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互为支撑、循序渐进的演进和赋能过程，只有把教育科技人才作为“最大创新资源”，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才能有效开辟发展新格局、新领域、新赛道。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的要义，在于通过规划“一体衔接”、主体“一体融合”、资源“一体统筹”与评价“一体联动”，构建要素畅通、主体协同、制度适配，服务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为此，需确立以统筹为核心、以改革为动力、以评价为导向的实施路线图，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形成“教育培养人才、人才驱动科技、科技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科技创新 政策协同 创新资源
【中图分类号】C9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3.010
【作者简介】侯万军，浙江大学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北京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科技创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主要著作有《科教发展评论（第十二辑）》《论政府经济管理能力》等。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历史性交汇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1]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应深刻认识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是赢得国际战略主动、适应科技融合跃迁、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三重必然逻辑所在。为此，必须坚持以“一体规划”为逻辑起点，以“一体改革”为根本动力，以“一体发展”为最终目标，通过构建高效的统筹机制、打破行政壁垒的资源配置模式、建立价值导向一致的评价体系，加快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这既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应对大国系统性博弈新态势、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的坚实根基。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是因应时代发展的必然战略抉择
立足“十五五”时期新的历史方位，单纯依靠教育、科技、人才某一领域的单线突进，难以适应大国博弈的新态势，更无法满足新质生产力对创新要素跨界深度融合的迫切要求。深刻理解“为什么要一体发展”，必须跳出固有思维局限，从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根基、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三个维度，厘清其背后的必然性与紧迫性。
“一体发展”是赢得发展主动权的关键所在。“一体发展”是应对国际博弈核心场域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对抗”的战略需要。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科技制高点与人才资源的争夺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场域。世界主要大国多数通过立法和国家战略强化教育、科技、产业的系统性布局，科技实力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组成，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则是提升科技实力的有效路径。“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传统的创新模式因难以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很难使我国在激烈国际竞争中保持战略主动。鉴于此，唯有系统性整合教育的基础支撑、科技的创新动能、人才的战略引领，形成“教育培养人才、人才驱动科技、科技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2]才能在全球创新版图中开辟新赛道、塑造新优势。此外，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亟须构建自主可控的内生动力循环。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及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风险，必须坚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点。只有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才能形成“人才自主培养—基础研究突破—关键技术攻关”的良性循环，打牢自主可控的发展底座。
“一体发展”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范式从“线性演进”转向“融合跃迁”的内在要求。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科研范式发生革命性变化，打破学科与行业的物理界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3]这种趋势要求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实现教育培养与科研实践的深度融合，促进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创新。同时，技术更新迭代周期缩短，逐步实现全链条“并联式”推进。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周期大幅压缩，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不再是简单的接力关系，而是相互渗透的互嵌关系。只有“一体发展”，才能适应“科学—技术—产业”互促共进的加速循环规律，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此外，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推动科研与育人形态深度重塑。随着“人工智能＋”行动的广泛开展，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步伐加快。[4]这就要求实现教育体系超前响应，科技创新深度融入，人才培养精准匹配，通过“一体发展”实现在数智时代的“新赛道超车”。
“一体发展”是支撑强国建设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必然路径。当前，传统的“人口红利”逐步减弱，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转向由教育科技人才共同支撑的“创新红利”。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程度直接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幅度，是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核心动力。“一体发展”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基石。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思想理念一致、使命任务统一、价值追求同向。[5]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既同根同源、又同轨同向，既互为支撑、又互为因果，只有“一体发展”，才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强大的科技与人才支撑。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通过“一体发展”打通科技创新的断点堵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可控，为新发展格局提供关键动力。
“一体发展”是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根基的关键支撑。“一体发展”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要求创新要素的“新型结合”。“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6]教育培育新质劳动者，科技创造新质劳动资料，二者有机结合拓展新质劳动对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契合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内在逻辑，将形成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倍增效应”。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主要依靠高素质劳动者、前沿科技创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深度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作为“最大创新资源”[7]，需通过“一体发展”形成创新合力，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归根结底要靠人才。必须通过“一体发展”机制，将科技创新的“变量”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增量”，将人才资源的“势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动能”。
“一体发展”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亟需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当前，我国发展实践中存在的“产业需求旺盛但人才供给错位”，“科研成果丰硕但转化率不高”等问题，根源在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存在脱节。“一体发展”可有效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科研布局优化，破解要素协同难题。应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一体发展”推动高校交叉学科发展和科研院所研究方向交叉融合，确保创新资源供给精准对接集成电路、工业母机、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链需求。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地位，需要在“一体发展格局”中进一步确立。要通过“一体发展”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使其在“出题”“答题”和“阅卷”中发挥主导作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的渠道。
“一体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高质量发展要求教育科技人才发挥全方位的支撑引领作用。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这离不开高精尖的技术突破、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教育科技人才体系，三者缺一不可。人口高质量发展需要教育与科技的双重赋能。通过教育科技赋能，提升人口整体素质，将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人才质量优势，既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又能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8]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同样需要依托教育科技赋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教育公平和科技普惠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一体发展”有助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和就业质量，从而提高居民收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一体发展”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内在要求。“一体发展”可破解“条块分明”与“各成体系”的体制机制弊端。长期以来，教育、科技、人才相关管理工作大多分属不同行政部门，这种管理模式下，易出现政策目标衔接不够紧密、资源配置统筹性有待提升、评价标准缺乏统一衔接等问题。以行政层级和部门管理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客观上存在一定的“部门壁垒”，不利于人才、知识、技术的自由流动。亟待通过一体发展，摒弃各自为政的思维定式，全面提升“最大创新资源”的系统契合度、供需匹配度、产业支撑度、发展贡献度。[9]此外，各部门政策若缺乏顶层统筹和协同设计，即便单项政策本身科学合理，叠加实施时也可能出现衔接不畅、政策效应相互制约等情况，难以形成治理合力。构建“一体发展格局”要求建立政策一致性评估机制，确保各领域政策同向发力，同频共振。
“一体发展”是完善新型举国体制与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迫切需要。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高低，取决于各创新要素的耦合协同程度，当前我国创新体系中仍存在科研力量分散、主体协同不足等突出问题[10]，唯有通过“一体发展”，才能统筹调配各类科技力量与创新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来看，重点领域技术攻关涵盖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工程应用等多个环节，具有跨部门、跨主体协同属性，仅依靠单一部门无法完成全链条突破，这也决定了“一体发展”是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与此同时，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需要通过“一体发展”实现高效转化。新型举国体制要求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内统筹各类创新要素[11]，而“一体发展”能够有效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各方力量，构建协同攻关的创新模式，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创新效能。
“一体发展”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教育科技人才要素市场化配置是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身份、地域等方面的限制仍在一定程度上对要素自由流动形成阻碍。必须通过“一体发展”破除教育科技人才领域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另一方面，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导致创新资源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有效配置。“一体发展”要求建立统一规范的技术交易市场和人才市场，有效促进创新要素在区域间合理有序流动。此外，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不仅是物流和资金流的畅通，更是知识流、技术流和人才流的畅通。“一体发展”有助于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与良性循环。[12]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的主要判断依据
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并非教育、科技、人才三大系统的简单叠加，而是一场涉及要素重组、流程再造与功能重塑的深刻变革。要科学界定这一格局是否基本形成，必须深入治理体系的微观机理，从政策规划的衔接、主体功能的融合、资源配置的统筹以及评价激励的联动四个关键维度进行系统审视，从而清晰描绘“一体发展”的目标图景与实践标准。
在政策规划上，是否实现“一体衔接”与战略同频。政策规划是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顶层设计与行动纲领，是保障各项部署协同推进、落地见效的重要依据。
是否实现战略目标和政策举措的系统集成与高度一致。应强化国家战略的统摄性与顶层设计的刚性约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必须置于国家中长期战略的框架下，“十五五”时期要确保教育、科技、人才三大领域的专项规划在指导思想、任务部署上与国家战略同向同行，实现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目标的有机融合，确保教育、科技、人才政策目标同向、措施互补、效能叠加。应推动实现规划周期的时序同步与节奏协同。“一体发展”要求教育的人才培养周期、科技的创新周期与产业的迭代周期实现精准匹配。这就要求改变过去部分相关领域存在的协同程度不足的局面，确保在时间维度上，人才储备能超前响应科技需求，科技突破能及时支撑产业升级。应聚焦全球竞争的战略制高点进行统一筹划。面对国际竞争的新形势，教育科技人才等相关规划必须统筹推进。例如，针对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规划应包括从基础学科布局、关键技术攻关到高端人才引进的全链条部署，[13]推动形成国家竞争力的系统优势。
是否实现规划体系的纵横贯通与有机嵌入。应在纵向上实现国家战略向地方发展的有效传导。国家级的“一体规划”应坚持“一张蓝图、一套规范”，通过具有约束力的指标体系、导向性的政策举措与差异化的分类指导，确保国家战略意图在地方层面因地制宜地全面落地与高效转化。应在横向上实现产业规划与要素规划的深度耦合。产业发展规划不能脱离人才规划和科技规划，教育科技人才规划不能脱离产业需求，需建立产业规划与教育科技人才规划的“互嵌”机制，形成“相互支撑、相互赋能”的规划生态。应建立跨部门的联合编制与审议机制。检验规划是否“一体”的核心标志，在于是否打破部门界限，成立高层次的协调机构负责规划的联合编制与审议，从源头上解决政策碎片化问题。
是否实现规划布局的前瞻预判与风险防控。应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一体发展格局”要求规划具有跨越周期的视野，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提前进行学科设置、实验室建设和人才梯队储备。应系统构建国家安全与风险防控体系。在规划层面统筹发展和安全，将科技安全、人才安全、数据安全等纳入“一体规划”考量，构建自主可控的教育知识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应建立动态监测与规划调整机制。面对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一体规划”应具备适度灵活性，要通过建立跨部门的监测评估机制，及时调整规划重点和资源投向，确保其始终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
在主体功能上，是否实现“一体融合”与生态共生。主体功能是各类创新主体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进程中所肩负的职责定位，关乎创新生态的运行效能与发展活力。
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与核心功能是否得到强化。应确立企业在创新决策与资源配置中的主导权。企业不仅是技术应用的主体，更应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的主体，这意味着企业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不仅要主动“出题”也要牵头“答题”。应支持企业牵头组建体系化的创新联合体。鼓励领军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协同攻关机制。应推动企业深度参与人才自主培养全过程。坚持以用为本，加快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通过企业育人、共建现代产业学院等方式，让企业将产业前沿需求融入高校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方案，实现工程教育与产业实践的无缝对接。
是否推动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功能完善与科研组织方式革新。应优化学科布局以适应产业变革需求。高校应根据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动态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提升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应开展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的有组织科研。高校和科研院所要打破“小作坊”式的科研模式，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整合优势力量进行建制化攻关，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运用能力，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14]应建立开放共享的科研设施与平台体系。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大型仪器设备应向企业和社会开放，让更多中小企业和科研机构共享，以切实降低全社会创新成本，提高创新效率。
是否构建跨界融合的创新生态与协同文化。应打造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物理载体。建设集教育、科研、产业功能于一体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家级大学科技园或产业创新高地，促进各类创新主体在空间上集聚与互动。应建立人才跨主体顺畅流动的“旋转门”机制。打破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的身份壁垒，探索科研人员兼职兼薪、离岗创业等制度，促进知识和技术在不同主体间的高效流转与转化应用。应培育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融合文化。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教育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等，营造跨界合作、开放包容的创新氛围，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提供良好的创新土壤。
在资源配置上，是否实现“一体统筹”与高效聚合。资源配置是对教育、科技、人才领域内资金、人才、平台、数据等各类创新要素的统筹调配与优化组合，是提升“一体发展”效能的关键支撑。
是否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资源跨部门跨区域统筹。应建立跨部门的资源调配与整合机制。突破“钱随部门走、人随单位走”的固化模式，建立统一的资源配置平台，将分散在教育、科技、人才等部门的资金、项目、基地等资源进行统筹整合。应统一重大创新平台的建设标准与管理规范。对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各类平台进行体系化梳理，建设标准衔接、分类评价和差异化政策的管理体系。应促进创新数据要素的互通共享与价值释放。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推动科研数据、人才数据、产业数据汇聚融合，使各类创新数据要素成为科技创新的“倍增器”。
是否发挥市场机制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应建立统一开放的技术要素与人才要素市场。完善技术交易市场和人才人力资源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发现价格、调节供需，促进技术成果转化和人才合理流动。应引导金融资本向创新链前端延伸。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创业投资，通过政府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形成覆盖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多元化投入机制。应推动创新资源向优质创新主体集聚。通过竞争性机制，让创新资源更多流向创新能力强、转化效率高的企业和科研机构，提高资源配置的产出效益。
是否集中优势资源，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应完善新型举国体制下的资源集中配置模式。聚焦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采取超常规措施调配人才、资金和政策资源，确保攻关任务顺利完成。应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稳定支持。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建立长期稳定的支持机制，让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能够心无旁骛地进行探索性研究。应构建青年战略人才的专项支持体系。针对青年战略科学家、青年科技领军人才、青年卓越工程师等关键青年群体，实施专项培养和支持计划，在科研经费、生活保障等方面给予倾斜。
在评价激励上，是否实现“一体联动”与价值认同。评价激励是校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方向、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活力的最重要导向与制度保障。
是否确立以创新价值与实际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应坚决破除“五唯”倾向的体制机制障碍。改革单纯以论文、职称、学历、奖项、分数为指标的评价体系，树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核心的综合性、差异化评价导向，持续矫正评价“指挥棒”偏差问题。应将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为评价的最高标准。在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中，将是否解决国家重大急需、是否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否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和决定性衡量标准。应建立长周期与过程性评价相结合的机制。针对基础研究、技术攻关等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探索实施长周期评价、国际同行评价、用户评价等多元化评价方式，鼓励潜心研究和持续攻关。
是否构建分类科学与标准统一的评价体系。应实施基于不同创新规律的分类评价。对基础研究人才侧重评价原创性贡献，对应用研究人才侧重评价技术突破和市场效益，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侧重评价思想理论贡献，实现“干什么就评什么”的精准评价导向。应制定跨系统互认的通用评价标准。建立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的人才评价标准互认机制，解决因身份差异等因素造成的评价壁垒，为畅通人才流动提供制度保障。应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与激励机制。健全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提高科研人员在成果转化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激发创新内生动力。
是否实现评价结果在不同领域的联动应用。应推动评价结果在资源配置中的刚性运用。将评价结果作为财政资金分配、项目立项、基地建设的重要依据，形成“优胜劣汰、奖优罚劣”的资源配置机制。应建立人才评价与职称评聘、薪酬待遇的联动机制。打通人才评价与使用的“最后一公里”，确保高水平创新人才在职称晋升、薪酬待遇等方面得到相应的政策倾斜。应强化评价结果对政策调整的反馈作用。建立评价结果反馈机制，根据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调整完善相关政策，形成“评价－反馈－改进”的政策优化迭代机制。
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的关键路径与举措
把“一体发展”的战略蓝图转化为“一体推进”的生动实践，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找准关键环节和发展路径，久久为功，坚持不懈。当前，制约“一体发展”格局形成的主要矛盾在于体制机制的“碎片化”与创新要素流动的“滞后性”。[15]应坚持以“一体规划”强化顶层设计的刚性约束，以“一体改革”破除阻碍融合的体制壁垒，以“一体评价”树立导向一致的制度标尺，通过这三大核心路径的协同发力，构建起权威高效、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
以“一体规划”为引领，构建权威高效的顶层设计体系。重塑组织架构，优化统筹协调机制。在中央层面设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领导小组，负责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同时建立部门会商机制，促进跨部门调动资源、协调政策，破除部门本位主义，凝聚各方工作合力。建立跨部门的规划编制与政策审议常态化机制。在编制各类专项规划时，实行联合编制、联合报批。凡涉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的重大政策，须经过跨部门统筹机构的合法性审查和一致性评估，避免政策碎片化，防范政策间衔接不畅、相互制约的情况。完善央地协同的纵向传导与执行机制。明确中央与地方在教育科技人才建设中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建立上下贯通的执行链条。支持地方结合自身禀赋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确保国家战略意图在基层精准化、差异化落地。
锚定国家战略，实现规划任务的科学分工与深度融合。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体规划”的主线。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全链条需求，统筹部署学科专业体系、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在规划中明确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生物制造等重点产业链的“人才地图”和“技术图谱”。实施“任务牵引型”的规划项目布局。改变过去各领域“分头列项目”的做法，围绕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设立“一体发展”项目包。每个项目包均涵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平台建设等内容，实行全要素一体配置。强化规划对资源配置的刚性约束作用。确立“规划定方向、资金随规划走”的原则，将“一体规划”作为财政资金预算安排、重大项目立项审批的前置条件，确保资源投向与规划目标高度一致。
强化监测评估，建立动态调整的闭环系统。建立科学的“一体发展”监测指标体系。设计涵盖教育质量、科技产出、人才效能、产业贡献等多维度的监测指标，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客观评估。开展规划实施的中期评估与动态调整。依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和监测评估结果，及时调整规划重点和任务安排。特别是在面对突发性技术变革时，应启动快速响应机制，对规划进行适应性修订。完善规划落实的监督问责机制。将“一体规划”落实情况纳入各级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对落实不力、协作配合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问责，确保规划落地见效。
以“一体改革”为动力，破除制约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资源配置改革，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推行“平台＋项目＋人才”的资源一体配置模式。提升资源投入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依托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平台，打包支持人才计划、科技项目、建设资金，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建立跨部门的科研经费统筹使用机制。探索在重大科研任务中实行经费“包干制”和跨部门统筹使用，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支配自主权，解决经费管理管控过严、灵活性不足的问题。完善多元化、可持续的投入保障机制。落实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比重的要求，健全政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通过税收优惠、风险补偿等政策，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加大对教育科技人才的投入。
激发创新主体活力，构建协同创新生态。深入推进高校和科研院所分类改革。支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推动应用型高校和技能型院校深化产教融合，支撑产业科技创新，主动对接服务区域重大战略。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实质性运行的联合实验室、创新联合体等新型研发机构。更好地推动落实“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新型科研组织方式，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创新中唱主角。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向用人主体充分授权，赋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在人才引进、培养、使用、评价等方面更大的自主权。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
优化区域布局，打造差异化的创新高地。支持中心城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高地。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发挥科教资源集聚优势，在“一体规划、一体改革”上先行先试，打造国际教育中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人才中心。推动中西部地区结合自身禀赋实现特色发展。支持中西部地区立足能源、资源、算力等比较优势，布局建设一批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特色产业基地，形成与东部地区互补互促的创新格局。深化跨区域的创新合作与协同发展。建立健全跨区域的协同创新和利益分享机制，鼓励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开展科技人才结对帮扶和产业转移合作，促进创新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有序流动。
以“一体评价”为保障，树立价值导向的制度标尺。优化评价体系，确立鲜明的价值导向。建立体现要素一体化、区域差异化、发展协同化的评价标准。全面梳理并清理不合理的评价指标，建立以解决实际问题、产生经济社会效益为导向的评价体系。以要素评价一体化促进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以区域评价差异化促进教育科技人才特色发展，以发展评价协同化促进教育科技人才合理布局。优化代表作制度、同行评议制度、市场评价制度。注重评价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原创性，而非数量。在基础研究领域侧重国际同行评价，在应用研究领域侧重用户和市场评价。建立贡献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让技术、知识、管理、数据等要素参与分配，切实提高科研人员的收入水平和获得感。
畅通流动渠道，打破身份等界限。建立“编制池”和“双聘”制度。鼓励高校、科研院所设立流动岗位，吸引企业科技人才兼职。支持科研人员带着科研成果到企业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其间保留其原有人事关系和基本待遇。完善跨区域跨单位的社会保障衔接机制。加快推进社保关系的跨地区转移接续，解决人才流动的后顾之忧。探索建立高层次人才跨区域医疗、子女教育等服务保障互认机制。建立人才流动的柔性机制。鼓励通过项目合作、短期聘用、顾问指导等方式引进急需紧缺人才。
夯实法治基础，营造优良的创新文化。加快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相关立法进程。研究制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促进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为“一体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科研诚信建设。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体系，严厉打击侵权行为。加强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和创新文化。在全社会广泛宣传科学家精神，倡导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加强科学普及，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厚植创新沃土。
结语
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从时代必然、格局特征与路径选择三个维度，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进行系统性学理阐释，可以明确：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绝非简单的要素叠加或部门拼盘，而是一场发展逻辑重构、治理体系重塑的深刻变革。其本质在于通过规划“一体衔接”、主体“一体融合”、资源“一体统筹”与评价“一体联动”，打破长期以来存在的体制壁垒与碎片化障碍，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实现创新要素的畅通流动与高效聚合。面向未来，应坚持以“一体规划”为引领，以“一体改革”为动力，以“一体评价”为保障，在完善体制机制基础上，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作为“最大创新资源”的优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2]习近平：《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求是》，2025年第11期。
[3]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24年6月24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6/content_6959120.htm。
[4]陈劲、陈书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问题、现实逻辑与主要路径》，《现代教育技术》，2024年第34期。
[5]侯万军、辛越优、马继伟：《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关键维度与路径》，《中国高等教育》，2025年第1期。
[6]《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2024年2月1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2/content_6929446.htm。
[7][9]侯万军、辛越优、马继伟：《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推进》，《光明日报》，2023年12月6日，第2版。
[8]俞建良：《推进新时代老龄工作高质量发展》，2024年9月12日，https://www.cncaprc.gov.cn/ddesdszqhpljd/10031474.jhtml。
[10]陈赞、方丹、董波：《科技创新体系支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适配性障碍及多维增效方案》，《科技智囊》，2025年第3期。
[11]周文、李吉良：《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改革》，2024年第9期。
[12]丁元竹：《以产学研融合发展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21期。
[13]龚旗煌：《从理念到实践：人工智能赋能下的高等教育创新探索》，《中国高等教育》，2025年第11期。
[14]任少波：《发挥高校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中的战略作用》，《红旗文稿》，2025年第12期。
[15]吴伟、王益静、辛越优：《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亟待大尺度革新》，《科技中国》，2023年第11期。
The Main Basis and Construction Path for the Formation
of a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attern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Hou Wanjun
Abstract: "Education development-technological innovation-talent cultivation" is an evolving and empowering process that is mutually supportive and progressive. Only by regarding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as the "largest innovation resource" and insisting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can we truly open up new development patterns, new fields, and new tracks. The essence of forming a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attern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lies in constructing a nat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 through the "integrated connection" of planning, the "systematic integration" of the main body, the "integrated coordin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integrated interaction" of evaluation. This ecosystem ensures smooth flow of elements, coordinated entities, and compatible systems,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 implementation roadmap centered on coordination, driven by reform, and guided by evaluation, to effectively transform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to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virtuous cycle of "education cultivating talents, talents driving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 benefiting education".
Keywords: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licy coordination; innovation resources
责 编∕包 钰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