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向“十五五”时期国家战略需求，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正从要素扩张迈向机制重构。我国在教育体系支撑能力、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协同推进的政策框架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奠定基础。但三大体系耦合程度仍偏低，协同效应尚未充分释放，其深层原因在于价值取向张力未有效调和、条块分割制约系统集成、宏观部署与微观运行存在差距。未来，应以学科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重构夯实供给，以产学研深度协同畅通转化链条，以体制机制系统重构提升治理效能，并以区域协同与全球链接拓展发展空间，推动三者由“并行推进”转向“深度耦合”，加快形成良性循环格局。
【关键词】教育科技人才 协同机制 国家创新体系 体制机制
【中图分类号】G521/G3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3.011
【作者简介】蔡三发，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科技教育与创新管理，主要著作有《美国高等教育战略规划与质量提升》（编著）、《制造服务化决策、实施与控制》（合著）、《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实践创新、运行机制与可持续发展》（论文）等。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机制。”[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2]这一系列重大部署，表明国家对教育、科技、人才关系的认识，已从三者并行、协同发力，深化为以系统集成和机制重构为核心的一体推进。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承前启后的关键窗口期，系统梳理我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现实基础，深入分析其内在特征与深层矛盾，进而明确未来一体发展推进的关键突破方向，对于加快构建良性互动的创新生态系统、夯实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基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现实基础
在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协同推进的背景下，我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已取得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阶段成就，三大领域在规模基础、能力水平和制度框架等方面实现同步跃升，为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教育体系规模优势持续巩固，对科技创新和人才供给的基础支撑能力显著增强。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2012年的30%，提高到2024年的60.80%，进入普及化阶段，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稳定的人才“蓄水池”。研究生教育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在学研究生规模达到409.5万人，其中理工农医类研究生占比保持在六成左右，科技创新的支撑能力得到进一步强化。“双一流”建设深入推进，147所建设高校和学科在前沿学科布局、交叉学科建设和重大科研任务承载方面发挥骨干作用，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能力显著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加速跃升，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初步成型。近年来，我国研发投入强度持续提高，根据《202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数据，2024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总量达到3.6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从投入强度看，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与GDP之比）达到2.68%，在全球位列第十二位，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2.11%），接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2.73%）。[3]国家实验室体系加快构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新型研发机构不断涌现，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协同程度逐步提升。在量子信息、深空探测、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我国取得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日益凸显。这一过程中，高水平大学逐渐成为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任务的重要承担者，教育与科技的关联度明显增强。
科技人才队伍规模稳步扩大，人才发展环境持续改善。我国科技人才总量持续增长，已形成以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主体、企业研发人员为重要支撑的多层次科技人才队伍。从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看，“十四五”时期，我国基础研究人才队伍由2021年的47.2万人年，增长到2023年的57.5万人年，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从高层次科技人才数量看，2024年，我国高被引科学家数量达到1405人次，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45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项目负责人的比例为43.3%。[4]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和青年人才支持计划持续实施，科研人员评价制度改革和“破五唯”政策稳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逐步完善。
教育、科技、人才协同推进的政策框架和制度探索不断深化。在国家层面，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被系统纳入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一体统筹推进的政策导向更加明确。《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机制，为制度创新提供顶层指引。在地方和高校层面，围绕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协同育人等方向，形成一批制度探索和实践样本，一些区域和高校在联合培养、协同攻关和成果转化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为推动一体发展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主要挑战
我国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已进入由要素驱动向系统驱动转型的关键阶段，但三大体系之间的耦合程度仍然偏低，协同效应尚未充分释放。相关研究基于“双一流”高校样本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双一流”高校建设与科技人才协同发展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整体仍处于有待深化的提升阶段。[5]一体发展在实践层面呈现出若干结构性堵点。
教育供给与科技产业需求存在一定错位，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能力仍显不足。从教育端看，教育体系的“慢变量”特性，与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快变量”需求之间形成明显张力。学科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更新和人才培养模式调整，整体上难以同步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节奏，导致人才供给结构与创新链需求存在错位。一些高校在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的布局相对滞后，未能及时将科技界和产业界的关键问题有效转化为育人内容，拔尖创新人才和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供给不足。同时，高等教育内部长期沿袭的学科化、院系制管理模式，客观上制约跨学科、跨领域人才培养机制的形成。这种组织和制度结构，难以与当代科技创新日益显著的多学科交叉、系统集成特征相适应，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教育体系对前沿科技和新兴产业的引领能力。
科研成果产出规模扩大，但转化效能与产业牵引力有待提升。从科技端看，我国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已取得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科研论文和专利数量持续增长，但高校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整体效能仍然偏低。科研活动在相当程度上仍以学术产出为主导，科研选题与产业痛点之间缺乏稳定、高效的对接机制，导致部分成果停留在实验阶段，难以形成对产业升级的持续支撑。与此同时，产学研协同多停留在项目合作层面，缺乏贯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工程化、产业化的系统平台和风险共担机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高校与企业在组织文化、评价标准和利益分配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创新链与产业链有待进一步贯通。
科技人才总量持续增长，但人均研发人才密度偏低、存在结构性短缺。从人才端看，我国科技人才规模不断扩大，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但在结构上仍存在短板。一方面，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和复合型创新人才供给不足，难以完全适应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面向重大现实问题和前沿领域的基础研究人才储备相对薄弱，一定程度上制约原始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此外，研发人力资源投入强度与国际主要创新型国家相比仍有不足，2023年，我国每百万居民中研究人员全时当量为2107人年（不含港澳台地区），而日本为5608人年，韩国为9471人年，德国为5926人年，法国为5368人年。[6]
协同育人与人才流动机制不畅，创新资源转化为培养能力受限。在教育、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协同育人和人才流动机制仍显不畅。新型科研机构和国家级科研平台在科技创新方面资源集聚，但其参与系统性人才培养的制度空间有限，科研优势难以充分转化为育人优势。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在知识产权归属、成果收益分配和人员流动等方面，缺乏清晰、稳定的制度安排，协同创新的内生动力不足。在微观层面，校企合作和联合培养部分呈现项目碎片化、合作周期短等特征，难以支撑长期稳定的人才培养和技术攻关任务。这种协同机制不畅的问题，使得教育、科技、人才之间虽具备要素集聚基础，但尚未形成高效联动、相互促进的一体运行格局。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不畅的深层逻辑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进缓慢，并非单一领域改革滞后所致，而是多重结构性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从更深层次看，其根源不在于资源不足或政策缺位，而在于三大体系在价值取向、体制机制和行动逻辑上尚未得到有效整合。这种情况在一定阶段内具有合理性，但在创新驱动发展进入系统竞争新阶段后，逐渐演化为制约一体发展的关键障碍。
公平、效率与竞争之间的张力尚未有效调和。从价值取向看，教育、科技和人才三大领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相对稳定但彼此存在差异的价值逻辑。教育强调公平性与育人本位，注重公共属性、长期投入和整体发展，追求机会均等与能力培育的广覆盖；科技强调创新效率和成果导向，注重突破性进展与技术转化，价值取向偏重效率优先和工具理性；人才体系则聚焦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强调竞争性激励和战略储备，追求人才效能的最大化释放。
这种价值取向上的内在张力，在协同推进初期并未构成突出矛盾，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分工协作的稳定格局。然而，随着科技创新由单点突破转向系统竞争，创新活动对人才培养的前置性、对教育供给的牵引性显著增强，原有价值逻辑表现出适应性不足。一方面，教育体系在强调公平和稳定的同时，对前沿科技和新兴产业的快速响应能力不足；另一方面，科技和人才政策在强调效率和竞争的过程中，容易忽视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的长期性要求。
由此，三大体系在资源配置、制度设计和评价标准上难以形成一致导向，进而导致协同推进过程中目标分散、激励不对称、责任边界模糊。一体发展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叠加教育、科技和人才政策，而在于通过制度设计重塑共同价值基础，使公平导向、效率追求和竞争机制在更高层级上实现协调统一。
现有治理结构一定程度上制约系统集成。在体制层面，教育、科技和人才工作长期沿袭相对独立的治理体系，协同不足。教育、科技、组织人事等部门分别承担相应职能，在政策制定、资源配置和执行路径上各有侧重，但跨领域统筹机制相对薄弱。这种治理结构在分工明确、目标相对单一的发展阶段具有一定效率优势，但在强调系统协同和整体效能的一体发展阶段，其弊端日益凸显。
具体来看，教育政策更多围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规模和教育质量展开；科技政策聚焦科研项目、平台建设和成果产出；人才政策则侧重引进、评价和激励机制。三者在政策目标和工具选择上缺乏有效衔接，导致同一创新目标在不同政策体系中被拆解为若干相互独立的任务单元，难以形成合力。在实际运行中，创新资源呈分散配置状态，创新链条在部门边界处衔接存在堵点，教育、科技和人才要素难以实现顺畅流动和协同配置。
此外，组织体系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协同成本较高，也削弱跨部门协同的现实可行性。尽管在国家层面通过设立协调机制、交叉任职等方式强化统筹，但在具体政策落地和资源使用环节，部门本位逻辑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制约一体发展改革的制度深度和执行效能。
宏观设计与微观运行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从行动逻辑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在宏观层面已形成较为清晰的战略部署，但在中观制度安排和微观实践层面，协同推进仍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落地难”问题。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往往难以在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具体组织中转化为稳定、可操作的制度安排，导致一体发展改革在实践中呈现碎片化推进的状态。在中观层面，课程体系、科研管理制度和人才评价机制之间缺乏系统协同，不同改革举措在实施过程中容易出现节奏不一、方向偏移的问题。在微观层面，具体主体的行为逻辑差异加大协同难度。教育部门更关注培养质量和规范运行；科研系统侧重项目完成和成果指标；组织人事体系强调职位评价和短期绩效；高校关注排名和评估结果；企业则以市场回报和效率为首要目标。多方主体目标取向的差异性，使得一体发展改革在具体执行中缺乏稳定的激励基础。
这种宏观、中观、微观之间的差距，不仅削弱政策协同的整体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顶层设计的权威性和约束力。如果缺乏能够贯通不同层级的制度工具和治理机制，一体发展容易停留在理念倡导和政策叠加层面，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制度优势。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主要突破方向
面向“十五五”时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正从理念共识迈向制度定型的关键阶段。破解当前一体发展推进中的结构性障碍，不能依赖单点改革或局部修补，而需要围绕创新体系运行的关键环节，找准能够撬动整体协同的突破方向，通过系统性制度重构，推动教育、科技、人才由“并行推进”转向“深度耦合”。
以学科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重构为源头突破，夯实一体发展的基础供给。教育是科技和人才的根基，一体发展的首要突破口在于增强教育体系对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的前瞻性回应能力。当前，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求之间仍存在一定错位，亟需通过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的系统重构，提升教育端对创新体系的基础支撑力。
一方面，应以国家战略需求和未来产业图谱为牵引，建立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推动学科布局由“惯性扩张”向“战略引导”转变。通过强化理工农医学科和交叉学科建设，压缩与经济社会发展关联度较低、就业吸纳能力有限的专业规模，引导高校特别是地方本科院校优化学科结构，提升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大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在“双一流”建设高校中率先推进学科内涵重塑和交叉融合，围绕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先进制造等领域，构建“基础学科夯实、交叉领域拓展、应用场景牵引”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
同时，有必要深化科研评价与人才培养评价改革，推动评价体系由单一成果导向，向分类分层、多维综合导向转型。通过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交叉研究设置差异化评价标准，引导高校科研和育人活动更加紧密对接国家战略与产业需求，为一体发展提供稳定的人才和知识供给。
以产学研深度协同为关键突破，畅通教育、科技与产业之间的转化链条。科技创新成果能否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检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志。从实践看，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偏低、产学研合作碎片化，仍是制约一体发展的短板。破解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构建稳定、高效的产学研协同机制，使教育、科技和产业在组织层面形成长期合作关系。
应以重大科技任务和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为牵引，推动“企业命题、高校解题、联合育人”的组织化科研模式。通过建立跨学科、跨高校、跨行业的协同创新联盟，引导高校科研选题与产业技术需求深度对接，形成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化、产业化的连续创新链条。同时，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环境，强化技术转移机构和专业化中介力量建设，提升科研成果的市场识别能力和转化效率。
促进“教科人”生态系统协同，打造以真实工业场景为驱动的人才自主培养模式。[7]可以鼓励高校实施“问题导向、任务驱动”的本科人才培养试点。在培养路径上，突破以往以“学科培养、统一授课、学分积累、绩点考核、毕业论文”为主要方式的传统本科人才培养模式。试点班以“问题导向、任务驱动”为核心机制，产教融合，由企业前沿专家与校内导师联合建立任务库，将相关跨学科研究、真实问题求解、产品或工具原型等可核验成果作为主要评价依据，探索“任务、成果、贡献”导向的毕业认定与学位评定，推动人才培养评价从“量化分数”转向“实际贡献”，以此来解决复合交叉型人才培养问题。
以体制机制系统重构为根本突破，提升一体发展推进的治理效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深层瓶颈，集中体现为体制机制层面的协同不足。取得实质性突破，关键不在于单项政策叠加，而在于通过制度重构，推动治理逻辑由“部门分治”向“系统协同”转型，在更高层级上实现政策目标、资源配置与实施路径的统一。
一方面，应强化顶层统筹与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目标和重大科技任务，探索建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的常态化协调机制，在规划制定、项目布局、资源配置和绩效评估等环节，实行一体设计和协同决策，避免政策碎片化和部门间“各管一段”的问题。通过明确牵头部门和责任分工，强化协同议事规则和责任约束机制，推动跨部门政策由“会签式协同”向“共同负责式协同”转变。
另一方面，应以制度工具贯通教育、科技、人才政策执行链条。针对当前政策执行效果存在差距的问题，有必要在项目管理、经费使用和人员流动等关键环节推进制度衔接。例如，在重大科研项目中，同步嵌入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要求，将研究生培养、青年人才成长与科研任务有机结合；在经费管理上，探索教育经费、科研经费和人才经费统筹使用的机制，提高资金配置的整体效率和战略指向性；在人员管理上，完善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双向流动和多方聘用制度，降低跨体制流动的制度成本。
同时，应加快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成效评价体系。评价导向是牵引一体发展的关键“指挥棒”，需要由单一成果评价转向协同效能评价。可将协同程度、融合质量、长期影响等指标，纳入地方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考核体系，重点考察教育供给对科技创新的支撑度、科技成果对人才培养的反哺度，以及人才政策对创新体系的整体贡献度。通过科学评价，引导各类主体由“各自达标”转向“协同增效”，形成推进一体发展的内生动力。
以重点区域协同与全球链接为外部突破，拓展一体发展的空间维度。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和创新资源高度流动的背景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不仅是国内制度整合的问题，也日益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属性和开放特征。拓展一体发展的空间维度，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重要外部支撑。
在国内层面，应以重点区域为支点，推动区域内教育、科技、人才要素的系统协同配置。围绕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创新基础较好的区域，探索建立跨行政区的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机制，推动高校布局、科研平台建设、重大项目实施和人才政策在区域层面统筹协调。创新高地建设不能仅依赖单个高校或科研平台的“点状突破”，而应通过区域内高校学科结构的协同配置，形成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学科体系网络。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求，引导区域内高校在基础学科、关键共性技术学科和交叉前沿领域，形成梯度布局和功能分化，避免同质化扩张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同时，应以创新高地建设为牵引，促进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与区域科技创新体系、产业体系的深度耦合。通过推动高校深度参与区域重大科技项目、产业技术攻关和创新平台建设，将学科发展嵌入区域创新链和产业链之中，使学科布局既能够服务国家战略，也可以回应区域现实需求。特别是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区域，应依托高水平大学集群优势，构建跨校、跨区域的学科联盟和联合科研平台，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能力。
在国际层面，应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置于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框架中加以推进。一方面，通过深化国际科技合作与联合培养机制，吸纳全球优质教育资源、科研资源和高层次人才，提升我国创新体系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嵌入度。另一方面，应更加注重制度型开放，在科研规则、学术评价、人才使用和成果认定等方面，加强与国际通行规则的衔接，为国际人才和创新资源在华长期发展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此外，还应统筹安全与开放的关系，在关键核心领域和战略敏感领域，构建分层分类的国际合作机制。在确保科技安全和人才安全的前提下，有选择、有重点地推进高水平国际合作，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科技人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和制度影响力。
结语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是“十五五”时期我国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重要部署要求。从并行推进到系统集成，从要素叠加到机制重构，一体发展正在成为塑造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制度形态。从长远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目标，不仅在于提升创新效率，更在于构建能够持续孕育创新、稳定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良性生态。这一生态既需要教育体系夯实创新根基，又需要科技体系强化突破能力，还需要人才体系激发创造活力。唯有在更高层级上实现价值逻辑的协调、体制机制的贯通和行动层级的协同，才能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形成相互支撑、彼此赋能的整体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持久而坚实的创新动力。
注释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2025年1月19日，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846/202502/content_7002799.html。
[2]《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2025年10月23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10/content_7045444.htm?siteId=tianjin。
[3]《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师张启龙解读相关数据》，2025年1月23日，https://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501/t20250123_1958422.html。
[4]《图表：研发人员总量世界第一！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再夯实》，2025年10月14日，https://www.gov.cn/zhengce/jiedu/tujie/202510/content_7044406.htm。
[5]姚昊、陈卓、蔡三发：《“双一流”高校建设与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对省域创新体系效能的影响》，《教育发展研究》，2025年第13～14期。
[6]数据来源：UIS Data Browser, http://data.uis.unesco.org/。
[7]张炜、林永春、徐沛鋆：《协同理论视野下研究型大学科教协同育人模式构建研究》，《现代教育管理》，2025年第11期。
Advanc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to Enhance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Cai Sanfa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national strategic demands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is shifting from factor expansion toward mechanism restructuring. China has made notable progress in strengthening the supportive capacity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building strateg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expanding the talent pool, and improving policy frameworks for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thereby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enhancing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However, the degree of coupling among the three systems remains relatively low, and synergistic effects have yet to be fully realized. These challenges stem from unresolved tensions in value orientations, fragmented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at constrain system integration, and discontinuities between macro-level planning and micro-level implementation. This study suggests consolidating the supply base through the restructuring of disciplinary systems and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s, smoothing transformation chains through deep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on, enhancing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via systemic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expanding development space through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global connectivity. Such efforts can promote a shift from parallel advancement to deep coupling, thereby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a virtuous cycle.
Keywords: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责 编∕李思琪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