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佳节，正是谈婚论嫁的高峰时段，彩礼话题颇受关注。近日，《人民日报》“以案说法”栏目刊发《“闪婚”后“消失”，彩礼该退吗？》一文，一起“相识三天登记、办理结婚登记后仅相处了十天”的彩礼返还案，引发广大民众讨论。
作为男女双方缔结婚姻过程中的一项传统礼仪，彩礼承载着给付一方对婚姻的诚意、对另一方家庭的尊重，以及对组建新家庭的美好祝福，理应归于“礼”的范畴，不应是明码标价的“利”。然而，在这起案件中，相亲认识后迅速“闪婚”，支付高额彩礼后便宣告“闪离”，这个过程几乎容不下任何情感培养与相互磨合，似乎缺乏理性，不合情理。
“闪婚”后“消失”，不仅让给付彩礼一方遭受巨大经济损失，也让婚姻蒙上功利色彩。表面上看，离婚与否是个人选择自由，实际上却存在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可能性。法院支持离婚诉求并要求返还全部彩礼，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此类彩礼纠纷的司法态度。
事实上，对借婚姻索取财物行为，法律有明确的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当然，司法裁判在处理彩礼纠纷时并非机械地“一刀切”。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接连发布三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通过具体生动的司法裁判，展现彩礼中蕴含的事理法理情理。今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明确，以婚姻为目的给付的购房款、购车款等具有彩礼性质，可按照彩礼裁判规则予以处理；恋爱交友期间的消费性支出，属于情谊行为范畴，不宜由司法予以调整，避免将正常的情感互动过度物质化。
彩礼纠纷问题的关键，在于“高额”“天价”。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次点名整治高额彩礼乱象，各地陆续出台引导措施，一些地区彩礼上涨势头已得到有效遏制。比如，安徽以四级联动机制推动彩礼治理，有乡镇推出“彩礼不超五万八，政府礼包送到家”活动，全省90％的行政村修订村规民约，明确抵制高额彩礼内容。又如，天津蓟州区积极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有村子通过选树“零彩礼”等先进典型，传递正确婚恋观、家庭观。再如,宁夏贺兰县正向激励“零彩礼、低彩礼”，并配套家庭资金奖励、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医院优先挂号接诊等奖励政策，让践行新风尚得到真实惠。
如何治理高额彩礼，是关乎群众幸福生活的民生大事，也是一个重要的治理命题，需要多方合力、综合施策。既重拳打击“天价彩礼”、借婚姻索取财物等行为，也更好解决农村青年生产生活的后顾之忧，帮助他们提高能力、增收致富、改善生活水平；既扎实开展农村彩礼状况摸底调查，提高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也依法依规出台一些“低彩礼”和“零彩礼”激励措施，让家庭切身感受到移风易俗带来的实惠好处；既通过普法宣传厘清“彩礼”与“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法律边界，也通过选树“低彩礼”“零彩礼”典型，以榜样力量推动文明新风浸润万家。
婚姻之美，美在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坚守。治理高额彩礼，不仅是为婚恋“减负”，更是为幸福“加分”。或许，当青年人能够更自信地说出“我们看重的是彼此”，而非“你能给我多少”时，“彩礼”才能真正卸下重担，变回那份承载祝福的“礼”，更显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