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间投资决策链条短、调整速度快，对政策稳定性、公平竞争环境和融资可得性更加敏感，是市场信心的先行指标。把民间投资的活力激发出来，本质上是把扩大内需的战略部署落实到可投的领域、可算的回报、可持续的循环上，以更稳定的预期推动投资和消费良性互动。这要求通过更加清晰、稳定、可预期的制度安排，引导民间资本有序参与重大领域、重点环节，提升投资机会的可得性、可进入性与可持续性，让民间资本敢投、能投，形成民间资本稳、社会预期强、经济增长实的正向循环。
关键词:民间投资 企业家信心 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民间投资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风向标。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1]。稳定的民间投资既能直接形成有效投资增量，畅通经济循环，也能通过企业用工扩大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稳住宏观经济大盘。我国民营经济贡献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2]制造业投资中的民间投资占比始终超过70%，[3]对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和吸纳就业发挥关键作用。民间投资决策链条短、调整速度快，对政策稳定性、公平竞争环境和融资可得性更加敏感，是市场信心的先行指标。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通过纾困减负、融资支持、公平准入等多方面发力，引导民间资本投向低空经济领域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性服务业、综合性数字赋能平台等重点领域，[4]以政策合力稳定市场预期、提振投资信心。加大对重大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推动落实配套融资、依法清理妨碍公平准入的规定等措施，能够让民间资本敢投、能投，形成民间资本稳、社会预期强、经济增长实的正向循环。
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动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是释放内需潜力的重要途径，是促进高质量发展基础的迫切需要，对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挖掘内需潜能、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强调“我们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5]。
从内需体系的运行机理看，民间投资贯通供给、需求和提升循环效率三个环节。扩大内需并非简单地增加投资规模，而是通过高质量供给打开高品质消费新空间；民间投资通过技术改造扩能、设备更新换代、数字化改造、服务业提质扩容等方式，不断提高供给质量和弹性，把居民想买、敢买、能买的潜在需求转化为买得到、买得好、买得值的现实消费，从源头上增强国内市场的自我循环能力。同时，民间资本天然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和流通体系之中，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途径。从生产环节看，民营企业贴近市场，更倾向于深耕细分领域和配套环节，其投资项目往往能带动上下游订单增加和就业收入提升；从流通环节看，民间资本参与现代物流、冷链仓储、批发零售电商、即时配送等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显著降低交易成本、缩短商品周转周期、提升要素流动效率，促使产品更快变成消费实现，从而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循环效率。
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最稀缺的不是资金，而是能够把资金转化为有效供给、就业收入和消费场景的市场化项目以及企业家信心。把民间投资的活力激发出来，本质上就是把扩大内需的战略部署落实到可投的领域、可算的回报、可持续的循环上，即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更顺畅的流通提升循环效率，以更稳定的预期推动投资和消费良性互动，为国内大循环持续扩容提质提供坚实的微观基础。
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并强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6]。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止于“实验室突破”，更关键的是把技术变成产品、把产品变成产业、把产业变成体系，而这“从0到1”“从1到N”的跨越，离不开民间资本持续投入。
民间投资是打通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化链条的关键变量。民营企业既是研发投入重要主体，也是技术扩散与商业化落地主渠道。《2024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3年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1.39万亿元，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1.88%[7]。据统计，我国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由民营企业完成[8]。从技术迭代、工程化验证到应用场景拓展，新质生产力所需的创新活动越来越依托民营企业的投入和组织能力，民营企业已成为我国科技创新重要力量。
民间投资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基础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强调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未来产业并进，产业链补短板和锻长板同步推进。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并部署“实施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点任务[9]。在这一框架下，民间投资推动民营企业贴近市场需求和技术前沿，能够在关键零部件、核心材料、工业软件、高端装备等领域形成“专精特新”供应网络，为产业链强链补链提供“毛细血管”式支撑。目前，民营经济集中了我国超过80%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92%以上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超过60%的A股上市公司[10]。
民间投资活力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可持续的资本供给。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往往具有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的特点。在制度环境稳定可预期、竞争秩序公平透明的情况下，民间资本才愿意将短期机会转化为长期布局，在未来产业上进行连续投入。只有政策环境稳定、方向明确，才能推动民间投资稳起来、活起来、强起来，把新质生产力从概念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把现代化产业体系从规划蓝图转化为切实的产业组织和供给能力。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1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12]。
从改革逻辑看，民间投资活力既是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结果变量，也是检验体制成色的标尺变量。民间资本天然遵循市场信号和收益约束，能够敏锐反映制度因素是否健全、有效。如果要素流动受隐性壁垒掣肘，要素价格形成机制被扭曲，并且存在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那么制度性交易成本将居高不下，民间投资就会通过“观望”和“延后”来表达对风险的担忧。而一旦产权更稳定、规则更透明、竞争秩序更公平、市场退出更顺畅，民间资本就会更快地把良好预期转化为项目储备、开工节奏和技术改造强度，在微观层面推动市场体系自我强化。
更关键的是，要素市场化改革本身需要民间投资成为主力场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13]。要素能否跨区域、跨行业自由流动，价格能否真实反映稀缺程度和风险收益，资源能否从低效率部门顺畅退出并向高效率主体集聚，都需要民间资本积极进入市场竞争，通过投资、运营、退出的实践来验证。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是用市场化行为将要素市场化改革真正落地。民间资本大量进入并参与公平竞争，将促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项制度更加完善，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效能。
当前民间投资活动的多重影响因素
当前，民营企业发展仍在一定程度上面临隐性壁垒抬高准入成本，融资约束与招标歧视限制投资空间，要素接入与公平使用欠缺影响长期运营，无序竞争与平台规则挤压利润空间等问题阻碍。这些因素叠加，削弱民间投资意愿与能力。
“能进”仍不顺，隐性壁垒与准入不确定并存。一是隐性门槛抬升民营企业准入成本。有的领域存在隐性资质要求、业绩证明、人员配备、属地备案等附加条件，这些附加条件通过叠加组合，在执行层面形成远高于法律法规明示要求的隐性门槛，民营企业为满足准入条件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经济成本。二是准入边界模糊和监管口径变化，抬升事后规则风险。有的新产业新业态，由于缺乏成熟管理经验，准入范围和经营边界往往没有清晰标准。企业获得准入许可后，若在后续运营阶段遇到监管口径调整，前期投入或将面临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商业模式的可行性也难以进行稳定测算。这导致民营投资对于周期长、重资产的投资敬而远之，本应流向实体经济的中长期资金被挤出，影响有效投资形成。三是形式公平和过程公平存在落差，高质量投资意愿受到挫伤。在准入阶段，形式上各类所有制企业机会平等，但在实际操作中，高标准项目对要素保障、审批效率要求更高，民营企业更容易受到流程卡点和周期拖延影响，资金占用和财务成本无形上升，项目收益被侵蚀，使民间资本投入高质量领域的积极性下降。
“能投”仍受限，被融资约束与招投标“潜规则”双向挤压。一方面，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存在。许多中长期项目现金流回收周期长、资产专用性强，且天然需要稳定的中长期资金匹配。而金融机构在风险偏好、担保方式、授信考核、尽职调查成本上，更倾向于重抵押、轻现金流、重存量、轻增量。民营企业往往缺少足值抵押与政府信用背书，即便项目本身具备经济性，也容易在授信环节被“一票否决”，或者只能以更高利率、更短期限、更强担保条件获得资金，导致财务成本吞噬项目收益，投资从可行变为不可行。另一方面，招投标隐性歧视，扰动企业预期与现金流安排。招投标本应以规则透明保障竞争公平，但现实中仍可能通过资格条件“定向设计”、业绩门槛“量身裁衣”、评标要素“暗含偏好”、付款条款“转嫁风险”等方式，形成对民营企业的结构性不利。
“投得久”仍担忧，要素接入、公平使用与合理回报不足。第一，“最后一公里”接入难，成为长期投资的高不确定环节。许多需要接入公共网络和基础设施的项目，在建设运营阶段面临真空期，如果接入标准不透明、排队周期不确定、费用结构不清、验收口径多变的项目，企业就可能出现断点风险。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这类风险往往无法通过自身努力化解，只能通过提高资本回报要求或缩减投资规模对冲，结果就是不敢投长、不敢投大，如2025年1—11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3%[14]。第二，公平使用比允许接入更关键。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某个领域后，若在容量分配、调度优先级、价格机制、检修安排、信息透明度等方面缺少可核验的公平性保障，就会出现“进入同一张网、享受不同待遇”的情况。当企业无法确定自己在公共网络中的使用顺位、成本负担和可能受限情形时，其商业模型就难以稳健。尤其对于投入巨大的固定资产项目，使用条件有细微的不公平，都可能导致收益率大幅波动。第三，回报机制不清晰。对于公共属性较强的领域，引入社会资本通常需要明确的回报机制作为保障，如合理的收费定价机制、政府补贴和财政补偿机制、收益随绩效浮动安排等。如果相关机制模糊，企业就很难将公共目标与商业可持续性统一起来。
“投得好”仍受挤压，无序竞争与“内卷式”价格战侵蚀利润。一方面，“内卷式”价格战挤压民营企业投资空间。适度竞争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当竞争异化为恶性价格战、补贴倾销、低价中标等形式时，价格信号就失去反映成本和质量的功能。有的企业为抢占市场，不计成本压低报价，甚至亏本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民营企业通过研发创新和管理优化提供更高品质产品或服务，也难以获得相应市场溢价；投资回报机制被削弱，导致项目整体收益率下滑，利润对外部冲击更加敏感。民营企业不得不将更多资源用于维持现金流、生存运营，而无暇顾及扩大资本开支和技术投入。久而久之，投资行为从面向能力建设转向面向生存，形成越内卷、越投不好、越依赖低价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平台经济竞争将不确定性更多压向供给端。数字平台在市场中发挥重要作用，流量分配、算法排序、佣金费率、结算周期等规则，均影响企业经营环境。如果平台规则透明度不高、稳定性不足，供给侧企业就可能面临多重挤压。对于众多依附平台生存的中小民营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现金流可预测性下降，融资难度进一步加大；同时风险调整后的预期回报率降低，企业更倾向选择短周期、轻资产、快回款的项目以降低风险暴露，导致一些行业出现大企业不愿投、小企业不敢投的困境。
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的对策建议
为解决民间投资面临的现实困境，需聚焦制度优化与赋能，以稳定清晰的规则拓展市场空间，用竞争中性保障公平竞争，通过高效要素供给优化投资服务，借助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效率，多措并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拓空间：以制度建设降低进入不确定性，释放硬科技投资空间。拓空间的本质是用制度供给打通民间投资起点。这就要求，通过更加清晰、稳定、可预期的制度安排，引导民间资本有序参与重大领域、重点环节[15]，提升投资机会的可得性、可进入性与可持续性；既拓展增量空间，也激活存量空间，推动各类经营主体在统一规则下凭能力取胜、以效率竞优、靠创新突围。
把“民资可参与”嵌入核准与立项的前期论证环节，形成可核验、可追责的程序约束。对需核准的重大项目，在可研与审查中设置民间资本参与的专章论证与书面说明，并同步明确参与方式、边界条件与操作口径，避免允许进入停留在原则层面。对涉及网络型基础设施的关键环节，进一步细化并网、管网、运力等接入规则与权益保障安排，使准入承诺能够在建设与运营阶段持续兑现。对中试平台、共性技术平台、标准验证与应用场景开放等关键制度供给，应以规则化安排固化为项目推进链条的一部分，确保“能进”具有可执行的制度支点。
把项目供给由零散发布转为清单化、常态化机制，提升项目与资金匹配效率。围绕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实行“项目清单、要素清单、融资清单”并联供给：前端明确要素保障路径与办理时限，中端提供信息核验与风险识别支撑，后端通过在线平台将重点项目清单推送至金融机构与产业资本，降低尽调成本与对接摩擦，使机会从“不可见”转化为“可评审、可落地”的投资标的。同时，推广“信易贷”等信用服务模式、完善地方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形成可持续的信息供给与融资对接机制，避免资金配置停留在动员式对接。
把新增投资空间的主线锚定在硬科技与新质生产力，以制度供给降低长周期、高不确定、轻资产的投资摩擦。一是稳定创新项目需求侧预期。通过首台产品应用、场景开放、标准牵引、政府采购等措施，给予硬科技成果以市场应用支撑；对首批次创新产品建立保险补偿和政府采购优先机制，使企业对新技术的市场接受度和回报周期有较明确预期，以此提高技术产业化的确定性。二是完善与无形资产相匹配的融资增信制度。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订单、应收账款等质押融资规则，推动金融机构提高对轻资产科创企业未来现金流的评估能力。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增加企业研发投入、知识产权、科技人才等指标，作为授信的重要参考，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和风险溢价。三是健全长期资本进入与退出的制度安排。发挥创业投资、私募股权基金作用，支持民间资本通过股权投资、并购重组等方式参与硬科技项目；同时，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为创新企业上市融资和并购退出提供渠道；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常态化发行，盘活存量资产，为民间资本退出提供可靠通道。
保公平：以竞争中性打通市场交易的关键环节，把“进得去”落实为“做得成”。保公平的关键是让民营企业相信市场规则是稳定的、执行是统一的、救济是可用的。以竞争中性为原则，清除显性或隐性制度歧视，保障民营企业在市场经营的各环节享受平等对待。
建立制度化政策公平审查机制，前置消除政策制定中的歧视因素，压缩不公平规则的生成空间。进一步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涉及市场准入和经营秩序的政策措施实行高标准审查。建立高风险条款清单，对“量身定制”门槛、指定交易对象、排除或限制竞争等条款实行刚性拦截，防止其进入政策文件。审查结论与政策发布流程绑定，做到未经公平竞争审查的不出台，审查不通过的不发布，并将审查意见留痕备查，以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建立跨部门复核与抽查纠偏机制，减少地方和部门自由裁量可能带来的偏差。
推动政府采购由追求“结果公平”转向保障“过程公平”，使其成为民营企业可预期的现金流来源和信用形成通道。政府采购与公共工程招投标是民营企业重要的市场机会，也是信用积累的重要契机。对政府采购的资格条件和技术指标实行标准化、公开化，禁止以非必要条件对供应商进行隐性筛选；对评审因素和评分标准做到透明、可解释、可复核，减少暗箱操作和人为偏好；对合同履约和付款纪律予以刚性约束，明确验收标准、变更规则和回款时限，推动合同执行由关系型兑现转为规则型兑现。同时，构建全过程、多主体、动态循环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监督机制[16]，强化对政府采购合同履约的督促和违约惩戒。当企业能够切实做到“按合同结算、按期收到货款”，政府采购就能成为稳定可靠的信用锚，企业凭借与政府稳定的交易记录，更容易获得银行授信支持，从而带动融资扩张与再投资。
将“接入公平”确立为统一大市场的硬任务。制定统一公开的接入条件、容量分配规则、调度原则、计量计费标准及费用结构，并明确办理时限和信息公开要求，做到企业可查询、可预判、可复核。对于电力、铁路、通信等网络型行业，运用数字化手段建立调度与结算数据的闭环管理，实现过程留痕、数据可追溯、异常可预警，防止技术性规则被滥用为变相歧视的工具。同时，建立快速救济机制，明确争议受理部门、证据标准、处理时限和纠偏措施，做到纠纷申诉有门、处理有据、改进有措。
优服务：以要素保障、融资机制与退出通道打通能投链条。优服务是要通过更强的要素保障、更顺的政策传导、更实的金融支撑，把民间投资从环节不确定转为规则可预期，从而推动项目从“看得上”走向“落得下、转得动、退得出”，把社会资本的风险溢价压下来，把投资的周转效率提上去。
将要素保障由分散审批转为并联供给，形成可预期的时间表。建立跨部门并联办理与统一调度机制：准入条件一次性清单告知，关键环节节点化并联推进，办理过程进度可查询、状态可追踪、延误可问责；并将要素保障与施工计划、融资提款计划同步校准，使审批不确定性被时间表吸收，系统性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与时间折现损失。
将金融支持由动员式增量转为制度化供给，使风险定价回归经营逻辑。打通信息、定价、分担链条：一方面，强化信用信息的归集和共享，推动企业经营数据、项目建设进展等信息的结构化和标准化，让银行看得到、看得懂、信得过。另一方面，明确政府支持的增信工具和风险分担机制边界，降低金融机构对非商业因素的顾虑。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鼓励银行对优质民间投资项目实施中长期贷款“借新换旧”等续贷安排，避免项目资金链断裂。
以回款确定性夯实投资预期底盘，硬化合同履约与支付纪律。现金流是投资的生命线。要完善工程款结算和支付时限等规则，强化政府投资项目资金来源落实和支付闭环监管，建立健全拖欠账款行为的识别、督办和惩戒机制。此外，建立快捷的投诉和纠偏渠道，允许企业通过12345政务热线、营商环境监测平台等反映诉求，由财政等主管部门督促整改。
用好公私合营（PPP）和存量资产盘活工具，聚焦降低不确定性贴现和打通退出端，提升公共领域项目的可融资性。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重大公共项目建设，需要在合同和制度层面提供双保险。一方面，前置明确项目现金流的生成机制及其调整规则；另一方面，打通中长期退出渠道。通过大力发展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资产证券化工具，将运营稳定、收益可预期的存量项目打包上市，使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公开市场转让持有的项目权益，实现提前变现。
强赋能：以数字化与数据要素扩展“效率边界”。强赋能聚焦把民间投资的增长动能从数量扩张导向效率跃升。通过数字化转型和数据要素市场培育，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协同效率和信用水平，让企业由押注需求转为提升能力，把短期景气驱动的投资扩张转化为长期生产率的提高，充分释放中国经济潜能。
以制度化行动将转型成本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进入门槛。通过政府主导搭建共性技术平台和公共数字基础设施，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模块化的数字化转型工具。提供行业通用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标准化数据接口，建设区域性公共云平台，统一提供算力、数据治理、网络安全、测试验证等基础能力。在工业互联网领域打造一站式转型服务中心，免费或补贴提供数字诊断、方案设计、员工培训等服务，将企业数字化转型中一些共性的、基础性的投入由政府或行业组织承担，使企业不用各自摸索重复投入，从而降低企业试错成本，提升转型确定性。
以链主牵引、平台赋能、服务商交付的生态方式，加快数字化收益在产业链内兑现[17]。大企业和数字平台具有技术和资源优势，应承担赋能中小企业的责任，共同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产业生态，拓展新的有效投资空间。一方面，链主企业向上下游开放数字化接口，把质量追溯、订单管理、库存协同等场景嵌入供应链，将自身的信息化能力转化为行业标准，带动配套中小企业提质增效。另一方面，数字平台企业将复杂的数字技术封装成易于使用的在线服务，降低中小企业获取先进技术的门槛。此外，发挥本地数字化服务商的作用，提供定制化实施、运维和培训支持，打通数字化转型“最后一公里”。
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与信用形成机制衔接。数据既是提高运行效率的新型生产要素，也是缓解融资难题的关键生产要素。要在合规、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加快打破数据孤岛，促进各类经营性数据的共享和应用，使数据价值充分释放。一方面，引导企业将运营过程中积累的订单、物流、能源、设备、质量、付款等数据进行有效治理和开发利用，通过数据分析优化生产组织和市场响应，提高内部效率。另一方面，建立数据赋信机制，将可信数据转化为企业信用资产，让企业“看得见”无形优势，让银行“算得清”风险，从而愿意给予更多优惠贷款条件，降低民间投资成本。
【本文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发展格局下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金融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1&ZD11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略
责编：石 晶／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