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时期，村规民约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媒介，为官民协同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一方面，州县等地方官府暨知州、知县对乡民协商制订和实施的村规民约，采取“听民之便”，即不加干预方式以行使治理权；另一方面，村规民约遵守国家法律和地方官府政令，在需要或邀请权力介入，即请官理处的情况下，地方官府往往予以积极配合，或钤印批准颁发告示，或依照国法进行严惩，或作局部妥协让步，从而实现村规民约与乡村治理之间的融通与互动，共同维护乡村社会秩序与稳定。
【关键词】明清时代 村规民约 地方官府 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在“皇权不下县”的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州县作为地方最低一级政权，长官知州、知县在地方官系列中虽品级较低，但在地方行政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①。同时要看到，其治理触角很难直接覆盖和渗透到广袤而僻远的乡村地区。明代中叶以降，作为乡村自治的重要媒介，村规民约被广泛利用与施行，甚至出现各类具有统一性的村规民约格式化文本，成为连接地方官府与乡村社会共治共管的桥梁和纽带。
乡约有多重含义，既指一种组织，又指乡约组织负责人，即约正、约副。乡约类型很多，如城市防御型和边疆军事型乡约，无论是组织还是其规约，皆非村规民约。只有在乡村建立的乡约及其文字规约，才是村规民约的专指，而且仅是村规民约的一种而非全部。毕竟，历史上村规民约与当代村规民约在概念内涵和外延上均有本质不同。
那么，就明清时期的村规民约而言，其概念和类型有哪些？在乡村治理的语境和实践中，又与地方官府和主要官员之间关系如何？
村规民约的概念及明清村规民约的类型
村规民约又称“乡规民约”，是指在某一或数个特定村落地域范围内，按照当地经济、社会、教育与文化和风俗习惯，由某一或数个村落组织、特定人群协商制定，某一共同地域、组织或人群在特定时间内共同遵守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共同规则或约定。由精英人物制定的村规民约，如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福建安溪县湖头村人李光地，订立的《同里公约》和《丁酉还朝临行公约》，是明清时期一种常见并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村规民约。村规民约由“村规”与“民约”两部分构成，此处所称“民约”，既非“民间规约”的简称，并非私人约定之“私约”，而是村民之间共同遵守的公共“规则”与“约定”，即“公约”。
根据上述界定，我们可将村规民约依次划分为综合类和专题类两种类型。若按具体内容划分，明清村规民约又可细分为乡约暨保甲规约、乡村禁约，义庄、义田、族田、义仓、社仓、村族公益、慈善暨救助规约，保护乡村生态环境暨维护乡村经济秩序规约，乡村赋税、差役、财产管理暨纠纷处置规约，以及坟茔规约、乡村治安、劝世暨社会教化类规约等类型。值得一提的是，在聚族而居的乡村社会中，单一大姓望族所制定与实施的包括族规家法等在内的宗族规约，同时具有村规民约的性质与功能。
除宗族组织及其规约外，明清乡村社会中还建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民间会社组织，这些会社组织所制定与施行的各类规约，同样具有村规民约性质与功能，它在保证会社组织常态化和持续运行，以及保障会社成员权利、责任和义务等方面，具有重要的规范与约束作用。此外，由乡村社会部分人群商定并呈请当地官府钤印颁发的各类“告示”，无论就其所规范和约束的范围，还是就其所涉及的地域与内容而言，同样属于村规民约范畴。
村规民约的制定与施行，源于村民的实际利益诉求。明清时期的村规民约所调整的关系，主要限于参与制定和施行该村规民约的村庄组织者与个人，所规范的是某一特定地域、组织和人群之间，既有的社会等级秩序与经济文化秩序。从整体上看，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所在地方官府之间分工明确，彼此配合，相互融通。立法的宗旨是维护与巩固统治，维持既有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既定的社会尊卑等级秩序，保证统治者按照自身逻辑开展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
村规民约的目的和宗旨，显然是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维系乡村社会秩序和村民利益诉求。二者目的、宗旨一致，差别只是各自分工及程度不同。在不违反国家法律、地方官府政令的条件下，双方利益基本保持一致，村规民约是在国家法律和地方官府政令的整体框架内制定和实施的，是国家法律的必要补充和延伸，所谓“国有法而乡有规，盖国法明而后善良安，亦乡规立而盗窃息，是乡规者亦国法之一助也”②。
地方州县暨官长对村规民约的态度与实践
基于共同的乡村治理宗旨与目标，“对于乡村中任何形式的自发或社区性的生活，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包容，要么认为可以用来加强对基层的控制，要么认为没有必要加以干涉。在政府眼里，村庄、宗族和其他乡村社会组织，正是能把基层政治统治体系扩展到乡下地区的切入点”③。明清时期的州县等地方官府及其知州、知县等官员，对所辖地域乡村制定和施行的村规民约，只要不违背其统治意志，就秉持“官吏不扰，听民自便”“一切听民之便，不强人所难”的原则与态度，并在乡村治理实践中为其提供强有力支持，以使“官民两得其便”。
明隆庆六年（1572），南直隶祁门县文堂村乡绅陈昭祥等陈氏宗族成员，响应当地官府倡建乡约号召，将乡约与家法相结合，共同制定并刊行《文堂陈氏乡约家法》，“聚通族父老会议，闻官请申禁约，严定规条，俾子姓有所凭依，庶官刑不犯、家法不坠，或为一乡之善俗”。时任知县廖希元不仅钤印批准了该乡约条文，而且盛赞该乡约。文堂乡约实施一年后取得显著成效，“行之期年，善者以劝，恶者以惩，人之惕然以思，沛然以日趋于善”④。明清各地知州或知县，还专门对在村规民约制定与施行中有突出贡献者给予表彰与奖励。例如，明南直隶休宁县林塘村范潼被推举为乡约正，他“益秉公直，不避亲怨。约中有向化者奖之，梗化者委曲谕之，肫肫讽切，忠实恳到，四年如一日”，万历二十二年（1594），知县祝世禄特地向其颁发《儒寿冠带印信帖文》，以资奖励，认为此举“众目举观，群心鼓舞，是亦作新乡约之一端”。清光绪年间，直隶定州大西涨村村民王国干“集众会议，立乡规二十余条，迄今三十余年，乡人赖之”，知州孙韵笙专门制作颁发“维持风化”匾，对王国干进行表彰。
既然“听民自便”或“听民之便”成为州县父母官对待村规民约的常态和实践，那么，解决与清理村规民约中于民不便甚至扰民害民问题，实现乡村治理的官民两便，即成为其常规性工作。例如，明代官员吕坤在山西推广乡约、保甲时说：“乡约原为劝民，保甲原为安民。行之而善，则民乐于行；行之扰民，不惟无益，而又害之。”为此，他列举约正和保长五项不扰民之状，即“约长、保长不许用无身家棍徒，使挟倚外需索，一不扰；约保不许出一里之人，不许拘数，惟令一处住居者行之则近便易行，二不扰；不许令乡保长等打卯接官及派应夫役，三不扰；掌印官自己抽查，不许委佐贰首领及快壮查点巡逻，四不扰；乡甲中有事，系贼盗人命，方许呈报，如斗殴、小事等项，听民自便，不许呈报，五不扰”，并指出：“去此五扰，而后良法不失美意，民自乐行矣，此最吃紧。”⑤
如何做到“听民自便”或“听民之便”，而非扰民不便甚至为害乡里，化解乡村生产生活中的各类矛盾和纠纷，规范乡村社会秩序？对明清地方州县的官长来说，这是一个必须面对且十分棘手的问题。
处理好这一复杂问题，首先要自身神清气正，公正廉明，依法行政，劝谕教导，化民成俗。明清两代，宣讲明太祖《圣谕六条》、清圣祖《圣谕十六条》和清世宗《圣谕广训》，是各级官员的必备职责，也是乡约、宗族等组织的重要义务，为此而刊行的各种圣谕诠释演绎著作极多。康熙初年，浙江海宁知县许三礼“殷殷以化民成俗为念，故义塾有规，讲院有则”，乡有乡约，“县市附近，本县每季朔、望，亲临讲解”⑥。其次深入基层，倾听乡民呼声，了解乡民疾苦与需求，“月朔教读，帅约正、约副之贤者，以次往见有司。有司赐坐啜茶，问各乡风俗及民疾苦、礼教行否。四事未能，十害未屏，皆许直言无隐。言有可用者，必加褒奖”⑦。最后减少繁文缛节，“法当便民，事宜画一，惟一则民易从而法可久”⑧。明崇祯十三年（1640），太仓州陆世仪不仅亲定“治乡三约”，即“一曰教约以训乡民，一曰恤约以惠乡民，一曰保约以卫乡民”⑨，而且特别强调公开行政，以达到官民融通、共治理的目的。
对扰民不便的村规民约，当地官府及父母官，通常乐于征询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并果断予以调整和处置。清雍正初年，广东和平县知县王植在《条谕乡民十八条》中，一再告诫该县乡民：“凡尔民不便之事，皆县宰乐闻之情，嗣后朔望行香时，许面禀或开陈，以便酌夺。”其实，明清州县地方官府的父母官们十分清楚，借助和利用乡村精英与村规民约这一媒介，是有效实现“官不扰民，民乐从事”，降低治理成本，达成乡村、地方和国家共同治理目标的捷径，此即所谓“天下者由乡而积，乡俗善天下可不烦而理”的道理。
村规民约与州县官府的利益平衡
如何处理村规民约与所在州县官府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明清时期的乡村精英们充分发挥智慧，在与地方官府的沟通中，平衡自身的利益并与之保持良性互动。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密切配合所在州县官府政令，并在知州或知县等主要官员引导下制定与实施各类村规民约，维护乡民利益和乡村社会秩序。例如，明代中叶特别是嘉靖时期（1522-1566）全国各地官府和官员所倡行的乡约，本身是一种官方行为。嘉靖五年（1526），应天等处巡抚都察院右都御史陈凤梧颁行《申明乡约以敦风化事告示》，倡导建立乡约。这一告示很快被各府州县转发，其辖区许多乡村里社将其镌碑勒石，竖于本乡、本社、本里，并结合当地和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制订一系列更为细化且易于操作的乡约条款，徽州府歙县江村、绩溪县十二都上乡祖社、祁门县十七都里社，苏州府长洲县九都二十图和二都七图里社等地倡行乡约的碑刻文字，真实记录当地乡村奉宪实施乡约的盛况，显示出村规民约与地方官府之间在乡村治理中彼此支持、互相协调及相互配合的良性互动关系。又如，各地的禁赌类村规民约，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山西汾西县杨洼庄奉知县李早荣发布严禁赌博的告示，要求“合村人等遵照严禁明示，再行公立条约，互相纠察”⑩。乾隆五十二年（1787）正月，河南新安县庙头村奉知县杨怀斗谕令，订立四款《禁赌条约》，并“刊石以垂不替”。类似“奉宪禁赌”之类的明清村规民约，几乎遍及全国各地。
为强化合法性、权威性和震慑性，明清时期村规民约的制定者往往通过“请官钤印”的形式，延伸自己的意志。尤其是在村规民约无法调处民间对立与冲突的背景下，更是经常邀请地方官府介入，以维护自身组织与群体利益。作为村规民约重要构成的宗族规约，很多是以恳请当地官府与长官名义钤印颁行的。例如，明正德十五年（1520）徽州府祁门县奇峰郑氏宗族一本堂《堂规》、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广东南海县佛山冼氏宗族《家训》、万历十六年（1588年）湖南长沙县檀山陈氏宗族《族约》、万历二十二年（1594）江西泰和县虎溪萧氏《家约》等，均呈请所在地知县钤印批准。义田、义庄、水利设施等类村规民约，也“请宪立示”，使乡民行为变成官方意志，以强化官民共治共管。徽州歙县莘墟堨是一项灌溉千余亩良田的水利工程，因河流上段被截留、下段被填占淤塞，村民汪仕琦等连名状告，明成化十一年（1475）先后得到府县两级官府“印信由帖”和告示，并“张挂晓谕……省令改正，如是不服，许令堨首人等指名呈来，以凭究问不恕，毋许因而在乡一概扰民不便”⑪。明清时期，江浙地区义田、义庄较为发达，管理规约十分完备，其中绝大多数规约是呈请当地官府钤印批准的。清嘉庆八年（1803）六月，浙江海盐县查氏宗族义庄，即“将田亩、户名、花数及所定《章程》抄呈县电，恳请盖印立案存据”，并获得知县张宗栻批准存案。道光十七年（1837）三月，苏州潘氏《松鳞庄赡族规条》也“呈官钤印，然后遵行”。总之，明清时期乡村社会的宗族、乡约和会社等民间组织，通过请官钤印的方式，将村规民约转化为官方公文，是明清时期村规民约的一个基本特征。
明清时期不少地区的村规民约，是在遵守国法、请官钤印批准的前提下颁行，并在其村规民约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内实施。但在实施过程中若遇到自身难以处置的矛盾时，村规民约的制定者往往会主动邀请地方官府和官长们依法处置，即“不遵村规，禀官究治”⑫。万历年间，休宁县商山吴氏宗法规条，对族中“引诱各家骄纵败子、酗酒习优、宿娼赌博”的棍徒，责令“宗正副约引会族长，呈官惩治”⑬。明清律例严禁私宰耕牛，明万历时，章潢在乡约中特定此条，并严令“敢有仍蹈前恶，呈县重治”⑭。
村规民约作为一种民间规约，在绝大部分场域，与国家法律、地方官府的政令能够协调一致，共同发挥乡村治理的功能。但在明清村规民约的具体条文中，也时常出现与国家法律和地方官府政令矛盾、对立甚至冲突的现象。以族规家法为例，族规家法作为明清时期单一大姓望族聚居村庄的村规民约，整体上与国家法律、地方官府政令保持一致。但其中个别条款，违背国家法律或地方官府政令。例如，在对盗卖祭祀田产行为的处理上，万历祁门县清溪村郑氏宗族《祀产条例》规定：“如有不孝不义、盗卖祀产，听自为首之人检举，责令取赎，仍行犯一赔九。如有敢恃强梁，听众立文，排名花押，告祖捶杀之”，这一规条明显与国家法律相抵触，即捶杀之刑罚裁定权和执行权均在国家（包括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地方官府），作为非正式组织的宗族无权对某人施以“捶杀”之刑。又如，江苏宜兴县前亭村堵氏宗族条约，对族中烝报和淫乱诸事规定，“有犯此者，通族立时公举，证见的实，无论堂族尊卑、长幼，小则送官责治，大则投畀波涛。亲兄弟、叔侄以逆天灭祖大不孝论，立时致死，永远削籍”⑮。对此，绩溪仙石周氏宗族在《家法》中云：“家法治轻不治重，家法所以济国法之所不及，极重至革出祠堂，永不归宗而止。若罪不止此，即当鸣官究办，不得僭用私刑。”但“山乡恶俗，有重责伤人及活埋者，此乃犯国法，非行家教也”。“乡例”等非文字记载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之间的抵触与冲突，更是一个普遍现象。尽管如此，地方官府对此并未予以严禁或打击，而是在遵国法、存天理、顺人情的前提下“屈法以伸情”，甚至妥协让步。就此而论，二者在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和稳定方面达成高度一致。
乡村治理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既有政府的统治，又有村民的自治；既有法定的制度，又有村规民约。尽管在乡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与乡村治理实践中，明清时期的村规民约与地方官府乃至国家法律之间，往往因各自利益诉求分歧与差异而产生难以避免的矛盾、对立和冲突，“然律设大法，理顺人情，事贵因地制宜，难以拘泥成法”⑯。三者整体上能够维持相互融通与良性互动局面，进而维护乡村秩序，实现乡村基层社会稳定这一治理目标。本身富有弹性和变通的村规民约，为取得合法性、权威性和震慑性，通常会以随机应变的方式，主动邀请国家法律或国家与地方权力介入，彰显自己的意志和诉求。明清时期的村规民约、国家法律和地方官府政令之间，就是在这样一种既有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又有彼此对立甚至冲突的场域中发生着联系与互动，并共同支撑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与乡村社会稳定。
【注：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明代江南地区家谱文献的分类整理与专题研究”（项目编号：22AZS009）和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农家账簿中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2&ZD07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9页。
②《万承土州冯庄墰岜两村乡规碑》，广西民族研究所编：《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1页。
③萧公权：《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年，第7页。
④《文堂乡约家法·文堂陈氏乡约序》，第32页a。
⑤[明]吕坤《实政录》卷5《乡甲约卷二》，明万历26年刻本，第5页a-b。
⑥[清]陈秉直：《上谕合律乡约全书》，清康熙18年刻本，第79页a-b。
⑦[明]黃佐：《泰泉乡礼》卷一《乡礼纲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总14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03-604页。
⑧⑭[明]章潢：《图书编》卷92《圣训释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第971册，第790、780-804页。
⑨[清]陆世仪：《治乡三约》，《丛书集成三编》第21册《社会科学类·地方自制》，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562页。
⑩汪学文主编：《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洪洞县卷》，太原：三晋出版社，2009年，第398页。
⑪《西溪汪氏先茔便览》，明抄本，第73页b、74页a。
⑫《清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山西长子县西小河村合村公立禁赌碑》，申修福主编：《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子县卷》，太原：三晋出版社，2013年，第228页。
⑬万历《商山吴氏宗法规条》，明抄本，第26页b。
⑮光绪《堵氏族谱》卷1《祠规》，清光绪元年木活字本，第8页b、9页a。
⑯[清]戴兆佳：《天台治略》卷6《告示·劝谕买产人户速循天台旧例了根找绝以斩葛藤以清案牍事》，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4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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