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经贸规则调整与数字技术变革交织背景下，服务出口正从外贸结构的增量领域，跃升为衡量一国开放能级与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不同于以实物交付为主的货物贸易，服务出口以知识、技术与综合解决方案为核心，其发展空间更取决于制度供给质量、数字治理能力与跨境规则对接水平。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全球贸易格局的深刻调整，应从制度型开放、数字治理与央地协同三个维度着力，进一步提升服务出口的韧性与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服务出口 高水平对外开放 数字治理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1]。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2]列为2026年经济工作重点之一，并强调“鼓励支持服务出口，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3]，进一步凸显服务出口在推动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关键作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全球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在此背景下，我国服务出口既迎来新的发展空间，也面临内部结构调整与外部形势变化带来的双重挑战。因此，推动服务出口高质量发展，不仅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要求，也是增强我国经济韧性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服务出口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塑造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支点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结构转型的重要动力，而对外贸易形态的演进，又深刻映射着我国发展阶段和治理方式的变化。从以货物贸易为主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到更加注重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的开放格局，我国对外开放的内涵不断深化。围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兴领域贸易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也将发挥我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引领作用。[4]进入新发展阶段，随着全球产业分工加速调整、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以及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深度重构，服务贸易特别是服务出口，正在成为拓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新空间、释放发展潜能的重要领域。
从发展逻辑看，服务出口并非传统意义上对货物贸易的简单补充，而是一种以知识、技术和能力输出为核心的开放方式。相较于以实物交付为主的货物贸易，服务出口更加依赖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能力和制度环境质量，其竞争优势不再主要体现为成本优势，而是体现在专业化水平、系统解决方案能力和持续服务能力之上。服务出口结构的变化，往往与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和创新体系完善同步推进。当服务出口从以劳动密集型外包为主，逐步向数字服务、专业服务和平台化服务拓展，其背后反映的是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深刻转变。因此，服务出口不仅关系外贸结构优化，更关系我国经济潜能的释放方式和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更重要的是，服务出口的发展高度嵌入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结构，其影响已超出单一贸易政策或行业发展的范畴。数字服务跨境提供、平台型服务扩展以及高端专业服务输出，涉及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对接、监管协同和风险防范等一系列制度性议题，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实践层面看，服务出口正日益成为国家间合作和制度对接的重要内容。实践表明，服务出口不仅是企业“走出去”的市场行为，更是国家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治理、塑造国际规则和拓展合作空间的重要载体。在这一背景下，将服务出口置于国家治理的整体框架中加以审视，系统分析其发展进展、新特点与现实挑战，对于扎实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国服务出口新进展与新特点
近年来，我国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呈现结构持续优化、模式深刻变革、动力多样协同的鲜明特点，为激发经济内生动力、释放发展潜力提供有效路径与有力支撑。
服务出口加快向高附加值领域拓展。我国服务出口不仅在规模上稳步增长，更在结构上实现显著跃升，正加速从传统领域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领域拓展。以研发设计、咨询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专业管理服务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已成为服务出口中最具活力的板块。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总额为28965.2亿元（占服务贸易总额的38.5%），同比增长6.5%，贸易顺差4181.2亿元，较2023年上涨504.5亿元。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达16573.2亿元，同比增长7.4%，主要表现为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5]这背后是我国研发投入持续加大、创新生态系统不断完善、高端人力资本持续积累的直接体现，标志着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正从“体力输出”向“智力输出”攀升。随着“中国标准”和“中国方案”不断走向世界，与之伴生的法律、会计、建筑、工程等专业服务出口能力显著增强。特别是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重大基础设施与产业园区合作项目中，我国企业的总承包模式带动从设计规划到运营管理的一整套专业服务出口，实现从单一产品到产品服务与标准协同的综合输出，附加值大幅提高。文化服务、视听服务、数字媒体内容等创意产业出口增长迅猛，文化与数字创意服务成为新亮点。网络文学、网络动漫、短视频、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出海”现象。这不仅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更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高附加值服务出口领域中情感价值与商业价值有机融合的典范。
数字技术深刻重塑服务出口模式。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与广泛应用的推动下，服务领域的生产与交易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为我国服务出口突破地域限制、跨越传统壁垒提供了关键支撑，并催生出全新贸易形态与商业模式。服务交付模式实现远程化、即时化突破。云计算、高速互联网与协同工具的发展，使得技术开发与支持、在线教育与培训、远程医疗与会诊、跨境审计与咨询等大量专业服务，得以实时、远程、低成本地交付全球。这大大降低了服务贸易的边际成本，扩大了潜在市场范围，使中小微企业也能便捷地参与全球服务分工。平台生态构建全球服务枢纽。各类线上服务交易平台、软件众包平台、创意设计平台，形成了聚合全球供需、促进跨境交易的新型基础设施。这些平台通过标准化合约、信用评价体系、跨境支付与争端解决机制，构建起高效透明、规范有序的服务贸易生态。目前，我国已在软件、设计、营销等细分领域涌现出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服务平台，为服务出口注入新动能。以数据要素驱动服务智能化升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与行业知识深度融合，催生了智能风控、精准营销、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智慧城市运营等新型知识服务。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其合规有序、安全高效的跨境流动与应用能力，直接决定了下一代智能服务出口的国际竞争力。我国拥有庞大的数据资源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为培育和发展此类高附加值服务出口提供了独特优势与坚实支撑。
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推动服务出口扩容提质。在服务出口的扩容提质进程中，各地积极探索创新，形成了中央统筹与地方创新良性互动、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的生动局面。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成效显著。自从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以来，各试点地区在管理体制、开放路径、监管模式、促进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开创性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截至2023年8月，全国各试点地区共计2883项试点措施落地[6]。它们在数据跨境流动、职业资格互认、外汇管理便利化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有效破解了制约服务出口的体制机制障碍。地方特色产业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各地依托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积极探索服务出口创新模式，通过强化政策支持、要素保障等举措，推动特色产业相关技术服务加快走向国际市场；部分地区着力优化文旅服务便利化措施，有效带动旅行服务出口增长，县域等基层主体的服务出口潜力持续释放。这些扎实的地方实践，不仅丰富了服务出口的业态内涵，而且逐步构建起上下联动、协同共进的服务出口发展新格局。区域战略对接塑造开放新优势。各地方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主动将自身发展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施等国家大局，立足本地产业基础，精准定位服务出口方向。沿海发达地区依托开放先行优势，深耕离岸服务外包、高端专业服务、数字贸易等领域；中西部地区发挥资源与成本优势，积极培育数据中心服务、跨境数据处理、特色文化贸易等业态，逐步形成多点支撑、错位协同的发展态势，共同构建起国家服务出口多样有序、活力持续增强的动力格局。
进一步扩大服务出口面临的现实挑战
近年来，我国服务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已成为推动对外贸易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支撑。同时要看到，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国服务出口也面临一系列现实挑战。
国际环境与国际规则复杂化给我国服务出口带来不确定性。当前，全球经贸规则体系正经历深刻重构，高标准国际规则的议题范畴已从传统关税壁垒延伸至数字贸易规则、绿色贸易壁垒等新兴领域，我国服务出口面临制度型开放新课题。首先，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服务贸易外部环境趋于严峻。部分国家采取的保护性措施对服务自由化进程形成干扰，我国企业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服务领域面临的合规要求日趋严格。其次，服务贸易已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领域，主要经济体纷纷将数字贸易、文化出口等新兴服务贸易领域作为重要发展方向，国际市场竞争更趋激烈。再次，全球绿色标准加速形成，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加快推进绿色标准与贸易规则挂钩，在碳排放、环境保护等方面形成新的制度性要求，对我国服务出口构成新的压力。
服务出口相关领域的制度供给有待加强。我国服务出口在数据要素治理、数字贸易政策协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领域，相关制度体系尚不完善。一方面，服务贸易开放涉及跨境支付、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我国在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建设上仍需加强。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我国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仍居高位，相关监管框架对服务出口的支撑作用有待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服务出口管理涉及商务、海关、外汇、网信等多个部门，现有治理模式下部门间数据共享、业务衔接等方面仍存在堵点，政策协同效能尚未充分发挥，企业办理跨境服务业务过程中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仍有提升空间。
各地服务出口整体效能有待提升。有的地方改革举措往往只解决某一部门或某一环节的具体问题，缺乏跨领域、跨层级的系统集成。受限于地方实际，相关经验往往难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模式。有的地区服务贸易试点定位不够清晰，存在同质化倾向。虽然我国已在自贸试验区等领域积累了多项改革经验，示范效应逐步显现，但由于缺乏央地协同、长效联动的机制安排，地方创新成果在全国范围内的系统性推广仍面临障碍，服务出口领域的区域协同效应尚未充分发挥。
以治理能力提升促进服务出口高质量发展
应对上述挑战，亟需优化治理体系、提升发展效能，以治理能力提升促进服务出口高质量发展。
加强制度建设，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为有效应对复杂国际环境与贸易摩擦挑战，需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为服务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首先，主动对接服务贸易领域高标准国际规则。在数据跨境流动、绿色贸易标准等重点领域加强国际互认与合作，加快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生产性服务与绿色贸易标准、认证及定价体系。持续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相关承诺，并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高标准自贸协定的进程。其次，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缩减清单条目，提升透明度和执行规范性，逐步构建起梯度推进、风险可控的服务业开放体系，为企业营造更加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再次，持续优化服务贸易营商环境。可以通过简化跨境服务审批流程、提升外汇结算便利化水平、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涉外法律服务供给等举措，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断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增强我国服务出口的国际竞争力。
加强数字治理，提升数据跨境流动和数字贸易发展风险防控能力。面对数字技术深刻重塑服务出口格局的新形势，要把数字治理能力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构建完善数据要素治理框架，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探索分类分级管理模式，创新设计数据跨境流动机制，促进合规有序的数据出境。稳步推进数据跨境流动政策试点，探索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制度，支持海南自贸港等地探索建立低风险数据出境目录清单与“白名单”制度，试点建设离岸数据中心，推动数据在安全可控前提下实现高效流动。持续强化数据与隐私保护水平，健全个人信息与网络安全法律法规的执行机制，加强对国际规则的研究对接，开展数据保护合规认证，积极探索与主要贸易伙伴实现互认互通，切实增强我国企业在全球数字贸易中的竞争力。
加强统筹协调，提升地方服务出口整体效能。为破解地方探索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需加快健全中央与地方协同推进的服务出口发展机制。首先，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可在中央层面设立跨部门服务贸易发展协调机构，统筹服务贸易政策制定与执行，并邀请重点省区市参与政策共商，明确各地差异化开放试点功能定位。其次，搭建政策联动和经验推广平台。定期梳理评估地方服务出口创新举措，由国家层面向其他地区有序推广成效显著的模式，促进经验共享。再次，推动区域协作和优势互补。鼓励东部沿海服务业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潜力地区深化合作，合作共建服务贸易产业链，促进人才、项目、信息等要素跨区域高效流动，形成协同发展格局。
结语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贸规则深刻调整，服务出口已成为衡量一国开放水平、制度实力与治理效能的关键标志，其发展成效，既依赖于经营主体的创新活力，更取决于国家在制度型开放、数字治理与协同治理等方面的系统性支撑能力。能否将多层级、多主体的创新实践，转化为可预期、可推广的制度成果，将局部探索优势上升为国家整体竞争力，直接关系到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成熟度与韧性。
展望未来，推进服务出口高质量发展，既是适应全球产业与贸易格局演变的必然要求，更是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应对不确定性、塑造长期竞争新优势的战略举措。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我国坚持通过扩大开放拓展合作空间，通过提升治理能力筑牢制度基础，不仅能在服务贸易领域持续释放增长潜力，也必将在全球经贸体系变革中稳步构建持久竞争优势，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本文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教授】
注释略
责编：贾 娜／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