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载体，既包含产业集群的普遍特征，又具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独特之处。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在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与集聚方面取得突出成效。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深度重构，需坚持系统观念，强化精准施策，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突破，通过要素重组释放协同效应，通过生态构建与技术赋能提升产业能级，进一步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活力。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产业链链主 生态协同
【中图分类号】F42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聚焦优势产业，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继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打造国家级产业集群。”[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2]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在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与集聚方面取得突出成效。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深度重构，充分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发展活力，既是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培育发展新动能和经济新引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抓手，也是抢占大国竞争战略高地，重塑全球竞争优势，化解外部风险的重要举措。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内涵与特征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是指在特定地理空间内，以国家明确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核心，存在产业链上下游关联和创新协同关系的企业、科研机构、高校、金融机构、公共服务平台等主体，通过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形成具有高创新浓度、强产业韧性、显著规模效应和持续内生增长能力的现代化产业生态系统。近年来，各地紧跟技术革命演进趋势以及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多领域陆续培育出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与此同时，相关产业主体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密切联系和频繁互动，并逐步形成空间集聚。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既包含产业集群的普遍特征，也具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独特之处。
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战略属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的重大带动作用，是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在中国经济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的过程中，制造业能否顺利实现高端化转型，关键在于以重大技术突破为基础、以知识技术密集为特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否健康发展。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以及全球产业链深度重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化发展，为保障产业链安全、实现“双碳”目标及数字中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此外，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在发展早期需要资金、人才和场景等多方面的支持，具有鲜明的政策引导性，市场驱动与国家引导两者缺一不可。
聚焦科技自立自强的创新属性。创新性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本质特征，以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应用创新为动力，研发投入强度高，专利密度大，知识溢出效应显著。技术的前沿性始终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底色，其既是重大先进技术的“孵化器”，又是技术突破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转换器”。具体表现为：集群内企业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开展持续攻关与自主突破，形成坚实的技术策源能力；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之间构建起高效开放的协同创新网络，加速知识流动与创新循环；通过体制机制优化与创新生态营造，推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等各环节紧密衔接，进而全面提升产业链创新链融合水平。
新旧融合与交叉渗透的产业属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不仅聚焦于新兴产业的集聚发展，更强调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其重点在于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深入应用到传统生产环节中，帮助其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另一方面，不同新兴技术的交汇结合，如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的相互促进，为未来产业的孕育提供土壤。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可视为一个持续演进的产业生态系统，不追求简单的替代或叠加，而是强调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动能培育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实现经济体系整体竞争力的稳步提升。[3]
多主体协同发展的组织属性。从组织形态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往往呈现出“雨林式”的复杂产业生态。微观上，强调大中小企业跨梯度协作，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具备高度的专业性与灵活性，在细分领域深耕，形成专精特新优势，而链主企业凭借其市场与技术优势，承担战略引领与产业链整合的关键功能。中观上，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为集群提供平台化、网络化、社区化服务，助力新兴产业的培育。宏观上，政府及相关机构通过政策引导与环境营造，为集群健康发展提供基础保障与方向指引。这种多主体、网络化的组织形态，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保持韧性、激发活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组织基础。
区域集聚和跨域联动的空间属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具有高度开放性、网络化特征。传统意义上的集群表现为在特定地理区域内企业、机构和要素的高度集聚，这种物理空间上的邻近性有利于知识溢出、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然而，在数字时代，产业集群的空间边界已不再局限于地理邻近，其“散”的一面有所凸显。借助数字技术、信息平台和高效供应链网络，集群内部及与其他区域之间能够实现跨地域、跨行业的深度协作与资源整合。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既能在物理空间上集聚形成关键节点，又可通过虚拟空间实现广域联动，呈现出“可聚可散、有核无界”的新型空间组织形态。
动态演进与自我更新的生态属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并非静态的产业集合，而是随着技术革命的浪潮、国家战略导向的调整以及市场需求的快速变迁而持续演化。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的背景下，集群内部的产学研用金等多主体通过协同互动，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这种自我更新能力不仅体现在企业层面的技术迭代与业务转型上，也体现在整个集群结构的优化重组与功能升级中。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具备高度的适应性、学习能力和进化机制，能在全球产业竞争中保持活力与领先优势。
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活动的主要因素
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正处于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重要节点，国际竞争力和辐射带动效应不断增长，但面临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不同程度地存在“集”而不“链”的问题。尽管企业在空间上形成聚集，但彼此之间尚未建立起紧密的上下游分工关系和长期稳定的协作网络，呈现出“形聚神散”的特征，影响协同效应的充分发挥。集群内部往往缺少清晰的链条结构和共享的技术平台、标准和质量体系，导致上游关键材料供给不足，中游制造环节存在同质化布局，下游应用场景和市场渠道衔接不紧。企业之间缺少围绕共同产品体系的配套分工，合作关系难以沉淀为长期契约和共同投入，在缺乏统一协作规则的情况下，产业链协同成本相应提高。这种“只集不链”的结构性问题，制约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整体活力的提升。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在机制融合上仍有待深化。“四链”之间尚未建立起可持续的组织化连接，制约资源向协同竞争力的有效转化。在资金链方面，金融支持方式尚显分散，缺乏围绕产业链协同和创新链转化的长期资本供给和风险共担机制，难以满足不同类型企业的资金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企业之间的“散装化”。在创新链方面，新兴技术研发与传统产业改造场景衔接有待加强，新技术嵌入存量产业升级依然存在卡点。创新成果沿产业链扩散受阻，导致企业间关系停留在地理邻近，而非深度的创新协同。在人才链方面，产教融合体系对复合型需求的覆盖尚不全面，人才跨企业、跨链段的协作流动机制仍待完善，人才供需之间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偏差。在产业链方面，上下游及横向链条间的协作网络稳定性不足，数据共享与标准衔接尚不充分，尚未完全构建起“研发—制造—应用”的闭环生态。[4]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仍缺乏核心骨干的支撑引领。一方面，部分集群中虽存在龙头型企业，但其在上下游整合、技术扩散、平台治理与外部联动中的功能定位尚不清晰，难以承担价值链协调者与产业方向制定者的“灵魂”角色，导致“龙头不领头”现象较为普遍，龙头企业作为链主的“领航”作用有待加强。另一方面，作为细分市场“骨架与肌肉”的专精特新企业，虽大多在部分区域已有初步积累，但整体数量不足，成长路径不畅，隐形冠军的价值功能尚未完全释放。这种“有形无神”的局面易导致集群发展活力不足，难以形成可复制的技术输出，专业化配套体系不够稳固，整体协同水平与产业链韧性的提升也因此受限。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项目布局不同程度上存在同质化倾向。部分集群在建设过程中较为侧重规模扩张，对专业化基础、技术积累及创新生态构建的重视程度有待提升。这种以政策驱动为主的路径依赖，使得部分集群的功能定位与特色方向不够明确。同时，市场机制运行尚不完善，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高，部分集群在相同赛道上的资源争夺易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加剧区域间的过度竞争。由于核心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相对匮乏，部分集群长期处于产业链中低端，向上突破的难度较大。由此带来的“空心化”挑战，使得集群虽具备一定的项目基础，却因缺乏可持续的利润源，难以有效激活产业发展的正向循环。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虚拟集聚优势有待进一步发挥。虚拟集聚形态能够实现企业在网络平台上的高效互联，在发挥集聚正外部性的同时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有效缓解生产要素过度集中带来的负外部性。提高虚拟集聚水平，有助于缓解资源错配，增强经济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但在实践中，一些地区仍停留在传统的“园区式”集聚思维，侧重于土地、厂房等载体建设和项目落地，对平台能力、网络协同和数据联通的投入不足，未能充分挖掘网络空间的产业组织潜力，从而制约了集群向高效率、高柔性方向转型。当前，物理集聚呈边际效应递减趋势，在跨域协作和链条响应方面存在局限。尽管虚拟集聚在这些方面具有优势，但受限于企业数字技术水平与数据治理体系的不完善，其作为新增长动能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在发展中不同程度上存在“供强需弱”的问题。部分企业在产能布局上较为侧重规模扩张，产能建设与项目落地进度往往快于稳定订单的获取与实际应用的普及，而市场端的采购节奏、替代意愿及支付能力未能完全同步，进而引发供需错配。在需求支撑不足的情况下，集群内部易出现同质化扩张和低价竞争。这种“低价换份额”的模式将增加要素消耗，导致新增投入难以转化为价值增量；若产能扩张脱离市场真实需求，可能积聚产业运行风险。长此以往，可能引发企业收缩与项目调整，导致资源被锁定于低效环节，供给端的规模优势若难以转化为需求端的市场动力，集群的发展活力将受到一定抑制。
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活力的关键路径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需坚持系统观念，强化精准施策，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突破，通过要素重组释放协同效应，通过生态构建与技术赋能提升产业能级，进一步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活力。
强化“四链”融合 。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在发展中仍面临创新资源分散、人才保障不足及金融支持不充分等挑战，导致“集而不链、聚而不融”，制约了增长动能的释放。破解这一瓶颈，关键在于构建“四链”深度融合的协同格局：创新链为产业链提供技术突破与迭代动力，产业链为创新成果提供应用场景与价值载体，资金链通过精准高效的资本配置实现持续赋能，人才链依托高素质群体支撑创新与产业的良性互动。“四链”深度融合不仅有助于现有产业的提质增效，更能促进其与传统产业、未来产业的跨界融合，在存量优化中培育新增长点。具体而言，传统产业为新兴产业提供规模化场景与制造基础，未来产业则通过前瞻技术反哺，拓展其技术边界与发展潜能。在“四链”协同下，集聚效应与协同效应得以深度整合，从而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注入高质量、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培育产业生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依托先进技术，是兼具竞争力、前瞻性与市场潜力的产业集聚形态。其特征在于由链主企业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共同构成产业链体系。在这一生态中，大量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耕细分领域，在关键技术、核心部件和高市场占有率方面形成独特优势，成为支撑产业链关键环节的隐形支柱。与此同时，链主企业作为生态主导者，凭借其技术主导权、资源整合能力与产业生态构建力，不仅引领集群发展方向，更致力于实现产业链整体价值最大化，超越单一企业利润逻辑。双方在长期协作中形成知识溢出、风险共担与创新共振的共生机制，显著增强集群的动态适应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体现高度专业化分工与深度价值协同的统一。[5]因此，推动构建以链主引领、隐形冠军支撑、多主体协同参与的产业生态体系，促进技术、数据、人才与资本等要素在集群内部有效循环与动态适配，能真正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从地理集聚向生态融合的转变，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大动能。
推动“双重集聚”。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内部虽已形成企业集聚，但若缺乏有效链接，则易陷入“有群无网、有链不畅”的困境。若缺乏对这些网络关系的有效管理，可能导致节点受损或链条脱节，进而削弱协同效率与产业安全。破解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发挥数智技术的赋能作用，推动地理集聚与功能集聚相统一的“双重集聚”。一方面，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既能支撑企业在物理空间高效互动，实现“形神皆聚”；也能通过云端协同、远程研发、智能调度等方式，构建跨区域但高度协同的“神聚形散”组织形态。这种多重集聚机制，不仅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响应速度，更增强产业链的韧性与可控性。因此，数智技术通过重构集群内部连接方式与协同逻辑，推动企业网络从松散关联走向智能耦合，从而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高质量跃迁提供强大动能。
坚持需求导向。脱离真实应用场景的产能快速积聚，不仅易导致资源错配，还可能集聚局部运行风险，影响集群的高质量发展。实践表明，立足市场规模与容量，有助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真正落地见效，规避“为新而新”的空转风险，并促进产业供给体系与升级型需求结构的动态适配。为此，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应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立足地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比较优势，坚持因地制宜、差异化布局的发展理念，防止“一哄而上”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尤其要强化市场机制与行政引导协同，以市场信号校准发展方向，以政策规划设定准入门槛与功能定位，有效避免同质化竞争。唯有将真实需求作为发展的逻辑起点，将地方特色作为路径依托，才能使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真正扎根于市场、服务于实体、成长于差异，从而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跃升。
【本文作者为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导；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平台型‘链主’为主导的产业链关联机制与治理研究”（批准号：24BJY02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略
责编：冯一帆／美编：石 玉