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逐步增强，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人口规模和结构、社会治理模式以及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客观上要求优化“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比例关系，以人力资本提升和消费潜力释放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需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平衡好巩固提升传统产业与发展新兴产业关系、加快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与水平、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推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协调并进。
【关键词】投资于人 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 民生保障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4.006
【作者简介】李建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研究领域为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社会发展，主要著作有《美国金融危机：根源、影响与发展趋势》、《经济周期与中国经济增长》、《居民人力资本的差异化分布与收入分配不平等》（论文）、《促进共同富裕的内涵、战略目标与政策措施》（论文）、《社会治理的演变规律与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论文）、《中国人口政策与人口结构及其未来发展趋势》（论文）等。
历经四十余年改革开放，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从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发展规律审视，在经过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发展面临劳动力供给趋紧、技术进步增速放缓、耐用消费品需求增量收窄等多方面因素制约，经济潜在增速呈放缓态势。社会发展则面临人口规模缩减、人口结构少子化与老龄化叠加、乡村人口与产业空心化凸显、社会诉求多样化等多方面结构性变化，社会利益共识面临新的挑战。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十五五”时期，需顺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规律，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以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积累质量、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在推动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我国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历经四十余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已进入结构转型的深水区。从经济发展速度看，我国经济增速已从2010年以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2010年以后的中高速增长。1978年到2010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达9.96%，2010年到2024年间降为6.46%。[1]从经济发展水平看，我国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低收入国家发展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78年156.66美元的低收入国家水平，于1997年达到786.7美元、迈过中等偏下收入国家门槛，于2010年达到4629美元、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于2018年达到10085美元、成功跨过1万美元门槛，到2024年达到13303美元、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从工业化进程看，我国经济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再度工业化转向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2]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经历26年的持续工业化，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占比从1952年的20.74%和17.57%提高到1978年的47.63%和44%，到1980年，中国已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结构不平衡问题也日益突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进入以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特征的再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历经三个发展时期：1978年到1990年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阶段，该阶段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着力解决粮食供给短缺的民生问题，同时通过大力发展轻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缓解基础设施不足对经济发展的制约；1990年到2000年的新一轮轻工业化深化阶段，纺织、家电产业实现高速发展；2000年到2010年的重化工业化加速阶段，房地产和汽车工业快速发展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牵引。历经上述发展阶段后，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第二产业和工业增速明显下降、第三产业进入相对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后期，并逐步向后工业化时期演进。从需求基础看，我国消费需求结构正在从商品消费需求为主，向服务消费需求快速增长转变。2010年以后城乡居民的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空调、电脑、移动电话等耐用消费品需求增量收窄；家用汽车需求跨过50%的需求增量高峰值分界点，2025年末，我国每百户家庭家用汽车拥有量达52.9辆，[3]耐用消费品跨过需求增量的高峰期，需求进入中低速增长时期，教育、医疗、养老、旅游等服务消费快速增长，成为消费需求新增长点。但由于服务消费对相关投资的拉动作用低于耐用消费品，[4]消费结构从以耐用消费品为主向以服务消费为主转型，往往引致投资增速趋缓，经济增长速度也随之下降。
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如下。一是人口规模从持续增长转变为趋势性缩减。我国人口规模从1949年的54167万人增加到2021年的141260万人，自2022年起持续趋势性规模缩减，2025年已减少到140489万人。二是人口结构呈现少子化、老龄化等趋势性特征。14岁以下年轻人口规模于1976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其占比从2000年的22.9%持续下降到2024年的15.8%，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以2013年为拐点呈“倒U型”发展，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从2000年约7%提高到2024年的15.6%。三是人口城镇化程度快速提高。改革开放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呈现起步缓慢、波动停滞的阶段性特征。城镇化率在从1949年的10.64%缓慢提升到1960年的19.75%后，1972年小幅度下降到17.13%，到1978年仅回升至17.92%，1960～1978年间城镇化进程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城镇化进程步入加速推进阶段，在快速提升到1994年的28.51%后，进一步加速提升到2024年的67%。四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农村常住人口规模以1995年为拐点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演变，在从1949年的48402万人持续增加，1995年达到历史峰值85947万人后趋于缩减，到2025年已降至45109万人。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计，我国自然村数量大幅度缩减，1985年至2024年间，我国自然村数量减少约150万个；每个自然村平均常住人口也呈现下降趋势，从2017年的276人减少到2024年的257人。[5]同时，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呈攀升态势，高于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2010年以前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城市与镇，2010年以后，随着大量年轻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快速上升，逐渐高于城市和镇人口。五是老年人口高龄化日趋明显。全国80岁及以上人口占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呈持续增长态势，从1989年的12.41%提高到2000年的13.58%，2022年进一步提高到18.71%。城市、镇和乡村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基本相同，2010年以后城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程度超越乡村和镇。六是城乡人口迁移逐步跨过刘易斯第一拐点，人口红利趋于弱化。根据城乡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数据进行的估计分析表明，1994年以后，我国新一轮工业化开启大规模持续人口迁移，农村人口净流出规模从1994年的680万人扩大到2015年的2297万人，正是大量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的人口红利，推动了城镇和非农产业的高速增长。[6]2015年以后农村人口净流出规模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到2024年已下降到1222万人，城乡人口迁移的这一转折性变化，标志着我国城乡人口迁移逐步跨过刘易斯第一拐点，传统人口红利日渐弱化。
加大投资于人力度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随着消费需求结构和生产要素供给结构的持续转变，未来我国将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也将由要素驱动，转变为劳动力素质提升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客观上要求在国民收入分配和要素培育方面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
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要求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比例关系。投资率与消费率反映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扩大再生产理论的重要议题，也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重点。笔者研究认为，投资率与消费率具有很强的内在规律性，其结构性变化与工业化进程的阶段特征高度耦合。在工业化中前期，耐用消费品需求规模不断扩张、在消费需求中占比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中工业增加值占比也会不断提高，即经济的工业化程度不断上升，在此背景下，投资率也会不断提高，消费率则不断下降；在工业化中后期，随着耐用消费品需求趋于饱和、服务消费相对快速增长，第三产业相对快速发展，而由于第三产业的投资加速数（单位消费需求所需投资）低于工业，投资率将下降，消费率则趋于提升。投资率与消费率的结构性变化，在经济发展模式层面形成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工业化中前期，投资增速高于消费增速，经济增长由投资快速增长驱动；而在工业化中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消费需求增速则高于投资增速，经济增长由消费需求拉动。在宏观层次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上，则表现为投资于物的物化劳动即资本要素所得，与投资于人的活劳动，即劳动者报酬占比的相对变化，工业化中前期资本要素所得占比相对提升、劳动者报酬占比相对下降，工业化中后期资本要素所得相对下降、劳动者报酬占比相对提升。投资率与消费率、资本所得占比与劳动者报酬占比的趋势性上升或下降过程都是在周期性波动中实现的，短期波动不会改变阶段性的发展趋势，但如果长期偏离发展趋势，无论是长期高于还是低于趋势值，都会导致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长率。[7]
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消费需求结构从耐用消费品需求为主，向服务消费需求为主转变，投资率（资本形成率）在2011年达到46.55%的峰值后趋于下降，到2024年降至40.61%，而消费率（最终消费率）在2010年触及49.87%的谷底后稳步回升，2024年增至56.55%。与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转折性变化相对应，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在2007年触及41.36%的谷底后趋于上升，2023年已提高到52.82%。从经济转型发展的内在趋势看，居民消费结构从耐用消费品向服务消费转变的过程尚未结束，投资率的下降或消费率的提升仍将持续，这一结构性转变趋势，客观上要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应继续提升劳动者报酬占比，即加大投资于人的活劳动收入比重。实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的转变，健全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收入分配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要素收入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基础；同时，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大税收、社会保障等转移支付力度，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应对劳动力供给规模持续缩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要求不断加大人力资本开发投资力度。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规模趋势性缩减时期，基于人口生育率、死亡率和城乡人口迁移的内在趋势进行的模拟预测结果显示，未来我国人口规模将持续缩减，预计将从2025年的140489万人持续缩减到2035年的136732万人、2050年的125859万人、2075年的91424万人。人口规模的持续缩减，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之一，在于劳动力供给规模减少。模拟预测结果显示，2020年以后，我国劳动力供给规模将持续减少，从2021年的72176万人缩减到2035年的65308万人、2050年的52059万人、2075年的33206万人。劳动力供给规模缩减将成为制约未来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因素。[8]
在劳动力供给规模持续缩减的同时，我国居民的一般能力，即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将呈先升后降趋势，人力资本红利的可持续性将有所弱化。笔者研究认为，人的能力发展具有很强的规律性，我国居民一般能力（人力资本）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升，12周岁之前是能力快速提升的关键时期，12周岁以后能力水平仍将不断提高、但提升速度趋于下降，在20～30周岁达到能力水平的峰值，30岁以后居民一般能力有所波动，但均值总体稳定在99.2分左右的高水平。利用居民分组能力测试结果和人口模拟预测结果进行估计，我国16周岁到90周岁居民一般能力总量在2024年以后仍将持续增加，到2035达到峰值，此后将持续下降。2035年以前全社会一般能力总量未能随着劳动力供给规模的缩减而下降，重要原因是16～18周岁、19～22周岁、23～30周岁三个年龄段人口规模的峰值分别在2030年（5578万人）、2033年（7344万人）和2037年（14201万人），而这三个年龄段人口正是一般能力高峰阶段。[9]据此结果可以判断，尽管乡村迁移人口规模持续缩减已促使传统人口红利日渐式微，但由于16岁到30岁年轻劳动力人口规模仍将扩大，我国劳动力供给规模的持续下降，在未来10年还不会导致全社会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下降，人力资本红利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破解劳动力供给规模缩减和人力资本红利弱化对经济增长的制约，除加快生产与服务的自动化智能化进程、增强以机器替代人缓解劳动力供给不足制约外，根本途径在于加大人力资本开发投资，提升劳动力素质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从人的能力发展规律看，提升居民能力水平最重要的环节是早期教育，应高度重视并加强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发展素质教育，加强学前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为普及学前教育提供充裕的高素质师资队伍，尤其需要加大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育改革力度。同时需深化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改革，加快构建面向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为提升不同年龄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教育支持。
提升经济创新发展驱动能力，要求持续加大人才培育与研发投资力度。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取决于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等生产要素的规模及其优化配置状况，其中最为短缺要素的供给能力是决定潜在增长率水平的关键要素。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我国生产要素的供求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资本要素从早期的供给短缺转变为总量充裕，劳动力供给从供给过剩逐步转变为供给不足，技术进步模式则从2000年以前的技术引进为主转变为自主创新为主。因此，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技术进步，已成为决定我国未来经济潜在增长能力的关键。
在工业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通常会经历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转变历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已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但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改革开放后，通过利用外资、成套设备引进和技术进口等方式，我国将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引进国内并消化吸收，大幅提升了我国技术水平。这一技术进步体现在全员劳动生产率上，劳动生产率从1978年的0.092亿元／万人（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与从业人员规模比率）持续提高到2000年的0.388亿元／万人，22年间提高了3.23倍，年均增长6.78%。[10]随着我国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日益缩小，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难度日益加大，自主创新逐步成为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我国从2000年开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从国际专利合作组织（PCT）专利申请量来看，我国PCT专利申请量从2000年的782件大幅度提高到2024年的70071件，占全球PCT专利申请量的比例从2000年的0.84%提升到2024年的25.59%，且从2019年开始专利申请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申请量最多国家。[11]随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我国技术进步的速度也显著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从2000年的0.388亿元／万人提高到2024年的2.508亿元／万人，24年内提高6.46倍，年均增速8.09%。
我国技术进步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建立在大量研发投入和创新研发人才投入基础之上。2000年到2024年，我国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规模从895.7亿元增加到36326.8亿元，全时人员当量从92.2万人年增加到756.9万人年，分别增长40.56倍和8.21倍。大量的研发人才投入又是建立在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的基础上，我国高校研究生和本科生毕业生规模从2000年的5.88万人和49.56万人大幅度增加到2024年的108.4万人和511.96万人，分别增长18.45倍和110.33倍；教育经费支出从2000年的3849.08亿元增加到2024年的64595亿元，增长16.78倍。[12]
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特别是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后，需持续提升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驱动能力，以满足消费结构升级需求、提升消费增速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依靠技术进步创造新产品和推动产品升级换代。当前，人工智能、新材料技术、分子工程、石墨烯、虚拟现实、量子信息技术、可控核聚变等技术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能否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并在一系列技术上取得突破，不仅关系到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将决定未来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定位。我国在这一系列的新技术领域已取得重大进展，部分领域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但不少领域仍存在明显差距。在35个PCT专利分类行业中，2024年我国申请量超过美国的行业有电动机、视听技术、数字通信、半导体等19个，而精细有机化学、环保技术、高分子化学等16个行业仍落后于美国，其中制药、生物技术、医疗技术等6个行业的差距尤为显著，[13]即使在半导体这类专利申请量领先的领域，我国在光刻机等关键技术环节仍与国外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此类技术也成为美西方打压我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卡脖子”技术。
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亟需加强相关领域的研发投入和人才培育力度，强化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能力。提升创新发展能力，一方面，需深化科技创新管理体制与投融资机制改革，多渠道增加研发投入；另一方面，应加大创新人才培育力度，为一系列新技术创新发展提供充裕的人力支持。按照经合组织标准，当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美国的1.3倍、印度的5.5倍，庞大的创新人才资源是我国自主创新快速发展的资源优势。从人口发展的趋势看，2035年以前我国16岁到30岁的人口规模仍将处于规模扩大阶段，2045年前我国处于流体能力高峰期的23～30周岁人口规模仍将保持在1亿到1.5亿之间，未来20年我国创新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依然雄厚。[14]开发利用好这一资源，关键要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机制，深化教育体制综合改革，在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个环节为创新型人才提供良好的学习与发展环境，以科技创新需求为牵引，优化各级教育发展模式尤其是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自主培养水平和质量。
加大投资于人力度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着力点
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要也在提升，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切实解决好生育、教育、就业、收入、养老、医疗、社会救助与帮扶等领域的民生问题。
强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经济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客观现象。从不同产业看，传统产业增速下降幅度较大，而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则保持快速增长态势，这种产业间增速的分化格局，进一步引致不同行业就业群体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演变趋势。我国规模以上企业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工资持续快速增长，与全部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比率从2013年的1.38倍提高到2024年的1.45倍；商业和服务人员、生产与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办事员的工资与全部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比率持续下降，分别从2013年的0.86倍、0.88倍、1.02倍下降到2024年的0.76倍、0.77倍和0.91倍。[15]从不同群体看，低收入群体受到的冲击大于中高收入群体，前者就业岗位多集中于收入附加值较低的传统产业，或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的基础性工作岗位，在产业结构快速调整的转型发展阶段，其就业岗位的稳定性和收入水平面临较大的持续性压力；而后者通常就业于新兴产业，或稳定性较高的管理岗、专业技术岗位，收入水平随着产业附加值提升而增长。
不同群体收入增长的非均衡变化，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2008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491的高水平，2019年下降到0.465后又反弹到2020年的0.468，尽管政府持续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率从2019年的2.64倍下降到2024年的2.34倍，但全面反映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仅从2020年的0.468小幅度回落到2024年的0.465，这一数值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处于较高的水平，仅次于美国，高于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笔者研究发现，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仍存在一定差距，且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长期高于居民人力资本基尼系数，从成因机制来看，居民人力资本差距是基础性因素；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家庭人口结构与抚养比率差异，以及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经营性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是推动收入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中行业工资差距扩大，也是关键因素；财富积累的棘轮效应引致的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扶贫政策与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居民养老保障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待遇差距不断加大等问题，同样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因素。
收入分配差距不仅关系到收入分配公平和民生改善，也关乎社会和谐稳定。在收入快速增长时期，各群体收入的普遍提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收入差距变化引发的社会心态波动；而在收入增速稳步放缓的阶段，群体间收入的分化，更容易对社会心态产生影响。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将持续深化，经济增速阶段性放缓对不同群体收入水平带来的非均衡影响也将逐步显现。推进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收入分配公平，加大在收入分配领域“投资于人”的力度，一方面，应聚焦源头治理，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促进教育公平，缩小居民人力资本差距；另一方面，应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初次分配领域，建立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体制机制，既要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合理比重，也要重视并保护资本、技术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权益，确保各类生产要素均能依据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获得公平报酬，在保持效率优先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平，以保持经济增长创新发展的活力。在再分配领域，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方面的再分配功能，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缩小居民与职工保障待遇差距，强化社会救助兜底功能与兜底水平，完善失业保险等政策举措，发挥好再分配“提低、扩中、调高”的功能，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
平衡好巩固提升传统产业与发展新兴产业的关系。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多年来我国政府一直施行就业优先政策。随着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深化，我国就业结构也不断变化，其中尤为突出的一项特征，是第二产业就业人员规模和占比，在2012年达到23226万人和30.4%的峰值后趋于下降，到2024年降为21275万人和29%。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带来的行业结构性就业优化压力不断显现，随着制造业生产过程自动化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些制造业工作岗位被机器替代，导致部分制造业就业人员转岗转行。多数人员转移到电商物流、网约车等新兴服务业，据《财经》新媒体调查，2024年全国网约车持证司机有748.3万人，其中77%以上是从传统制造业等行业转型进入网约车领域。[16]还有不少农民工选择返乡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作。尽管这些新兴服务业的崛起成功吸纳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的结构性失业人员，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包括服务业和制造业在内，越来越多的岗位还会被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替代，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和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已成为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要持续高度关注的重要民生议题。
解决结构性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需要大力支持电商物流、网约车等新兴服务业的发展，也需要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提升失业人员适应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技能。但也要看到，人的能力发展有其客观规律，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流体能力在30岁以后会不断下降，人学习运用新技术、新技能的能力也不断下降，不少大龄劳动力即使经过短期技能培训，也难以在高新技术产业中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为解决这部分人员的就业问题，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支持县域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为返乡农民工和农村兼业劳动力提供了充裕的就业兜底保障。针对未来“机器换人”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应平衡好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关系，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采取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社保优待、用地配套、以工代赈等专项政策，支持在县域发展农产品加工、服装、电子、玩具、养老照护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激励县域企业为农村兼业劳动力、城镇结构性失业和回乡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为县域范围内就近就地吸纳劳动力就业提供兜底保障。
加快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我国人口规模缩减、少子化老龄化趋势，在影响经济发展的同时，正在改变代际的利益平衡关系。人口老龄化意味着社会老年抚养比持续上升，年轻人口的赡养负担将不断加重。笔者研究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升，老年抚养比也不断提高，按当前人口生育率、死亡率以及人口迁移的内在发展趋势估计，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从2020年的13.52%提高到2050年的32.46%和2075年的44.36%，老年抚养比（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将从2020年的19.74%提高到2050年的55.31%和2075年的89.04%，这意味着每个在职工作人员赡养老人的数量将从2020年的0.2人增加到2035年的0.36人、2050年的0.55人和2075年的0.89人，年轻人的养老负担将越来越重。[17]平衡好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亟待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质量与水平，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改革完善养老照护服务体系。
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从社会保障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以现收现付制为主体，即通过在职工作人员缴费，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待遇。当前，我国已基本实现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的全民覆盖，但不同地区、群体的保障水平差距依然较大；统筹层次也有待提升，实质性统筹仅到地市一级、以县级统筹为主。此外，受投资管理机制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投资收益率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社会保障体系的长期可持续性面临多方面挑战。为此，需针对人口老龄化持续发展的趋势，提前谋划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路径，从而稳步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
改革完善养老照护服务体系。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口规模持续加大，意味着老年照护服务需求也大幅度扩大。研究表明，随着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高龄化程度加深，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规模将由2020年的4564万人上升到2030年的6953万人、2050年的12606万人。这一群体规模的快速扩大，将引发老年照护服务需求激增，按照90%失能半失能老人由家庭照护、10%由机构照护估算，照护机构护工需求将由2020年的33.8万人增加到2030年的52.2万人和2050年的101万人。同时，生育率下降和社会流动性增强正在改变我国家庭人口规模与结构，家庭照护老人的能力正在下降。从人口普查数据看，我国每户家庭人口数已从1990年的3.96人大幅度下降到2000年的3.44人、2010年的3.11人和2020年的2.62人，不少家庭体系已成为四位老人、两位父母和一个孩子的“421”结构。随着生育率下降、家庭人口规模持续缩减，以及“421”家庭结构的普遍化，年轻一代赡养与照护负担显著加重，90%失能半失能老人由家庭照护的模式可能难以为继。从老年照护角度看，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既能减轻年轻人的照护负担，又能让老年人得到优质的照护服务，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须改革完善养老照护服务体系，不断提升社区、家政、养老机构和医疗护理机构提供照护服务的能力和水平，逐步将老年照护服务由家庭照护为主转向机构提供服务为主。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协调并进。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年1月20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辅相成，必须协调并进。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稳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8]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口规模与结构发生转变的结果。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民生不断改善，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基础，需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促进人口规模与结构均衡发展，不断提高人口素质。
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更加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促进人口规模与结构均衡发展。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在于引导生育水平稳步提升、平缓下行态势。实践表明，历次生育政策优化调整，均带动总和生育率出现阶段性回升，释放出积极信号。但从长期趋势看，生育率在短期回升后，仍逐步回归至既有发展轨迹，这说明，仅通过生育数量政策的优化，对生育水平的提振作用多体现为阶段性效应，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正向支撑。推动生育水平保持在适度区间，应实施以减轻生育养育负担为中心的更加积极的鼓励生育政策，建立健全涵盖生育、托育、养育、教育的全周期鼓励生育政策支持体系，包括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完善生育假制度、加强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儿童和家庭补贴制度、降低家庭教育负担、加强婚介与生育技术服务等。
顺应人口规模与结构发展趋势，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全面提升国民素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也是提升国民素质和人口质量的依托。由于人口结构的非均衡发展，我国不同学龄阶段人口规模呈现不同的发展特点，0～3岁人口规模在2020年以后进入下降状态；3～6岁学前教育阶段人口规模在2020年以后也持续下降，7～12岁小学年龄段人口规模在2024年达到峰值，2025年后将持续下降；12～15岁初中年龄段人口规模预计在2027年达到峰值，从2028年进入持续下降状态；16～18岁高中年龄段人口规模和19～22岁大学年龄段人口规模预计分别在2030年和2036年达到峰值。[19]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促进教育公平，要从源头抓起，根据不同学龄人口规模和城乡区域分布的发展趋势，优化调整教育资源的配置，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机制，加快补齐农村办学条件短板，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鼓励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入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在高等教育方面，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加快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在教育体制方面，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在教育公平上迈出更大步伐，更好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高校招生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力度，努力让广大学生健康快乐成长，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注释
[1]文中数据除特别说明外，均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24》《中国统计年鉴2025》数据，或根据年鉴提供数据计算得出。
[2]李建伟：《中国经济增长四十年回顾与展望》，《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
[3]《2025年主要发展目标任务顺利实现——来之不易成绩单彰显经济韧性活力》，2026年1月20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601/content_7055410.htm。
[4]李建伟：《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深层次关系》，《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16期。
[5][12]数据来源：WIND资讯中国宏观数据库。
[6][7][8][9][17][19]参见李建伟：《中国人口发展的趋势研判及其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改革》，2025年第8期。
[10]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提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数和从业人员数据计算得出。
[11][13]数据来源：WIND资讯全球宏观数据库。
[14]数据来源：根据不同年龄人口一般能力分值和人口结构模型预测人口规模计算得出。
[15]数据来源：根据WIND资讯中国宏观数据库提供各行业工资数据计算得出。
[16]鲁伟：《中年就业“避风港”：报告称超七成网约车司机系失业后转入》，2025年9月29日，https://news.caijingmobile.com/article/detail/556682。
[18]《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人民日报》，2026年1月21日，第1版。
责 编∕邓楚韵 美 编∕周群英
Promoting a Positive Cycl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by Strengthening Investment in People
Li Jianwei
Abstract: China's economy has shifted from a stage of high-speed growth to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th the driving effect of consumption on the economy being gradually enhanced and economic growth transforming from factor-driven to innovation-driven. Profound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scale and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social governance model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which objectively call for optimizing the propor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ment in people and investment in physical capital, so as to dri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release of consumption potential. At present, the prominent problem in advanc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mains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Investing in People", focusing on promoting fairness in income distribution, balancing the consolid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accelera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advanc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opulation, so as to push forward the coordinated progr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Keywords: investing in people,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development, livelihood secur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