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的背景下，植根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现代心理学范式，在解释和应对中国青少年心理困境时，日益暴露其结构性局限与文化隔阂。西方主流的“个体赋能”模型将人视为孤立实体的方法论，与中国社会“关系本位”的现实，以及“五育并举”“核心素养”等教育理念所强调整体性、关系性的人格发展路径存在深层张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心性智慧与关系伦理，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另一种“安顿生命”的语言与路径，即在伦理关系中确立归属、在文化传承中建立认同、在身心修养中超越小我。基于此，应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在“核心素养”视域下创造性融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构建一种既能科学干预个体心理问题，又能为青少年提供意义支撑、文化认同与整体人格发展的心理健康教育新范式。
【关键词】青少年心理健康 文化适应性 结构性困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B84/G47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5.011
【作者简介】李虹，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健康心理学与决策心理学，提出“心理框架”理论，主要著作有《健康心理学》。林崇德，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原理事长。研究方向为认知发展、学科能力发展，主要著作有《林崇德文集》12卷。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议题，引发从家庭、学校到国家层面的系统响应。为应对这一挑战，各级政府与教育部门持续加大资源投入，致力于构建覆盖更广、响应更快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1]当前，我国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在部分维度呈现出蔓延与低龄化的趋势。[2]这一严峻的现实挑战，深刻揭示对现行干预模式进行超越技术层面修补的必要性，指向更深层次的文化与教育反思：植根于西方个人主义传统的现代心理学范式，对于身处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语境中的青少年，其解释力与有效性究竟如何？其是否真能触及并有效回应中国青少年在快速社会变迁中所面临的真实困境与深层焦虑？
在这一重要议题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入心理健康教育领域，其意义远不止于作为素质教育的一种补充，更承载着“以文化人”的疗愈功能，提供着一种不同于西方心理学的理解路径与安顿方式。尤为重要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心性智慧，与我国当前推动的“五育并举”理念[3]及“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4]框架中所提到的“人文底蕴”高度契合，即德育引导价值认同，智育促进理性思维，体育强健身心根基，美育涵养情感品质，劳育锤炼实践能力，共同构成融合文化基础、自主发展与社会参与的心理健康教育路径。
现代心理学视角下的“心理健康”：个体赋能的优势与边界
现代心理学的主流范式，深深植根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土壤之中。其在健康与临床心理学领域的干预逻辑，侧重对个体“独立型自我系统”的调适与强化，致力于通过提升自尊、自我效能感与自我控制感等品质，为个体构筑坚固的内在心理防线，以抵御外部世界的压力与挑战。[5]
这套“个体赋能”模型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或许具有天然适配性，并在应对诸多由个体认知偏差、情绪调节问题或特定创伤事件所引发的心理问题时，展现出显著的有效性与科学性。无论是认知行为疗法对“功能不良信念”的精准识别与挑战，还是接纳与承诺疗法对心理灵活性的培育，其根本目标均在于强化个体心理的独立性与韧性，使其在压力环境中仍能保持内在稳定。
然而，该范式同我国系统推进的“五育并举”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之间，存在根本性的育人逻辑张力。后者强调以德性引领精神成长、以社会参与涵养责任担当、在文化传承中确立认同，本质上是一条在关系与实践中实现人格整合的路径。尤为严重的是，当这套以“独立自我”为原点的干预模式被直接移植至强调“关系本位”与“社会性嵌入”的中国文化语境时，其解释力与适用性便面临深刻挑战。其方法论将个体从所处的社会文化脉络中剥离，成为独立分析单位，这在前提上已悬置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因而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形成一定的结构性隔阂。
遗憾的是，中国学界在引介与应用西方健康心理学理论时，普遍未能对这一关键性的方法论局限与文化不适配性展开系统性反思。因而，尽管相关政策理念推行已久，其在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落地仍停留于表层，未能实现深层次的理念融合与实践贯通，陷入“两张皮”的困境。
“中国问题”与“西方视角”的深层错位：当“守望者”面对“系统性挤压”
在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困境与西方健康心理学之间，横亘着一条由文化与社会结构塑造的鸿沟，由此构成“中国问题”与“西方视角”之间的系统性错位。理解这种错位，必须首先审视中国青少年所承受压力的独特性。这种压力往往并非源于孤立的、离散性的个人挫折，而是与一套高度系统化的“心理挤压装置”深度关联，该“装置”以一体化的教育竞争环境为引擎，以家庭情感期望的交织为传输载体，再通过以群体成就衡量个人价值的社会评价导向，让众多青少年陷入持续的压力状态。[6]
在这一系统性环境的长期影响下，天赋异禀或更能适应这种节奏的青少年，或许能够循着既定轨道攀援而上，然而，仍有个别青少年在持续十余年的长期压力积累中身心承压，感到吃力，甚至身心状态受到明显影响。其困境的成因与表现早已超越“心理素质”或“个人韧性”的简单归因。
在此现实图景中，传统心理咨询师的角色，常被生动地比喻为“悬崖边的守望者”[7]。他们秉持专业与良知，或是识别那些可能面临心理危机的学生，或是为已经陷入困境的青少年提供支持与帮助。这种基于个体的、侧重事后补救的干预模式，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芒，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然而，当我们面对的是由多方因素所催生、数量较多的在心理困扰边缘徘徊的青少年，若仅依靠此种点对点的被动介入模式，或许难以充分回应这一群体需求。
在当前背景下，这一问题已超越传统个体心理咨询的范畴，逐渐成为一个关乎全民心理健康素养、教育生态乃至社会文化价值的公共性议题。[8]当前的教育竞争生态，在家庭期望、学校发展与社会评价的交织作用下，可能让部分青少年逐渐接近心理承受的临界点。在这种多方压力背景中，需要清醒认识到：在集体主义文化语境下，个体心理调适的效果往往存在一定局限。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范式都有其适用的文化与结构性边界。当以构建“坚固自我”为中心的西方心理学范式，被直接移植于强调“关系中的自我”与“社会性嵌入”的中国文化语境时，其解释效力与实践可行性势必会面临适配挑战。这一现实困境呼吁我们加快建构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不仅是对方法论的反思，更是对文化主体性的回归。唯有构建根植于中国社会现实、积极呼应“五育并举”与“核心素养”育人目标的本土化理论框架与干预路径，才能实现从“西方范式移植”到“中国范式生成”的根本转变，从而更有效地回应这一心理健康挑战。
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特征，在于其根深蒂固的“关系本位”[9]。个体的身份认同、价值感与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仅仅源于一个独立自足的“自我”，而是深深地嵌入在由家庭、宗族、社群与社会关系所构成的复杂意义网络之中，并从中获得定位、支撑与意义。[10]因此，一些中国青少年所承受的学业压力，其本质往往源于对辜负家庭期望、在一体化的教育竞争体系中落后，进而丧失“关系中的价值”与“家族未来的希望”的深度焦虑和持续恐惧。[11]
在这种多方因素交织形成的结构性压力面前，若干预措施仅停留在单纯地鼓励青少年“要更自信”（提升自尊）或“要更自律”（提升自我控制能力），这类方式可能难以触及问题的关键，甚至可能给部分青少年带来隐性的二次心理伤害。这种干预无形中传递着一个危险的潜台词：“你的困扰，根源在于你自身的脆弱与不足。”这正是“责任转嫁”的关键机制，[12]其将本应由社会结构、教育制度与家庭环境共同承担的系统性压力与责任，转化为个体需要独自面对和解决的“心理适应问题”[13]。
当在竞争压力下难以适应的孩子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困扰，倘若帮助的重心仅放在让他“内心变得更强大”上，这便在无形中可能会认可现有竞争模式的合理性，甚至间接强化其影响力，也容易将系统性的环境因素简单地归结为个体“心理韧性”的差异。
现代心理学的局限性，不仅在于其面对系统性压力时的应对乏力，更深刻地暴露于其文化根基上的错位与隔阂。当“空心病”、价值感匮乏、身份认同困惑这类心理困扰在应试教育环境中逐渐显现时，植根于西方个体主义传统的心理干预范式，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实践方法，皆显得左支右绌，难以充分回应这些由中国特定社会背景与文化语境所塑造的深层心理需求。
“心理健康”与“科学对象”之间的错位：当科学试图丈量心灵
在现代心理学的叙事与实践之中，还潜藏着一个更为深层的理论困境：其试图将“心理健康”这一蕴含价值判断、文化建构与主观体验的复杂范畴，纳入“科学对象”的框架之内进行审视与操作。[14]这个框架要求价值中立、客观可重复、可量化测量。这种根本性的错位，本质是将人类丰沛、叙事性、追求意义的心理体验，置于科学仪器的冷光之下，坚信可以用丈量物理世界的标尺，来探明人心的深层维度。
以“增强自我”为中心的西方主流心理学范式，深深植根于个人主义的文化土壤，倾向于将鲜活的、处于关系脉络中的人，抽象为一个边界清晰、内在结构稳定，并具备可分析性与可优化性的“独立行动系统”[15]。在这一视角下，个体复杂的、动态且充满变化的内心世界，被简化为一系列可操作、可测量的心理变量，自尊水平、自我效能感、情绪稳定性等一系列指标被汇集起来，共同构成所谓的“心理免疫力”体系。[16]其潜在的逻辑是，只要通过技术化干预将这些心理指标提升至统计学的常模范围，个体即可被判定达到心理健康标准。
诸如认知行为疗法等技术，之所以在实证层面被证明高效，部分原因在于其很好地契合这一“对象化”与“工程化”的操作逻辑：它们将来访者动态的、流淌的内心世界，清晰地拆解为“认知”“情绪”“行为”等相对静态的“组件”[17]。随后，心理治疗师专注于精准定位并修复系统中的“故障零件”。然而，在这一高度专业化与精确化的过程中，那台“心理机器”所赖以运行的、更为广阔复杂且充满意义的社会文化场域，却往往被悬置，甚至被忽略。
西方主流心理学方法的有效性边界，恰恰内在于其方法论本身。当科学试图用日益精密的工具——从标准化的心理量表，到更为先进的脑电（EEG）、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去“丈量心灵”时，那些关乎生命本质的体验，便在这一量化的过程中被不可避免地过滤或遗漏。意义感、价值感、爱与共情、超越性的痛苦、对美的感受、对死亡的沉思，以及深植于历史与土地的文化认同等，这些构成人类存在内核的质性维度，难以被忠实地还原为冰冷的数据系列。而这一无法被量化的领域，或许正是心理健康更为本质、也更为深刻的层面。[18]
大量的心理痛苦，尤其是那些源于存在性空虚、灵性危机、文化价值冲突或社会结构性不公的深层困扰，往往难以被简单地归结为“认知偏差”或“自我效能感不足”[19]。当这些深层的、关乎意义与价值的根本性困境被强行纳入“科学对象”的诊疗框架进行分析时，其背后交织的复杂社会脉络与存在性根源便可能被系统性地忽视。其后果是，问题的责任被悄然转移，个体在不经意间被隐晦地判定为“自我不够强大”或“社会适应不良”，从而需要独自承担本应由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与社会结构共同面对的重负。最终，这种深刻的错位引发一个令人深思的悖论：一门旨在理解和帮助“人”的科学，却在其方法论实践中，疏远“人”之所以为“人”的整体性、叙事性与价值追求的本质。
需要明确的是，本文并非要否定科学心理学的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而是强调需要警惕其方法论过度扩张所导致的简化主义危机。现代心理学在追求科学化的进程中，往往倾向于将人类心灵简化为可测量、可干预的客观“对象”，却在无意间遮蔽那些难以量化却对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价值的维度，包括意义、价值、超越性与文化认同。这一方法论取向，虽在一定程度上呼应“核心素养”中“科学精神”所倡导的理性与实证，却在整体上偏离“全面发展的人”这一根本目标，尤其未能充分关照“人文底蕴”所涵养的价值关怀、“健康生活”所依托的意义感，以及“责任担当”所依赖的文化认同与伦理根基。
破解上述理论与实践困境的可行路径，或许在于发展一种能同时容纳科学严谨性与人文深度的新语言。这要求心理学工作者不再仅仅扮演手持测量工具与诊断手册的“测量者”与“评估者”，更要成为心怀敬畏的“聆听者”与“诠释者”。[20]其最终目的，不是去“修正”一个孤立的心理对象，而是去“理解”并“安顿”那个漂泊不定、却始终渴望意义与联结的灵魂。
传统文化视角下的“心理健康”：提供一种“安顿生命”的语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角下的“心理健康”，提供着一种深具整体性的语言与实践体系，能够重新触碰、理解并安顿那些被主流心理学范式所边缘化的心灵维度。其不将人视为孤立的认知对象，而是将其置于绵延的文化脉络与具体的伦理关系中加以观照：在“家国情怀”中确立归属，涵养孝亲爱国之心、深植民族认同与乡土情感；在“社会关怀”中践行仁心，培育仁民爱物之怀、激发奉献社会之志；在“文化修养”中积淀底蕴，融通人文历史知识、锤炼求学致思之法、提升文字表达能力、鼓励求真创新的科学精神。这一体系，不仅在人文积淀中寻找意义，在伦理实践中安顿自我，在文化传承中建立认同，更从整体上回应“核心素养”中“人文底蕴”“责任担当”与“健康生活”所指向的全人格发展目标，为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提供深层的价值支撑与持续的心灵动力。[21]
从“修复个体”到“安顿生命”：心理范式的根本转向。与现代心理学聚焦于“修复故障个体”的路径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的着眼点，在于如何在“天地人”三才共生的宏大宇宙图景中“安顿生命”。其从不将人视为一个孤立的、自洽的心理系统，而是始终将个人看作一个庞大关系网络中的有机节点，个体的存在状态与家庭、社会、自然乃至整个宇宙息息相通、共振共鸣。
儒家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的次第展开，为个体在绵延的伦理秩序与社会关系中找到一个确定而富有意义的位置。当一个人在为家庭尽责、对社会奉献、对天下有关怀的过程中，其生命价值得以确认，心灵也因此获得一种深层的、稳固的安定感。这种通过“尽份”以成就自我、通过“尽责”以超越小我的路径，为在竞争性个人主义中迷失方向、感到孤独无依的现代人，提供一种坚实而崇高的身份认同来源。它启示我们，健康的自我，并非一个孤悬的堡垒，而是一个在生生不息的关系网络中恰当其位、畅通其流的生命节点。
道家则倡导“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中心智慧，引导人们洞察并顺应天地万物的运行节律，在纷繁复杂的世事中保持内心的超脱、虚静与安宁。道家思想不强求改变或消除被世俗定义的“负面”情绪与念头，而是主张通过调整身心与自然、与“道”的内在关系，达成“安时处顺”“哀乐不入”（《庄子·大宗师·内篇》）的自在境界。这种智慧针对的，正是现代人因过度控制外在事物与内在心念、执着于目标结果、背离生命自然节奏而产生的普遍性焦虑、挫败与身心俱疲问题。
佛家，尤其是禅宗强调直指人心，讲求“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六祖坛经》），直面一切念头与情绪的虚妄性与无常性，从根本上破除对“自我”这个最坚固幻象的执着。当一个人通过修行，不再执着于那个需要被不断肯定、刻意维护、不断强化的“自我”时，许多由自我中心衍生出的烦恼，如比较心、得失心、荣辱心等，便如同失去根系的浮萍，自然消解。这种对“我执”的彻底消解，为深陷自我比较困境、社会评价焦虑与身份认同危机的当代青少年，提供一种极具深层启示意义的调整路径。
“关系”作为疗愈的关键场域：从背景到中心。与西方心理学倾向于将“关系”视为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外部环境因素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关系”本身视为疗愈得以发生的关键场域与宝贵资源。在儒家看来，符合“礼”的伦理关系本身就具有深刻的心理疗愈功能。“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五伦”关系的和谐与顺畅，不仅是崇高的道德理想，更是个体心理健康不可或缺的基础。当一个人在与父母、师长、朋友、伴侣的互动中，能持续感受到温暖、尊重、信任与相互的责任时，他便能在关系中获得持续而稳定的心理滋养。这种通过“礼”来规范互动边界、通过“仁”来注入情感温度的“关系建构学”，为应对现代社会的原子化、疏离化与深度孤独感，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化资源。
在中国文化视域下，家庭如同一个休戚与共、情感交融的“心理命运共同体”。中国人的幸福感与成就感，不是来源于西方意义上的、孤立的“自我实现”，而是“家”这个整体的安宁、和谐与兴旺。[22]这种将个人发展与家庭福祉紧密捆绑的文化价值观，虽然在某些情境下会为个体带来如前文提及的一系列压力，但也为个体在面对挫折、失败与人生困境时，提供最为坚实、无条件的情感支持与意义支撑。一个孩子的成功，是整个家族的欣慰与荣耀；一个成员的困顿，也是全家共同面对、协力度过的挑战。这种深植于血脉的“共同体”意识与安全感，是对抗现代原子化个人生存状态的一剂强有力的文化良药。
知行合一的修养功夫：从“知道”到“体道”。西方心理学的主流范式主要作用于认知与行为层面，其关键机制在于“知”的拓展——通过思维模式的辨析与重构促成心理与行为的改变。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修养智慧，则指向一个更为根本的维度——“体行”。其并非停留于概念思辨，而是借助静坐、站桩、太极等一系列具体的身心技术，将抽象义理内化为生命的底色与本然。这使得心理调节与人格塑造不再仅仅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或行为模式的调整，更成为一场贯穿整个生命、由内而外的气质性蜕变。
尤为重要的是，此类修养功夫的终极指向，并非如西方心理学所主张的强化坚实独立的“自我”，而在于对“自我”的超越，这一中心特质在儒释道三家的修养体系中均有明确体现，无论是儒家倡导的“慎独”（《中庸》）（于独处中持守内心）、“主敬”[23]（常存恭敬之心）；道家主张的“心斋”（《庄子·内篇·人间世》）（净化心志）、“坐忘”（《庄子·内篇·大宗师》）（坐而忘我）；抑或佛家的“打坐”（禅定修持）、“观心”（照察心念生灭），皆为具体、系统且可操作的身心训练方法，旨在培养内在的定力、智慧与情绪调控能力。这些修养方式无需依赖昂贵设备或固定咨询师，而是将健康生活与心灵安顿的智慧，融入日常的起居、言行、呼吸与举止之中，使每个人在任何处境中，皆可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疗愈与持续的心灵养护。
儒家主张化解个人的“私意”与偏见。儒家认为，“私意”与偏见（或称“己私”“我见”）是阻碍个人达成仁德、实现和谐关系的主要障碍。其化解之道并非强行压抑，而是通过一套修养功夫，从根源上转化和超越。例如，“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即通过礼的规范超越自我；“恕道”与“絜矩之道”（《论语·卫灵公》），即通过换位思考消除偏见。
道家倡导放下机巧的“成心”与执着。道家认为，人为的机巧、智谋和固有的成见（即“成心”）会扭曲我们对世界本然面貌（“道”）的认知，从而产生执着与纷争，带来无尽的烦恼。其解决之道是“绝圣弃智”（《道德经》）“返璞归真”（《庄子·秋水》）。《庄子·齐物论》：“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此句直接点明，如果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成心”，即成见、偏见，作为判断标准，那么天下就没有共同的标准了。《庄子·天地》说：“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意思是，一旦心中存有投机取巧之心，那么纯粹素朴的本性就不再完备。
佛家更进一步，主张彻底看破“我执”的虚妄性。在佛家思想体系中，“我执”特指执着于有一个独立、实在、恒常不变的“自我”主体，这被认为是众生烦恼产生的根源，即佛家所言“烦恼障”。看破“我执”，即是以智慧观照构成“我”的诸法——五蕴，皆是因缘和合而生，其性本空，并无一个常住不变的“我”可得。佛家经典对此多有阐释，《金刚经》提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并进一步指出“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此语直接破除对“我”以及由“我”衍生的各类相对概念的执心，构成断除我执的终极途径。《心经》亦从五蕴本质层面强调“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构成“我”的五蕴——色（身体）、受（感受）、想（思维）、行（意志行为）、识（意识），本质皆为空性，依缘生灭。认为众生一切痛苦的根源，正是源于将五蕴暂时的和合，执为实有的“自我”。
这些通过对“小我”的持续消融与超越来获得内心真正自在与自由的路径，为陷入自我中心困境、在自我认同中挣扎不休的现代人群，指明了一条通向更为广阔、更为深层的心理健康的出路。
走向整合：在“自强”与“共生”之间寻求创造性平衡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健康心理学的个体赋能模型，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它有其特定的文化适用性与结构性边界。对于中国当下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与实践而言，真正的挑战与巨大的机遇，恰恰在于如何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实现一种深度的、创造性的整合。
未来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应在借鉴西方成熟的个体心理干预技术，如认知行为疗法、情绪聚焦疗法等方法的同时，回归中国文化本位的智慧源泉。我们不仅要教会青少年“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坚强”，更要引导他们深刻体悟儒家在人伦责任中安顿自我、道家在顺应自然中寻回从容、佛家在观照心念中解脱执着的生命实践。这要求我们超越以个体为中心的心理学范式，迈向一个融合“身—心—家—国—天下”的立体视角，构建一种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系统心理学。唯有如此，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为身处时代洪流与社会情境双重压力下的中国青少年，构筑一道既具内在定力、又具文化韧性的心灵防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健康观，是一种立体的、生态的、富含人文精神与终极关怀的生命观。它从不将人从其鲜活的生活情境与文化脉络中抽离出来，视作一个孤立的分析对象；而是在生命整体的流动与关联中，去理解人、关怀人、安顿人。在西方心理学所提供的强大“工具理性”之外，以儒释道思想为重要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为我们构建起不可或缺的“价值理性”维度。这些路径共同指向一个目标，不是局限于“解决问题”或“消除症状”，而是实现身心的安顿与生命的整体转化。这种植根于文化本位的心理健康观，不是将人视为有待修复的“问题个体”，而是将人看作在天地之间、人伦之中不断生成、不断转化的生命主体。其所要达致的，不是某一心理功能的恢复，而是生命在与自我、他人、自然乃至超越这些层面的和谐中，所实现的内在充实与境界提升。
当然，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绝非意味着要否定或抛弃现代心理学的科学贡献，而是呼吁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整体框架下，建立一种更具文化自觉、更富批判精神、也更具整合性的心理学视野。当面对那些陷入日益严峻心理困境的青少年时，除了积极借鉴国际上成熟的心理干预技术，更应怀着温情与敬意，回归本土延绵数千年的文化精神家园，从中汲取安顿心灵的智慧与力量。我们最终要发展的，是一种既能对接国际学术前沿，又能真正扎根中国文化土壤、呼应“人文底蕴”与“责任担当”等素养要求的、“接地气”的中国式心理健康教育范式。这不仅是方法的融合，更是育人境界的提升，让那些在标准化测量与个体化干预中被忽略的、渴望意义与归属的年轻灵魂，既能借西方之术解其困，更能归东方之道安其心，在文化传承与身心统一的成长中，走向真正自主、健全、有韧性的生命状态。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项目“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总体框架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25JZDZ022］、“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重点项目”［课题编号：BJSZ2025ZD02］与“清华大学启明星辰心理与认知发展基金”的研究成果）
注释
[1][3]《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关于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的通知》，2023年4月27日，http://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943/moe_946/202305/t20230511_1059219.html。
[2]《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指出，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报告｜《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2022年7月11日，https://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detail/23683.html。
[4]核心素养研究课题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刊》，2016年第10期。
[5]C. D. Ryff and C. L. M. Keyes, "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Revisite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5, 69(4); R. M. Ryan and E. L. Deci, "On Happiness and Human Potentials: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Hedonic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1, 52(1).
[6]董妍：《科学构建新时代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人民论坛》，2024年第8期。
[7]R. S. Gordon, "An Oper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 Prevention," Public Health Reports, 1983, 98(2).
[8][21]罗良、林崇德：《建设中国特色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心理发展与教育》，2026年第1期。
[9][22]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48、68页。
[10]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6～131页；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35～160页。
[11]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杨国枢编：《中国人的心理》，台北：桂冠图书公司，第294～297页。
[12]M. White and D. Epston, Narrative Means to Therapeutic End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0.
[13]U. Beck and M. Ritter,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14]M. Foucau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5; T.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15]H. R. Markus and S. Kitayama,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1, 98(2).
[16]J. Michell, Measurement in Psychology: A Critical History of a Methodological Concep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18]I. D. Yalom, 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0.
[19]V. E. Frankl,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Massachusetts: Beacon Press, 1946.
[20]M. J. Packer, The Scienc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3]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46页。
Feasibility of Integrating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Li Hong Lin Chongde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issues in China, modern psychological paradigms rooted in Western individualistic culture have increasingly exposed their structural limitations and cultural barriers in explaining and addressing the psychological dilemmas of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mainstream Western "individual empowerment" model, which regards human beings as isolated entities in its methodology, is deeply inconsistent with the "relation-oriented" reality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holistic and relational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path emphasized by educational concepts of "Five Education Initiatives" and "Core Competencies". The mentality wisdom and relational ethics contained in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rovide an alternative language and path for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at is, establishing a sense of belonging in ethical relations, building identity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ing the small self in physical and mental cultivation. In response, we should creatively integrate the wisdom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e competencies", and construct a new paradigm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at can not only scientifically intervene in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problems, but also provide adolescents with meaning suppo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overall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cultural applicability, structural constraints,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责 编∕邓楚韵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