标准参与情况看，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并未与产业实力、创新能力形成对等支撑。从标准竞争的战略维度看，标准的前瞻性布局、体系化能力及全球公认度，依然是制约我国赢得未来规则竞争主动权的关键短板。发达国家凭借先发优势与历史积累，仍在主导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关键性认知框架与议程设置。例如，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塑造未来的关键领域，我国虽积极布局，但常面临由先行者构建的新兴标准联盟的壁垒，甚至遭遇针对性的规则排挤。从标准国际化的长远建设看，标准的全球公认度与广泛接受度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持续的策略性培育与系统性推广。这要求我国不仅要在技术上领先，更需在国际沟通、理念宣介、互信合作与生态构建方面，进行长期精细化的运作，从而推动更多中国方案获得普遍认同并最终成为全球共识。
推动质量强国建设实现“三级跨越”的路径与对策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再到“中国标准”的战略跨越，是一场深刻的发展范式变革。这要求我们突破技术追赶与规模扩张的传统路径依赖，把标准作为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战略利器，摆在国家战略博弈的突出位置。通过强化规则创新以驱动技术突破，依托标准迭代以牵引产业升级，构建起自主可控、安全韧性且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新型动力系统。将标准从产业发展的后端检验规则提升为前端战略纲领，以前瞻性标准规划引导创新资源布局，使研发方向与未来产业竞争需求精准对接，从源头塑造发展优势；以专利等知识产权为重要载体，推动原始创新成果加快转化为受法律保护的技术优势，并通过系统化布局，促进核心专利与关键核心技术深度融入行业、国家及国际标准体系，实现技术创新与标准研制的协同发展；发挥先进标准体系的引擎作用，引领全产业链实现制造能力、质量水平与协同效率的整体跃升，不断夯实产业竞争新优势；充分发挥强大产业生态的海量数据与迭代需求优势，持续反哺标准体系动态优化与国际话语权巩固提升，加快形成“标准引领、创新突破、制造升级、生态反哺”的良性循环。
筑牢制造根基，打通制造与创造的转化通道。以先进标准为引领，推动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与效率双重优势转化，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为此，需持续巩固制造业的规模优势与体系完整性，加快补齐关键领域短板，推动传统制造业实现全方位转型升级，筑牢标准实施的技术与产业底座，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深度转型。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同机制，建立“制造端出题、创新端答题”的精准对接模式，支持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由龙头企业提炼生产一线亟需突破的技术瓶颈，高校院所据此展开定向研发攻关，成果优先在联合体内部验证并加速转化落地。夯实产业技术基础服务体系。布局建设一批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为概念验证、中试熟化、计量测试、标准验证等提供全链条一站式服务，加速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深化科研评价与成果赋权改革，完善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深入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引导科研人员主动对接产业需求，让科研成果在高质量发展实践中落地生根、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激活动能体系，打通创造与标准的转化通道。以创新驱动为引领，将制造规模优势转化为技术突破与知识赋能的创新优势，为输出可标准化的原创技术积蓄势能。这要求扎实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构建贯通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创新通道，形成高质量科技供给。在这一基础上，推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向标准转化，以标准凝聚创新优势、引领产业升级。实施“科技成果标准化先行行动”，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专项中同步部署标准研制任务。实施“标准专利联动工程”，建立重点产业专利导航机制，定期发布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布局指南，引导企业在研发早期进行专利与标准的协同布局。实施“标准先行计划”，在尚未形成国际标准定论的前沿领域，支持国内龙头企业联合科研机构组建标准攻关团队，提前布局标准研制，力争在新赛道规则制定中占据先机。
构建产业生态，打通中国标准与全球规则的转化通道。将创新优势固化为规则优势，将技术领先转化为话语权领先，实现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制定者的根本转变。这要求在前沿技术领域提前布局标准研制，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融入国际标准体系，使中国标准不仅是本土生产与创新实践的凝练，更逐步成为全球发展的通用语言，在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开展“标准领航行动”，在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等优势领域，组织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业对标国际先进标准制定领航标准体系。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标准互认与本地化适配，依托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构建常态化标准合作平台，探索建立区域性标准联盟。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治理，支持我国专家竞选关键领导职位，争取更多国际机构秘书处落户中国。设立国际标准化人才培养专项基金，加快造就一支懂外交、通技术、精规则的复合型标准化领军人才队伍。
【本文作者为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工业和信息化部重大软课题“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研究及政策咨询（知识和技术要素）”阶段性成果；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赵亚娟研究员、苏莹特别研究助理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略
责编：贾 娜／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