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科技创新和知识创造正从传统“线性模型”向多要素高度耦合的“一体化模型”转型。随着学科交叉持续深化，创新活动日益呈现高度不确定性和长期性，传统以简单量化、短周期为特征的评价和治理模式，已难以有效支撑原创性突破的研发。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性要素，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逻辑和制度安排亟需顺应这一范式变革，实现从要素并置向系统协同的深刻转型。当前，我国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关键在于确立知识原始创新的价值导向，锚定知识能力提升和思想品格培育的目标，破除“四唯”等线性评价范式，构建包容不确定性、尊重长期积累的制度生态，并推动科学教育系统性转型，着力培育具备创新能力、方法自觉和科学家精神的知识创造型人才。
【关键词】科技创新范式 知识创造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评价改革 科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G322/G5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3.002
【作者简介】孙昌璞，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生院创院院长，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副主任，曾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长期组织参与我国物理学科战略规划工作，主要著作有《量子力学现代教程》《经典杨-Mills场理论》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到新能源、新材料、量子科技和人工智能，重大技术突破往往不再沿着单一学科或线性路径推进，而是呈现高度交叉、快速迭代和范式跃迁的发展态势。与这一变化相伴随的，是科技创新和知识创造方式的深刻转型：创新不再仅是依赖既有的知识累积与扩散，而越来越体现为对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问题结构的整体创新与重构。在这一背景下，谁能够率先适应并引领知识创造范式的变革，谁就能够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其协同发展水平直接决定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作为专章阐述，进行一体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1]这一系列战略部署，标志着我国对创新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也体现对当下科技创新范式变革的主动回应。[2]
当前，我国科技发展正处在由“跟跑、并跑”，向“从0到1”原创突破跃迁的关键阶段。原创突破的本质不在于成果数量的简单增长，而在于知识创造能力的系统性提升。这不仅对科研组织方式提出新要求，也对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体系提出根本挑战。由此，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实际上是一场围绕知识创造范式展开的深层次体制变革。[3]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范式
在知识经济与创新驱动成为发展主线的时代背景下，教育、科技与人才的互动关系正经历深刻重构——从传统的“线性模型”转向高度耦合的“一体化模型”（如图1所示），这一转变是适配知识创造范式非线性演化的必然选择。
图1
线性模型是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互动的传统形态，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单向传导、层级递进”：教育作为初始环节，以培养和输出标准化人才为主要目标；人才进入科技领域，作为推动技术进步的工具性要素发挥作用。各环节边界清晰、互动链条单一，缺乏要素之间的交叉赋能。在工业化阶段，这种模式以标准化生产为主导，具备一定的效率优势。但随着知识更新速度加快、科技创新日益转向跨学科协同，其结构性局限愈发凸显。
一体化模型则以塑造“知识能力、思想品格”为中心枢纽，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循环互动、交叉赋能的闭环系统。在这一模型中，各要素不再是按序推进的独立环节，而是围绕“知识创造”这一中心价值深度嵌合：教育不仅承担人才输送的基础功能，更塑造兼具知识能力与思想品格的创新主体；人才既是教育的成果，也是赋能科技与教育的关键载体；科技既是人才价值实现的重要场域，也是为教育更新前沿内容的根本源头。三者价值彼此定义、能力相互生成，共同支撑知识创造范式变革。
从教育维度看，其根本目标实现本质转向。教育的目标不再局限于输出“合格”毕业生，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短期需求，而是塑造能够适应知识快速演化的创新主体，以面向知识创造及其所支撑的科技进步。随着知识传承从模仿性学习转向创造性学习，教育的功能也从以知识传递为主，转向以能力与思维方式塑造为中心。衡量教育成效的标准，不再停留于学历层次、学校等级等单一指标，而更关注学生的问题意识、方法素养、价值判断与持续学习能力。同时，教育体系需在“大众化、普及化”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间形成良性张力，为不同禀赋的个体提供多样化发展路径。教育的输入端，也不再是静态封闭的教材内容，而在于持续吸纳各类人才创造的新知识、实践孕育的新技术——科研工作者将前沿探索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技术实践者将产业一线经验引入育人过程，推动教育与实践彼此贯通，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习知识到创造知识的跨越。
从科技维度看，其实践形式实现根本突破。在一体化模型中，科技不仅承担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而且需要反哺教育体系、重塑人才培养方向。在新的创新范式下，科技活动的价值不应仅以短期可转化的成果衡量，更要体现在对基础理论边界和方法体系的持续突破，以及对创新型人才的培育功能上。这就要求科技治理体系需要从“成果导向”转向“原创导向”和“人才导向”，通过长期稳定支持与同行评议机制，为范式创新提供制度空间。同时，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应同步输入教育体系，推动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迭代创新，使教育始终紧跟知识创造的时代步伐。
从人才维度看，其角色内涵发生重要变化。人才作为一体化模型的重要交汇点，不再是线性模型中工具性的中间要素，而是兼具知识能力与思想品格的创新主体。一体化模型中的人才，既承载教育赋予的创造潜能，也在科技实践中实现知识的转化与突破。面向知识创造范式变革，人才发展的目标是实现能力、知识与品格的协同提升。因此，相应的人才政策需破除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更重视实际贡献、成长潜力与学术伦理道德。同时，人才在教育与科技之间的双向流动，将带动知识与经验的交叉传递，进一步强化三者的协同效应：科研人才进入教育领域，有助于强化育人的创新导向和需求牵引；教育领域的潜在人才进入科技场景，能为创新注入基础性的思维力量。
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当前，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协同发展仍面临一些挑战，其根源在于旧有线性创新范式形成的制度惯性，表现为“教育输出人才、人才服务科技、科技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单向链条与一体化模型要求的“循环互动、多向赋能”呈现结构上的差异，具体在不同领域表现如下。
教育领域“唯学历”“唯名校”的功利倾向。基础教育阶段，存在一定程度的应试与升学导向，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的培养未得到充分重视。而在高等教育阶段，学历层次与院校层级的结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专业设置相对滞后于产业变革，教学内容与科技前沿和科学本源的衔接有待加强，向科技领域输出具备创造性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才仍存在困难。若这一倾向持续，将无法输出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难以有效吸纳科研前沿成果和实践经验来更新教学内容，从而影响教育时效性与应用性作用的发挥。
科技领域“唯论文”“唯奖项”的固化标准。这种以量化为主的评价导向，易使科研陷入“指标达成”的误区，一定程度上导致科研人员倾向于选择短周期、低风险、可简单复制的研究，而对长周期、不确定性强的基础研究与原创性探索参与意愿不足。一些科研成果仍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尚未充分转化为产业应用或教育教学资源，科技与教育之间的赋能链条有待进一步贯通。在现有评价体系下，部分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面临教学与科研双重压力，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投入。此外，行政化评价机制与同行评议之间尚需更好协调，科学共同体的自主调节功能有待进一步发挥，这可能影响科研体系在孕育原创突破、反哺教育创新方面的效能。
人才领域“唯职称”“唯帽子”的导向偏差。这类评价导向对人才的实际贡献、成长潜力与学术伦理道德关注不足，易导致资源向少数群体集中，使有潜力的青年人才与交叉领域人才的发展空间受到一定限制。此外，这种导向使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间的人才流动面临一定障碍，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创新机制有待完善。科研人才难以进入教育领域，不利于培育学生的创新思维。企业技术人才难以参与高校课程设计，既无法实现知识的交叉传播，也给创新链、产业链的深度融合造成困难。
这些表现的深层根源，在于体制设计未能完全适配一体化模型的系统性统筹要求。一方面，教育、科技、人才分属不同管理部门，政策协调与资源整合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跨部门的顶层设计与动态评估仍需完善；另一方面，量化指标在评价中的功能定位可进一步明晰，当前相对单一的评价逻辑难以充分响应创新系统的专业性与复杂性，评价体系的弹性与适配性有待提升。这种制度安排虽可提升管理的可操作性，却未能充分重视“教育奠基、科技赋能、人才支撑”的内在关联，与“知识创造和品格塑造”的中心价值导向存在距离，一定程度上制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整体效能，难以形成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性循环。
面向知识创造范式推进一体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破四唯’和‘立新标’相结合，加快健全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分类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4]面向知识创造范式变革与一体化模型的实践要求，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四唯”倾向，需坚持“破立并举”。这不是简单否定论文、职称等指标的参考价值，而是重构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协同效能为中心的多样化价值评价体系，促进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
教育领域树立“能力导向”“协同育人”新标杆。应推进高校分类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聚焦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应用型高校深化产教融合，职业教育打通升学与就业通道，以适配不同类型的创新需求。同时，推动科研人员、企业技术骨干参与教学，将前沿科技成果与实践经验转化为教学资源，将实践能力、创新成果和人才培养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科技领域形成“原创价值”“应用转化”新导向。应全面推行代表作评价与分类评价，[5]对基础研究采用10～15年长周期评估机制，对应用研究引入应用效果联合评价。推广“企业出题、院所解题、政府助题”模式，将技术转化成效、产业带动效果纳入考核，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率。同时，建立合理的容错免责机制，为高风险、高价值的原创探索提供制度保障。
人才领域完善“能力本位”“动态流动”新机制。应以实际贡献、成长潜力为关键评价依据，为青年人才、跨界人才开辟破格晋升通道。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间的人才流动渠道，建立符合政策规范的“旋转门”机制，鼓励人才双向流动传导创新经验。推行团队整体评价，认可成员协同贡献，实行“成果共享、荣誉连带”制度。
改革需强化顶层协同，建立跨部门政策会商机制，统筹教育、科技、人才的规划衔接与资源配置，确保政策同向发力。[6]搭建产学研一体化平台，整合重点实验室、企业车间、高校资源，打造“教学—科研—转化”联动载体。通过构建贯通三者的综合评价体系，形成相互印证、彼此支撑的评价导向，真正激发一体化模型的循环赋能效果。
面向科技原创突破推进科学教育转型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模型的本质，是围绕知识创造形成协同循环的闭环，而科学教育作为这一闭环的源头支撑，其转型成效很大程度影响着我国科技原创突破的能力。面对我国基础研究进入“从0到1”突破期的新情况新要求，科学教育亟需回归创造本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倡导创造性学习，是实现从“学习”到“创新”跨越的重要途径。传统线性模型下，教育多以输出标准化知识接收者为目标，学生主要以被动接收知识的方式进行学习。而创造性学习的关键，在于以逻辑重现知识发现历程，引导学生形成问题意识与创造思维。[7]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指出，应精准区分不同阶段的学习目标：本科生解答已知答案的习题，研究生则需探索连导师都未知的问题。学生在提出新问题、创造新方法的过程中，完成向研究者的蝶变。创造性学习并非好高骛远，中国固体物理学先驱、中国半导体科学技术奠基人黄昆先生强调，知识积累需与自身驾驭能力相适配。这要求教育根据学生的不同禀赋设计差异化培养路径，让每个个体都能在能力范围内激发创造潜能。
践行研究性教学，是回归科学教育本真的关键抓手。研究性教学的关键，是对教学内容本身进行研究，回归科学前沿、学术经典与原始文献，梳理知识演进脉络，将科学史上的学术成就转化为教学资源。以量子力学教学为例，通过厘清理论逻辑破除“量子力学不可理解”的认知误区，引导学生真正“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教材是推行研究性教学的重要载体，需结合学科前沿持续迭代内容，让学生直接认知科学创造的逻辑美感，建构起课堂与科研前沿之间的桥梁。
学习掌握科学方法论，是夯实知识创造基础、提升人才创新能力的必然要求。科学方法论的关键在于坚守逻辑铁律与实践检验原则。例如，让学生通过学习欧几里得几何以五条公理推演复杂结论的过程，体会逻辑推演的力量。教育中要强化逻辑思维的培养，引导学生在信息洪流中保持独立判断。培根与伽利略确立的科学实验方法论，让科学脱离话术争论，走向经验验证，这一原则至今仍是科技原创突破的基石。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时代，更需通过科学方法论教育，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与实证思维，为其未来在科技和思想领域开展原创研究、实现创新突破筑牢方法论根基。
弘扬科学家精神，是锚定知识创造价值方向的精神保障。科学家精神是科学精神与爱国主义的统一，其本质是坚持独立思考、坚守真理与学术诚信。“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彭桓武先生曾经坦然接受别人指出学术错误，并邀请后辈把关。“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于敏先生曾在特殊压力下，毅然拒绝作出违背科学事实的表述。这些案例生动诠释科学家精神的内涵与价值。[8]科学教育应将科学家精神融入育人全过程，引导学生在探索中坚持追求真理。这不仅对接人才评价重视品格与贡献的改革导向，也体现一体化模型中“思想品格”作为关键枢纽的中心要义。唯有筑牢这一精神根基，方能确保知识创造始终紧扣国家发展需求。
科学教育的转型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关键支撑，其内在逻辑和价值闭环体现在以下方面：以创造性学习激发问题意识，呼应“能力导向”的教育改革；以研究性教学贯通协同链条，推动教学与科技的有效衔接；以科学方法论夯实创造基础，提升人才创新能力；以科学家精神引领价值方向，培育求真务实的科研生态。唯有构建起这样的科学教育体系，方能有效培育知识创造型人才，为我国科技事业实现“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提供持久支撑，切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的主要目标落地见效。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川西、副研究员王鑫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2]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课题组、许先春、张学兵等：《中国共产党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探索实践和启示意义》，《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5年第5期。
[3]崔靖晨：《知识生态视角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运行机理与实现路径》，《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5年第8期；胡莹：《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制和路径》，《理论与评论》，2025年第5期。
[4]习近平：《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求是》，2025年第7期。
[5]张慧琴、平婧、孙昌璞：《分类支持基础研究促进全链条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国工程科学》，2018年第6期。
[6]眭依凡、应荣球、龚胜意：《研究型大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之内在逻辑及时代变易》，《江苏高教》，2025年第11期。
[7]孙昌璞：《抓住研究生教育的“牛鼻子”》，《中国科学报》，2025年11月21日，第3版。
[8]孙昌璞：《从“两弹”事业到“科学家精神”》，《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20期。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Cultivating Knowledge-Creating Talent Under Paradigm Shifts
Sun Changpu
Abstract: As the tid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ccelerates, scientific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creation are undergoing a profound transition from the conventional "linear model" to an "integrated model" characterized by in-depth coupling of multiple elements. As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continues to deepen,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creasingly exhibit pronounced uncertainty and long time horizons, rendering conventional evaluation and governance approaches—largely defined by simple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and short-term cycles—insufficient to effectively support original research for breakthroughs. As foundational elements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 development logic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alent urgently need to adapt to this paradigm shift, moving from the juxtaposition of isolated elements toward to the whole systemic coordination. At present, China's efforts to advance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hinge on establishing original knowledge innovation as a core value orientation, anchoring talent development in the enhancement of knowledge capabiliti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intellectual character, breaking away from linear evaluation paradigms such as the "four-only" criteria, and constructing an institutional ecosystem that accommodates uncertainty and respects long-term accumulation. Through the systematic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these reforms aim to cultivate knowledge-creating talent equipped with creative capacity, methodological self-awareness, and a strong sense of scientific ethos.
Keywords: innovation paradigm; knowledge creatio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evaluation reform; scientific education
责 编∕李思琪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